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评判解放战争的历史意义的重要性,大致有以下几点:

①评判解放战争的正义性问题直接地关乎到战后建立的政治秩序,建立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正当性的证明。

②评判解放战争的历史意义是评判毛泽东的关键之关键、重心之重心。

③评判解放战争的历史意义是评判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和执政权的合法性正当性的主要关键之处。

④中国共产党在大陆广泛编织了“是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是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诸如此类的神话故事和谬论。

⑤评判解放战争的历史意义是解决民主运动内部产生的罅隙与分岐的一个重要关键。

毛泽东在他的晚年谈到自己一生中做的两件大事。他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打败了蒋介石。另一件事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在毛死后,对后一件事-文化大革命中共中央己经予以全盘否定,并定为了浩劫。但正是由于前一件事的成功-打败了蒋介石,问题就出来了,若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说法,加上民众中普遍存在着的以成败论英雄,所谓“成者王侯败者寇”,“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正确的就是真理”的简单的思维逻辑,于是就有了邓小平的“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的说法”,“继续神化毛泽东”和直到现在的习近平的“否定了毛泽东,天下就会大乱”的说法,故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正确地评判解放战争的历史价值,则成了正确地评阶毛泽东的关键所在。

我们还要告诉大家的是,正是毛泽东打嬴了解放战争,毛泽东打嬴了三大战役,指挥百万雄师,“解放”了全中国,使毛泽东为一群人从人的位子捧上了神的尊位。“毛泽东在建国后享尽荣华富贵,帝王之尊,霸王之权,一言九鼎,任意胡行,是一切权力的集中者,是党和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是君师合一的标榜者,是一切真理和最高真理的代表者,是具有无限智慧和力量的救世主,是当代的红太阳,是社会主义的始皇帝,是个人崇拜的一尊神,是代替斯大林的世界领袖。”[引自于谢韬为《陈独秀、毛泽东在历史的天平上》一书写的序]而正是未能认别解放战争的非正义性,就无法认清毛泽东的全貌,就无法完全将毛泽东从神的尊位还原到普通人。

列宁缔造的“专制的社会主义”,终于还是被历史所否定,历时74年。“十月革命”是从民主共和向封建专制的复辟。正是因为毛泽东打嬴了解放战争,毛泽东打嬴了三大战役,为之中共编织了它的最后一道神话,即中共在大陆广泛宣传的“是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是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诸如此类的神话,使之成为了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最后一道防线,故讲,如前所言,中国现代历史上的解放战争的正义性问题直接地关乎到战后建立的政治秩序,建立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正当性的证明。

二、评判解放战争的历史意义的难题所在呢?大致原因有三个。

①就是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影响,人们的思维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影响而言,单就战争的评价来看,很多国人信奉“胜者王侯败者寇”。法兰克福大学查卡教授所著的[德文版]《形式逻辑和科学哲学,经济科学导论》讲了真理的三大学说,其一、一致与符合说,“真理符合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就对应了这一哲学意义上的源于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关于真理的一致与符合说。其二、关联说,哲学意义上的关于“真理的关联说”,这一学说可追溯到,或讲源于辨证法大师黑格尔。这学说认为,一个定律若是真理,它必须与已知的其他的定律相一致。相一致就是指逻辑上的无矛盾性。其三、为普遍接受说,“真理共识论”。价值理念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对文化科学范畴的理论是极为重要的,它对应的是哲学意义上的关于真理的为普遍接受说。这个以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学说认为,一个理论若为真理,它必须是为普遍所接受的。实践、逻辑与价值理念,这才是真正的检验真理的三大标准。②必须树立以“人民是目的”的新的历史史观,批判以“朝廷是目的”的旧的历史史观。资中筠的《“以史为鉴”的不同出发点——人民和朝廷哪个是目的?》一文它揭示了“以人为本”和“以人的尊严为本”二种不同的价值观在历史史观上的对立。③就是由于世界各国已有的理论与实践中还没有出现过类似于象毛泽东一样靠打嬴了解放战争,打败了蒋介石,而夺得了政权的例子。故评判解放战争的历史价值必然成了长期以来未能破解的理论难题。因为不存在着现存的价值理论拿来套用,来借用。惟有创新和发展,方能解决评判解放战争的历史价值,方能解决中国现代历史中的最核心的疑难问题,国共内战的道德正义性问题和四九年中共建国的正当性问题。

三、王芸生先生是认识“毛泽东发动的解放战争是”非正义的“的第一人。

他在其临终前曾说,“毛泽东那句至理名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应改为”枪杆子里面出独裁政权“。”三年解放战争,应改为中国人屠杀中国人的血腥内战。“

