我在霍布斯那里找到政治神学与社会学的关联。好像是一个镜子的两个面一样。改革开放以来的精神现象流转，显学从人文到经济学，再到政治社会学和神学。社会学与神学好像成了没有内在联系的两条河。看来是可以找到社会学与政治神学的关联，用来诊断和医治中国改革以来的精神现象问题。
人民主权之美国道路
民族国家之人民主权在特定时期，捡起旧制度的神圣遗迹，当做皇冠戴在头上，不过是一时之计。这个就像历史河流中的堰塞湖，旧的石头木料会被现代性河水带动，在特定的地形中积累起来，形成堰塞湖，湖水越积越多，最后决堤而去，开拓出更大更宽河道。阿伦特在《论革命》中和皮埃尔.莫内在《自由主义思想文化史》中断定人民主权原则肯定要抛弃暂时利用的君主制，进入革命时期。当革命受挫时，再发现过去的君主制，就相当于改革已死，去再发现文革，陷在要么改革，要么文革的二选一选择题里。
这种再发现与“落后的后发劣势”有关，德国和中国都是后发劣势的民族国家，国基未固，国体问题危机深重，如此推进现代性，则是先天不足，一推进就生病，一生病就怀念过去没有这么多病的时刻。就像一个人富了长胖了胖得受不了，就怀念当初很穷很瘦的时候。再发现看起来像是一种怀乡病，毫无疑问，它是指出了问题，但其结果是加剧了忧虑，只能更加依赖于胡乱开药下毒造成目前病症的庸医，被害得更加依赖于害人者，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发作。害人的庸医需要一张转嫁自己责任的合理化解释，指出病人的病痛加剧，正是怀疑害人医生的结果，其解决方案是必须吃更多的毒药。
当人民主权抛弃君主制，走向革命和人民君主制，只要有比较完善的国体建设，有国体与政体的分离，有公民宗教建制，人民主权原则可以得到更好的在场。清楚例子就是美国。法律是美国的国王，这是潘恩的创造性转换结果。德国和中国的困难在于一个后发民族国家中，地缘政治的劣势和民族生存的竞争劣势由不得慢悠悠地构建国体，有着极大的紧迫性。简单地说急迫地成为美国式国家，因此奠基过程中，就必须用非同寻常的办法，这样才能赶英超美。虽然很急迫，办法却不怎么不寻常，也就是采取政教合一的国家极权政党形式。英国等先发民族国家形成依赖于国王的强力塑造。中国等后发劣势国家只能找一个替代品，葛兰西口中的集体君主，来塑造。从一个君主到无数个君主们。
都是走向美国，可是美国是个例外，成为美国的其他国家却没有那么幸运，只能按照特殊道路走。只是德（中）国特色道路到底要特色多久，到底要多特色，才能抵达美国式，真是只能摸石头过河。撇开对反对力量的镇压，单纯从道路争议而言，就是当下到了可以立即与美国政制接轨的时候没了，特殊道路者用武力和镇压告诉你，永远在路上，所以就不是个辩论与说理问题，而是敌我矛盾，而是内战问题。
托克维尔作为出生于法国贵族而拥抱民主平等的政治思想家，其对英国的推崇到对美国的推崇，已经完成了在政治科学上是否要君主制和贵族的辩论。美国立宪过程中的司法贵族制辩论，和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对律师作为民主社会贵族的答案，已经经历过各种挑战然后做出回答。在这个高度上，没有正视，而是不时地提出“人民主权的贵族”和文化领导权，纯属小学生1+1等于2用来挑战爱因斯坦相对论1+1<2或>2。如果从知识竞赛来说，是不是首先找托克维尔辩论，而不是回到旧纸堆里，才是智识活动。当然可以这么讲，美国和托克维尔过于先进，我们还落后着特殊着，所以要讲“王制”，贵族制和文化领导权问题。
所以这种再发现必然导致一个不断重复发生的分裂，一开始都明白是要走美国道路的，但抄小路走着走着走了邪路，邪路之所以是邪路，首先是美国图景上的修改和涂鸦，就像孙中山脑袋一拍搞出不伦不类的“五权宪法”。现在和将来同样会有到底走不走美国道路的争论，这种争论与民主和反民主的争论纠缠在一起。在历史的节点上，例如民国初年之后，例如中国民主化转型之后，都会如此：美国道路与特色道路（包括学习日本，德国）之争。
生存空间
卡尔.施密特《大地的法》，我得找到适合我的钥匙，才能有读出来的想法。例如纳粹德国时期的“生存空间”一词。
