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各界人士周一晚(6月4日)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悼念活动,纪念“六四”29周年。组织方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打出“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五大纲领。今年的主题是,悼六四,抗威权。据支联会估算,当天到场人数达到11.5万人。这一数字比去年的11万人有所增加。

6月3日,美国国务院网站刊登蓬佩奥就六四事件29周年发表的声明,表示他铭记和平示威遭暴力镇压造成的无辜生命损失。他在声明中引述刘晓波2010年的诺贝尔颁奖礼致辞稿,指“六四亡魂仍未安息”。“我们联同国际社会其他成员敦促中国政府对被杀、被拘留或失踪的人士负责,释放那些因为争取守护天安门记忆的在囚分子,以及停止羞辱民运人士和其家属。”声明指出,美国视维护人权为所有国家的基本责任,促请中国尊重公民的普世权利和基本自由。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六四天安门事件29周年这天,通过脸书用简体字发文,希望利用这个机会跟对岸的中国人民分享台湾民主发展的经验。蔡英文认为,“如果中国当局正视六四事件,承认这个事件国家暴力的本质,六四不幸的历史将会转化成中国迈向自由民主的基石。”

北京天安门母亲难属群体5月31日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出公开信,要求当局对“六四”惨案重新评价。这封128人签署的公开信说,我们的中国梦就是“六四”惨案得以昭雪、正义得以伸张。

另据报道,天安门母亲等部分受难者家属,6月4日早上在当局陪同下到万安公墓拜祭,并在墓前宣读祭文。而当年军队进城伤亡严重的木樨地,北京地铁从6月3日中午起关闭部分出口。据天安门母亲统计,六四当晚木樨地有36人死亡,包括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丁子霖之子。

●美国务卿和议员就六四屠杀发声明,蔡英文脸书促中共正视六四

▲美国之音(VOA)6月2日报道:鲁比奥和史密斯议员就六四屠杀事件29周年发表声明

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主席、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马可•鲁比奥和该委员会共同主席、新泽西州联邦众议员克里斯托弗•史密斯在天安门抗议活动遭中国当局暴力镇压29周年之际发表纪念声明。

两位一向关心中国人权事务的共和党议员重申要求中国政府结束禁止在公开场合以及网上讨论六四事件,并再次表示他们支持坚定执行“天安门制裁”措施以及其它出口控制措施,限制中国军方和安全部队购买可以用于监控、群体控制和网络审查的美国科技。

鲁比奥参议员在声明中说:“天安门广场屠杀事件周年纪念提醒我们,对于人类基本尊严和基本人权的渴望不只限于任何一个地区或者国家。”

鲁比奥说:“在我们反思29年前聚集在广场和全中国各地的一百多万中国公民未能实现的憧憬之际,我呼吁中国政府允许围绕那年春天的事件进行自由和公开的讨论,无条件释放那些因为试图纪念六四周年而被拘留或监禁的人,并公开清算在党和军队手中对中国人民犯下的可怕暴力。”

史密斯众议员在声明中说:“我们每年纪念天安门屠杀事件,是因为这一事件对美中关系的持续影响,因为对于那些追求自由和改革而失去生命的人来说,正义没有得到伸张。我们每年纪念天安门悲剧,是因为那是一起重要到无法忘怀的事件,是一起在中国进行纪念是如此危险的事件。”

史密斯众议员还说:“行政当局承认把我们的价值观与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战略重要性,而我们在国会的人士将继续敦促他们采取既包括象征性也包括切实性的步骤,向中国人民传达说,他们的斗争和牺牲没有被遗忘。”

▲美国之音(VOA)6月4日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六四事件29周年发表声明

2018年6月3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中国六四事件29周年发表声明,译文如下:

1989年6月4日在天安门广场及其周边地区发生的暴力镇压和平示威游行事件29周年之际,我们记得无辜生命的惨痛损失。

正如刘晓波在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典礼中发表的缺席讲话中所说的那样,“六•四冤魂还未瞑目”。

我们和国际社会的其他人一起敦促中国政府公布那些被杀害、拘留或失踪者的情况,释放那些由于努力让天安门事件不被遗忘而坐牢的人,并结束对示威参与者及其家属的持续骚扰。

美国认为保护人权是所有国家的基本责任,我们敦促中国政府尊重所有公民的普遍权利和基本自由。

▲德国之声(DW)6月4日报道:六四29周年 美促中对受难者负责

今天是六四事件29周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称会铭记惨剧中失去无辜生命,促请中国政府对受难者负责。当年亲历事件的民运领袖也发文,呼吁社会坚持守护记忆。中国方面随即作出回应。

(德国之声中文网)在北京,天安门母亲等部分受难者家属,6月4日早上在当局陪同下到万安公墓拜祭,并在墓前宣读祭文。而当年军队进城伤亡严重的木樨地,北京地铁从6月3日中午起关闭部分出口。据天安门母亲统计,六四当晚木樨地有36人死亡,包括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丁子霖之子。

天安门一带保安严密,路透社报道公安在广场一公里外设置检查站,查看外国人的护照。其记者被告诉星期一禁止在广场内进行任何采访。

天安门母亲日前致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当局重新评价六四。与往年一样,其三项主要诉求依然是“真相、赔偿、问责”。信中指出,每年的两会、外国政要访华及六四祭日,遇难者的家属都会被监控、监视居住或被旅游。信中还称,六四惨案虽然已成为历史,但是带来的灾难并没有终结,伤口也难以愈合。“29年来历届政府从没有人向遇难者家属问候一声,没有人说声对不起,震惊世界的大屠杀好像从来就没有发生过。”

“我们的亲人已离开29年,却始终没有得到一个说法和交待,三分之一的人生被其阴影笼罩着,我们感到非常压抑和苦闷。”公开信还引用习近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之言论,呼吁习近平展现家国情怀,为天安门母亲群体排忧解难。

正居于美国的八九民运领袖王丹则在社交网站发文,希望香港人在六四29周年当晚出席烛光晚会。“29年来,每年的维护园烛光都撼动了无数人的心。没有这一天的你们,我是很难坚持到今天的。29年了,很多人感觉失望甚至绝望,但是只要那一片烛光还在,香港就是在书写人类历史中美丽的一章。”他指,六四晚会不仅为了纪念死难者,也是为了香港前途“表达对专制中共的抗议的机会”。

美国务卿:六四亡魂仍未安息

美国国务院网站刊登蓬佩奥就六四事件29周年发表的声明,表示他铭记和平示威遭暴力镇压造成的无辜生命损失。

他在声明中引述刘晓波2010年的诺贝尔颁奖礼致辞稿,指“六四亡魂仍未安息”。“我们联同国际社会其他成员敦促中国政府对被杀、被拘留或失踪的人士负责,释放那些因为争取守护天安门记忆的在囚分子,以及停止羞辱民运人士和其家属。”声明指出,美国视维护人权为所有国家的基本责任,促请中国尊重公民的普世权利和基本自由。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批评,蓬佩奥没有任何资格要求中国政府做什么,又指美方一年复一年地对六四事件发表所谓的声明,无端地指责中国政府,是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被问及中方会否应死难者家属要求,重新评价六四事件,华春莹表示,对于上世纪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中国政府早已有了明确的结论,敦促美方摒除偏见、纠正错误,停止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和干涉中国内政,多做有利于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事情。

对于前学运领袖王丹要求中国政府,尽快让诺贝尔和平奬得主刘晓波遗孀刘霞出国,华春莹指出,刘霞是中国公民,相信有关部门自然会依法处理。

李芊/罗法(路透社等)

▲美国之音(VOA)6月4日报道:美呼吁中国公开六四伤亡人数

华盛顿 —在六四事件二十九周年之际,美国敦促中国政府公开当年军队暴力镇压支持民主的抗议民众的实际伤亡人数。

人权组织相信当年军队执行的镇压行动导致数百至数千人丧生。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周一的一份声明中说,美国与国际社会一道,要求中国政府“全面公开死亡,入狱和失踪的人数”。他还引用已故中国著名异议人士、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2010年颁奖典礼上的缺席讲话中的一句话,“六四冤魂还未瞑目”。刘晓波去年在被中国政府关押期间病逝。

中国周一晚些时候对蓬佩奥的讲话表示愤怒。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对记者称中方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抗议。

中国政府一直否认发生流血镇压,并在大陆禁止一切纪念六四的活动。周一晚间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的烛光守夜是中国境内唯一未被禁止的悼念活动。

▲美国之音(VOA)6月4日报道:蔡英文脸书发文 促中共正视六四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六四天安门事件29周年这天,通过脸书用简体字发文,希望利用这个机会跟对岸的中国人民分享台湾民主发展的经验。

