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群主,各位转播员,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9月1号,我选这个时间是因为这一天是大陆大中小学学生开学的那一天,本人曾经教过书,每到这一天就有话要讲。且把微信当成一个大讲堂,现在我们开始。

多年前有个刊物要我推荐几本对我有深刻影响的现代西方史学著作,我毫不犹豫地推荐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历史学家威廉·夏伊勒两部著作,一部是《第三帝国的兴亡》、一部是《第三共和的崩溃》。第一次读《第三帝国的兴亡》的时候,我的震撼难以言表,我强烈的感受到这本书所披露的历史正在中国发生。那是1970年,正是文革。26年以后的1996年《第三帝国的兴亡》中文版再版,我又通读了一遍,当年的震撼依然存在,更加强烈。不只我在重读《《第三帝国的兴亡》,我的同龄人如薄熙来们也在重温那部历史书。

夏伊勒在《第三共和的崩溃》前言中引用法国诗人兼外交家保罗·克罗岱尔的名言:仅仅“知道”过去是不够的,还必须“了解”过去。作为21世纪的中国人,我想说,仅仅知道和了解自己的过去是不够的,还必须了解和理解那些在地理上跟我们相距万里,在精神上跟我们息息相通的国家。比如俄国、法国、美国和德国。

第三帝国即纳粹德国,全称叫大德意志帝国,自称第一罗马和第二罗马的继承。第一罗马有将近一千历史,公元962年到1806年,称神圣罗马帝国。第二帝国从1871年威廉一世和俾斯麦首相统一德国开始,到一战失败到兴登堡元帅于1918年出任魏玛共和国总统共47年。接下来是第三帝国,虽然短暂——只有十二年,但对现代世界的影响,远远超过其他帝国。每年9月,在纽伦堡广场常有小贩兜售明信片,上面印有四人头像,依次是菲特勒大帝、俾斯麦首相、兴登堡元帅,还有士兵希特勒,有一行德文说明文字,(德国)由皇帝创立,首相完成,元帅保卫,士兵拯救和统一。

俄国的帝国历史跟德国差不多长,从公元988年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与拜占庭帝国联姻,接受基督教,一种新的世界意识和宇宙观就开始笼罩俄国。伊凡三世兼并罗夫哥罗德共和国,历代沙皇攫取乌克兰,吞并塔里木,进军高加索,瓜分波兰,都是高举十字架和圣像。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攻陷后,莫斯科开始把自己看成新的上帝之城、看成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继承者,新的基督教帝国。1473年伊凡使用“沙皇”名称,以罗马皇帝、拜占庭皇帝和蒙古皇帝的继承人自居,向东西方扩张,双头鹰从此成为俄国国徽。1919年列宁在莫斯科组建第三国际,就是作为1864年由马克思恩格斯在伦敦创立的第一国际、1889年恩格斯在巴黎创立的第二国际的继承人。德国和俄国都缺少欧洲的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启蒙运动所产生的社会结构和历史土壤,却都具有上千年的帝国传统,——中国则拥有2000多年的帝国传统。

第三帝国和第三罗马、第三国际绝不仅仅是数目字的巧合,而是德意志帝国和沙俄帝国在20世纪演变中发生的一种历史性变形。纳粹德国和共产俄国是传统帝国退出历史舞台后出现的新型帝国,尽管其民族、历史、宗教、文化大不一样,却拥有惊人相近的社会结构,大致有如下特征。

第一,都实行帝国统治,苏联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德国执政党叫民族(或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都自称实行社会主义;第二,都实行一党专政;第三,都实行元首原则;第,都实行警察统治;第五,都设立宣传鼓动部,实行钳制思想;第六,都推行大规模政治清洗和种族迫害;第七,都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崇尚武力,扩军备战;第八,都建立庞大、永久性的集中营制度;第九,都建立起以暴力、谎言和恐怖为特征的现代集权主义制度。

除了九条硬性帝国原则之外,还有几条软性的帝国目标。第一,都拒绝和反对民主自由宪政、司法独立、新闻自由;第二,都蔑视人类文明耐以生存的普遍伦理价值;第三,都声称自己代表世界历史的最后最高阶段;第四,都奉行国际政治劣币驱逐良币的丛林法则;第五,都鼓吹无限疆域论,公开宣告其最后目标是统治人类和世界。传统大国的传统目标——土地、资源、人民、财富仍然是它们的目标,但这两个帝国最相同最本质的特征却是在19世纪出现、在20世纪的意识形态帝国。本次讲座主要把纳粹德国的兴起和苏俄帝国的衰亡,作简单分析和比较。

第三帝国令人眼花缭乱的浩大阅兵,几乎难以阻挡的战争机器,以及他们在菩提树大街火光冲天的焚书、比秦始皇规模更大的现代焚书,以及集中营毒气室焚尸炉后面,都有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思想渊源和理论体系。19世纪以后,几乎所有德国思想家都为第三帝国的诞生和崛起作出过贡献。德国当代历史主义发言人梅利克在二战后曾痛苦审查第三帝国思想资源,他为由马丁·路德、康德、歌德、席勒、赫尔德林、里尔克、巴哈、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等天才所缔造的基督教世界精神和德国古典思想文化辩护,认为应该对第三帝国负责任的是整个西方的历史文化危机,尤其是对法国大革命的失望和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带来的乐观主义的幻灭。同时,他承认德国历史文化、尤其国家权力机构中的“恶魔”成分毒害了德国。我们来举几个德国近代精神代表人物跟纳粹帝国的思想联系。

德国启蒙主义集大成者康德虽然认为“战争是最大的祸害”,但也认为战争是某种“自然意图”,有时甚至是文明发展阶段不可或缺的方式。只有在人类达到某种完善文明后,世界才会享受永久和平(天知道那种完善文明与永久和平何时实现)。1807年,普鲁士被拿破仑击败,普法战争以法国胜利告终,费希特在柏林大学发表了一此重要演讲:《告日耳曼民族书》。这次演讲深深的激动和启发了四分五裂的德国,其回声一直传到第三帝国时代。费希特是德国首席哲学家,他认为拉丁民族,尤其是法国人、犹太人都是腐朽的民族,斯拉夫人及其他民族则是劣等民族,只有日耳曼人才是世界中心的希望。因为他们的语言最纯洁,他们的思维与众不同,只有德国才能开辟一个新纪元,这个新纪元实现的将是宇宙法则,一批不受一般道德约束的精英将在德国涌现,完成德国的使命。继承费希特讲座和思想的是黑格尔,黑格尔对后世的影响远远超过费希特,他的历史哲学和辩证法曾经启发了马克思、列宁,还有毛泽东,对20世纪的共产主义思想,黑格尔作出了特殊贡献。黑格尔把国家奉为人类生活中至高无上的主宰的思想,为俾斯麦的第二帝国和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提供了理论基础。黑格尔指出,国家是世界精神的最高表现,是道德的宇宙,国家就是一切,国家对个人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而个人至高无上的责任则是做国家一份子。黑格尔特别颂扬战争是最伟大的纯洁性,它将被改变在长期和平环境里被腐化的各国人民的伦理堕落,——正如只有风暴雨才能洗涤海洋上空因长期平静沉闷天气所淤积的污秽一样。黑格尔是大学教授,一个知识分子、一届书生,但是他称颂英雄的诞生,认为英雄在世界历史上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不相干的道德要求绝不能与英雄们的开创性的世界性的历史性的丰功伟业发生冲突,绝不能以喃喃祈祷的个人品德诸如谦虚、仁爱、宽容、悲悯来谴责战争和英雄,国家介入战争和英雄实现使命都无需为那些被践踏的无辜的花草过意不去。黑格尔还预言,德国的时辰将会升起,它的使命将是震惊世界并改造人类。

不难理解,像马克思一样,希特勒从黑格尔那里得到了多少的灵感启发。我要稍微另补充一下,黑格尔关于国家、战争和英雄的颂扬,不仅是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灵感提供者,也可能是后来、包括习近平在内的大国统治者的灵感提供者。黑格尔的继承者是历史学家特莱希克,他在柏林大学历史系的讲座坐无虚席,听众不仅有大学生、年轻教授,还有德国参谋总部的军官和荣客官僚。特莱希克对国家的颂扬比黑格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宣称,人民对于国家就是奴隶、工具,服从是德国人民的最高美德,德国无需它的人民有思想。特莱希克是第三帝国战争思想的直接先驱,其影响超过了马基雅维利克劳赛维茨。特莱希克强调,军事荣誉是一切政治价值的基础,在德国灿烂的荣誉宝库中,普鲁士的军事徽章闪烁着最夺目的光辉,其价值之高,不亚于德国诗人、音乐家和哲学家的杰作。他直截了当地告诫德国人民,国家就意味着战争,消灭战争不仅是一种荒谬可笑的愿望而且极不道德,将造成人类灵魂崇高力量的萎缩。一个国家如果执迷于永久和平的幻想,就必然不可救药的衰败而且灭亡。战争是文明真正的催生婆,是国家权力天然和最高的表现。世界政府和国际仲裁法庭的思想不仅不符合历史法则,而且有违道德,国家有自行其是的权利。特莱希克的国家和战争崇拜,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是19世纪末德国国家意志的个人化宣言。