大公报主编王芸生于1946年4月16日发表大公报社评《可耻的长春之战》中写道:“现在抗战胜利了,日问崩溃,伪满烟消,中国的东北,应该归回中国,就在这时候,苏军也根据中苏盟好条约纷纷撤离东北。就在这时候,苏军刚刚迈步走去,国军接防立脚未稳,中共的部队四面八方打来了。多难的长春,军民又在喋血。那是中国的地方,现在应该光复了,却灾难愈深,那里的人民都是中国的儿女,现在应该回归祖国的怀抱了,却在斫斫杀杀,流的都是中国同胞的血!中国人想想吧!这可耻不可耻?…”但是,王芸生先生没有完成了严格的理性论证就与世长辞了。

沃尔泽正义战争理论主要是围绕三个子系统:开战正义、交战正义和战后正义,来展开它的道德分析和论辩。阿列克西创立了法律论证理论。若将这两个理论结合起来,就可得到主要适用于在历史研究中评判所谓的“革命”“正义”的战争是否是革命的、正义的,起了一个鍳别的作用的论证。

与法律上的理性论证一样,在历史研究中要特别注重于证据。我们知道,有些名家为了要证立自己的一条立论,常常提出了许许多多的证据。在此笔者提出,凡要证立自己的一条立论,需要对自己提出的证据作一分类,即按理性论辩中有效性分成A类[一定的说服力但存有较大的疑义]、AA类[极强的说服力但存有较小的疑义]、AAA类[无可争辩的并不存疑义的].

四、借助以毛泽东发动的解放战争为历史例证的道德论辩和论证说明

1,对开战正义子系统的道德论辩。

在这里首先需要指出,必须确认的两个大前题。其一,根据中外正义战争传统,战争有正义与不正义之分,故要慎战,要慎而又慎。其二,依据真实性、正确性、真诚性这三大有效性要求来判别“革命战争”诉求的合理性,决定开战正义。

大前题一,要慎战,要慎而又慎,实质上是由,西方正义战争理论基本原则第6条原则、即最终手段原则结合了中国古代孔子孟子皆主张“慎战”而产生的。

提出大前题一,要慎战,要慎而又慎,主要目的是

①必须破除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论。王芸生,在其临终前曾说,“毛泽东那句至理名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应改为”枪杆子里面出独裁政权“。它点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实质,是封建帝王封建军阀武装割据的逻辑所在,是反人民、反文明、反理性的封建独裁、流寇强盗的逻辑根据。通过战争夺取政权,说明是有些人的枪杆子里出了政权,而另一些人的枪杆子里失去了政权。如果”枪杆子里出政权“,那么,野蛮的屠杀就不可避免,人类社会将永远遵循森林法则,弱肉强食。现代文明已让越来越多的人明白,权力属于人民,不能够谁更暴力谁就当老大,靠枪杆子说话是强盗逻辑。

②必须破除毛泽东的“造反有理”论。文化大革命中有句家喻户晓的话,就是“造反有理”,“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有了这个道理,于是就革命、就造反、就干社会主义”。这本是毛泽东在延安庆祝斯大林诞辰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造反有理”的“理”就在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寻求人人平等”。这句话在延安时代本身就是一句歧义极大的错话。主要由斯大林创立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上只能叫列宁主义,或斯大林主义]本身是对马克思的整体思想的一次性的误解和偏离。而毛泽东这句话表现出毛泽东对由斯大林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的偏面的理解,一种误解,重而构成对马克思的整体思想的二次性的误解和偏离,而用到毛泽东本人所设想的文化大革命中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在这里暂且指出这二条错误所在。其一是,人类社会到处都存在着各式各样的矛盾,无时无刻都存在着各式各样的矛盾,都存在着不合理的因素,而解决的途径和方法,不仅仅是造反、武装起义、暴力斗争这样一种暴力的无序的极端的方式,一种不讲理的欠文明的的方式,世界各国更常见的更普遍采用的是法律途径,这样一种和平的有序的普通的方式,一种讲理的文明的方式,马克思一生也从未说过,作为生产力极为低下的中国,实施暴力革命,以实现社会主义,是中国唯一的途径。况且马克思说的话是不是真理,是不是正确的,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这只是按“真理符合论”的讲法。若按“真理关联论”和“真理共识论”那就有可能发现马克思说的话存在着许多缪误之处。]而我们在这里讲的如此重要的法律对于毛泽东来说,可观其一生,则是毛泽东的软肋了。其二是,毛泽东本人所设想的文化大革命,本意很明白是想搞掉修正主义,一种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假社会主义;这也是说,有革命的、造反的、社会主义的,也有挂着革命、造反、社会主义招牌的假革命、假造反、假社会主义;这也是说,革命、造反、社会主义都有真的与假的之分、正义的与非正义的之分。而不能光听他说的,光看他做的,那是不够的。按一般人的思路来讲,必需首先解决如何划分,怎么样来划分真的与假的、正义的与非正义的革命、造反、社会主义的问题,然后再考虑后续问题,以及目的问题,收尾的问题。而才到发动初期,一群中学生翻出了“造反有理”这一段话,此时毛泽东理应讲,应该将其真的与假的、正义的与非正义的革命、造反、社会主义的界线告之天下人,但却没有这样做。究其原因,恐怕是毛泽东对此分野还未搞清楚,或者说,毛泽东对此分野是以毛泽东作为基准来划分的,故不宜公布为佳。比如说,什么叫走资派,制定政策的,怎么样确定之,单纯的执行者,看来就不能算了吧。又比如说,什么叫反党集团,上下级工作关系,看来就不能算了吧。其实,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从执政起毛泽东没有几件是解决好了的。结果,全国爆发武斗,只好借助于毛泽东主动发起的中苏边界战争来转移国内视线,以求得国内的平息。