蔡英文认为,“如果中国当局正视六四事件,承认这个事件国家暴力的本质,六四不幸的历史将会转化成中国迈向自由民主的基石。”

蔡英文并以台湾二二八事件、美丽岛事件为例,解释了这两个也被当时的台湾当局说成是暴乱的事件,后来如何酝酿、积累以及动员产生了社会能量,驱动了台湾民主政治的改革及全面的民主化这样一个过程。

蔡英文在脸书文章中说,“我的脸书就是台湾民主政治的缩影。这里有批评的声音,也有打气的声音”。她说,在台湾“没有敏感词,不做网络审查,当然更不必翻墙”。

蔡英文希望,有一天中国的网民不用翻墙就可以浏览她的脸书。她并期待,两岸可以共享自由和民主的普世价值,让两岸人民有更大的空间,相互理解和合作。

29年前的6月3日晚间至6月4日凌晨,中共当局派军队在天安门广场及周边地区对以学生为主的和平示威游行进行暴力镇压,造成众多学生和民众的死伤。中国政府坚称当年对示威学生们采取了正确的行动,并禁止一切与六四事件相关的讨论。

▲德国之声(DW)6月4日报道:港台纪念六四 蔡英文脸书简体发帖

本周一是“六四”事件29周年纪念日。香港民众在维园举行烛光纪念集会,而台湾总体蔡英文也呼吁中国政府正视29年前的这场民主运动。

(德国之声中文网)1989年4月15日中国改革派政治家胡耀邦逝世,学生和民众自发的悼念活动逐渐演变成席卷全国的抗议浪潮,诉求中也增加了要求扩大政治自由和实现民主等内容。

6月3日至4日,中国政府动用军队以暴力手段结束了抗议活动。镇压行动造成的伤亡情况至今仍是一个谜,外界的估计则少至几百,多至数千。官方迄今拒绝透露具体数字。

中国官方对本次学潮及其镇压行动的信息一直讳莫如深,严加封锁。而每逢六四纪念日到来,相关的信息审查更会进一步加强。

刚刚过去的周日(6月3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呼吁“公布那些(在六四事件中)被杀害、拘留或失踪者的情况”。

德新社报道说,周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美国每年发表“所谓的声明”,对中国政府进行无端指责,干预中国内政。

收集被屏蔽微博帖子的“自由微博”网站上,“六四”成为排在第一位的搜索热词。部分含有“美国大使馆”的内容也受到过滤审查。

周一(6月4日)晚,香港维园举行烛光晚会,纪念六四。这一传统在香港还在英国治下就已开始。

晚会组织者、香港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向德新社表示,这是香港最重要、最持续的社会运动。根据警方的数字,过去烛光晚会的参加人数在2万-8万之间。

1989年夏天,香港曾在代号“黄雀行动”中帮助数百名天安门领袖逃离中国。

周一,台湾总统蔡英文以简体字在脸书上写道:“如果北京当局可以正视六四事件,承认这个事件国家暴力的本质,六四不幸的历史将会转化成中国迈向自由民主的基石。”

台北也有民主团体举行集会,纪念天安门的死难者。他们也呼吁北京释放一年多前在中国被捕的台湾人权人士李明哲。

●逾11万人香港维园悼“六四”29周年,世界各地团体举行活动纪念六四

▲美国之音(VOA)5月31日报道:六四事件29周年前夕,台湾公民团体声援中国异议人士

台北 —六四事件29周年前夕,台湾公民及人权团体呼吁中国政府停止侵害人权,并声援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中国维权律师及刘霞等人。

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伊翎表示,六四事件已经29周年了,中国政府以国家暴力侵害人权的事件却从未停止。

她说:“对我们来说,关注六四真相仍然没有被揭露之外,事实上也要呼吁大家持续去关注中国目前侵害人权的状况,也必须提醒这样侵害人权的状况,已经不限于中国人民,并开始扩展到境外。”

邱伊翎还说,大家应该持续声援被中国关押348天的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失踪超过一千多天的维权律师王全璋以及外界无法联系的刘晓波遗孀刘霞等人。

台湾公民及人权团体星期四召开一场名为“人权宣言七十年,中国压迫在身边”的六四事件纪念晚会会前记者会。

毫无反省

长期关注人权议题的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尤美女表示,29年过去了,中国政府对六四事件毫无反省,也不愿意道歉。)

她说:“天安门的母亲们也发表了公开信:29年来已经有51位天安门母亲过世了,我们在维护做人的尊严,寻求公平正义的道路上,非常艰难地走着。”

尤美女委员还说,中国极权政府目前正在设置天网监控人民的一举一动,另一方面,台湾政府则在推动转型正义、重视人权,这也是台湾和中国最大的不同之处。

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召集人郭吉仁指出,3年前的709大抓捕之后,中国政府迫害维权律师的行动并没有停止,去年8月至今,持续有17位律师被吊销执照。

郭吉仁还谈到,台湾要觉醒,除了避免中国的武力并吞,也应该结合全世界的民主国家来对抗中国的邪恶打压。

起而效尤

与会的台湾监察委员高涌诚表示,德国总理默克尔日前访问中国期间会见了709案的部分当事人及家属,台湾政府应该对此表示欢迎,并呼吁各国政府起而效尤。

高涌诚还说,如果台湾人只重视和中国做生意,并且在民主人权自由的防线上退守的话,那么像六四事件这样的悲剧就有可能在台湾发生。

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代理秘书长黄尚卿呼吁,中国政府应该就六四事件进行公开独立的调查,追究侵犯人权者的责任,承认镇压期间曾经发生侵犯人权的行为,并交待所有死伤人员的状况。

与此同时,黄尚卿还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向受害者及其家属提供适当的赔偿,并停止骚扰或起诉任何人,以及立即释放因行使集会结社自由而被拘押的人,包括那些要求政府重新定义六四事件及悼念死者的人。

▲美国之音(VOA)6月2日报道:香港民主派举行“悼六四抗威权”游行

香港 —香港多个政团星期六举办“悼六四 抗威权”游行,要求中国政府释放在中国悼念六四而被捕的人士。

离八九民运六四事件29周年还有两天,香港支联会、社会民主连线、工党等团体约30人由香港岛西区警署游行到中联办。

游行团地高喊「悼念六四无罪」、「结束一党专政」等口号,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曾在国内悼念六四而被捕的符海陆、罗富誉、张隽勇、陈兵、陈云飞等维权人士。

在2016年,四位维权人士在四川制作白酒,取名 “铭记八酒六四”,然后把白酒在互联网发布销售后,先后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逮捕。

悼念六四烛光晚会将会在星期一于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办。

▲自由亚洲电台(RFA)6月3日报道:旧金山十几位民运人士集体绝食24小时纪念六四屠杀29周年

美国旧金山的十几位中国民运人士从6月1日晚上8时起,集体绝食24小时,以此纪念六四屠杀29周年。

这是六四屠杀29年来,流亡海外的中国民运人士第一次以集体绝食的行动纪念六四。绝食行动在旧金山湾区佛利蒙特市伊丽莎白湖畔的一块空地上进行,佛利蒙特市是华人聚居的城市,时值初夏的周末,白天和傍晚,湖边都有众多休闲的民众。

发起这次绝食活动的,是前北京师范大学学生陈天石。89民运期间,陈天石担任北京“高自联”宣传部长,他是天安门广场绝食行动的十一名发起者之一。陈天石告诉记者:“89爱国民主运动是和平、非暴力反抗运动的典范,很多人忘记了89年学生的抗争所作出的贡献,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呼吁大家不要忘记六四。”

杜明两天前才从中国来到旧金山。89年他在成都上大学,参加了当地学生的绝食行动,他说:“当年大家也是坐在一起,互相拉着手,参加绝食,现在看到这样的情景,就像当年的情景历历在目,在记忆中抹不去。当年有很多热血青年为了祖国的前途发出自己的声音,追求自由民主,现在很多年了,很多人还在坚持,我很敬佩这些坚持的人。”

参加绝食行动的李刚是2013年北京“新公民运动”的参与者,1989年他15岁,没有参加89民运。他表示,2013年发生的要求中共官员公示财产的“新公民运动”是89民运的延续。他说:“在六四之前学生提出来的是反官倒、反腐败,完全是爱国民主行动,但共产党使用屠杀的手段镇压了这场民主运动。自从89年之后,我对共产党有了根本认识,这种大规模的屠杀,除了战争和侵略,对自己的国民能够下这样的毒手,这种政权在世界上是罕见的。我们‘新公民运动’柔和得多,但即使如此柔和的抗争,最后也是被抓的被抓,被捕的被捕。”