希特勒最欣赏最崇拜的是19世纪末德国两个癫狂而偏执的天才:尼采和瓦格纳。无意作第三帝国和纳粹世界观的创始者,尼采惊世骇俗的格言警句为希特勒带来了特殊的灵感、启示。尼采是民主自由和议会制的反对者,他公开赞美战争赞美权利意志,他不断攻击基督教,他以洪亮的声音宣告:国家是有组织的的不道德,尼采蔑视基督教道德,国家是战争、征服的工具,体现着最高的道德,社会和个人只能充当德国意志和国家上层建筑的“脚手架”,在追求生活、工作、幸福、权利上,人类同最低贱的蛆虫没有区别。他呼吁并劝告德国青年,不要去工作,要去作战,不要和平,要战争要胜利,战争是美好的、神圣的和多彩的,战争创造人们的道德和精神,只有在战争中国家才能接近他们的目标和理想,只有战争才使一切事业变得神圣,战争与勇气所缔造的丰功伟绩大大超过了慈悲。尼采还预言,希特勒这样的“超人”将以“地球主人”的身份出现,德国的超人将确立新的世界原则和价值标准。尼采绞尽脑汁诅咒世界,把一种敌视基督教文明、渴望强权和超人意志的“哲学”带给了第三帝国。当尼采在1900年撒手尘寰时,他无论如何想不到,他哪些看似癫狂荒诞的格言会在20年后“一语成谶”。

希特勒上台后,由他亲手发行的德国首席哲学家罗森堡主编的纳粹机关报《民族社会主义月刊》的创刊号就明确声明,德国民族社会主义政治运动和尼采哲学的共同点,就在于二者的相同“世界观”,尼采在自由主义时代所提倡的英雄道德观正是纳粹党徒所亟需的信条。请大家注意,“世界观”这个词最先出现在希特勒的口中,是他最喜欢的概念。

希特勒对尼采非常崇拜,1933年前后希特勒曾经多次参观尼采故居,拨资建立魏玛尼采档案馆。他在这位哲学家大理石半身像前久久注目,他得到了尼采妹妹赠送的尼采使用过的手杖,希特勒高兴地像小孩一样手舞足蹈,陪同希特勒参观的是全部纳粹党领导人,包括戈林、戈培尔、希姆莱等人。

1934年在尼采档案馆举行了法西斯主义法学哲学家会议,大批纳粹学者出席,包括现在中国红极一时的卡尔·施米特。1943年墨索里尼60寿辰,希特勒赠送他一套装潢精美的尼采全集共24卷,并题词留念。1934年6月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威尼斯会见,尼采档案馆拍去一份电报,上面写着:尼采的幽灵在欧洲两位最伟大的国务活动家对话上空徘徊,——有点呼应《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游荡”的味道

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不久便任命罗森堡为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精神与世界观”培训部元首代表。在罗森堡亲自主持下,纳粹党思想家加强了尼采思想研究,努力证明,尼采是纳粹主义的先驱和预言家,“千秋帝国”——第三帝国——标志着尼采意愿实现的开端。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模仿尼采的笔法写道,一切生命都在进行一场永恒的斗争,宇宙不过是适者生存强者统治的丛林,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世界,只有天生的懦夫和白痴才认为这是残酷的。凡想生存者必须奋斗,不想奋斗者就不配生存在这个永恒的斗争的世界,即使残酷,却是客观现实。

我要简单说一下,中国社会多年来所津津乐道的“奋斗”、“崛起”、“使命”、“世界观”,都是希特勒格外欣赏,甚至就是他发明的,——当然来自德国思想家。

《第三帝国的兴亡》作者夏伊勒曾经评价,德国最有独创性、最深刻、最敏锐的思想家的这些怪诞、夸张而狂妄的话语,在希特勒混乱的头脑中,一定引发了强烈的共鸣,就连瓦格纳的歌剧代表作《尼伯龙根指环》(前段时间在美国华盛顿演出,连续演了几十个小时),日耳曼人的远古传说、英雄神话、战争、神灵、勇士、恶魔和巨龙,那些原始部落的野蛮礼法和流血格斗,阴郁的宿命观念,讴歌爱情的泯灭、生命的死亡、高贵和永恒的黑暗,这一切似乎都成为第三帝国的像征。

瓦格拉为第三帝国贡献了让德国人民深陷并陶醉其中的德国尚武精神,希特勒曾在普鲁士腊斯滕堡堡,他的“狼穴”和“党内老同志们”以及纳粹将领们聚会,他都要感叹,瓦格纳每一部作品都带给他莫大的愉快。他第一次踏进瓦格纳故居时,激动得浑身颤抖,他与瓦格纳的家人互相直呼其名,一想到他将来要重返那片圣地,希特勒就激神往不已。

还有两个外国人,法国外交官兼文人葛戈平瑙和英国怪杰张伯伦,也是第三帝国的预言家和精神先驱。他们相信希特勒这个奥地利下士、流浪汉是上帝派来领导德国走出荒野的人,他将完成德国的特殊使命,科学和天才地改造世界。德国在科学、工业、艺术、商业、财政、文化一切方面都优于任何民族,这种内在的优越感将使德国征服世界。这一使命是由亚历山大、凯撒、拿破仑这样的帝国英雄来领导,就是尼采所预言的强者、主人和超人。他们在经历杀人、放火、战争……强奸后,依然愉悦而满足,他们已经超越于道德和法律之上。当这些思想上理论经过德国那些学识最渊博最有影响的人物堂而皇之的发表出来后,一旦时机来临,条件具备,希特勒那些党徒们,就能在第三帝国国家意志和权力基础上毫不犹豫、问心无愧、旗帜鲜明、堂而皇之的把德国、欧洲和全世界,拖进浩劫。

第三帝国是20世纪意识形态和思想理论参与战争和屠杀的典型案例,其中的教训和启示还远远没有总结。从费希特、特莱希克、黑格尔到尼采、瓦格纳,他们只是无意识地为第三帝国的诞生作了思想和精神的加冕礼,而海德格尔——德国和西方20世纪最有影响、以解构形而上学、从哲学上颠覆文明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则是第三帝国纳粹党的忠实党员。他在纳粹执政初期就加入其中,坚持缴纳党费,参加纳粹法律委员会,组织德国高等政治讲坛,直到1953年德国战败8年后,海德格尔任然肯定纳粹革命的伟大精神及内在真理,坚持反对任何形式的自由和民主,对国家社会主义忠贞不渝。海德格尔,随便说一下,在中国有大量粉丝。考虑到德国思想家与纳粹德国的精神联系,人们难道不应该思索一下其中的特殊历史关联并进行一番总结。最近在中国走红的卡尔·施米特,希特勒上台即加入纳粹党并以其“纳粹桂冠法学家”身份为第三帝国贡献了现代帝国的法哲学理论,“法哲学”是法的最高理论思维,德国是个高度理性的民族,其一切国家行为,包括第三帝国包括战争行为都跟法哲学有深厚关系。卡尔·施米特严厉指控德国近代唯一共和国——魏玛共和国。他主张,国家主权、紧急状态、纯粹暴力以及分清敌友,是政治的核心概念。中国人也早已领教过所有这些概念。施米特将近活了一个世纪,这个德国王八蛋1888年出生到1985年终身不变维护第三帝国。他是人生机会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的典型,他跟海德格尔一样,恶劣、卑污的人格和荒诞混乱的哲学着述给后世学人树立起一个精神怪物的榜样,——世界要是没有这些怪诞和疯狂的思想家,将要澄明、自然和正常得多。希特勒动用希姆莱党卫队和盖世太保先锋队时,施米特欢呼说,这是德国行政法的最高表现。

历史学家斯宾格勒也是第三帝国思想资源的提供者,他的主要的著作《西方的没落》早就翻译成中文了。斯宾格勒是个文明宿命论者,他认为德国是欧洲唯一保持了浮士德精神的现代国家。他认为,不是马克思而是菲特勒、俾斯麦、威廉二世等德国君主建立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在这点上他眼光独具的:只有把民族或国家跟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才是社会主义的精髓和生命所在。我重复一遍,只有把民族和国家跟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才是社会主义的精髓和生命所在。希特勒主义、纳粹主义、第三帝国就是这种结合的典型。哈耶克在1944年战争结束之前就指出,通向奴役之路有两种路径,一个是德国的路径,一个是苏联的路径。哈耶克强调,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学说是一个长期思想演变的顶点,德国国家社会主义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社会主义变种,而是以反对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为其根本性质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正统。

德国还有几位权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诺贝尔图、拉沙特、桑巴特、蒲伦杰、霍曼等,都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创设者,都宣称,在思想领域德国是一切社会主义梦想中最令人信服的代表,在现实领域中是具有高度组织的经济制度的最有力的建筑师,20世纪将是德国的世纪,人类生活目标将由德国社会主义思想来确立。

哈耶克将近70年前他就告诫欧洲反纳粹和左翼人士:还很少有人愿意承认,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兴起并不是对社会主义侵蚀的一种反动,而是那些趋势的必然结果。甚至当共产主义俄国和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内部制度的许多令人憎恶的许多特点的相似性已大白于天下时,大多数人还认为与共产主义与纳粹主义有天壤之别,同时为一旦实行就会直接导致可憎后果的暴政服务。哈耶克指的是当时英国大批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他的告诫完全适合现在的中国。

现在应该为第三帝国写一篇墓志铭:德国几乎不由自主地走上扩张、征服的帝国战争之路,有三种力量引导:德国沉溺于它悠久的帝国传统,受它最富原创性的哲学家的国家至上和民族优越思想影响,被一个邪恶的天才魅惑。德国哲学、精神、思想对纳粹德国的兴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人类思想史上独特而深刻的教训。

第三帝国从不讳言自己是一个帝国,他的名字,刚才我说了,就叫大德意志帝国,它蔑视任何宪政共和国。但是苏俄却以共和国自居,并且是联邦性质的共和国,其正式国名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然而,苏俄是一个共和国吗?苏俄在亚洲的翻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共和国吗?1968年苏俄出兵镇压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中共《人民日报》称其为社会帝国主义,其实苏俄从诞生之初就是一个大帝国形态。从1917年11月7号到1991年12月25号74个年头间,苏俄先后颁布了6部宪法。如果把苏俄宪法和纳粹德国宪法作一番比较,会很有启发。