③必须破除列宁毛泽东的“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论。列宁关于战争与革命的论断。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列宁曾说那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无产阶级应将它变为国内战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后来由于苏联的出现,列宁的这一论断就被公认为无比正确。所谓的“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就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学说中的经典公式。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讲了:“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我们共产党人反对一切阻碍进步的非正义的战争,但是不反对进步的正义的战争。对于后一类战争,我们共产党人不但不反对,而且积极地参加。前一类战争,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双方都是为着帝国主义利益而战,所以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坚决地反对那一次战争。反对的方法,在战争未爆发前,极力阻止其爆发;既爆发后,只要有可能,就用战争反对战争,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四六五——四六六页]毛泽东在这里首先肯定了战争分为两类,正义的和非正义的。这点与我们的观点是一样的。但正义的和非正义的分界在什么地方呢?毛泽东仅仅指出了“进步”这一条是不够的,并且没有对什么叫“进步”作深入的分析,这一点留下后面再议。毛泽东接着就讲解了列宁的“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论。现在俄罗斯学者通过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了,十月革命道路也非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道路。二月革命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十月革命实质上是历史的倒退,是对二月革命的反动。现在许多俄罗斯学者甚至认为十月革命不是革命,只是一场少数政治精英的政变。[可参见,张镇强:《从十月革命的真相看列宁》,和金雁:《十月革命的真相》]

提出大前题二,依据真实性、正确性、真诚性这三大有效性要求来判别“革命战争”诉求的合理性,决定开战正义。主要目的是

依据沃尔泽理论围绕三个子系统:开战正义、交战正义和战后正义,来展开道德分析和论辩。开战正义,指一场战争是否是人类生命值得为之牺牲的战争,主要通过考察战争的理由来判定战争本身是否正义。我们将战争大致地划分为二大类:国际战争和国内战争。沃尔泽,以及格老秀斯等人做的工作可以说,绝大多数都集中在于国际战争方面,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也都集中在于国际战争方面,而利用沃尔泽,以及格老秀斯等人做出的许多结论是无法对国内战争、比如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解放战争做出明确的道德分析和评判的。

张书元、石斌在《沃尔泽的正义战争论述评》一文写道,“按照西方正义战争思想传统,”开战正义“一般涉及六条基本原则:正当理由、合法权威、正当目的、成功的可能性、相称性和最后手段原则。

与某些传统观点认为双方都可能有正当理由不同,沃尔泽明确主张,正义战争的主要目的是维护以人权为基础的国家权利,即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因此只有自卫才能证明战争的正义性。正义只能归于一方,或者双方都不具有正义性。“

很明显,就按“战争的理由”的诉求,对历史革命战争,国内战争来说,并不存在什么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的问题。这是一个问题。另外按传统观点,内战责任涉及:第一,哪一方蓄谋发动内战;第二,哪一方主动挑起内战,认为这是内战双方争议严重的问题。而第二次国共内战因零星战斗,局部战斗,全面爆发和政治谈判交织在一起,争议极大。中共方面认为,1946年6月,国军精锐部队在东北战场以及其他战场频频传来捷报,蒋介石在做完军事部署后,认为发动内战时机已经成熟,即单方面公开撕毁《双十协议》和“政协决议”。6月26日,以国军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内战全面爆发。而国府方面认为,中共在1945年9月即开始发动上党战役,平绥战役围攻国军。尤其在双十协定签署之后的两个月内,中共仍然违反双十协定围攻傅作义在归绥,包头的主力部队一直到12月中旬攻城未下被迫撤围,并主动进攻一直在国军控制下的湖北襄樊地区;另中共在山海关设防,开火阻击依照中苏条约进入东北接收的国军。且中共抗战胜利后大面积破坏津浦铁路和平汉铁路。按传统的相称原则[要求公开宣战]和正当的理由的说法,“正义战争的理由必须能够提供明晰而准确的是非判断,必须从根本上基于受侵害的前提条件;自卫不能是预防性的和进攻性的;¨”而第二次国共内战,战争双方就开战正义中的各个细项争议极大,这又是一个问题。故讲沃尔泽理论,对历史革命战争,国内战争,比如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解放战争来说,是不适用的。要想在历史哲学和历史研究中评判所谓的“革命”“正义”的战争是否是革命的、正义的,起了一个鍳别的作用,唯有另辟蹊径,必须要能突破前人的窠臼,方能取得成功。