来自中国温州的女青年李也青,89年是个小学生,她靠翻墙看海外网站了解六四。她1号上午9点便开始绝食。记者问,为纪念六四绝食与平时饿肚子的感觉一样不一样?她回答:“不一样。这一次我心里有一个意念,想想当时那么多学生在广场上绝食,我就觉得这样做很值得、很有意义,心情肯定不一样。”

旧金山“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会长、前北京学生、在六四屠杀中被解放军坦克辗断双腿的方政,刚从挪威奥斯陆“自由论坛”发表关于六四屠杀的演讲回来,过一天,他又要去华府参加“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举办的“六四国会报告会”。2号这一天,他来到伊丽莎白湖畔,对绝食的民运战友表达支持。方政对记者说:“这些朋友们采用绝食的方式纪念当年广场死难的同胞,我要跟他们在一起。我对他们充满敬意,因为在今天这个社会更需要这些人走到前面,提醒大家不要忘记29年前的历史,不要忘记29年前失去的生命。”

▲英国广播公司(BBC)6月4日报道:现场直击:逾11万人香港维园悼“六四”29周年

11.5万人在维多利亚公园参加悼念六四29周年晚会。

香港各界人士周一晚(6月4日)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悼念活动,纪念“六四”29周年。

组织方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打出“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五大纲领。今年的主题是,悼六四,抗威权。

据支联会估算,当天到场人数达到11.5万人。这一数字比去年的11万人有所增加。

维多利亚公园悼念活动现场图片版权REUTERS

自1990年起,香港维多利亚公园每年举办烛光晚会,支持民主运动的香港本土和内地人士均到场参加。数十万市民擎起一盏烛光,致敬历史和“六四”死难者的场面,震撼世界,也让世人相信,中国人并未遗忘。民主尚有希望。

“这件事香港人记了29年”

“近年发觉得香港的政治气候不是太好,就觉得要来,希望香港的政治气候可以好一些。”一家四口前来维园的一位男士说,他时隔9年再次前来,认为这应该是重新亲身参与这一活动的时候。

八点十分,维园的灯光熄灭,现场开始播放“天安门事件”的政治与经济背景。邓小平、赵紫阳、警察、学生、军人、坦克的影像悉数在大屏幕上出现。

然后,现场民众手持蜡烛转身面向广场中央的民主女神和民主纪念碑复制品,在支联会主席何俊仁等人带领下行鞠躬礼。

在鼓声中,他和一名年轻参加者手举火把走回舞台,点燃火炬。

这个场景似乎别有深义。因为让年轻一代香港人关心这段中国大陆的历史并前来参加这场祭奠,是主办方近年面临的一大困难。

“1989年的中国关当下的香港什么事?”BBC中文Facebook Live上的一条评论说。

2014年以来,香港本土意识抬头,对天安门事件的纪念被一些年轻人认为“强化了中国人的身份”,反而不利于香港的民主进程。

现场的讲话,焦点也很快从北京转到了香港。

占中三子之一、香港学者陈健民在舞台上说:“你不想做中国人不是一个问题,但请你们首先要做一个人——作为一个人,有一些价值请你们坚守。”

29年来,大陆与香港有很多事情发生了很大改变,但又有些事情从未改变。

《血染的风采》的歌声仍是如每年一样响起;在与维多利亚女皇铜像形成对角线的广场另一边仍然挂着巨幅的天安门照片……但几个月前,天安门照片在地铁站出现时则遭到年轻一代抗议。

去年的维园六四晚会参加人数创九年新低。今年的活动前几天,香港中大学生会会长批评晚会“行礼如仪”。

多个学生组织提前宣布不会参加今年的维园纪念。

而周一当晚,参与悼念的人还是基本填满了维园的六个小型足球场。

“虽然说香港人是习惯了遗忘,但我相信这个纪念一定会继续下去,”社工阿月向BBC中文表示。

“就像1989年的时候,我们都没想到,这件事香港人记了29年。”

蔡英文简体字发文:期待两岸共享自由和民主的普世价值

台湾总统蔡英文六四当天在脸书上用简体字写道,今天是六四天安门事件的29周年。我想借着这个机会跟对岸的中国人民讲几句话,分享台湾民主发展的经验。

“在台湾,我们没有敏感词,不做网络审查,当然更不必翻墙。这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是因为这里已经建立了一套容许这种生活方式的民主制度。”蔡英文说。

“几十年来,中国大陆始终没有走出这场历史悲剧的阴霾。 对照之下,台湾也曾历经二二八事件、美丽岛事件,也曾被当时的统治当局说成是暴乱事件。但因为这些事件所酝酿、累积及动员出的社会能量,驱动了台湾民主政治的改革及全面的民主化,”她呼吁两岸共享自由和民主的普世价值,让两岸人民有更大的空间,互相理解和合作。这是两岸政府可以共同努力的目标。

马英九:六四不平反,统一不能谈

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当天也在脸书上发文悼念六四。他表示,“六四不平反,统一不能谈。”

他表示,“29年来,我一直关心六四的平反,不只因为受难者与家属的锥心泣血,也因为六四对两岸关系影响至深。”

悼念六四新变化

香港各种本土政治思潮不断兴起,香港对“六四”纪念的活动诉求和阵营逐渐分化。2013年起,部分民众开始在尖沙咀举办悼念活动,与支联会切割。2014年爆发的雨伞运动,大量在八九之后出生的香港本土青年的政治热情和参与意识被前所未有地激发。而近80天的占领中环和街头抗议,未能让北京政府允许香港进行无筛选的行政长官普选,令不少香港人有感在中国治下香港实现民主无望。香港本位的本土思潮在雨伞运动后,支持度有爆发性的增长,小部分人更认为香港应脱离中国独立,才有实现民主的可能。

2015年,香港学生组织香港专上学生联会第一次不以团体名义在维多利亚公园参与纪念活动,已经退出学联的香港大学学生会选择在香港大学中山广场举行自己的集会。

不少香港年轻人认为,香港人应该着眼于自己的民主建设,平反“六四”是中国内地自身事务,与他们无关。

近年来,维园烛光晚会的参与人数在不断下降。根据支联会的统计,去年出席人数为11万,比2016下降1.5万,是9年来最低。

根据香港大学今年最新的民意调查,香港市民认为中国现时人权状况较1989年恶劣及估计三年后中国人权状况会比现时恶劣的比率升至1993年有记录以来新高,同时认为没有责任推动中国民主发展的比率再次录得1993年来新高。

美国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对BBC中文表示,许多中国年轻人对“六四”不感兴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件事,即使知道,也是仅仅知道政府对“六四”歪曲的叙述。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6月4日报道:香港举行年度悼念六四烛光晚会

成千上万人香港人周一参加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的悼念六四烛光守夜晚会,纪念29年前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军队镇压要求民主开放的学生们。

每年六月四日在香港中心的维多利亚公园举行悼念烛光晚会,纪念那些于1989年4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受到军队和坦克镇压的学生们。当时,他们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一个半月要求政府实行民主开放。

香港支持中国民主人士每年组织在香港举行的六四烛光守夜晚会。但是,现在这个纪念行动越来越受到香港青年人的冷落,其中一些人已经有三年抵制该纪念活动。

法新社指出,2014年香港发生众多民众参与的雨伞运动,要求港府进行政治改革,但是没有取得进展。不少香港青年人注重香港当地的政局,拒绝与大陆有任何关联,其中一些香港青年人呼吁独立。

香港大学学生联合会会长黄庆锋在上周表示,大陆民主进程缓慢,几乎没有任何希望,他认为寻求香港独立成功机会更多,而不是与大陆民主事业联系起来。

根据统计显示,只有56%的港人认为与推动大陆民主进程有关,而且这一比例逐年下降。虽然如此,但是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六四烛光守夜晚会继续有众人参加。

▲美国之音(VOA)6月4日报道:11.5万人参加香港六四烛光晚会

香港 —香港六四烛光晚会在星期一晚上举行,举办晚会的支联会称,一共有11.5万人出席。

6月4日是八九民运六四事件29周年,支联会晚上8时在维园举行六四烛光集会。集会期间,代表团体向纪念六四死难者的「民主烈士永垂不朽纪念碑」献花及燃点火炬、致悼词及默哀一分钟。

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支联会一直坚持平反六四和结束中国一党专政的诉求,认为如果共产党不结束一党专政, 对整个中国和香港都没有好处。

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说:“我想这样的情况到现在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在习近平的领导下,越来越宣导共产党的领导,今年也通过修宪,把共产党领导的说法写进主要的条文当中,也对香港的政治压力越来越大,所以我想香港人真的是希望香港好,一定要出来表达我们要求民主,要求整个中国一定要摆脱一党专政,才可以让中国,香港和全世界都有更好的未来。”