1918年在苏俄创立的世界上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称“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宪法”,规定土地、森林、河流、矿藏、银行等全部国有化,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实行无产阶级和贫农的联合专政,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为最高国家权力机构,而在这一切之上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即俄国共产党的绝对统治。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后曾经出现过短暂的共和国形态——俄罗斯共和国以及国家杜马,皆被共产党予以暴力消灭。英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康奎斯特称苏联宪法是“一部装模作样的宪法,只有一位候选人的选举,有99%的人投票给他;和一个从来没有人举手投反对票或弃权票的议会”。1918年宪法被称为列宁宪法。1924年苏俄通过“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世界上第一个没有民族和地理标识的国家出现了。1936年加速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完成,苏联宣称已建成社会主义制度,进入社会主义时代,颁布第三部宪法,被称为“斯大林宪法”。中国和其他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宪法的母本就是1936年的这部“斯大林宪法”,宗旨、原理、内容、结构、概念、词句、叙述风格,完全出自“斯大林宪法”。所以,除了农民造反、帝制王朝——都需经过马列主义重新解释——等专制传统外,中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斯大林政权”,中国1949年后的国体、政体以及所有基本制度都按照苏俄宪法设立。苏俄1977年颁布的第四部宪法“勃涅日列夫宪法”,其中第6条规定,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国家和社会为的核心组织。1977年,苏联出现了持不同政见运动,苏联人民要求自由、摆脱斯大林式统治,所以特别加进第6条,强调苏联共产党的统治权。中国宪法当然早就有这一条,毛泽东早就说过:领导我们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1988年苏联宪法提出了修正案,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取代最高苏维埃,成立宪法监督委员会,实行差额选举,被称为“戈尔巴乔夫宪法”。戈尔巴乔夫这位还活着的俄国人实在伟大,朋友们可以深入研究戈尔巴乔夫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在人类史上的特殊地位和影响。

1990年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修正案”,主要是三条:第一,取消关于苏联共产党领导地位的规定,即宪法第6条,宣布给予一切政党积极的参与制定国家政治和管理国家事务及社会事务的平等机会;第二,把作为苏联社会经济基础的公有制改为公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国家平等地保护这些所有制实行;第三,设立总统制,把集体元首改为个人元首制。1991年8.19事件后,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独立,同年底苏联解体,全部苏联宪法成为历史。

苏联宪法那些堂皇华丽的概念,其实只是沙俄帝国和第三罗马借第三国际转换的现代形式。别尔嘉耶夫曾指出,布尔什维克是俄罗斯帝国的现代现象,苏维埃共产主义的精神结构与莫斯科政教帝国极为相似,是俄罗斯命运和使命的20世纪最令人吃惊的倒退。彼得大帝取法西方,获得了一种特殊的继承:源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为苏联帝国提供了灵感和新的合法性。别尔嘉耶夫这个判断值得深入讨论,以后再讲。

如果把德国和俄国的命运比较一下,会发现一个特殊的视角。德国知识界从19世纪到20世纪都在为第三帝国的诞生和崛起准备思想和精神养料,即梅尼克所称的德国历史上的“恶魔成分”——包括群众性马基雅维利主义、尚武传统、权力崇拜——在近代以学术、思想、哲学甚至神学面貌,从隐匿之地公开显现的恶果。在俄国情形刚好相反,部分贵族和知识界精英一直拒绝帝国合法性。十二月党人是沙俄帝国第一代抗议者。他们都出自彼得大帝亲手建立、1700即正式命名为“帝国禁卫军”的贵族军官团——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军团。他们的先辈是俄国统治集团的中坚和精华,十二月党人领袖们几乎全都跟随亚历山大一世远征法国。作为胜利者,他们发现了一个新世界。他们登上蒙马特尔高地,眺望被征服的巴黎的壮丽日落;在巴黎圣母院、凡尔赛宫流连忘返;到卢梭墓前凭吊这位启蒙运动宗师;参加各种文艺沙龙,接触法国自由主义基督教两个重要神父西哀士和格列高里,拜访自由派和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圣西门、贡斯当、斯达尔夫人;俄罗斯军官与法国共济会重要成员结下了深厚的个人联系。当他们1814年3月31日代表反法联军在巴黎凯旋门举行阅兵式、6月15日从圣彼得堡凯旋门凯旋而归时,心中却带着一套全面、根本地变革俄国的思路。法国被征服了,但是被征服的法国高扬的是自由平等博爱,体现的是人道文明高尚,代表世界的未来。而战胜法国的俄国还实行农奴制、沙皇专制和野蛮的鞭刑,官僚、宪兵和警察们还野蛮地奴役着俄国。当十二月党人从巴黎回来的时候,他们是凯旋而归的胜利勇士,是俄国荣誉的象征,同时是推翻俄罗斯黑暗专制的先驱.正是对法国的征服,拉开了11年之后(1825年)俄国禁卫军官兵在俄国首都广场公开武装起义的序幕。从1816年成立“俄罗斯忠诚子弟协会”及南、北“救济同盟”开始,贵族军官们拟订了《俄罗斯法典》、《俄罗斯共和国宪法》,并赋予它们一个冗长而诗意盎然的别名:《伟大的俄罗斯人民不可侵犯的国家证书,改善俄国政体的权威约法,人民对最高权力机关信守不渝的委托书》。这部宪法是以法兰西第一共和国1793年宪法和土地纲领以及美利坚合众国1789年宪法为蓝本,宣布“人人都是上帝所创,人人生而平等,都有权追求幸福,必须废除一切等级和特权,使所有俄罗斯人都成为‘高贵的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拥有自由选举权、择业权、迁徙权、言论和出版自由以及宗教信仰自由。”它强调,“人身自由是每个公民首要的权利,是每届政府最神圣的职责,国家大厦的整个建筑以此为基础。”它许诺,俄国国家政体将采取共和制,国家最高立法机关为一院制人民议会,国家最高行政权力为最高杜马,其成员由人民议会选出,并向人民议会负责。中央监察机关为最高会议,其职责是监督宪法和其他立法执行情况。它特别申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吏由选举产生,任何国家立法和行政机构应服务于人民,人民有权推翻不称职的政府和领导人,因为“俄国不属于某一个人、某一家族或某一团体。相反,国家和政府属于人民”。没有一个欧洲国家的贵族达到过年轻的俄国十二月党人表现出的普罗米修斯式的献身精神和国家意识,从12月党人到民意党人,从普希金到托尔斯泰,从列宾、苏里科夫到柴可夫斯基、格林卡,一直到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两百年来,俄国的天才、先知、大师和巨匠一直拒绝礼赞帝国。如果把知识人艺术家思想者统称“诗人”,俄国诗人在精神上跟沙俄帝国的离异一直没有中断。1837年,普希金去世第二年,恰达耶夫发表《哲学书简》,公开宣称:爱祖国是美好的感情,更美好的感情是对真理的爱。对祖国的爱会造就英雄,对真理的爱会造就智者和人类的恩人。对祖国的爱会分裂各民族,引起民族仇恨,会马上给大地披上丧服;对真理的爱会传播知识的光芒,创造出精神的享受,并使人们接近上帝。这位禁卫军军官断言:通向天国的道路所经过的不是祖国,而是真理。别林斯基在一篇叫《鲍罗廷诺纪念日》文章中,遵循俄国历史命运的特殊性和必然性,鼓吹沙皇一词充分表达并彻底穷尽了俄罗斯的命运意识,同沙皇相比,祖国、民族和人民都是一个从属的概念。中国人和容易理解这个概念,领袖、党、政府,才是人民、民族,最高最全面的是毛泽东(现在是习进平)。虽然别林斯基很快就把这篇文章撤回,对自己写下这篇“把贫乏的历史瞬间当成绝对真理”而深感失悔,但还是导致赫尔岑和他的断交。赫尔岑的逻辑是,在俄国,任何赞扬帝国的言辞都是犯罪。后来别林斯基完全觉悟,当1855年果戈里在法国写文章向尼古拉一世献媚,别林斯基发表了一封致果戈里的信,在俄国思想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封信。别林斯基谴责果戈里散发出来的不是基督教的真理,而是对死亡对魔鬼的奉承。他在这封信中还指出,称颂还是拒斥帝国,这不是有关个人名誉和人格的问题,这是关于真理和俄国命运的大问题。他说,普希金曾经写了两、三首忠君之诗,穿上了宫廷侍从的制服,就立即失去了人民的爱戴。托尔斯泰,人类最伟大的作家,也是俄罗斯帝国严厉的批判者。1881年,亚历山大二世被刺之后,一直到1901年,托尔斯泰曾数度致信、公开抨击帝国,称“历代沙皇都是怪物和疯子”,指控帝国对俄罗斯人民实行暴政,声言“独裁是一种过时的政府形式,一亿俄国人最大的希望就是自由”。帝俄时代,拉吉舍夫、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几乎所有俄国19世纪的精英,都是沙俄帝国精神上的对立面和现实上的抗议者。