在现代性早期，自由至上主义时期，生存空间与司法宪政主义存在关系。与司法宪政主义配套的生存空间是，以财产为中心的自由和权利体系，以财产权保障自由和权利，财产保障自由，自由保障权利。美国的司法审查和司法权，就是在这个体系上形成的，以保障财产权为中心的公民社会的。美国延续了现代性早期乃至中世纪的框架。
“大地的法”，例如施密特描述的罗马希腊的建城经验，也是围绕着生存空间，为了有生存空间而建城，而有法律，以法律来保障生存空间。城邦时期如此，民族国家时期也如此。国际法上有着国家的自卫作为使用武器和战争的正当依据。还有死刑或者犯罪也当做对国家共同体的攻击，因此国家作为自卫对此惩罚，以此作为刑罚的依据。这是生存空间的。此时共同体被拟人化为生命体，有生，有成长，有死亡。以财产为中心的资产阶级法权体系，财产保障的也是人身安全的四围，城墙。因此综合起来，生存空间是以身体为中心的，往上又可以链接身体为中心的政治神学，往下又可以链接社会学或者政治社会学。
德国的汉斯.约阿斯和沃尔夫冈.克内布尔合著的《战争与社会思想-霍布斯以降》中说社会理论是以霍布斯的《利维坦》为开端的。在该说法的注释中，还说古典社会学家，从滕尼斯到帕森斯，一遍又一遍地研究霍布斯。然而霍布斯的《利维坦》也是新教政治神学的里程碑。在霍布斯和《利维坦》这个连接点上，社会学与政治神学连接起来。号称“二十世纪的霍布斯”的施密特，其成名作《政治的神学》更近于是政治社会学，虽然看起来是政治神学。而他自己在《政治神学续篇》中一条注释中提及二者的联系。在刘小枫《国王的两个身体》中译版序言中，也以较长篇幅论述了施密特政治神学反对韦伯的政治社会学。我以前在评论高全喜在北京天则所关于政治经济学讲座的文章中，描述了八十年代以来显学的变迁，从八十年代的文学到九十年代的经济学，然后再到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和政治神学。似乎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和政治神学的冲突或者勾连，就像施密特的政治神学反对韦伯的政治社会学一样，成为当下法西斯化历史阶段的脉动线索。在批评《读书》杂志争论的一篇文章中，我说汪晖没有政治神学，只有以大空间的想象例如东亚共同体来超越其政治社会学或者社会学底色。
美国民国共同体
生存空间一词，具有描述总体性状况的能力。这词在德国法西斯时代比较常用流行。有次康国雄说，你们的方案要突出紧迫性，例如环保问题和道德问题对未来的剥夺，对子孙的剥夺。生存空间不仅是个体的紧迫性问题，还是民族的。而且在生存空间这个问题上，个体的与民族的，是一致的，直通的，民族的生存空间问题可以当做个体的放大，个体的可以当做民族的缩小。个体的与民族的直通的话，就同时具有个体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战斗力。纳粹理论家Johan-hes Schmidt-woddor在他的一章《德国争取空间和一种新的扎根状态的斗争》中说，Volk民族-个人内在地要求统一。
地缘政治的，也为个体所感受。地方独立，城市空间，都可以用生存空间描述。它直接诉诸于霍布斯式的恐惧和自我保存，具有自然法的气息，同时具有政治神话的意味，甚至可以与政治神学勾连。香港新世代的独立诉求应该也会生存空间的消失有关，所以追求独立。环保问题和道德问题，乃至男女比例失调性资源分配都可以纳入生存空间来描述。对于新世代，例如九零后零零后，生存空间的消失是紧迫的。移民海外的，也可以用在大陆生存空间的消失来描述。
国内殖民和高层掠夺大规模移民，这一事实，就足以作为异族的标志，为个体生存空间问题所感受。敌我之分显现。美国式的个体与国家利益同损同益，也得以支撑。
我给美国民国共同体找到一个生存空间-政治神学依据。美国为古老的民国（中国）的未来生存空间性，而中国为年轻短暂的美国提供了过去古老的生存空间想象。中华民国曾为美国最大的人口移居地。从美国政治神学已有的研究来说，很难找到依据。
依托于中国资产阶级的美国梦和未来几十年内大规模对外移民，以及必然引起的挫折。遭遇挫折，一定回乡或者思乡，那么一定寻找回国家认同，对大陆的挫败和伤害的回忆犹在，所以国家认同只能归于民国，由现在的中国人，到假装美国人，再到民国人。