香港市民苏先生说:“我们香港人就是不希望这个政权压迫的手段去控制人民,但我业希望有一天他们能够改一下,对人民好一点。”

香港市民冯先生说:“现在香港年轻人很想撇开中国人的身份,跟中国政权划清界线,所以他们会利用任何的机会去回避中国的身份,所以他们跟六四割裂,说是另外一个国家的事情,我觉得不是一种没有良心的表现,只是纯粹想让摆脱中国人的身份。”

对于大学学生会今年缺席晚会,支联会主席何俊仁认为,现时大专学生正在经历冷静期和反思。

大会声称,这次集会人士坐满了6个足球场,共有11.5万人参加,而香港警方则称有1.7万人。

▲美国之音(VOA)6月4日报道:纽约举行纪念六四29周年集会

华人2018年6月3日在纽约举行64集会(美国之音方冰、久岛)

在纽约,旅居海外的中国异议人士星期天(2018年6月3日)举行纪念六四29周年集会。

傍晚,大约200多人聚集在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对面的河边公园,在临时搭起的舞台上,横幅写着“勿忘六四,缅怀英烈,宪政民主,未来中国”。台前摆放着电子蜡烛组成的“六四”字样。

张林:六四镇压致中国全面污染

今年初再度逃离中国来美的1989年安徽民运领袖张林说,六四屠杀以来,不仅中国的山河被污染了,更被污染的是人心,

“中国在经过29年以后,共产党在屠杀了一万多名学生市民以后,在把中国人牢牢地控制住以后,它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上的进步,无论在精神领域里、在文化领域里、在政治领域里,还是在经济领域里,还是在环境保护方面,它没有取得一丁点进步。”

集会上,29年前亲历六四镇压事件的当事人吕京花和李进进,回忆了中国军队镇压北京市民和学生的血腥场景。

陈破空:天安门母亲被监控中共双重犯罪

89民运参与者、政论家陈破空以天安门母亲群体遭受监控迫害的事实,指出六四之后将近30年,杀人者逍遥法外,受害者却被监控,是中共双重犯罪。他说:

“当年的屠杀他们已经犯下了反人类罪,之后不仅拒绝重申历史旧案,拒绝事实真相,拒绝给天安门母亲招恤、给死难者招恤,继续加重他们反人类的罪行。”

80后90后来美才知六四

纪念集会由纽约的中国民主党主办。许多与会的中国民主党成员都是80后甚至90后的年轻人。他们中不少人都是到了海外后才了解了六四事件真相。

3年前来美的黄文锋说:“我通过一些网络的视频了解到当时,在六四的时候那一天,发生了很震惊的事情。”

1996年出生的文雯表示,“我最近有在网上搜一些关于六四的视频,然后我看到了这些视频,了解到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然后我觉得非常的震撼。”

六四改变后半生命运

29年前发生的六四屠杀改变了许多人的一生。退休资深记者曾慧燕曾经采访报道过很多与六四有关的活动和人物。她说:1987年报社曾请她来美国,她没同意,想留在香港。但六四让她改变了主意。

“六四很难忘的一天,我一直在流眼泪、一直在哭。所以,我感到我有个使命感,我最后接受了我服务报社的聘请留在了美国。所以我后来结婚生孩子,可以说后半生的命运被六四改变了。”

在集会上发言的还有原北大经济学教授夏业良、民间团体美国国际广播委员会的执行主任安。奴南、资深民运人士刘念春等。

▲美国之音(VOA)6月4日报道:全美学自联于中国大使馆门前举办六四纪念会

全美学自联2018年6月2日晚在中国大使馆门前举办六四纪念会(美国之音许湘筠、莫雨)

华盛顿 —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在中国驻美大使馆门前,举行六四29周年烛光纪念会。

2018年6月2日晚间,中国驻美大使馆门前烛光闪烁。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连续第29年在这里举办纪念六四死难者的烛光晚会。来自美国各地的民运人士和中国留学生悼念死难者,呼吁中国政府公布真相,实现民主转型。

全美学自联轮值主席古懿鼓励年轻学子无惧威吓,勇于为真相发声。

他说:“不要害怕,我们生活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不要因为来自中国政府、大使馆和中国学生会的种种骚扰、监视和威吓而被吓破胆。如果我们大家都不害怕,那么迫害就将失去自己的力量。说出真相就是,我们不要去附和谎言。我们要自己去探索真相,并把真相告诉周围的人们,因为这个政权正是靠恐惧和谎言维持的。如果我们在这两点上,能够做一个真真实实的人,能够不被政权所挟持,那么政权就将面临一个全新的世代,一群年轻的、无所畏惧的,简简单单、干干净净,但是敢作敢为的颠覆者的时代。”

参加活动的人当中,除了曾亲历六四的一代人,还包括许多诞生于六四之后的年轻面孔,在纪念会上表达对中国民主化的渴望。主办方期望不同世代的人都能够铭记六四,将追求正义的勇气传承下去。

中国人权问责中心的滕彪说:“今天来参加的人,有29年每年都来,不管是刮风下雨,也不管人数多少,每年都来参加;参加者有老年人、中年人,还有90后、95后,我想人们心中,追求真相的冲动和追求正义的渴望,是不会停止的。”

全美学自联的秦邦说:“我相信,我们每个人有这份心,我们不要忘记六四,然后关注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我相信中国会朝着更好地方向发展。”

纪念会上还播放了天安门母亲群体发言人尤维洁的来函,呼吁不同世代的族群秉持相同信念,坚持真相、赔偿与问责三项诉求。

自由之家的罗伯特。赫尔曼说:“天安门事件发生将近30年,今晚许多人聚集在这里,他们没有失去愿景和希望,信守建立民主和自由中国的承诺。今晚的纪念会深深启发了我。这些人一直非常勇敢,他们鼓励中国人不要轻忽一己之力,要求中国政府负起责任,和尊重国际法规定的基本人权。”

自由之家呼吁美国政府将民主价值置于经济利益之上,加大对中国实施《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的力度。

中国政府坚称当年对示威学生们采取了正确的行动,并禁止一切与六四事件相关的讨论。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6月4日报道:蔡英文六四文告:两岸之间最大距离是民主与自由

台湾总统蔡英文今天6月4日发布“六四文告”指出:两岸之间的最大距离是民主与自由。蔡英文说,中国崛起是事实,但民主如果缺席,将是遗憾。一个民主的大国才会真正受国际敬重。如果重新审视六四,中国大陆会让全世界刮目相看。

据风传媒报道,蔡英文说,今天是6月4日,28年前的天安门广场上,有一群学生和市民对中国大陆的现实提出挑战,他们的行动,启蒙了一整个世代。

两岸之间的最大距离是民主与自由。知名的公共知识份子、北京大学教授贺卫方在去年拜访景美人权文化园区时,曾感叹「每天都在发生对你们是历史,对我们是现实的事」。

蔡英文说,今天,很多地方都有人透过纪念六四,来诉求民主,尤其是香港。每年在「维园」举办的六四集会,一再彰显了香港市民对民主的追求。过去这些年,来台湾的香港观光客变多了,特别是年轻人,他们是来台湾看民主、看自由。不只是香港,在中国大陆各地,都有对六四好奇的人、对民主充满期盼的人。她说,当前方有民主,任何国家都没办法倒着走。

蔡英文表示,台湾愿意跟对岸分享民主转型的经验。借助台湾的经验,相信中国大陆可以缩短民主改革时的阵痛。

蔡英文还呼吁北京当局释放台湾人李明哲。她说,李明哲已被拘押超过两个月,这对中国大陆可能是小事,但对台湾人是一件大事。她说,我再次呼吁北京当局,要用文明的方式谨慎处理这个案件,让李明哲先生早日平安回家。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6月4日报道:陆委会呼吁北京朝民主转型 马英九称「六四不平反,统一不能谈」

今天是六四天安门事件二十九周年,台湾陆委会3日晚间发表声明,批判中国大陆「变本加厉压迫人民之自由权益」,呼吁北京当局应早日启动政改进程、进行民主转型,真正面对「六四事件」历史真相。

声明指出,中国大陆学生、劳工在1989年6月不畏极权压迫及生命威胁,勇于追求民主、自由、法治与人权等普世价值,却遭到中共当局武力镇压,事件真相迄今仍被掩盖,未获平反,该会深表遗憾。

声明又说,近年中共扩大改革及反贪腐等政策,另方面却变本加厉压迫人民之自由权益,巩固其一党专政。该会呼吁北京当局早日启动政改进程、进行民主转型,制度化保障人民言论、信仰等自由,真正面对「六四事件」历史真相。