苏联时期,俄国知识界、甚至普通人都继承了19世纪俄国精英和良知拒绝和抗议帝国的伟大传统。苏联帝国几乎一开始就受到俄国知识界的质疑和抗议,1922年,列宁直接下令驱逐俄国知识界人士后,几乎全部俄国精英被镇压后,与帝国对峙的使命由一批普通的俄国人承担起来。他们都是小人物,但在历史上来看都成为大人物。阿马尼利克,他是建筑工人、化验员、报纸校对,也当过教师——跟我一样——后来成了囚徒,流放西伯利亚。1970年,他发表了一篇小册子,叫《苏联能生存到1984年吗?》,宣称,作为历史学家,我将因为成为这个帝国末日见证人而名留青史。他惋惜沙皇俄国,沙皇当局如果没有不切实际的估计形势和自己的力量,不执行过度紧张的内外政策,本来是可能存在相当长期,而且可能经受住某种和平的现代转型。如果尼古拉二世不发动对日战争,就不会发生1905年到1907年的革命,如果俄国不参予对德战争,就不会有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阿马尼利克认为,一种内部危机总是和外部的极度傲慢结合在一起,这是沙俄帝国的两大痼疾。阿马立克把苏联的命运和中国联系起来,他否认中国爱好和平、不要战争的流行观点。他认为情况刚好相反,第一,内部发展的逻辑只是刚刚把中国导向了对外扩张的初期;第二,中国早已在估计不会遭到强烈抵抗的地方——例如印度——表现了自己的好斗性;第三,中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世界战略,他有自己隐藏的目的,但是不参与全球战争,而是挑逗苏联与美国相斗,然后以仲裁和审判官身份出现。共产党革命逻辑将确定不移地把中国引向战争,中国领导人希望战争解决中国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并且确立他们在现代世界中的领导地位,最后中国将通过战争对一百多年来西方列强加予的欺侮复仇。对毛泽东而言,达到这些世界性目的的主要障碍是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幸好他们并没有共同对付北京,彼此还处在对抗关系中。不言而喻,中国清醒的估计到这种形势,虽然中国口头上称美国为美帝国主义,称苏联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但是中国更懂得各个击破的策略。阿马利尼克预言,如果中苏之间发生战争,无论在苏联领土还是中国领土上,无论是常规战争还是核战争,都将是一场启示录似的战争。即使苏联使用绝对优势的核武器消灭中国所有城市乡村和8亿人口,对苏联和世界都是一场末日。阿马立尼克反对在西方和俄国流行的观点,说是美国会与苏联联手,因为两国都是白种人为主的国家,而中国是黄种人。阿马利尼克说,要是美国持这种观点,那就把自己降到希特勒的种族理论上去了,那就太可悲太可怕了。他预言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将大大提高自己的力量并且进入某种自由化时期,那个时候中国很快为了自己的利益跟美国修好,解除全面发生战争的现实危机,以图将来。真是有远见,这位俄国工人。

1979年是斯大林诞辰一百周年,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新的斯大林分子准备大张旗鼓纪念老暴君,一批帝国权贵、军界首脑、警方代表人物、工业界巨头和御用文人准备为独裁者恢复名誉,并且公开审讯三位诗人:西利亚斯基、丹尼尔和布罗斯基,准备实行新斯大林主义。在这个历史关头,苏联知识界代表人物挺身而出,以萨哈罗夫、涅克拉索夫——大诗人涅克拉索夫的孙子——帕乌斯托夫斯基、《金墙薇》作者,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苏联科学院院士瓦连岑等著名人士,连续发表公开信,击退了由总书记、元帅和克格勃头目所组织的复辟运动。1981年,流亡海外多年、前莫斯科教授学院学生、《权力学》作者阿夫托尔哈诺夫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勃列日涅夫的力量和弱点》,他认为苏联帝国并不是传统帝国的翻版,一切古典帝国的目标苏联帝国都有,但它追求的是一种新型目标,一种全球战略,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目标,简而言之,就是把苏联建设成实现世界共产主义主义最终目的革命中心基地。但是在实现全球目标时,苏联却面临两个难以克服的困难。第一,关于有监督的裁军、禁止发展核武器以及通过国际条约保障和平的国际主流文明。列宁在1918年俄共第七次非常会议上规定,苏联有权随时中断同帝国主义国家和资产阶级国家缔结的一切和平条约,有权向这些国家宣战,——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1917年到1979年苏联政府一共缔结了25个互不侵略、友好、互不干涉内政的国际条约和协议。苏联政府撕毁了其中24个,只有1个条约被苏联帝国的对手纳粹帝国所撕毁,即1939年8月那份臭名昭著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其秘密条款。第二,阿夫托尔哈诺夫指出,苏联一直不愿意撤除有形的柏林墙和无形的意识形态墙。苏联最怕最防范的是西方民主自由思想从外部传染给苏联人民。阿夫托尔哈诺夫称赞美国总统卡特把人权作为美国政策的道德原则,在苏联帝国历史上,一个外国元首第一次提出了如此无懈可击的思想,直接击中了苏联帝国的要害。苏联宣传机器发出让世人反感不已也困惑不已的叫嚣。苏联政府声称,它签署了1975年欧洲安全与合作协议,——这份欧洲安全与合作协议值得在本讲座里简单复述一遍。这份协议强调,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思想、良心、宗教和信仰的不分种族、性别、语言和地域的所有人的自由,促进和鼓励在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文化和其他权利以及自由方面富有成效的实践,所有这些都源于人类的内在尊严,对人类自由和充分的发展至关重要。苏联政府却拒绝履行世界文明里程碑似的“赫尔辛基协议”。勃列日涅夫总书记的代表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一次会议上声称,他的政府不会再在任何一个提及人权的文件上签字。无独有偶,中共曾经在1998年签署《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一直到现在还拒绝批准履行起码的人权条款。对于一个其全部国家哲学是通过暴力使人民失去自由和人性的帝国而言,任何涉及自由和人权的国家协议,都会带来爆炸性的社会危机。

归根结底,苏联帝国正是在他的人民天然的自由本性和天赋人权的压力下崩溃了。阿马利尼克曾预言苏联帝国寿终正寝的时间是1984年,苏联帝国多活了7个年头。按历史大尺度衡量,这个预言的准确性已经够令人惊讶了。阿夫托尔哈诺夫没有预告苏联帝国的末日,但是勃列日涅夫这个苏联帝国历史上最大的官僚——很像中国的江泽民——是最乏味的领导人,他1982年去世之后苏联帝国只存活了10个年头。为什么作为一个普通工人的阿马利尼克能够如此准确地预言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帝国的丧期,容我稍后说明。

接下来当然是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1973年曾经发表过一封公开信《致苏联领导人》,他告诫苏联帝国的统治者们,全部世界历史证明,建立一个大帝国的人民永远是要遭殃的,大帝国的目的和道德高尚的人民是不相容的。

看看俄国人!俄国和德国人的国民性有所区别。我一点不想贬低德国人,但是俄国人有更优秀、更人道、更深刻的精神世界。“全部世界历史证明,建立大帝国的人民永远是要遭殃的,大帝国的目的和道德高尚的人民是不相容的”,这两句话应该写进中国的宪法。索尔仁尼琴指出,你们——苏联共产党——的愿望,希望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不要改变,永远存在下去,但是这在历史上是没有过的,每一个制度不是发展就是衰落。在这封信结尾,索尔仁尼琴强调,在俄国历史面前,我将承担重大责任,但是如果不承担寻求出路的责任、无所作为的话,那责任就更大了。索尔仁尼琴呼吁苏联政府,让马克思主义这股19世纪从西方刮来的黑风进行吹向东方,把这种让俄国付出6,600万生命代价的意识形态交给中国共产党吧!让中国领导人在短时间内以此自豪吧!为此他们将背起不可能完成的国际重负。让中共去去拯救人类,背起全部沉重的历史担子吧,那样俄国和中国之间的严重纠纷将消失。索尔仁尼琴指出,我们毫无成见地看到,马克思主义黑风折磨和伤害了俄罗斯心灵。如果现在他继续吹向东方,那么就让他吹吧,不要去干涉。这并不是说我希望中国精神上毁灭。思想上的分歧可以消失,苏中战争问题就将得到解决,甚至完全不会发生这种战争,即便在遥远的将来发生战争,那也是真正的自卫战,真正的卫国战争。萨哈罗夫和很多俄国知识界代表人物都认为这位唯一活着的俄罗斯文豪在一些重要政治问题上的论断显得过时甚至有害的。但我们看到,索尔仁尼琴在体显出强大道德责任感时,也别具历史眼光。苏联帝国解体正是索尔仁尼琴关于俄国命运的思考核心。索尔仁尼琴还说,我希望世界各国人民都得到安宁,越是对近邻的国家越是依靠我们的国家,我越是热烈祝愿他们,但是我更关心的还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人民的命运。常言说,生在那里就关心那里。更深刻地说,因为我们在那里经受了无比的痛苦。这名俄国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告诫苏共领导人,当我们看到妇女们铺公路铁路时背着沉重的担子,我们的心怎么不为这种羞耻和怜悯而发紧呢?看到这种情况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单单为了妇女从这种屈辱中解放出来,我们就必须拒绝对南美革命者的支持。这句话完全可以送给习近平,到处去抛洒中国人民的血汗钱,中国还有那么多穷孩子,还有那么多妇女在为一日三餐而拼命。索尔仁尼琴以公开方式发出了这个警告,他特别提到和中国的战争。他说,一战中俄国人损失了1500万人,二战中损失了2000万人,实际上是2700万人。如果同中国打仗俄国人的损失怎么也不会少于6000万人。而这是这两个红色帝国之间的战争,一场历史上不曾发生过的意识形态战争。为了保卫马克思著作中第533页上写着的神圣真理,忽视敌对一方认为的第335页上的真理,而为此把6000万俄国人送去战死!阿夫托尔哈诺夫多年流亡国外,他不可能有详实、丰富的资料研究俄国历史。一名颠沛流离中的流亡者,居然傲视权力无限的勃列日涅夫总书记、意识形态红衣主教苏斯洛夫,格列齐科元帅和所有统治者,预告如日中天的红色帝国难以避免的结局,而且被历史应验。

索尔仁尼琴两手空空,既无坦克,又无武器,也无系统,有的只是自己的心灵和在这个制度下生活了50年的经历。1974年苏联把自己最伟大的文豪索尔仁尼琴逐出国门,像19世纪欧洲三大帝国流放了雨果、拜伦和海涅一样。1994年,20年后索尔仁尼琴像雨果回到巴黎一样,回到莫斯科。老苏联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位总统戈尔巴乔夫和新俄罗斯三位总统先后向他致敬。

