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和周有光是2009年相识的，那一年，李锐93岁，周有光104岁。
两位老人的相识缘于周老的一封信。
2009年8月的一天上午，我到李锐家串门，老人正在书房伏案写东西。见我来了，招呼说：“来，给你看一份材料。”我接过来看，原来是周有光寄给李老的一封信——先寄给《炎黄春秋》杂志社转给李老的。
这封信用圆珠笔写在横线信纸上，说的是让周老深为忧虑的一件事。他在信中说，当下中国的中小学生，尤其是小学生，因为课业负担太重，体育活动不够，睡眠严重不足，长此以往，对孩子的身心发展极为不利，希望有关部门设法解决这个问题。信写好后，周老不知道该寄给哪位领导人还是哪个部门，因此就给李锐写了另外一封信，请李锐代为转呈。
我看完信，对李老说：“周老反映的是个大问题，但这个问题恐怕不太好解决。”这时，李老问我“周有光你知道吗？”我说：“当然知道，周有光是个大学者，是语言文字学家，汉语拼音就是周老他们几个人搞出来的。”我继续说：“沈从文是周有光的连襟，他们的夫人是亲姐妹”。听我说了这些，李老笑着对我说：“哦，你比我厉害，我对周有光不熟悉，这些我都不知道。”
接着，李老问我：“你觉得周老这封信转给什么人比较合适？”我说“应该转给教育部吧？”李老沉默了十来秒钟，说：“这种事恐怕教育部一家解决不好，我转给温家宝，让他出面来协调吧。”
李老说干就干，提笔给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写了一封短信，也就四五行字。连同周老的信，装在一个大信封里，说下午就让秘书发出去。
等李老忙完了这些，我对他说：“周有光是我非常喜欢的大学者，我准备近期去看看老人，顺便把信的事儿也给周老说说，告诉他您已经把信转出去了。”李老听我这么说，很高兴，说“好啊、好啊，那你代我向周老问好。另外，我送两本书给周老，你也一块带去。”说着，李老找到自己手头的两本书，一本《龙胆紫集》，一本《何时宪政大开张》，题了签，交给我。
8月29日上午，我带着放暑假的儿子，一起登门拜访了周老，告诉老人，他的信李老已经转给了温家宝。并向他转达李老的问候，将李老送的两本书转给了周老。那天，周老精神甚好，兴致很高，和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使我们爷俩如沐春风。
老人告诉我，因为听力不太好，他现在基本不看电视了，但是报纸、杂志每天都看。“《参考消息》不错，我每天都看；《新京报》到得最早，早上6点就到了，我一起床就能看到；《炎黄春秋》敢说一些别人不敢说的话，别的报纸、杂志发不出来的文章，它能发，了不起！”老人如此这般地向我介绍着他日常看的报刊，继续说，“香港、外国有我好多朋友、亲戚，他们每周都给我寄东西，所以我这里外国的报刊、书籍也看不完。”
临走，周老送了李老和我各两本他新近出的书，一本《周有光百岁新稿》，一本《语文闲谈》。
9月24日，我接到李老的电话，说第二天周老要到他家去，如果我有兴趣可以到家里来听一听。李老在电话里说，是蒋彦永医生牵的线，“周老比我年长好多，要看也应该我去看他”，但周老说自己住的楼没有电梯，不忍心让李老爬楼梯，家里地方也太小，因此还是坚持来看李老。
25日一大早我就到了李老家，周老未到之前，李老和我聊天说：“我花了几天看了你带来的周老的书，没有看完，看了大部分。周老真了不起！”顿了顿，他接着说：“周有光在西方留过学，受西方的影响大，眼界开阔，很厉害。”
9月25日上午9点半左右，104岁的周有光在蒋彦永和儿子周晓平的陪同下，坐轮椅来到李锐家。李锐迎到门口，弯腰与周老双手紧握，蒋大夫说：“两位这么亲热啊！”
落座后，周老指着儿子周晓平说：“我耳朵不灵，带了翻译。”李锐说：“周老比我大十一岁，我现在只有一米七多一点，周老二米二，比我高两个脑袋。他的为人，他的思想都比我厉害。”两位老人风趣幽默的话把现场的人都逗乐了。
周有光对李锐说：“我是一个专业工作者，是一个小范围的专业工作者，你是做大事情的，我做的都是雕虫小技。”李锐接着周老的话说：“但是你有政治眼光、历史眼光，你是站在世界看世界，站在世界看中国的。”
这一次难得的百岁智者的谈话进行了一个半小时左右，两位老人就政治、经济、文化许多领域的话题进行了交流。李锐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科学与民主的传统，几千年都没有，现在也没有完全好转。”周老对此表示完全赞同。
周老则讲了许多故事，其中之一是，克林顿当年到西安参观，碰到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子，谈起话来。男孩子在电视上见过克林顿，就说我认识你，你是克林顿，你领导美国。克林顿说，错了，不是我领导美国，是美国人民领导我。这一句话就说明美国跟中国不一样。周老说，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文明，“三纲五常”的传统，居高临下，大家养成了眼睛向上的习惯，凡事都要有领导，尤其一把手说了算，大搞个人崇拜，这就不是“以人为本”，更不是民主和科学的理性原则了。