声明指出,台湾也曾经历漫长威权统治的戒严时期,视言论自由为洪水猛兽,但历史经验显示,言论表达自由是促进社会文明的关键动力。该会提出两项呼吁:

一、在中国大陆走向新的发展阶段,北京当局只有进行政治改革,回归国际社会的普世价值体系,以包容心及勇气来具体响应中国大陆人民的诉求、改善内部人权保障、还权于民。

二、在两岸互动中,陆方应尊重台湾民众在国际社会的基本人权,取代一厢情愿的对台统战拉拢与政军威吓,才能真正促进两岸关系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和谐互动,也才能真正拉近两岸心理距离。

陆委会并重申,从未接受中共对李明哲之不当审判与关押,北京当局应尽速释放李明哲,让其平安返台。

另外,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在脸书发表文章,重申「六四不平反,统一不能谈」。他指出,去年中共第十九次全代会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说,对台政策要「尊重台湾现有的社会制度与台湾人民的生活方式」。过去三十年来,台湾政府一直致力处理「二二八事件」与「白色恐怖时期」的赔偿及平反,这就是台湾现有的社会制度,以及台湾人民的生活方式。

马英九说,「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时期」和六四一样,都造成无辜受难者。台湾政府三十年前就开始面对历史、承担责任,至今仍在致力寻求家属及其后人的原谅,「台湾能,为何中共不能?」

马英九表示,他在台北市长任内曾说过,「六四不平反,统一不能谈」。现在他的态度还是一样,「面对历史,就事论事,是非分明;面对家属,将心比心,疗伤止痛。」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拉近两岸人民的心理距离,也才能让中共成为世人眼中真正的大国。

▲自由亚洲电台(RFA)6月4日报道:台湾官方民间纪念六四 民间集会强调中国压迫在身边

台湾方面从官方到民间也有不同的举动,纪念六四29周年。台湾多个民间团体发起“人权宣言70年,中国压迫在身边”六四事件29周年纪念集会。另外,台湾陆委会还专门发表声明,台湾陆委会3日晚间发表声明,呼吁北京当局应早日启动政改进程,真正面对「六四事件」历史真相。台湾总统蔡英文以及前总统马英九也借助脸谱网,即脸书,就六四表达纪念。

在台湾,十多个NGO团体,在台北市的自由广场,举行一场“2018人权之夜暨‘六四’29周年纪念晚会”。

今年台湾的晚会,不只纪念六四,更要强调“六四,仍是进行式”。从台湾NGO工作者李明哲在中国大陆遭逮捕、判刑,到一年来,断交频传、军机绕台,北京强迫航空公司“去台湾化”,台湾人不该“自扫门前雪”,而是该站出来向中国说不。

晚会以诗人孟浪,卧病前曾录制的“数字之伤、数字之痛”开场。“一些数字是一些人失踪的日子,一些数字是一些人牺牲的日子。又一些数字呵,是这些失踪者的人数,又一些数字呵,是这些牺牲者的人数。”

1989年以北京政法大学讲师身分参与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吴仁华,今年应私立东吴大学人权中心邀请,担任访问学者一年,今年首次在台湾参加纪念“六四”活动,受邀作为见证人讲述当年戒严部队清场过程。吴仁华引用捷克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所说,“人与强权的抗争,就是记忆跟遗忘的抗争。”

吴仁华:“我们举行纪念活动,不仅是单纯悼念死难者跟抗议屠杀者,也是跟强权抗争的一种表现。所以我还是希望香港的年轻人、包括台湾的民众,能够参加这种纪念活动,因为,不仅仅是悼念,还是对中共强权说不。因为遗忘意味着背叛,也意味着对强权的妥协。”

在中国维权律师浦志强被捕后,台湾的郭吉仁律师在2014年12月发起成立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并担任召集人。郭吉仁表示,浦志强关心中国的民主前途却面临牢狱之灾,让在台湾的律师认为不能置身事外,该挺身声援。

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召集人郭吉仁:“‘六四’的暴行一直在进行当中,我们唯有跟着向李明哲这样,我们唯有行动,我们出来跟中共说,我们反对你,对你绝对地反对抗争到底。”

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的林欣怡披着西藏雪山狮子旗上台声援最近被判刑的藏人扎西文色。林欣怡表示,在中国的有意压迫下,西藏的语言与文化正在消灭,扎西文色只是主张加强藏语教育,竟换来五年的“煽动分裂国家罪”刑期。

林欣怡:“说自己的母语何罪之有,要求中国政府重视西藏语文教育,是中国法律所赋予的权力,何来煽动分裂国家?作为台湾人我们有类似的经历,我们知道札西文色没有罪,他是真正的人权捍卫者。”

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刘同学一行人,非常好奇在台湾如何纪念“六四”,选择驻足自由广场聆听。他对于香港的纪念活动,因为情感联系主题放在平反“六四”、建立新中国,他的兴趣不大。相反的,台湾从人权角度反倒吸引他的注意。

刘同学:“因为香港有一些上一辈的香港人,他们觉得我们也是中国人,中国的同胞受难,我们也有责任为他们做一些事。不过,我看台湾就没有这么大的感觉。”

来自台湾的30岁的郭先生认为,关心平反“六四”不只是中国大陆的事务。中国是台湾的邻居,中国发生任何事,台湾都会被影响。

郭先生:“毕竟我们两岸,以目前的交流很难完全切割,不管你要统一、独立都一样。”

在台湾的总统蔡英文六四这天,在个人脸谱网以简体字跟对岸中国人民,分享台湾民主经验。

蔡英文表示,“来到这里的中国网民都会发现,她的脸谱网就是台湾民主政治的缩影。这里有批评的声音,也有打气的声音。在台湾,我们没有敏感词,不做网络审查,当然更不必翻墙。”

蔡英文相信,“如果北京当局可以正视六四事件,承认这个事件国家暴力的本质,六四不幸的历史将会转化成中国迈向自由民主的基石。”她期待,“有一天中国网民不用翻墙就可以自由浏览她的脸谱网。”

台湾前总统马英九也在个人脸谱网发表“六四不平反,统一不能谈”贴文。马英九表示,“29年来,一直关心‘六四’的平反,不只因为受难者与家属的锥心泣血,也因为”六四“对两岸关系影响至深。”

马英九指出,“即使中共国力日强、人民日富,但在‘六四’未获平反前,世人提到中共,仍会想到29年前那个血腥镇压的夜晚。”

他表示,“在台北市长任内就曾说过,‘六四不平反,统一不能谈’。现在,我的态度还是一样。‘面对历史,就事论事,是非分明;面对家属,将心比心,疗伤止痛。’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拉近两岸人民的心理距离,也才能让中共成为世人眼中真正的大国。”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6月4日报道:日本关注天安门事件29周年

日本大型出版社角川书店出版的《八九六四》5月下旬起在日本各大书店上架,作者是日本80后纪实作家安田峰俊。该书汇集了在中国、香港、台湾、日本采访的22名中国人、日本人,大部分是经历八九学运的人叙述,采访在2015年夏天结束,为免被中国政府迫害,作者给多数被访者冠以虚名。作者认为:如果今后进行这样的采访,将会很困难。

除这本书的出版外,日本时事通信社在6月4日晚些时候发文称:

在中国寻求民主化的学生们被武力压制的天安门事件迎来29周年之际。与往年同样,事件的现场天安门广场等处处于严密的戒备状态,对民主活动家也加强了监视。

《八九六四》一书作者安田峰俊2011年开始采访,用了4年时间采访了60多人,最后筛选出22人的描述。

该书刊登了1989年时在北京师范大学留学的日本人佐伯加奈子拍摄的1989年天安门广场及周边学生民运的一组照片。

序章为“你知道八九六四吗”,作者以与参加过天安门广场静坐的郭定京的对话作为本书的开端。

在即将迎来天安门事件29周年之际,日本著名的出版社发行了一本记述该事件人物的著作,显示知识界等仍然对中国这一历史事件的关注。

本书第一章通过对不仅目睹过天安门广场民运、西单民主墙,而且参加过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的张宝成和参加八九民运的魏阳树的叙述,形成历史的纵深,然后采访了日本人佐伯加奈子等天安门事件的参加者和目击者,也采访了六四后离开中国,在泰国、在日本从事民运的中国人等及六四事件对香港民主派、本土派、亲中派人士的影响等。

除了安田的《八九六四》一书在六四事件29周年前夕追溯六四历史外,一些在日中国人团体也预定在6月4日举行例行的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的集会,追悼六四死难者并研讨现在中国政局等。