现在可以为苏联帝国写段墓志铭:它把一个用木骅犁耕田的俄罗斯帝国翻转成了一个拥有让世界发抖的核武库的苏联帝国,在三代人时间里把一个被战争、革命和动荡拖累的沙皇俄国翻转成一个超级大国,代价是6,600万生命,它让俄国人民生活在不自由和恐怖之中,用监狱、饥饿、流放、枪决对付俄国的良知和自由人士,这样它就成为比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和沙俄帝国更短命的大帝国,一个不是因为战争失败而是因为人心丧尽而难以为继的红色大帝国。

有一位名气比索尔仁尼琴小的苏俄作家格罗斯曼,他有一部小说《生活与命运》,被誉为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格罗斯曼目睹了希特勒和斯大林两种集权统治的罪行后,对“善”尤其是“大善”提出了质询。他说,我看到在俄国诞生的“善”的思想那不可动摇的力量,在农业集体化时看到了这种力量,在1937年看到这种力量,1937年就是莫斯科大审判时期,我看到人们怎样在如基督教理想一样美好和善的名义下被消灭;我看到饿殍遍地的农村,我看到倒毙在西柏利亚雪地上的农家孩子;我看到把成千上万男女从莫斯科、列宁格勒和俄罗斯各个城市送到西柏利亚的列车,他们被宣布为伟大圣神思想的敌人。在那个可怕的年代,人们以国家民族的荣誉和全世界解放的旗子,干尽多少丧尽天良的事情。

中国不一样吗?!还能不能把希望放在善的上面,人类本性中为历代哲人和老百姓所称述的善如何才能与在历史中所表现出来的层出不穷的恶相协调,尤其是对20世纪在俄国和德国两大帝国中表现出的完全可能毁灭欧洲和人类的国家之恶、帝国之恶,确实既是20世纪独有的难题,也是悬在21世纪世界上空的达摩克利斯剑。

别尔嘉耶夫,本来是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1913年脱离马克思后,他返回俄国东正教怀抱。他宣称,俄国东正教可以发现比西方基督教更多的自由、更多的人类兄弟之情、更多的仁慈、更真的谦卑和更少的权欲和财产欲。别尔嘉耶夫坚信,20世纪俄国和德国发生的悲剧格外强烈,是因为救世精神贬低为道德虚无主义,也是因为过度的沉默深深淹没了一切性灵之光。中国本来拥悠久的道德和精神资源,但是虚无主义和功利主义把中国变成激进主义的实验室,始终没有出现能够把2500年前孔孟仁义道德和老庄自由精神与西方主流文明融汇贯通的现代转型,我们没有中国的十二月党人,也没有中国的别尔嘉耶夫和索尔仁尼琴。

无疑,俄罗斯的弥赛亚主义的文化源头带有某种民族优越感和乌托邦精神,但也确难为苦难中的俄国提供一种特殊的历史宽解和精神超越。20世纪60年代初,面对帝国内部恢复独裁者名誉的威胁,俄国的知识界不顾强大的对手侍机发难的报复威胁,对斯大林主义遗产公开挑起争论。我们远远不够,我们对毛泽东主义挑起过公开的争论吗?挑起过像样的有结果的争论吗?!中国人最擅长的是含沙射影、指桑骂槐,我们从来缺少直截了当地对暴政暴君对苦难对罪恶的直截了当的面对!批判!和对抗。

毛泽东还有几天就见阎王40年了,9月9号,今天9月1号,40年过去,这么一个陷8000万中国人无辜死亡的大王八蛋,中国精英们、公知们,你们拿出了一本像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像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的那样的巨著吗?!1975年10月挪威奥斯陆诺贝尔委员会将该年度和平奖授予安德烈·萨哈罗夫,他是物理学家,本该获得物理学奖,中国有这样的知识分子吗?中国有这种气魄有这种襟怀,把自己交出到“约伯天枰”上的人吗?一个失去了自己民族和历史的精神根据的社会,他的代表人物再优秀都优秀不到哪儿去。

苏俄自由人士挑起了公开争论,其批判锋芒之尖锐影响之深远超过了20年代以来苏联国内任何一场争论,是对斯大林罪恶的起诉和审判:集体化、大恐怖和第二世界大战的真相。美国学者思迪芬·科恩认为反斯大林主义持久不衰的根源是新斯大林主义分子无意中证实的,他们抱怨苏联公民继续把伦理道德问题置于国家和爱国主义问题之上。科恩认为,历史正义是一种不受法规限制的强有力的伦理道德观念,当它成为一种责任感即整个国家都对过去所发生的一切负有责任的想法时,尤其如此。这一真理已为许多的其他事件所证实,从废除农奴制以后的美国到希特勒以后的德国,但是俄国人无需远求,只需留意本国日益增多的地下出版物,在这些书刊中,对斯大林主义的揭露以及以理想和未来的名义举国反思悲剧的观念,乃是苏俄帝国无法摧毁的历史性力量。有位苏联历史学家写道,拿起笔揭露斯大林的本来满目是每个正直人的义务。正直的人不是聪明的人,不是有知识的人,不是有地位的人,不是有影响的人,正直的人,是经受了困厄不幸而保持了良知的普通人。抗议帝国,在苏联有强烈的历史意义,是对那些死于斯大林暴政的亡灵应尽的义务,是对那些度过茫茫黑夜而幸存的受害者的义务,也是对那些愿意和俄国人民一道前进的人的应尽的义务。当一批帝国权贵、军界元勋、警察首脑、工业界巨子和御用文人为斯大林再次恢复名誉时,当年轻自由人士被公开审判的时候,苏联知识界和诗人采取了两个意义深远的行动,苏联持不同政见人士通过连署签名,在国外公开发表,硬是击退了红色帝国对自由的围剿,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从此诞生。这样,新斯大林主义就再次违背其本性,为俄国反抗暴政的事业做出贡献:增添了许多享有国际声誉的良知和抗议人士,如安德烈·萨哈罗夫、丘可夫斯卡娅、罗伊·麦德维杰夫、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等。

俄国在1991年夏天到冬天的较量是自由精神与专制帝国之间的较量,俄国的伟大在于不仅是俄国人民,不仅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最后连最保守最顽固的军队、警察、克格勃和特种部队都站到了自由一边。全体俄国人民都在摒弃一个大帝国,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出现过的。习近平当然没法理解,这些俄国男子汉的气概和胸怀。俄国人曾经击退了拿破仑和希特勒的进攻,俄国人完全可以捍卫他们2,200多万丰饶广阔的土地,地球上1/6的土地,他们为什么要宁愿失去500多年以来他们的先辈“打下来”的土地,而面对一个分崩离析、变化莫测的前景。因为他们不要帝国,尤其不要共产党的红色帝国,他们要自由,道理就如此简单,如果要写书可以写一万本。

好,我要提一下萨哈洛夫,最值得中国知识分子效法的俄国圣徒,我们时代伟大的人权斗士。沙哈洛夫32岁就入选苏联科学院,两次获得列宁勋章,一次斯大林奖章,三次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英雄。1968年萨哈罗夫由于对苏联当局的失望而独立选择自己的命运,发表一己宣言:《进步和平共处和知识分子与自由》。他认为,地球上的文明面临着毁灭的威胁,那将是一场核战争的后果。他坚决主张,这种危险只能通过超越国家和意识形态分歧的合作才能够避免。他相信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和平共处是可以实现的,对此苏联必须实行民主化、非军事化、反官僚主义和社会改革。奥斯陆和平奖委员会宣布,萨哈罗夫对和平的伟大贡献是,他以特别富有成效的方式,处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以伟大的个人牺牲精神,为取得对人类不可或缺的价值观念的尊重而奋斗。

我要特别说说萨哈罗夫,他不仅是苏俄理性与良知的代表人物,也是20世纪人类和平与进步的代表人物。对于中国,萨哈罗夫还有特殊的启示意义。1971年3月5号,斯大林去世18年那天,萨哈罗夫致信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勃烈日列夫,就政治迫害、信息交换自由、信仰自由、民主问题、边境开放、国际关系和若干内政外交政策阐述了他的看法。他最后指出,俄国面临了的问题与20世纪整个世界的危机密切相关。鉴于苏联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建设性的、谨慎的、坚决的、灵活的改革不能再以任何理由推迟,否则俄国人在宇宙中将不再存在。作为核物理学家,萨哈罗夫看得很清楚,如果开战,苏联强大的核力量将轻而易举摧毁中国有限的核武库,苏联专家们对它们太熟悉了,所有的基地,都曾是他们直接领导的工作对像,但是后果不堪设想。苏联的理论是,苏联和美国都是白种人国家,而且有某种相似的宗教文化背景,因此美国人在中苏战争中起码会保持中立,何况中共头子毛泽东是那样一个热衷于暴力和战争的恐怖暴君,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曾认为,苏联解除中国的核武装,是美国想做、不能做、不敢做的一件天大好事,对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人民都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苏联后贝加尔湖军区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专公开发表文章,称1945美国发射在远东的两枚导弹和苏联远东军日本关东军的铁桶般围攻共同导致了日本投降。1969年8月18日苏联驻美国大使馆正式知会美国高层,探询美国对苏联向中国发动核进攻的反应。苏俄当局还通过特殊渠道征求“苏联氢弹之父”的意见。萨哈罗夫断然反对对中国实行核外科手术式打击,他指出,第一,苏联将成为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战争罪人,毛泽东不会有什么名誉感,苏联会在全世界名誉扫地;第二,中国可能向苏联远东城市投放核武器,那将造成东北亚和日本的极大恐慌;第三,核打击造成的放射性毒气将弥漫大气层,所有国家都将受到影响;第四,美国会容忍苏联使用核武器解决政治冲突,哪怕是两个共产主义大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吗?萨哈罗夫曾对著名大提琴家罗斯特罗波维奇说,“美国决不会坐视苏联和中国之间的核战争”。为什么?萨哈罗夫在精神和价值观上了解美国,这个伟大的自由新大陆,责无旁贷的使命就是维护世界和平。他强调,一旦开战,只有一种结局:万劫不复!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阿马利尼克、阿夫托尔哈诺夫、麦德维杰夫都是俄国十二月党人伟大精神的继承人,仍然也是中国知识界的道德前驱,——中国在这方面太差劲了!是中国一切向往自由、真理、人性和文明的矜式。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称萨哈罗夫是人类的的良心,他当之无愧。站在苏联立场,或白种人立场,苏联当时就应该摧毁中国有限的核武器,然后占领北京,把毛泽东这个暴君绳之以法,历史将大不一样。但是苏联人不会这样做,因为他们有致命的不可逆移的道德和精神救赎意识。无论在俄国还是全世界,萨哈罗夫都是追求自由与和平的灯塔,是20世纪占人类近一半人口的共产党国家人民永远的精神先驱。以赛亚·伯林在《苏联的心灵》中,盛赞萨哈罗夫:他完完全全属于俄国高贵的传统,他的难以置信的勇气,始终不渝地献身真理是我们时代最纯洁最善良的完美典型。萨哈罗夫没有前往奥斯陆领奖,他的妻子代他去,我特别推荐获奖词最后一段话:近千年前,人类部落还在深层的搏斗中,四周都是黑暗。今天整个人类也面临着同样的考验,我们必须好好的创造一个对得起我们自己、对得起我们朦胧感觉到了的那个伟大的目标。