与周有光第一次会面不久，李锐动手写了一篇文章，表达自己对周有光的敬意，标题就叫《向周有光老人致敬》。但老人对这篇文章一直不太满意，迟迟没有出手。后来，李老交代我把9月25日两人的谈话整理出来，他参考这份珍贵的谈话记录，又将原文扩充了近2000字，在2010年第4期《炎黄春秋》发表出来，题目是《向周有光老人学习》。2012年，周有光的常州同乡范炎培编著了《周有光年谱》一书，将李锐此文用在书中，作为代序言。2013年1月，李锐因病住进北京医院。1月27日，我带着范炎培先生第一时间寄给我的新书《周有光年谱》到医院探望李老，李老坐在病床上看了此书好久，末了，还把我的书“扣”了下来，说他要好好看看，并交代秘书薛京“再到书店买5本”，他要送人。
2009年9月25日周有光登门拜访李锐，是周有光百岁以后唯一的一次登门拜访。好长一段时间，李锐一直为此事惴惴不安，念叨着要找机会回访一次。一来向周老表达敬意，更主要是想和周老作进一步的交流。
两位老人初次见面整整10个月后，2010年7月25日，李锐在蒋彦永医生和我的陪同下，来到东城区南小街后拐棒胡同，紧抓楼梯扶手，慢步走上三楼，拜会了周老。两位老人在周有光9平米的小书房里，围坐在一张漆已几乎掉光的简陋木桌的两边，谈了70分钟。
之后，李锐与周有光没有再单独见过面，但每有新书问世，他们总会第一时间寄给对方。在《炎黄春秋》一年一度的新春联谊会上，两位老人多次见面，并且总是坐在一起，且每一次都有精彩发言。按照长者优先的原则，每一次都是周有光第一个发言，李锐第二个发言。他们两位的每一次发言，都引起现场的轰动和热捧。
在李锐与周有光交往的六七年时间里，还有一桩佳话可以一说。周老原来供职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后来更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作为顶级专家，周老原本享受副部级医疗待遇。后来机构改革，国家语委并入教育部，周老的医疗待遇中断了。2012年冬天，他身体不适，301医院的蒋彦永大夫邀请他到自己供职的医院检查身体。10年前，蒋大夫勇敢地向国际媒体揭露SARS在中国蔓延的真相，拯救苍生，誉满世界。但301医院有严格的制度规定，病人不是副部级以上不能进高级病房。为此，蒋大夫找李锐商量办法。
2013年1月，李锐也因病住进了医院。时任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沈跃跃到医院看望李锐，李锐对沈跃跃谈起周有光住院受阻一事，发脾气说：“周有光100多岁的老人了，对国家贡献这么大，是我们的国宝，国家就不能让老人得到更好一点的治疗吗？”沈跃跃劝李锐不要发脾气，当场表示：“这件事交给我了，我来办！”后来，李锐还是放心不下，给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写了信，希望他能亲自过问，尽快解决周老的医疗待遇问题。2月4日，时任国务委员刘延东到周有光家登门拜访，补发了医疗证，使周老于2月16日进入301医院高级病房就诊。
2月8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央新春团拜会上，李锐见到了即将卸任的温家宝总理，温家宝告诉他信收到了，很高兴。蒋大夫得知此事，又给温家宝写信，建议他看望周有光。温家宝收信后，叫上时任教育部长陪同，于2月22日到301医院看望了周有光老人。
著名学者刘再复曾评论周有光说：“周老最让我惊奇的不是他的高龄，而是他在一百岁之后却拥有两样最难得的生命奇景：一是质朴的内心；二是清醒的头脑。”我想，这话用在李锐身上，也是一样的。
2013年春节前夕，我到周老家拜年，老人说：“锐老的文章我差不多每一篇都读过，锐老的观点我几乎都赞成，我们的心是相通的。”而李锐则认为，周有光以100多岁的高龄发表新论，创造了跨世纪的传奇。周有光曾对采访他的记者说“我向来不刻意说要讲真话，因为我从不讲假话。讲真话对我来说不是一个问题。我不会说自己不相信的话。”李锐对此深有感慨地说：真话虽然不一定是真理，但真话一定是真理的前提。由于政治、经济、思想的三大垄断，我们有过讲假话、空话、大话的历史，最后导致十年“文革“，背离了人类社会进步的普世规律，也背离了探求真理的精神。改革开放使我们有机会向真理靠近，但问题还在要彻底解决这三个垄断，我们才能真正成为现代化国家。
诗人、杂文家邵燕祥盛赞李锐和周有光都是“智、仁、勇”三者兼具的长者。学者丁东则称李锐和周有光是当代中国重量级的思想家，而且是思想前沿的独立发光体和灵魂人物。他们像一团熊熊的火，一直燃烧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为这个世界持续带来光和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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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刊登日期： Sunday, May 27,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