▲美国之音(VOA)6月5日报道:台湾公民及人权团体举行纪念六四晚会,朝野也呼吁中国政府正视六四

台湾多个公民及人权团体举行的名为“人权宣言七十年,中国压迫在身边”的六四29周年纪念晚会,除了有诗歌朗诵及音乐表演之外,也邀请了多位关心人权的各国人士发表看法,参与的民众大约200人左右。

不能遗忘

曾经见证六四事件、目前担任台湾东吴大学访问学者的吴仁华表示,这么一场震惊世界的大屠杀,29年之后,中国政府竟然还在隐瞒真相,这也是海外每年举行纪念活动的目的。

他说:“所以我还是希望香港的年青人,包括台湾的民众能够参加这种纪念活动,因为不仅是悼念,也是对中共强权说不,是一种抗争。”

吴仁华还说,人们绝对不能遗忘六四事件,如果遗忘就等于是背叛,也是对强权的妥协。

台湾人权团体还指出,六四事件的受难者沉冤未雪,追求民主的目标也遥遥无期,更令人愤怒的是,中共政权对于中国人民追求人权、民主、自由的行动,仍旧以暴力镇压回应,与29年前没有差别。

平反六四

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理事林欣怡表示,西藏人经历过310事件,台湾人经历过228事件,都了解了什么是极权政府的血腥镇压。

她说:“因此对于发生在中国的六四事件,西藏人和台湾人,我们当然愿意站出来,声援中国人,要求中共公布真相,平反六四。”

林欣怡还指出,藏人扎西文色因为要求中国政府加强藏语教育,却被法院以煽动分裂国家罪判刑5年,可是说自己的母语何罪之有呢?

面对历史

每年都会就六四事件发表看法的台湾前总统马英九表示,他在台北市长任内就曾经说过,六四不平反,统一不能谈,现在他的态度还是一样。

马英九还说,即使中国国力日强,人民日富,但是在六四没有获得平反之前,世人提到中共,仍然会想到29年前那个血腥镇压的夜晚。

马英九指出,台湾曾经发生的228事件及白色恐怖和六四一样,都造成无辜的受难者。台湾政府在30年前就开始面对历史、承担责任,至今也在致力寻求家属及其后人的原谅。台湾能,为何中共不能?

政治改革

执政党民进党发表声明指出,尽管中共当局仍然不愿意面对六四事件真相,深信中国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努力不会停止,中国的未来必然掌握在每个人民的心中、在那些视自由民主为真谛的追求者手上。

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表示,虽然中国大陆整体实力持续提升,但是对人权的保障却不进则退,呼吁北京当局应早日启动政治改革进程、进行民主转型。

陆委会还重申,从未接受中共对台湾人民李明哲的不当审判及关押,北京当局应该尽速释放李明哲、让其平安返台。

●中国当局强力维稳控制敏感人士,天安门母亲难属群体向习近平发公开信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6月1日报道:天安门母亲致习近平:我们的中国梦是六四昭雪

北京天安门母亲难属群体5月31日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出公开信,要求当局对“六四”惨案重新评价。这封128人签署的公开信说,我们的中国梦就是“六四”惨案得以昭雪、正义得以伸张。

六四死难者的128名家属向习近平发出公开信。据中央社报道,公开信批评北京当局在过去29年来,从没有人向六四遇难者家属问候一声,也没有人说声对不起,好像震惊世界的大屠杀从来就没有发生过。

公开信指出,至今已有51名家属离世,当中有人经不住痛苦自缢身亡,不少人含屈而终,剩下的人都已经是垂暮之年。

公开信表示,我们作为六四受难群体,从1995年起,一再呼吁两会和国家领导人改变态度,勇敢承担责任和后果,然而,政府当局对我们的呼吁置若罔闻。

公开信强调,六四血案是国家对人民的犯罪,因此必须对六四惨案重新评价,政治问题用法律解决。我们仍然坚持三项诉求:真相、赔偿、问责。

另据自由亚洲报道,公开信表示,每年的两会、外国政要访华及“六四”祭日,遇难者的家属都会被监控、监视居住或被旅游。

天安门母亲的公开信表示:1989年那个不平静的夏天,北京天安门广场枪声及坦克履带的隆隆声,打破了所有人的梦想,民众反官倒、反腐败、对民主自由的诉求,竟然换来了一场血雨腥风。

公开信说,我们的中国梦就是“六四”惨案得以昭雪、正义得以伸张。我们不忘初心、坚定信念,继续在寻求公平正义的道路上前行!

▲美国之音(VOA)6月1日报道:六四临近中国当局强力维稳控制敏感人士

北京民主人士何德普5月底“被上岗”

在八九民运六四屠杀事件29周年前夕,中国当局为阻止任何纪念活动,一如既往地展开这个敏感时期的维稳。一些敏感异议、维权或民主人士等纷纷“被旅游”、“被上岗”、软禁或被监控和跟踪。

据网上消息,北京的异见人士何德普、査建国、徐永海、六四致残者齐志勇,以及六四难属“天安门母亲”群体的一些主要成员等人,从5月底便被上岗不能出家门。

警察在何德普家楼前上岗,楼前有岗亭、超高清晰探头和警车。徐永海表示,査建国5月25日微信称,国保通知因六四30号至6月5日去承德,被拒绝,估计月底就要上岗。而徐永海本人则从5月28日开始被上岗。

人权活动人士、欧盟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6月1号被国保带往河北省秦皇岛“旅游”,到5号才能返回北京。

此外,六四后一直遭软禁的已故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像去年一样没有“被旅游”,但被国保警告禁止接受外媒采访。

而北京独立媒体人、因六四被抓捕一年多的高瑜女士,据悉可能将“被旅游”到云南。

另外,去年参与济南纪念六四活动的山东维权人士李红卫和于新永,5月中旬便被以“寻衅滋事”罪名拘留。两人去年参加纪念六四活动后被拘留两天。而组织去年活动的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目前则与外界失联。

中国当局近年加大打击纪念六四活动的力度。去年六四,广东异议人士李小玲在天安门广场附近持悼念六四标语拍照并传上网,被以“寻衅滋事”罪批捕。据悉,李小玲在看守所遭酷刑,严重的眼疾得不到适当治疗。

此外,四川维权人士陈兵、符海陆、罗富誉和张隽勇四人2016年5月因产销“铭记八酒六四”白酒被捕,被控“煽颠罪”,但是至今没有开庭审理。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6月1日报道:六四前夕中国维权人士被软禁拘押或旅游

八九年6.4屠杀29周年到来前夕,中国维权人士继续遭到拘押软禁或被迫离开北京出外旅游。人权观察组织5月31日发布声明要求中国有关当局立即释放因悼念六四而被捕的人士。

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5月31日指出,今年六四前夕,一批维权人士与往年一样,被当局软禁或被旅游,何德普、查建国和徐永海等人五月下旬开始被软禁在家,山东维权人士李红卫、于新永五月中旬被拘留。北京维权人士胡佳接到公安的通知定于6月1-5日被带到秦皇岛“旅游”。

维权人士李小玲,陈兵,符海陆,罗富誉,张隽勇,陈云飞等人都因纪念六四而被拘押在狱中。

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表示,中国政府应该承认1989年6月屠杀争取民主示威群众的事件,并且负起责任。有关当局应该立即释放因悼念六四而被捕的人士,停止对讨论六四血腥镇压的言论审查。

▲美国之音(VOA)6月4日报道:北京避谈1989年天安门屠杀纪念日

华盛顿 —6月4日,中国政府再度对29年前发生在北京的中国军队针对平民的屠杀保持沉默。与此同时,中国当局全面禁止中国公民以任何方式提及1989年6月3日晚上和4日凌晨天安门广场周围发生的屠杀事件。

在中国的互联网上,有网民发表中国著名影视演员陈道明和妻子杜宪在一起的旧照片。那张旧照片也迅速被中国共产党宣传部门控制的网管当局删除。

杜宪是中国中央电视台1980年代最受欢迎的播音员。中国电视观众喜爱她相貌端庄,风度优雅,声音甜美。1989年6月4日,在中国共产党当局出动野战军攻入中共当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北京街头屠杀的电视画面传遍全世界之后,杜宪和她的同事薛飞在当天晚上7点的全国电视新闻联播节目中身着黑衣上镜,杜宪在宣读官方所谓的“镇压反革命暴乱”的新闻时泣不成声。

杜宪自那时起再也没有能出现在中国的电视上。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杜宪也由此成为良心的象征。