城邦的组成人员是从乡土流亡出来的流民，其生存根基在于流亡，流亡的另外一面是对故土的抵抗，所以即使成为市民，其根基上，还在于流亡于家园。城邦和市民身份，不外乎故土家园的替代品，即使好于家园故土。生存空间的更替而已。城邦有着故土家园的影子和美好目标的承载，移情投射。民族国家亦然，是一个放大的城邦。如此城邦和民族国家是故土家园进行批判的政治，为了批判和摆脱父权的政治，体现为摆脱父权的不断革命。与故土家园之间，就像弑父情劫中的父子，杀死父权成为新父权，虽然有新或者干脆旧的，但还是父权。就像毛泽东反抗他父亲的一生，最后还是在他父亲的窠臼里。父子之间，以抵抗的方式重建了更新了父权。城邦和民族国家，是另外一种方式故土家园，只有流民，其生存形式与之吻合。
在美国做中国人，就是美国为民国（中国）提供的生存空间的“自然权利”，不是法权。移民于其他国家的中国人，似乎都没有那么大程度地彰显自己的中国维度，至少不是如美国式“被纵容”这种程度。一个历史和现实中有个“美国民国共同体”，另外一个美国的自由大熔炉机制，允许文化意义上的非美国性和最大程度上的异质性，最大的张力为之留出最大空间。在美国做中国人，好像理所当然，就像在兄弟家里还当自家里，这是一种“自然权利”。
登云庄主蔡凌说，我们福建福州、亭江、长乐、去纽约就象去自己另外的家一样哪怕是偷渡，你的论述就是正解，我的家族生于福建上一、二代多定居于北京在民国时期和中共建政后和林长民林微因、冰心、一样的移居路线，中国改开后的我这一代百分九十即移居美国，但是感觉只是到另外一个家一样。
蔡凌还说，美国民国共同体将成为今后五十年中国自由、繁荣、富裕的方向、正路。其实一百年前做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就是以美国为模板开启中国人的美国梦和东亚梦的。
卡尔.施密特在《大地的法》其中《西半球》一文中这样评价“门户开放”政策，他说，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现在美洲大陆与新出现的东亚空间的关系，就像一百年前老欧洲由于美洲在世界史上的崛起而被挤出东半球一样。在思想地理学的意义上讲，这样一种显著变化会成为极其轰动性的主题。在其影响下，1930年以凯泽林克的《美洲：新世界的入口》宣告了一个新世界的崛起，从此美洲与中国联系在一起。
欧洲是美国的“父国”，美国与欧洲的关系，在其中也在其外。在欧洲之外，也在欧洲之中，或者说，属于欧洲文明，但不在欧洲。美国作为衰落的欧洲文明的崛起特区，断奶，反过来因为与中国的联系，可以甩掉欧洲的沉重包袱，自己成为新的领导者，不仅是欧洲的领导者，还是世界的领导者。这个临界点，不仅仅在于美国自身的，大约先于世界五百年的政体实验的成功（汉密尔顿的大概意思），而且也和古老中国的联盟有关，似乎以美国民国共同体，美国借助于比欧洲文明更古老的中国文明，成为世界的领导者，借力打力，摆脱欧洲幽灵的纠缠。这个就像日本的“脱亚入欧”，借助于欧洲文明的高端先进，摆脱华夏文明幽灵的纠缠，要让日本凌驾于中国之上，成为亚洲或东亚的领导者一样。
顾维钧与罗斯福有过一次交谈。据顾维钧回忆，罗斯福如此表述了他支持中国成为四强的理由：
“他说，他希望在世界各地都看到和平。由于有了中国这个地处亚洲的强大盟国，美国就可以将全部注意力放到欧洲。他说，‘顾，到目前为止，所有大规模的战争都起源于欧洲。这些战争使世界的其他地方不得安宁，并使人民生命和国家财产遭到了骇人听闻的损失。’就人口而言，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就领土而言，中国是亚洲最大的国家;综观中国历史，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的人民。因此他决心使中国成为负责维持世界和平的四大国之一。”
从欧洲启蒙时期来看，中华文明是欧洲文明的父辈，借助于父辈的权威和工业革命，欧洲文明成为当家人。美国于欧洲，就像弑父情劫的儿子，取而代之，需要越过父亲，寻回爷爷。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5/17/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