又比如说,我们可以把战争的形成可看成是交往行为的双方,各自都有各自的申述,当分岐超越一定范围后,从而产生了或形成了有争议的申述。存在着许多解决有争议的申述的方法,但大致分为二大类,一类例如诉诸于权威、传统和残酷的暴力,诉诸于非理性,比如说战争,由此而产生了战争;另一类例如诉诸于理性,商谈方式,协商的方式,和平的方式,这是实现理性观念的关键之处。

而今想在历史哲学和历史研究中评判所谓的“革命”战争是否是革命的、正义的,说是的一方和说不是的一方自然形成了商谈的双方。问题的关键,战争双方各自的申述是不是“有效性”的问题,发动“革命战争”的主动一方的诉求是不是“有效性”,是不是合理性。

哈贝马斯承继康德的世界划分方法,把世界划分为客观世界、生活世界和主观世界。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言语沟通行为,其中言语总是反思地或追溯性地同时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相关联,这就要求每个行为者都会明确或不明确地提出和这三个世界相对应的三个有效性要求,而且总是同时浮现。这三方面的有效性要求,即真实性、正确性(正当性)和真诚性。在论及客观世界时,陈述应是真实的;论及社会世界时,陈述应是正确的;论及主观世界时,陈述应是真诚的。哈贝马斯特别指出,因为交往行为即使一个语言表达只是主题性地使一个有效性要求凸现出,三个有效性要求在一个交往行为中仍然同时被要求。譬如,当一个听者接受一个论断的真实性,但同时又怀疑言说者的真诚性或怀疑表达的正当性时一致协议是不可能达成的。在现实交往中,三个有效性断言能够提出、接受或被反驳,这都是理性的言说过程。

发动“革命战争”的主动一方的诉求是不是“有效性”,是不是合理性,只要检查他的诉求、断言、言说是不是符合三方面的有效性要求,即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故依据真实性、正确性、真诚性这三大有效性要求来判别“革命战争”诉求的合理性,来决定开战正义属于那一方。

对开战正义这个子系统进行道德论辩和理性论证的应用说明。

①开战正义,指一场战争是否是人类生命值得为之牺牲的战争,主要通过考察战争的理由,即对战争双方的“战争的理由”的诉求的有效性要求来判定其发动和进行战争本身是否正义。

②开战正义的“开战”两字指的是于战争的爆发之前所表达的“战争的理由”的诉求和为战争作的一切准备活动。故在战争的爆发之以前的该方的一切与战争的爆发有关联的活动可视为考察其“开战”是不是正义,即开战正义的范围。

③《孙子兵法》曰:“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檄文”是中国从古代到民国[如讨伐袁世凯的檄文]要讨伐昏君暴徒、国贼叛逆时候所写的文章。为了宣示自己师出有名而大有正义,所以檄文的内容都写得非常黑白对立、善恶分明,细数对方之犯行奸孽,罪恶滔天,而自己多么以国家兴亡为己任,所以不得不起来为民讨伐、替天行道。檄文,就是最好的上兵。可不知为什么毛泽东却在战争的爆发之前从未发表讨伐蒋介石的檄文,以宣示自己师出有名而大有正义呢。现仅存有一篇被有些人称为讨蒋檄文的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所起草的政治宣言,它公布于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按其本人的讲法,战争己经爆发了一年有余了。其实,没有檄文,也不妨碍我们探究其究竟的步伐,只是略增加了点时间而己。

④为什么要发动战争呢?战争的目的何在呢?一方面可从战争双方主要领导人在战争的爆发之前的言论探究之,另一方面可从战争的演变、战争的形成、战争的发展上来寻觅之。

⑤凡研究有文字记载的古今中外的战争的话,不难发现,所有的战争可分为两大类,即有发动战争的主动一方的诉求的和没有发动战争的主动一方的诉求的。有发动战争的主动一方的诉求的战争,其目的实际上就是要占一个道德的制高点,但这种诉求是不是、真的是否能成立呢?由此有诉求的战争又可分为有正当理由的战争和有借口的战争,此时可依据真实性、正确性、真诚性这三大有效性要求来判别“革命战争”诉求的合理性,即按照大前题二来决定开战正义属于那一方。而对于没有发动战争的主动一方的诉求的战争,可分为后补诉求的战争,即爆发当时无诉求、后来补上了一个诉求的战争[毛泽东发动的解放战争就属于此类],和自始至终皆无诉求的战争,则可按照大前题一,必要时[如对“后补诉求的战争”]可结合大前题二,来确定是否是开战正义。在此对于大前题一和大前题二的应用时关系作一说明。