观察家们普遍注意到,自从天安门屠杀那一刻开始,中共当局就进入了一种难以自圆其说的分裂状态。中共当局一方面声称进行天安门屠杀是镇压反革命暴乱所必须的,是平息反革命暴乱的伟大胜利。后来,中共当局又改口说是平息了一场动乱,再后来又说是平息了一场风波,为中国的经济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但在另一方面,在过去的29年里,中共当局从来没有庆祝这场伟大的胜利,也没有向中国公众解释为什么经济大发展必须要用杀人来奠定基础。

每年6月4日到来之际,中共当局采取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来禁止公众提及六四。中共当局为此采取的措施包括将在北京的一些当局眼中的敏感人士押送出北京强制旅游,禁止媒体或互联网网站提及当年的屠杀事件,甚至禁止提及六四或六月四号,不准公众的汇款数字出现64的数字。在中共当局的全面封锁之下,“5月35日”在过去的20多年里成为公民绕开当局禁令的一种方式。

在另外一方面,四川成都的符海陆、张隽勇、罗富誉、陈兵等四人因为制作“铭记八酒六四”酒被当局抓捕入狱,并在2017年2月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逮捕、审查起诉。然而,在这四位公民被抓捕两年多之后,在被正式逮捕和起诉1年多之后,中共当局迟迟没有开庭审理他们的案件。这几位公民的家属查询案件进展,成都当局至今拒绝提供详情,只是说案情很复杂,影响很大,要慎重处理。

在今年的天安门屠杀纪念日到来之际,美国国务卿彭佩奥发表声明,敦促中国政府公布那些被杀害、拘留或失踪者的情况,释放那些由于努力让天安门事件不被遗忘而坐牢的人,并结束对示威参与者及其家属的持续骚扰。

彭佩奥国务卿在声明中说,“美国认为保护人权是所有国家的基本责任,我们敦促中国政府尊重所有公民的普遍权利和基本自由。”

路透社6月4日星期一从北京发出的报道说,在中国外交部例行的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中国当局已经就此向美国提出严正交涉(stern representations)。

然而,中国外交部网站在6月4日晚上发布的记者会正式记录没有提及美国国务卿的有关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及其周边地区发生的暴力镇压和平示威游行事件的声明,也没有提及跟美国的“严正交涉”。

▲自由亚洲电台(RFA)6月4日报道:六四29周年天安门母亲祭奠亲人 北京全面提升安保

“天安门母亲”群体成员张先玲在北京万安公墓。(天安门母亲群体提供)

六四29周年当天,北京天安门广场、王府井等重要路段均有公安岗哨及警车戒备,气氛紧张。当天上午,六四死难者家属群体“天安门母亲”成员约十个人,在警察的全程监控下,到万安公墓祭奠遇难者。

六四 29 周年当天,当局明显提升了北京天安门广场、王府井及木樨地等多个地点的安保措施。“天安门母亲”群体成员张先玲、发言人尤维洁等,则在公安的严密监视下,由警察车辆送到万安公墓拜祭六四死难者。当天上午,万安公墓停止对外开放,有穿制服的警察驻守在大门口,不准普通民众进入。公墓大门前整条马路两侧均有警车戒备。上午九点多,天安门母亲成员乘坐的车辆驶入万安公墓。成员之一段昌琦宣读祭文。她哭着表示,讨回公道的路无论再漫长和艰辛,即使只剩下一个人,都不会放弃。

张先玲当天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整个祭奠活动约两个半小时:“我们先有一份大家写好的共同悼词,念完后,每一个人在给自己家人敬酒的时候,自己再说几句话。每一个人都把自己心里话表达出来了。这29年来,国家不闻不问,大家都感到很愤慨,当局和原来一样,用车载你们去,前呼后拥跟着很多警察。墓园里也好多警察,万安公墓里有几十个警察,都是便衣”。

张先玲表示,今年的悼词特别加入安葬在墓园的8位死难者名字,以免被人遗忘。她还强调,只要有母爱,天安门母亲的信念就能承传下去。有家属带同六四死者的骨灰到现场。张先玲批评当局监控六四难属,却不正视他们的诉求。她还表示,当局软禁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有违国家主席习近平爱护家庭的形象,希望刘霞能坚强活下去。

六四事件发生29年后,难属们回忆失去的亲人,仍然十分悲痛,不停的哭泣。另一名家属郝建代表张先玲等在祭文中表示,因为六四镇压,导致中国社会道德低下,市民不再关心社会。他批评政府掩盖真相,相信六四事件会得到公平公正的解决。

当天清晨,在天安门广场照常举行升旗礼。不过,现场保安明显增强,广场上有公安车巡逻,还有武警和带着防暴棍的保安员在场,进入广场的游客须出示证件和接受安检。在北京的辽宁维权人士姜家文周一(6月4日)对自由亚洲电台说,所有途经天安门的公交车辆内,均有保安员和警察驻守:

“北京尤其是天安门东边,一到这个敏感日,走到这个地方就要查身份证,靠近前门附近,国保便衣判断你是不是访民或异议人士,就查你身份证。在车上也是,经过天安门广场的公交车,保安就在车上查你。地铁等都有警察和保安在查身份证”。

姜家文和吉林维权人士田野,因在网上转发与六四有关的评论,本周日上午就被警察从出租屋带走。他说:

“我们在北京房山一派出所高警官,加上我们地方驻京办的公安4人,将我们两个人带走的。现在我住在驻京办宾馆。因为这个敏感时期要控制我。因为六四,我在网上发表过评论。大陆现在联动,各个地方的重点人物都被控制了”。

另外,在北京的访民朱小平、何斌及徐彩虹,本周一,在天安门广场被公安带走。

不久前刑满出狱的维权人士黄文勋对本台说:

“我们的中央政府在未来应当有能力,有责任去为那么多失去的生命,还原一个真相,我对此深信不疑,也希望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能够继续向前,能够拥抱光明的前景”。

1989年6月4日凌晨,中国戒严部队使用军事手段在北京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造成六四惨案。29年来,每逢六四周年日,遇难者家属及海内外华人,都会举行各种活动拜祭遇难者,要求北京当局交代真相,并追究屠城责任。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6月4日报道:六四祭日中国当局严控六四难属

中国89六四29周年纪念日之际,中国当局严加控制敏感人士以及六四难属。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之一张先玲今天批评当局监控六四死难者家属而无视六四死难者家属的诉求。

据中央社报道,北京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之一张先玲今天批评中国当局监控「六四」死难者家属。团体发言人则感谢香港民众每年举办烛光晚会纪念六四事件。

报道引述香港官方的香港电台今天的消息,在「六四」踏入29周年的今天,张先玲批评当局只是监控「六四」死难者家属,无视他们的诉求。

张先玲说,只要有母爱,天安门母亲的信念就能承存下去。

另据报道,对于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每年举办烛光晚会纪念「六四」,天安门母亲发言人尤维洁表示感谢,指家属会感动和支持。

对于香港部分年轻一代不参加烛光晚会,她说,尊重香港年轻人的选择,但相信他们会以不同的方式追求正义和良知。

报道说,天安门母亲是「六四」死难者母亲成立的团体,目的是要为死去的儿子讨回公道。

▲自由亚洲电台(RFA)6月4日报道:“六四”敏感日中国多人失联被抓 网络控制明显加强

“六四”事件二十九周年当天,中国各地多名维权人士和律师被警方带走后“失联”。与此同时,大陆当局加强了网络管控,不仅仅是封号禁言,微信红包甚至无法发出“89.64”的金额。

每年的“六四”,都会触动中国当局的敏感神经,今年也不例外。今年六四当天和前夕,中国各地多名维权人士和律师,以及异议人士被警方带走,有人至今下落不明。

广西律师陈家鸿与一些上海维权人士6月2日聚餐后被警方带走,截至目前仍处于失联状态。

与陈家鸿一起被带去派出所并遭到问讯的维权人士徐佩玲告诉记者,警方说陈家鸿在饭店聚餐时喊了与六四相关的口号:

“我做笔录的时候他们把陈律师拖出去了,带到了哪里我们就不知道,问他们也不告诉我们。在提审我的时候警察就问我,在饭店里你听见其他人喊过口号了吗?他的意思就是说陈律师,我说我没有听到,他说其他服务员都听到了。这是明摆着,你想今天就是敏感日。”

此外,三名湖南株洲的维权人士在今年5月31日提前前往当地的留芳园纪念六四。事后,何家维与陈思明遭到当局行政拘留,另一名同去的维权人士也在6月3日晚被警方传唤并失联。