现在可以为苏俄帝国的崩溃写一篇墓志铭了:苏联红色帝国一开始就没有得到俄罗斯民族的认可,其共产主义统治给苏俄带来恐怖、痛苦和死亡,也促使俄国人民觉悟、反抗,俄国人民宁愿让苏联帝国分崩离析,也不愿为这个邪恶帝国流一滴血。世界上第一个红色帝国在没有战争和不可抗御的自然灾害的环境中寿终正寝,一种无形而强大的力量——俄罗斯自由精神——战胜了它。习近平完全不懂俄国人在争取自由的斗争时表现出的“男子汉精神”。

必须给伟大的德国人一个公道。19世纪的费希特、黑格尔、德莱希克、尼采、瓦格纳对纳粹德国罪恶负有思想和精神上的责任,德国人在二战当中也曾表现出高贵品德,将近7000名德国人在内的德国精英,前仆后继刺杀希特勒,近5,000人被残忍处死。略举两例。国防陆军总司令部上校冯·斯道芬堡伯爵临刑前说,我知道,一旦任何人采取此行动,就将被视作德国的叛徒,但是一个人却不能、也不应是自己良知的叛徒。如果我不采取此行动来制止这场无意义的杀戮,我将无法面对因战争而造成的孤儿、寡妇。德国信义宗牧师朋霍费尔自动从美国返回德国,投身刺杀希特勒,写下为抵抗组织人们提供神学资源的《伦理学》,在纳粹覆灭前从容就义,他的临终遗言是:这不是我的终点;这是生命的开端。德国中央集团军参谋少将崔斯考自杀前说:全世界当下会中伤我们,但我仍然相信我们做的是对的,希特勒不仅是德国、也是全世界的敌人。在仅有的几个小时时间内,我相信已经在上帝告知我何事该做前先向祂证明自己曾奋力反对希特勒。神曾许诺亚伯拉罕若他能在罪恶之城索多玛中找出十位正直之人,祂将不会毁灭城市,因此我希望上帝同样也不会毁灭德国。我们之中没有人为自己的死亡哀痛,同意加入我们的人都穿上了涅索斯的长袍。当一个人持有道德操守时,就应准备牺牲生命来捍卫自己的信念。这本是中国文化特别注重的伦理传统,只是到我们一代,才几乎彻底丧失。不管是反对苏俄帝国的俄国知识界,还是那些舍生忘死刺杀希特勒的德国自由人士,都是中国人求取自由的楷模。

今天讲座到此为止,感谢各位的耐性。静候各位提问。

问:如果中国如果走上帝国道路,它有自己的国家主义吗?

答:2009年中共庆祝建政60周年打出毛泽东思想万岁方阵后,国家主义正式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主流。中国国家主义先是悄然出现,后来是公开登场。张艺谋、谭盾等说不上有什么思想理论,他们公开颂扬秦始皇,显然是时代演变的结果。中国百名作家也说不上有什么思想,集体书写《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都是形势使然。

薄熙来主政重庆期间,毛派和新左派终于发现一个可以寄托他们政治理想的样板。他们从西方左翼阵营中找来各种说法,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到弗兰克的依附理论,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到后殖民学说,从波兰尼的大转变到詹明信的文化批评,从法国年鉴学派到英国的新左派评论,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到美国西马,以及法国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各位大师,均被中国的新左派作为可以利用的思想资源,综合打包,一股脑输入中国,形成强大的理论场域,

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李希光是新左派的领军人物,香港中文大学、清华大学长江讲座教授王绍光、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院长温铁军、上海社科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所长张维为等如过江之鲫,以《重庆模式与中国道路》展开空前理论阐述。声称20世纪后半叶,美国创造了一个梦。今天,中国模式及重庆实践将继美国之后成为另一个梦想。重庆的意义具有某种普世价值,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重庆实践,将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渴望经济发展的国家带来独特的历史性影响。中国主体性和中国集体性认同,中国制度模式和理论思想认同,中国道路和中国改造世界的未来认同,一言以蔽之:21世纪是中国世纪。中华帝国是人类的新希望。

薄熙来对重庆模式的解释比这些左派学者更一针见血:成后来居上之事,须非同寻常之举。再缺乏政治观察力的人也不难看出,王立军造成的薄熙来政治挫折并没有阻止国家主义的强大势头,习近平四年执政,其历史导师是毛泽东,其时代先驱则是薄熙来,其政治决断和战略路径没有超过“成后来居上之事,须非同寻常之举”。今天讲座不多涉及中国现实。

但是,从历史哲学和世界精神上为中国国家主义招魂的是刘小枫,也是重庆人。刘小枫近年推介纳粹德国桂冠法学家卡尔-施米特,其政治思想对20世纪政治哲学、神学思想产生了特殊影响。1933年卡尔-施密特在担任柏林大学教授期间加入纳粹党,为纳粹国家主义提供终极理论根据即上帝的政治决断。施米特所理解的政治是:政治,是敌对人群的永恒斗争;政治不可能有公共论述的过程以及公共责任的自由归属问题。真正的政治决定早已在观众看不到的角落里达成,人民被歌颂,却是这个权力游戏中最无力的角色,作为“大众装饰”而已。在卡尔·施米特《政治的神学》里,个人往往是不道德的,而国家政治只要符合“政治神学”就绝对正确。人的各种自由都是为国家服务的,国家支配个人的权力来自于上帝,所以国家权力绝对高于个人权利;如果个人的自由损害了绝对正确的“国家利益”,那么就可以对民众实行专政。施密特还认为,政治决断和分清敌友乃是统治者的特权和智慧所在。刘小枫一再称许,卡尔·施密特的政治理论极其复杂、高深,非常人所能理解,可以为九十年代初开始的中国国家主义奠定理论和心理基础。其实中国人会很容易地辨认出,施密特的政治神学乃是希特勒与毛泽东东西方帝国思想的古怪结合。更古怪的是,纳粹早已被粉碎,它的帝国核心理念居然在70年后的中国大行其道。

刘小枫的学术理想当然远不止卡尔-施密特。1989年到2009年天安门广场祭出毛思万岁方阵十年期间,张艺谋谭盾之流公开颂扬秦始皇,中国百名作家集体书写“延讲”。中国文化理论界发生分化,占主流者为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国家主义有整个国家权力和国家意识形态做后盾,并用全球化时代弊端危机丛生之机,搬运西方左派理论,又启用传统思想资源;自由派因种种原因,包括轻率否定儒家政治理想和放弃国家民族统一体,自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中刘小枫的变化最引人注目。他从《拯救与逍遥》的道家式自由转向帝国意识和元首崇拜。他以塔西佗、修息底德等帝国历史哲学家的传人自命,志在做有史以来最大帝国的精神教父。《圣灵降临的叙事》、《十字架上的爱》的基督教救世理论和弥赛亚主义、《儒家革命源流考》“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的儒家圣人正义论,以及柏拉图“理想国”哲人王和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的思想重新包装毛泽东。但是,把现代中华帝国性质表述的最清楚的是毛泽东:马克思加秦始皇。

问:索尔仁尼琴说把苏联的红祸送给中国,是不是应该批判,因为中国没有产生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是不是认为中国统治者过于残酷。

答:中共、毛泽东一直要争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地位,苏联已变修了,他们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索尔仁尼琴就说那就“拿去吧”,带有一种幽默、讽刺。索尔仁尼琴并不是一个大俄罗斯主义者,有些中国人总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索尔仁尼琴1982年到台湾访问,以《致自由中国》为题发表演讲,他说,所有被共产党压迫的人民都不能只是依赖外界的援助,唯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如果疯狂的中共和苏俄的统治者之间发动了战争,整个世界都会作壁上观的,但愿这件事情不会发生。我们受迫害的两国人民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对抗两个共产政权,绝不能让无益的民族仇恨曚蔽了耳目。索尔仁尼琴有个儿子专门学了汉文,就是要了解中国。索尔仁尼琴对中国给予很深的同情,但是他说,常言到,生在那里就关心那里,这天经地义,至于他做得如何,不用我们操心。

至于中国没有产生萨哈罗夫,跟统治者当然有关系。毛泽东的残忍除了来自秦始皇和农民起义外,在思想、制度上主要来自列宁、斯大林。一个国家会不会出现圣徒、精神先驱,不是因为统治者残忍就出现不了,恰恰相反,统治者越残忍,越能出现圣徒,——殷忧启圣。基督教就是因为罗马帝国血腥镇压,罗马已经找不到一处安置新十字架的地方,无数基督徒们被挂在十字架上,基督教才兴起。如果没有内心信仰、道德,一切外在抗议都是过眼烟云,注定破产,甚至根本就不叫抗议,只能叫说风凉话。

问:刘宾雁和方励之的思想体系跟你一致吗?