对毛泽东发动的解放战争为历史例证的应用。

开战正义子系统评判实证和证据。

实证和证据一。1937年至1946年期间中国在国民政府统治下,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等在报纸、杂志、书刊上所发表的的谈话、文章,特别需要提出的是由笑蜀先生汇编的《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一书,这是一本摘选1941年至1946年期间中国在国民政府统治下,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在报纸、杂志、书刊上所发表的的谈话、文章和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报刊发表的评论和文章而成,该书由李慎之作序,自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后便没有再版或重印。尽管它收录的全是中国共产党自己的言论,它没有任何“造谣诽谤”的成分,却还是没有逃过被禁止在大陆出版的命运。AAA类的证据。

道德论辩和评判论证。

战争双方的“战争的理由”的诉求,就对历史革命战争而言,在此我们拿毛泽东发动的解放战争为历史例证来讲,实际上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在当时一些场合的讲话、言论,以及摘录中国共产党在四十年代创办的两大报刊《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上发表的社论,它即是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西方民主观念和理想的看法,表述了中国共产党对自己的近期、中期、远期的梦想的诉说[如同习近平上位后提出的中国梦一样],也是在半个世纪前中国共产党作出的对全体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更是由他毛泽东发动的解放战争“战争的理由”的诉求。

要说起它也是由他毛泽东发动的解放战争“战争的理由”的诉求这一点,这里还有证明,就是中华民国宪法制定的全过程。郑大华在《张君劢与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一文中写道,“进入小组讨论后,各党派和社会贤达围绕今后中国应采取什么样的宪法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当时有三种宪法蓝本可供人们选择:一是孙中山的五权宪法,二是英美式宪法,三是苏联式宪法。国民党主张采取孙中山的五权宪法,要求以”五五宪草“为宪法的蓝本。民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则大多倾向于英美式宪法。共产党根据当时的情况,也希望有一个英美式宪政,”以期打破国民党垄断政权之局“[梁漱溟。《我参加国共和谈的经过》。梁漱溟全集:第6卷]”。笔者在这里需要指出三点望读者注意,其一是,“张君劢提出了以五权宪法之名行英美式宪法之实的方案。张君劢的这套方案提出后,”在野各方面莫不欣然色喜,一致赞成“,周恩来表示”佩服“,国民党代表孙科也表示支持。”[郑大华]如果读者细心一点,再分一下类,与由张君劢所起草的四六宪法相对照,就可以发现,1941年至1946年期间中国共产党的全部主要诉求全都蕴涵于四六宪法之文本之中了。而四六宪法却为中国共产党定之为“伪宪法”,而因为四六宪法之故起草人张君劢却为中国共产党列为43人“战犯”名单的最后一位。中共如此之逻辑,实乃荒谬绝伦。其二是,究竟什么是中国共产党的宪法方案呢?郑大华文中的“共产党根据当时的情况,也希望有一个英美式宪政,”这一句直乃后人善意的添加,是不足为信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周恩来一直心仪在中国搞苏联式宪法,为什么在此近一年的时间内却要深藏若虚,一字不露呢?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周恩来,[直到今天的胡锦涛习近平,]不是一直坚决反对在中国搞英美式宪政,为什么当时在决定中国前途的重要时刻还要赶来凑热闹,对张君劢的这套宪法方案高喊赞成、佩服呢?这中间毛泽东周恩来到底卖的是什么关子呢?而当张君劢的这套宪法方案通过成了四六宪法后却又变脸了,四六宪法又成了“伪宪法”。其三是,张君劢在那段夜里与中共授课讲宪法、白天与国民党吵架争宪法的日子里,己经看出了中共口是心非,必将违背旧政协各党派所达成了的协议、发动内战、来实现独覇政权、在中国搞他的苏联式斯大林宪法的狼子野心。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张君劢在他出版的专著《辩证唯物主义驳论》的跋中写道,“我本坚持反共之人,初不料抗战后反与中共人事往还聚晤,此由于民主同盟成立,遇有国共冲突,政府每托民盟人士出而调停,新四军事件也和议也毛氏入川也,皆有民盟人士周旋其间,至于我与周氏董氏往还,起于政治协商会之后,协商会中仅通过宪草原则若干条,会毕我已返沪上矣。重庆来电云宪草修正委员会卽日开会,我又由沪入川,暇时本政协原则若干条,拟成一部宪草,国共两方均认作底稿,由会中分散于各代表,按条讨论,迄四月之终,除二三项未解决外,全稿通过。会终之日李维汉起立曰,此为记录,并非草案。”至于为什么张君劢会同意民主社会党去参加国大呢?张君劢写道,“自测中共平日信奉辩证唯物主义以统一思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独霸政权,设集中营以锄异己。我自问我自己与民社党无法与中共合作,乃本两害取轻之义,决然舍弃中共而要求国民党采用宪草以为参加国大之条件。简言之,仍回到我平日反共立场而已。”“我之所以哓哓,诚不愿吾六万万同胞随苏联而殉葬也。”