答:他们都没有什么思想体系,方励之是天体物理学家,刘宾雁是人道主义者,报告文学家、记者。“体系”二字跟他们没有多大关系,这两位先驱我有幸见过,他们都是中国20世纪的先驱人物,追求自由奋斗了一生。他们留下的主要是道德遗产,尤其刘宾雁,所以我们在美国设立了“刘宾雁良知奖”。这个良知奖从2014年、15年、16年已发三次。第一次是陈子明,第二次是高耀洁,老太太11月19号就90大寿,孤苦伶仃,成为人类历史上最高龄流亡者,让我们向她致敬,第三个是胡耀邦,主要因为他为上亿人平反昭雪,体现了与民同袍、与天下更始的民本思想。

我自己更没什么思想体系,我看的书恐怕要比一般人多,但都是身外之物,我看重的是人的经历、体验和格范。希特勒曾经把德国、欧洲和人类拖入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5,000多万人死亡,而苏联之所以没有发动世界大战,原因当然很多,但俄国整体道德水平,19世纪到20世纪将近200年俄国良知人物在俄国社会和普通民众心灵种下宗教、道德、良知、精神的种子,一定程度遏制了苏联的战争狂妄。而中国现在,国家主义正在行动,剑在行动,中国剑在行动。以中国人口数量、产能规模、财富积累、极权主义制度以及习近平代表的红二代、太子党们的狂妄放肆,中国非常危险、世界非常危险。朋友们不妨重独《第三帝国的兴亡》,比较纳粹德国与21世纪中国。

问:你认为希特勒是爱国者还是害国贼?

答:希特勒当然是德意志帝国最大的爱国者,又是德意志共和国——魏玛共和国虽然短暂,但毕竟属于共和国心形态——最大的害国贼。希特勒把他一生献给纳粹德国,战败之后才跟艾娃结婚,双双自杀身亡,戈培尔夫妇毒死六个孩子后双双自杀。在效忠第三帝国上,希特勒堪称至死不渝。毛泽东死,他老婆自杀吗?江青苟延残十几年,毛分子没有一个自杀。在爱国——哪怕共产党中国这个邪恶政权——程度上,中共大大小小的死硬人物,远远赶不上纳粹党徒。顺便说一句,要建立一个帝国,要反对战争,要征服世界,中共远不如纳粹,也不如苏共,中共太低俗,太贪腐,太不精神化,简单邪恶,毫无魅力。

问:苏联瓦解归根结底取决于人民对制度的普遍不满和厌恶,是苏联人民抛弃了苏联制度?

答:完全正确。苏联解体才一代人,原因纷纭,包括军备竞赛、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列宁、斯大林罪恶,以及各种各样的原因。俄国人物质生活当然赶不上西方,但是而是他们的尊严,他们的道德感,他们的理想。俄国是一个神圣的俄罗斯,俄国当然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是一个伟大的俄罗斯,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国家,但是俄国人民自称神圣俄罗斯。尽管他是一个罪孽深重的帝国,尽管他是一个罪孽深重的神圣的俄罗斯,但是他不要做一个罪恶的强大的征服世界的一个帝国,那就是苏联人民的选择。

问:中国社会道德重建要靠什么?

答:简单说,就是历史传统和现代世界的历史性遇合。历史传统,佛家道家不管现实社会,隐居,逍遥,在中国的精神自在和个人自主的空间提供资源。作为天下最大生命共同体,只有孔孟之道提供了用仁政、民本、王道、道德本体建以及人情、常识、经验、风俗、文艺、传统建立人文主义世界的可能。尽管有被秦帝国以后历代帝国利用、扭曲——所有伟大文明和宗教都会被“利用”,不足为怪,但是文明基轴、文明核心不可能完全被摧毁。我们生活在21世纪全球化时代,亟需建立人类意识和全球观念,其表现形式就是“普世价值”,西方两希文明,科学理性和宗教信仰,经过漫长中世纪到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科学革命、工业革命、社会革命,到战后、特别1975年“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关于人权为核心的现代宪政思想,——萨哈罗夫等苏联良知人士提供了珍贵的精神资源。对于中国人,一个牵一髪而动全身的问题是,西方普世价值对于中国现代重建,如何引入、参考、转化,儒家孔孟之道、道家和佛家个人自由精神在全球化时代如何与西方主流文明、普世价值进行广泛对话、交流和融汇,需要一代年轻知识人从新开始。

在座年轻人,如果你们愿意在思想、理论、精神上为中国寻求出路,那么孔子和耶稣的相会和握手,我认为就是全球化时代一大机缘,一个世界文明公约数。如果你们愿意在政治上为中国寻求出路,那就把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耶稣到林肯到罗斯福,东西方的宪政结合在一起,两者之间并非疏离更非对抗。

认为中国主流儒家思想和西方主流文明风马牛不相及者,要么不了解孔孟之道,要么不了解西方文明,要么不了解解决世界危机之道。一旦孔子和耶稣对视、握手,中国回到文明正道,就能驱逐马列主义,正面推动东西方文明在全球化时代完成前所未有的对话和融和,其意义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为过。

问:如此危机关头,中国人该怎么办?

答:任何一个伟大时代都是危机时代。轴心时代东西方文明集大成者,孔子、苏格拉底、释迦牟尼和耶稣,他们都遍尝人生甘苦和黑暗,他们不是天真迂腐的夫子,他们本身就是礼崩乐坏时代的产物,为人类、为自己的时代奠定基石,希望人类不至毁灭,文明不至于堕落。当代中国人负有特殊自然,一是恢复中国文明正道,一是参与建设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为达此目的,必须从制度到思想结束中共极权主义,遏止红色帝国任何倒行逆施。

问:孙中山三民主义是不是大杂烩?蒋中正的伦理民主科学思想能不能驱逐马列?对再造中华,重建民国,有什么贡献?

答:这是个问题。我希望对曾为中国自由民主人权奋斗的前人包括孙中山先生在内,要有一种同情和敬意,不要轻易使用“大杂烩”一类无妄之辞。中国前贤往哲都不比咱们笨。从孙中山到蒋中正,中华民国38年,到实行台湾宪政,是中国人两千年来尤其以百年来,从皇权帝制转向宪政共和国的正道。中华民国不仅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而且抵御了日本帝国建立“大亚洲主义”、“黄种人罗马帝国”的威胁和诱惑,在21世纪抵御中华红色帝国,仍然拥有中国其他地区不曾拥有的共和国法统和道统。

问:德国为何盛产哲学家?科学家,当然还有音乐家?甚至战争狂人?

答:德国在第二帝国之前已经分崩离析,一直到普法战争俾斯麦统一后,德国才开始从成为现代性帝国,到希特勒达到顶峰。长期分裂给德国知识界带来一种特殊环境,德国高等教育不关心德国现实民族命运,埋头于“纯科学”(柏林洪堡大学校训),在纯精神纯思辨纯理论世界,在哲学、形而上学、神学、历史学、法学、科学、艺术、音乐等领域天才和创建涌现,到20世纪初,德国高等教育带动德国整个科学思想哲学艺术迅猛发展,诸多领域成为整个欧洲文明领头羊。但是德国政治、社会、法律一直趋向中央集权,崇尚权威、武力、纪律,即使经过一战——或许正因为一战和凡尔赛条约——,德国的国家精神和民族情绪仍然——更加强烈——需要得到法泄,这也是希特勒最后登上舞台并操纵德国的一种历史根源。最简单说,纳粹帝国是德国精神与物质长期失衡的恶果,一个精力充沛、其知识界对文明的贡献“狂飙”般迸发的民族,却始终没有建立起与其精神成就相匹配的社会、法律制度,而被引向悲剧和毁灭。

问: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89年5月16号,到中国来,他的目的何在?他看清楚中国的局势吗?

答:戈尔巴乔夫是人类史上刷新了专制统治纪录的伟大政治家。我认为他是苏联、是人类一个拯救者。他本来可以在819事件前后,根据苏联宪法,根据华沙条约组织国章程,对苏联自由运动,对东欧和波罗的海诸国要求脱离苏联的民主独立运动,实行镇压,全世界包括西方在内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戈尔巴乔夫如果这样做了,那么他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后、最大一个不可挑战的独裁者。苏联帝国会继续存在并空前巩固,戈尔巴乔夫本人会终身主宰历史上最大帝国。但是戈尔巴乔夫做出相反抉择,他摒弃帝国最高权力,让俄国人自己选择命运,完全超越了帝国统治者的哲学和纪录。按照邓小平、陈云以及当下习近平、王岐山等人逻辑,江山、政权、帝国何等重要,做统治者、做最高统治者多么幸运,保持江山,保持共产党统治,保持帝国威仪,对于统治者和被统治都是一样重要啊!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这些都不是真理,戈尔巴乔夫最后离开克林姆林宫说:他的使命就是来结束这个帝国。这跟瑞士剧作家迪伦马克《罗莫洛斯大帝》那个帝国皇帝一样,那个东罗马帝国皇帝,不务正业,任由异族军队兵临城下。他早就意识到,罗马帝国已经罪恶滔天,他的使命就是结束而不是继续帝国。一直到北方蛮族和南方土耳其人打进帝国,他才把他的秘密公诸于世。戈尔巴乔夫未必有意要让苏联解体,但客观上他就是20世纪苏俄的罗莫洛斯大帝。他就是让2,200万平方公里土地大帝国解体的终结者。戈尔巴乔夫刷新了人类政治史,践踏了帝国、尤其共产党帝国的逻辑,共产党人、尤其中国共产党人当然会诅咒、仇恨戈尔巴乔夫,而人类——包括中国人——应该永远感谢戈尔巴乔夫,这个头上有一块胎记——像一个分崩离析的苏联帝国——千年一出的伟大人物,今年已经85岁了。1989年到中国后,他最大的感受是:追求自由是人的天性,即使连被奴几代的中国人,也不例外。他后来曾多次告诫自己:绝不效仿北京政治老人,绝不对人民开枪。