前面己经讲了,有这三方面的有效性要求,即真实性、正确性(正当性)和真诚性。在论及客观世界时,陈述应是真实的;论及社会世界时,陈述应是正确的;论及主观世界时,陈述应是真诚的。哈贝马斯特别指出,因为交往行为即使一个语言表达只是主题性地使一个有效性要求凸现出,三个有效性要求在一个交往行为中仍然同时被要求。就判别真实性、正确性而论,也就是说,对于一般人而言,也许有一定的难度,但对判别真诚性来讲,即“论及主观世界时,陈述应是真诚的”,是否是真诚的,在言说时,也许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而今半个世纪己经过去了,当年的承诺依然全都没有兑现,这不能不叫人下下如此之结论,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是没有一点真诚性,完全靠的是欺骗和谎言来迷惑中国广大人民,当然在这中间取得了斯大林的支持,骗取了中国广大人民的支持,从而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夺得了政权。

评判结论。

①中国共产党必须清楚地承认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在半个世纪前给中国人民许下的庄严承诺,自己却不想去兑现这样的承诺,这起码可以说,这是毛泽东的言而无信,这是对中国人民欠下的一笔帐。

②由笑蜀先生汇编的《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一书的内容以及它的出版与禁止的命运正确无误地说明了,毛泽东发动的解放战争“战争的理由”的诉求,是非真诚的,它严重地违反了大前题二,毛泽东发动的解放战争在开战是否正义这一点上是非正义的。AAA类的证据。

实证和证据二。旨在抢夺东北的1945年9月14日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AAA类的证据。

先期进入沈阳的冀热辽军区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自9月6日成立了沈阳卫戍司令部后担任沈阳卫戍司令。按照8月14日签署的中苏条约,“在(苏联)红军退出满洲之前,蒋军及八路军均不得进入满洲”,苏军表面上要求八路军已经到达沈阳、承德、长春、大连的部队退出这些地区,等苏军撤退后,由中国自行解决国共两党的军队如何占领东北的问题,私下里斯大林则派特使米高扬专程到沈阳,告诉曾克林,“苏军愿意在桌子底下给予中共帮助”。[-引自于人民网文章,《刘少奇三次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始末》][笔者评点:这表明了,①假若没有斯大林的世界及东方战略和谋略以及斯大林的具体指导和实施,就不可能有毛泽东在解放战争中的军事谋略上的成功。②旨在抢夺东北的1945年9月14日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是一次对中国内战命运极为重要的会议,是两个阴谋家[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密商会。]1945年9月14日曾克林与苏军驻东北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遵照莫斯科的指示派贝鲁罗索夫中校(其他文电又译为卫斯别夫中校)及翻译谢德明,乘飞机从沈阳经多伦到达延安。这架小型军用飞机于当日上午11时许,降落在延安东关机场。在机场,受到杨尚昆、伍修权的迎接。

贝鲁罗索夫中校一下飞机,就去拜会朱德总司令,向朱总司令正式转达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意见:在苏联红军退出东北之前,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均不得进入东北;已到沈阳、大连、长春等地的八路军,必须请朱总司令下令这些部队退出苏军占领地区;苏联红军不久将撤退,届时中国军队如何进入东北应由中国自行解决,苏方不干涉中国内政。经过谈判交涉,苏军同意进入东北的八路军部队先以“东北人民自治军”名义开展活动,苏军将不再加以限制。这显然是苏联政府的意见,不可等闲视之,朱德立即将情况告诉刘少奇。

1945年9月14日,延安王家坪。由刘少奇紧急召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于下午1点准时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朱德、陈云、彭真、彭德怀、高岗、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刘少奇看与会人员都到齐了,便让工作人员将在隔壁窑洞休息的曾克林领进会议室。刘少奇拉着曾克林的手,向大家介绍道:“这位就是我们第一批出关的先锋官曾克林同志,现在请曾克林同志谈谈他们出关的情况和目前东北的现状。”

曾克林说:“我们翼热辽军区第16分区接到向辽宁、吉林进发的命令后,于8月16日出发,由我和分区副政委唐凯率领,共4000人……,”“部队发展情况怎么样?”朱德迫不及待地问道。“非常迅速!”曾克林说,“目前,部队已扩大到3万多人。”“3万多人!”任弼时惊笑道,“不到一个月,就扩充了八九倍!”“武器装备和后勤供应情况如何?”朱德又询问道。“我们接管了大量仓库,军火、粮食、被褥,什么都有,我们都换装了……”曾克林兴奋地说。[笔者评点:如同一群盗墓山寨王们在听取他们的先锋小喽啰新发现了一群汉代墓,并预挖了一个墓葬的偏室,收获就如此丰盛以后,惊讶赞叹不己,兴奋不止。岂不知,汉代墓葬乃属国家所有,盗墓是非法之行为。此乃是始于对当代的群伙犯罪心理学的分析结论吧!]

刘少奇打著有力的手势对曾克林说:“这是千载一时之机。我们的部队先进去了,就站住了脚,就可以控制东北,我们掌握了东北,就可以加速中国革命的进程。”

会议从14日下午1点,一直开到15日凌晨。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曾克林汇报的情况,在摸清苏联红军具体态度的基础上,详细研究了对东北工作的方针和具体部署。会议认为,东北的日、伪军已被全部摧毁,国民党的势力尚未进入东北,这是中国共产党争取东北的“千载一时之机”;应迅速调整力量和部署,全力争取控制东北。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以彭真、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为委员,彭真任书记。彭真、陈云、伍修权等随后搭乘苏联红军的飞机,前往东北赴任(程子华、林枫已到东北)。

会议结束已到深夜,刘少奇回到窑洞,顾不上休息,又字斟句酌,一连起草了三份电报,连夜发出。第一份是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全党的指示,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国战略方针。[笔者评点:什么向北发展,向南防御,这方略的提出乃是中共主动挑起了战争的明证。挑起了战争,难道就不考虑承担历史责任吗?]第二、第三份电报是给毛泽东、周恩来的。一是向他们汇报几个战略区领导人的调配情况,二是提议长江以南部队迅速全部北撤并以此作为向国民党谈判的一个让步条件。9月15日,果真周恩来在重庆谈判上提出把长江以南部队迅速全部北撤的方案。[笔者评点:演得不错,终于将重庆谈判演成了蒙骗公众的忽悠、自摆乌龙。]

9月15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会见了贝鲁罗索夫中校,将写给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信件请他带回。该信是以中国国民革命军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写的。[笔者评点:中国国民革命军的照牌就那么的香吗?至此了还有必要打用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名字吗?]

9月15日中共中央通知各部队,“在东北决不能采用八路军番号,也不能用共产党的名义公开和红军接洽并取得其帮助,而只能用东北地方正规部队和非正规部队以及非共产党的面目,才能与红军指挥机关作正式的接洽,并取得红军的各种帮助…”[笔者评点:做人要光明正大,何必如此鬼鬼祟祟的呢!]

9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因此中共在华北大规模破坏主要的铁路交通线。此时中共陆续派遣十一万大军挺进东北,刘少奇还特意嘱咐,派往东北的干部不要带武器,一律穿便装,打扮成劳工模样,“你们要赶快去抢”。[转引维基百科自于《党史博览》2006年第08期][笔者评点:“抢”这一字用太妙了,太传神了]

评判结论。

①旨在抢夺东北的1945年9月14日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是一次对中国内战命运极为重要的会议,是两个阴谋家[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密商会。

②它严重地违反了大前题一,要慎战,要慎而又慎。

③它严重地违反了西方古老的自然法中的诚信原则和东方中国常言的要光明正大原则。

④它严重地违反了1945年10月10日国民党和共产党共同签署的《双十协议》和1946年1月国共两党及其他政党共同达成的政协协议的主旨,“坚决避免内战”,“认同军队国家化”,以及由张君劢参与制定的“四六宪法”,这部宪法尤其在“军队国家化”上着墨甚力,规定“任何党派和个人不得利用军队为政党斗争之工具,”并将重庆谈判和政协会议变成了蒙骗公众的忽悠与乌龙。

⑤由此可证明,毛泽东发动的解放战争在开战是否正义这一点上,是非正义的,AAA类的证据。

实证和证据三。

审查毛泽东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指控,以及重庆谈判、《停战协定》、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国大通过宪法和1949年的国共和平谈判的对照,AA级的证据。这里所涉及到的问题换一个角度看,或者说换一个提法讲,究竟是谁背叛了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国大通过的宪法[四六宪法]是不是独裁宪法,是不是伪宪法?有兴趣的朋友还可参考杨天石的文章《1946年的政协会议为什么功败垂成——围绕《宪草修改原则》的争论考察》。

毛泽东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指控的一大理由就是蒋破坏《停战协定》。先看看国共所签的两个协定的性质。

“《双十协定》全称是《政府与中共代表的会谈纪要》,记载了双方的立场观点和谈判进程。他不是协议,没有约束力,特别是没有就彻底解决解放区政府问题和中共军队问题提出可行办法。到1946年1月10日,双方又签定《停战协定》,规定”双方军队应在1月13日午夜就各自位置停止军事行动。“(实际上双方还是一直有战斗)此后双方再未签定相关协定。可见双方仅是”停战“,并未和平,更没有就如何和平统一中国及和平建设中国达成合作协议,实际上也无法谈拢,僵持下去,必定是令国家分裂或是造成内部军事割据,此时蒋介石以武力寻求国家统一(有点象现在的台湾问题),是否是犯战争罪呢?我们以后在和谈不成台湾又未宣布独立的情况下主动解决台湾,是不是也犯战争罪?朝鲜战争中,联合国判决北朝鲜为侵略者,而我国正史对此坚决否认。试问,我国为朝鲜辩护的理由与老蒋发动内战的理由到底有何不同?”[河蟹《唏嘘长叹读历史——三年国共内战浅说(谁放内战第一枪?)》]