问:请辨析基督教信仰和宪政民主的关系。

答:基督教信仰提供了超越性的信仰世界,超越的对像就包括帝国,以及所有世俗权力。历史表明,基督教世界比其他宗教和文明更与现代文明有内在的联系和外在的推动,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更多源自基督教。对中国而言,建立现代宪政国家不可或缺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开放、多元,确实是西方文明、尤其基督教两千多年演变结晶的文明精华,是现代中国亟需而传统中国不能提供的价值体系。有还是没有超越世界,与人类平等、自由、幸福、尊严关联深广,如果没有基督教文明,所有宪政国家的精神、法律基础,无由产生。基督教曾经是罗马帝国的国教,中世纪欧洲政教合一的天条,也是西方各国走向宪政共和的温床(基督教为何能适应帝国到共和国的历史形态,需另行讨论)。对于中国,儒家思想、孔孟之道,仍然是呵护民主宪政、建立共和摇篮的一只手,与西方文明、与基督教共同摇动东方土地上的宪政摇篮。这个比喻是临时想起来的,没法展开。

问:中国有没有和平转型,实现宪政希望的可能?

答: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文明体都有用和平手段实现宪政的权利。至于有没有这种可能,取决于两种因素。一是统治者。统治者如果能够接受和平转型的政治哲学和实现路径,就像苏俄东欧各国一样,尊重人民根本选择权,就可以不流血。如果统治者效法齐奥塞斯库,拒绝和平示威、镇压自由,那么就会流血,——人民当然要流血,统治者也难逃一死。历史已经以巨大苏俄帝国的和平转型和弹丸之地的罗马尼亚血腥转型,明确无误地指出了一切国家的命运。中国目前的危险性在于,索尔仁尼琴曾经指出,苏联统治者很奇怪,他们希望在苏联以外,尤其在美国在欧洲在日本发生革命,最好发生暴力革命,但是他们坚决反对在苏联发生任何性质的革命。索尔仁尼琴自己是个和平主义者,他认为不管是西方发生、还是俄国发生的革命,尤其是暴力革命,他都不赞成,他的理由是:俄国人民血流得太多了。而且他认为任何暴力革命的结果都仍然是暴力专制。我不尽然同意老索的这个判断,我认为,就像美国人民一样,美国人有2亿3千万支枪,当美国政府、宪法、国会,甚至军队都不能保卫美国人民自由的时候,美国人有权利拿起枪来捍卫自由,推翻政府、国家。这当然是美国的传统,但是这传统的一部分,也可为中国人接受。中国又有一种“以暴易暴,不知其非”的传统,我们还要面临另外一种反抗风格,印度圣雄甘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抵抗精神,——来自于托尔斯泰的宗教观念“不以暴力抗恶”。在中国不可能,古代中国讲求中庸和平,也冲斥血腥野蛮,1949年后中国人,被马列主义征服,信奉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在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狂热中已经成为一个暴戾、极端、激烈、好斗嗜血的社会。中国要实行甘地似的和平抗议,已经没有可能。中国目前的主要危险性主要在于,中共显然没有和平理性地接受宪政转型的可能性,都是宪政越来越成为——从农民工到高等院校师生——一种潜在共识。两者之间的张力和危机,构成了中国社会无数偶发事件的基本结构。很少有人不希望习近平顺应历史潮流,开始和平转型。但几年下来的事实是,习近平热衷于红色帝国,跟民主宪政南辕北辙。如果统治者不接受和平转型,人民有没有拿起武器用暴力方式争取社会转型的权利,我的回答是,当然有,当然有!如果中共统治者把中国引向扩张,引向战争,就像希特勒当年把德国引向战争一样,中国人就应该效法德国施道芬堡伯爵、朋霍菲尔修士一样,用各种方式——包括暴力——制止希特勒、制止战争、拯救德国,实现最高的民族意志和国家精神。中国人民有这个权利,而且应该做好这种准备。中共近70年统治,已有8000万人死于非命——哪怕打一半折扣,也有4000万人——却从来没有受到清算,历史不会忘记,民族的记忆会凌驾于帝国,中共最深的危机、最大的恐惧,也是他们怙恶不悛的中国式根据,尽管这根据并不成立。中国人始终有一种比较宽容、人道、文明习性,能够原谅统治者,只要他们下罪己诏,改过自新,这是巨大的优点。但是中共统治者未必会相信中国人不会清算、审判,他们就是靠清算、审判、杀戮和镇压来取得江山、维持帝国,这种悖论甚至超过了康德悖论。怎么化解危机,至少在学理、概念上说清楚,并且为部分中国人和统治者接受,就是对一种特殊贡献。

问:宪政国家都是基督教国家,但是基督教国家不都是宪政国家,这是否应在历史演变中寻找原因?

答:比如德国,天主教国家,第三帝国时期,1933到1945,当然不是一个宪政国家,希特勒蔑视自由、民主,也蔑视基督教。台湾、香港、韩国、日本等亚洲所谓儒教国家,其宪政水平已接近欧美国家,有些方面甚至有所超越。民主宪政虽然是现代政治制度,是世俗化,但却有某种终极关怀和本体精神作为基础。世俗文明恰恰是中国文化、尤其儒家入世关怀的形态,孔孟不太注重生前死后管,关心在世生命、从生到死的意义和价值。这既是中国文化缺少高级宗教和科学思维的一个原因,也是中国不尚极端、绝对精神、没有宗教冲突优长的原因。台湾如果没有统独之争,民进党和国民党的所谓族群撕裂,那么台湾的宪政文明一点也不亚于韩国和日本。本来中国大陆才是儒家文化的本源、母体所在,但从来没有真正实行过宪政,辛亥革命、北伐东征、抗战、内战内忧外患,蒋中正一直想打完仗就实行宪政,结果欲速不达。中国文化从来没有和西方文化在这块土地上进行过国家制度和历史路径的结合,儒家真精神,其价值和意义从来没有被体现过,小小的台湾远远不能穷尽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伟大意义,香港更不能,韩国和日本毕竟不是中国文化的主体。正如中国从来没有实行过宪政,就得出共产党要永久执政的荒谬结论,中华本土道德、伦理、文化、精神,迄今为止没有和西方宪政思想成功结合,就断定中国文化不能实现现代转型,中国不能建立宪政共和国,同样荒谬。我认为在逻辑上这两个判断是能够成立的。当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在现实土壤、民族、血肉文本里得到体现,就断定说它不能实现现代转型,这个结论并不能成立。台湾这么一个弹丸之地能够实行宪政,最根本的是中华民国法统,是两蒋在台湾百般艰窘环境下坚持推行的结果,——而蒋中正既是基督教信徒又是儒家信徒。台北中正纪念堂蒋中正座像背后,三个词:科学、伦理、民主。科学民主当然来自西方,伦理,当然指的是传统中国。这三者为什么不能结合在一起呢?中国2000多年最有权势的两个男人,一个秦始皇嬴政,一个毛泽东毛润之,都焚书坑儒,批儒反孔。现在靠反儒批孔起家的中共居然在全世界建立数百所孔子学院,——当然是挂羊头卖狗肉。谁都知道那是一个情报机构,一个文化渗透机构,但是中共怎么不办秦始皇学院?怎么不办毛泽东学院?太臭名昭著了!太拿不出手了!一切伟大文明,所有思想宗师都会被利用,孔夫子也不列外,不必奇怪。

问:现在的执政集团是不是仅仅为了利益,而没有什么理想?

答:我不苟同。江、胡时期权贵集团也许仅仅为了利益,现在时过境迁,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执政集团、尤其习近平本人已经不满足于权力和利益。薄熙来就很有理想,张口精气神,闭口毛泽东。现在统治中国这批人是红二代。五、六十年代,中国饿死几千万,红二代的父辈们仍然慷慨无度支援世界革命,那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所在。除了搞文化革命、阶级斗争外,毛泽东最高理想是做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中心,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远在大洋彼岸的古巴,远在欧洲的阿尔巴尼亚,近在紧邻的越南、柬埔寨,毛泽东都不遗余力支持。毛泽东自己说,中国可以做出重大的民族牺牲,中国可以成为战争前沿的共产主义国家的广阔后方基地。我相信现在习近平有类似的抱负。“一带一路”是刚刚露出的全球战略,好戏还在后头。不认识到这点,就不理解今天中国的本质。中国人太善良,本来是巨大的优点,也太驯服了,这肯定不是优点。这些都跟儒家有关,本人完全知道儒家弊端,为大一统王朝利用的历史。我同时强调,切不要把婴儿和脏水一起泼出去了。红色中国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大帝国,消解和瓦解这个大帝国,可称伟大使命,涉及中国也攸关人类命运,就像当年的德国和俄国一样。任重道远,朋友们。谢谢各位群主,谢谢各位转播员,你们真是辛苦!王康向你们拱手道谢。好,我们下次再见,但愿还有下次。

贺泽红:11点多钟了,差不多了。我们以后再聊,关于基督教和儒家的关系,关于基督教和宪政的关系,儒家和宪政的关系。这涉及到东西方文明的大的结构关系,如果大家愿意,可专门开讲座。好谢谢各位!

(2016年9月1日)

——《纵览中国》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Thursday,May 24,2018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