毛泽东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指控的另一大理由就是蒋记国大通过的宪法是独裁宪法,其主要部分与政协原则相反,限制人权,总统独裁,是伪宪法。

这部一九四六年《中华民国宪法》是张君劢参与制定、为今日独立的宪政学者,包括中国大陆的在内,都认为是中国百年来,最好的一部宪法。

“何谓最好?从实践来看,四六宪法的主旨被台湾中华民国遵循至今,它奠定中华民国的法统,成为台湾民主转型的不可动摇的法源。台湾历次修宪都不涉及宪法的民主本质和基本国策。从理论上说,四六宪法出色地融合了孙中山的五权分立学说与欧美民主政治原则。这正是张君劢数十年择善固执、梦寐以求的宪政理想。具体说,这部宪法突出主权在民、人权保障、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均富思想,尤其在”军队国家化“上着墨甚力,规定”任何党派及个人不得以武装力量为政争之工具“。宪法符合西方立宪主义精义,没有任何政党的影子于字里行间。

总之,这些都是中共建国后多次“宪法”[包括82宪法-笔者注]所不可比拟的。出奇的是,这部宪法的制定,即张君劢所拟定的宪草,也是当年中共的权威代表周恩来等所支持和赞同的。“[金钟《不朽的先驱:张君劢》]可见,讲”四六宪法是独裁宪法,是伪宪法“是不能成立。[另外可参见孟泳新[ 陈智淙]”以人为本“还是”以人的尊严为本“四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下]之三]

1946年1月国共两党及其他党派举行了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5项议案。现摘录此5项议案及《双十协定》的部分文字如下:www.6park.com

①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各党派平等合法。②确保人民享有身体,思想,宗教,信仰,言论。出版,集合,结社,居住,迁徙,通讯之自由。③保障学术自由,不以宗教信仰政治思想干涉学校行政。④废止战时实行之新闻,出版,电影,戏剧,邮电检查办法。⑤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有抓捕,审讯和处罚人民之权。⑥释放政治犯。⑦军队教育应以建军原则办理,永远超出党派系统及个人关系之外。⑧实行军党分治,任何党派和个人不得利用军队为政党斗争之工具。

1949年的谈判是在中共提出的八项原则下进行的:www.6park.com

①惩办战争罪犯②废除伪宪法③废除伪法统④根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⑤没收官僚资本⑥改革土地制度⑦废除卖国条约⑧召开没有反动分子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政府及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对照两者,不难发现,中共提出的八项原则严重地从1946年1月国共两党及其他党派举行了政治协商会议所通过了5项议案及《双十协定》后退了,没有了确保人民享有的各项自由,没有了保障学术自由,没有了废止战时实行之新闻,出版,电影,戏剧,邮电检查办法,没有了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有抓捕,审讯和处罚人民之权,没有了军队国家化,…,而且这些重要的宪法因素至今没有在大陆得到实现。

评判结论。

毛泽东发动的解放战争就属于“后补诉求的战争”,即爆发当时无诉求、后来补上了一个诉求的战争,对此可按照大前题一要慎战,要慎而又慎,结合对“后补诉求的战争”的诉求可依据真实性、正确性、真诚性这三大有效性要求来判别,来确定是否是开战正义。

①大公报主编王芸生于1946年4月16日发表大公报社评《可耻的长春之战》中写道:“…就在这时候,苏军刚刚迈步走去,国军接防立脚未稳,中共的部队四面八方打来了。多难的长春,军民又在喋血。”按中共历史书的讲法,解放战争的开战时间指的是从1946年6月26日停战有效期起算是没有道理的。真相是毛泽东发动了解放战争。在1946年6月26日之前,“中共的部队四面八方[向长春]打来”,那难道就算是游戏了。请参见孟泳新[ 陈智淙]《“以人为本”还是“以人的尊严为本”四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下]之三》

②毛泽东不宣而战,它严重地违反了大前题一,要慎战,要慎而又慎。

③毛泽东发动的解放战争的诉求是虚假的、不正确性、没有一丁点真诚性。它严重地违反了大前题二,AA级的证据。

开战正义子系统评判结论。

由实证和证据一。1937年至1946年期间中国在国民政府统治下,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等在报纸、杂志、书刊上所发表的的谈话、文章,特别需要提出的是由笑蜀先生汇编的《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一书。AAA级的证据。由实证和证据二。旨在抢夺东北的1945年9月14日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AAA级的证据。由实证和证据三。审查毛泽东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指控,以及重庆谈判、《停战协定》、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国大通过宪法和1949年的国共和平谈判的对照,AA级的证据。我们可以得到,是毛泽东发动了对蒋介石国民党的解放战争,毛泽东发动的解放战争的开战是不正义的。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9月30日来稿)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