了解情况的湖南维权人士欧彪锋向本台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他说:“6月1号晚上陈思明把照片提前发出来了,第二天他就被警察带到派出所,另一名参与者何家维也相继被带走,晚上我们得到消息,他们已经被行政拘留了。另外还有参与者郭闽,因为当时发出图片发了个裁剪的,没有郭闽的照片,但是后面不知道什么原因,郭闽的照片也传出去了,昨天傍晚郭闽接到株洲国保的电话,约他见面,现在我们就联系不上他,电话一直是处于关机状态。”

除此之外,安徽异见人士沈良庆6月4日突遭警方登门,本台记者当天多次拨打沈良庆的电话,均无人接听。网民张超也因发布了一张与六四相关的照片而被警察带走。

除了线下的抓捕行动之外,当局同时加强了对网络的管控。

欧彪锋告诉记者,微信禁止用户发送金额为89.64的红包:

“就一直对六四一些关键词过滤,比如一些视频、图片发不出来。我昨天晚上发现,微信有个红包功能,他发出89.64这个数字的话,(红包)发不出来的,他就提示系统繁忙。”

有维权人士表示,这几天他们经常会被禁言数小时,微信群也封锁了不少。新浪微博自6月2日起就禁止海外IP发布图片,与往年相比,今年海外IP连评论也受到了限制。有香港的微博用户认为,这么做反而提醒了人们这一天是“特殊的日子”,是当局“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举动。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6月4日报道:中国微博上以89.64或64.89兑换纪念六四

中国当局今天明显加强了对网络涉及六四的监控。六四难属被旅游,被送出北京,以避免任何形式的祭悼。中国官方对美国公开要求中国当局公布六四镇压实情以及死者失踪者以及因六四遭监禁者的名单表达十分愤怒的立场,并对美国提出严正抗议。

据法新社发自北京的报道,中国加强六四事件29周年这一天的各种监控。中国并在这一天抨击美国,因为美国呼吁中国当局公开六四事件的真相。

法新社指出,1989年6月3日晚到4日,解放军士兵和装甲车结束占领北京心脏的天安门广场长达一个月的学生运动。学生抗议者呼吁结束腐败和开放民主。

法新社说,这场引起国际强烈谴责的镇压通常遭估计有数千人死亡。

美国国务卿彭佩奥今天指声明出,“我们记得无辜的生命(……)的惨痛损失,我们同国际社会一道,要求中国政府公布于1989年6月死难者,被拘留者或失踪者名单。”

彭佩奥在声明中还表示,“6月4日的魂灵还没有得到安息。”彭佩奥引述中国持不同政见者,诺贝尔和平奖2010年得主刘晓波的话说,「六四之魂尚未安息」。刘晓波去年在拘禁中死亡。

美国国务卿彭佩奥的声明引发了北京的愤怒,北京表示“强烈不满”,并向华盛顿表达“严正抗议”。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指,“美国的指责毫无根据,且是对中国政府的干涉内政。”华春莹说,“我们敦促美方摒弃偏见,纠正错误,停止其不负责任的言论和干扰,”她坚持说,中国政府已经明确表明了对有关20世纪80年代那场政治动荡的立场。

在1989年家有被射杀死亡的示威者家庭最近敦促习近平为他们的亲人平反。“但六四受害者家人的天安门母亲组织在一封公开信中指责:”每年6月,我们遭到控制,软禁,或被离家出走。“

法新社说,事实上,中国大陆对这一事件采取一个国家健忘以及在所有书籍,教科书,电影和互联网严格禁止的政策。

中国社交网络今天加强了审查制度:微博平台的微信上,当局禁止其用户为89.64或64.89元兑换货币,这个金额暗指1989年6月4日。

据国际特赦组织的研究人员威廉。倪,告诉法新社记者,“中国当局花费巨大人力物力,以确保中国不能公开纪念六四的受害者,”他还认为,人工智能使得审查“更为有效。

报道引述著名维权活动家胡佳指出,他每年被迫离开北京,被送到离北京300公里远的秦皇岛做强制休息。六四难属家人也被旅游,以防止他们参加任何纪念活动。

据胡佳指出,“但无论我在哪里,我都在6月4日这一天绝食,我点燃蜡烛。我觉得很幸运,因为我是个镇压的幸存者,尽管死了很多人,但中国仍然停留在1984年”政治进步“,胡佳用乔治奥威尔的小说隐指中国仍然受1989年六四禁锁。

●纪念六四29周年媒体专访和评论人士文章

▲纽约时报6月1日发表索菲•理查森文章:斯人已逝,正义未到:纪念逝去的“六四”代言者

又是一年“六四”,今年是第二十九个。在这个敏感日子来临之际,许多民主人士、维权人士如同往年此时,又纷纷被旅游、被上岗、被失联。在过去的一年多,也有不少和“六四”有关的人离我们而去,没能等到正义的到来。在中共废除国家主席两届制、对民间打压日益剧烈的背景下,他们要求平反“六四”的愿望显得更加可望而不可即。

去年的3月30日,余志坚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因糖尿病并发症去世,终年53岁。八九运动期间,来自湖南浏阳的三名二十多岁的青年——小学教师余志坚、报纸编辑喻东岳和汽车厂修理工鲁德成——因为向天安门广场上的毛泽东画像泼洒颜料加鸡蛋而被判“反革命罪”。余志坚被判无期徒刑,喻东岳和鲁德成分别获刑20年和16年。喻东岳因在监狱中遭虐待而精神失常,生活不能自理。服刑十多年后,三人先后出狱。2008~2009年,余志坚和喻东岳先偷渡到泰国后来到美国。余志坚和妻子把喻东岳接入他们家中,多年来悉心照料。余志坚生前接受采访时说他对向毛画像扔鸡蛋之举毫不后悔:“毛泽东是中共专制的一个基础,我们反对个人崇拜,应该从这里入手。”

4月4日,“天安门母亲”群体的骨干成员、地质学家徐珏罹患癌症过世,享年77岁。徐珏的儿子吴向东在“六四”镇压中遭戒严部队枪杀,年仅20岁。12月8日,“天安门母亲”成员、中国音乐学院教授王范地去世,享年84岁。王范地的妻子是“天安门母亲”的发起人之一张先玲。夫妻俩的儿子、19岁的高中生王楠也是在“六四”镇压中遇难。今年2月10日,另一位重要成员李雪文女士去世,享年90岁。李的儿子袁力,当年是北京机械研究所的科技工作者,遭解放军射杀时年仅29岁。

“天安门母亲”从90年代开始向全国人大联署公开信,要求重新调查“六四”;其成员是“六四”死难者的家属和伤残者,曾有上百人,至今已有50多名成员先后离世。发起人丁子霖的丈夫蒋培坤在2015年去世,他们的孩子蒋捷连遇难时刚满17岁。28年来,这些“六四”遇难者的家属从未停止过追寻真相和正义,因此也一直遭受着警方的监控和骚扰。2011年,身患癌症的徐珏对日夜守在她家门口的警察喊道:“我是敌人吗?我的孩子被你们杀了,现在好像我杀了你们的孩子一样。你们这样盯着我干什么?……”六四“死难者是人民英雄,为了中国的民主自由,他们流尽了自己的鲜血,我觉得作母亲非常自豪。”

去年7月13日,公共知识分子、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因肝癌恶化,于国家安全机关严密监控下在沈阳一家医院过世,终年61岁,离他服满11年的刑期还差两年。那个在1989年穿着浅色衬衫,戴着副大眼镜,拿着喇叭在广场上激情陈词的青年大学教师刘晓波就这样永远离我们而去了。在纪念刘晓波的文章中,异议时评家赵晖(笔名莫之许)写道:“晓波对我的影响并不是通过直接的推动,而是通过其存在本身……同样从那一个日子走来,既然有人如刘晓波可以做一百,为什么我就不能做百分之一?”

11月7日,作家杨同彦(笔名杨天水)在南京的一家医院因脑癌过世,终年56岁。“六四”期间,杨参加了南京地区的民主运动。“六四”之后,杨同他人成立了中华民主联盟,后被判入狱10年。2006年他同彦因参与筹组中国民主党和在网上发表批评中国政府的作品,而被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从“六四”直至去世的28年中,杨同彦有22年都在监狱中度过的。他在去世前的三个月被中国当局允许保外就医,彼时离他服满12年的刑期只差四个月。他一次在接受采访时说道:“我只是民运的一个分子,精确地说是一个比分子小很多的原子。作为一个民运原子,我将尽力而为……我随时随地提醒自己抛弃胆怯,随时准备迎战可能来临的危难。”

今年的2月26日,人权律师李柏光因肝衰竭病逝,终年49岁。“六四”发生时,李正在湘潭大学哲学系读书。他出生于湖南郴州一个贫困农村家庭,小时候和几个哥哥睡在猪圈上层的木板上,后考入中国顶尖的北京大学法学院并获得博士学位。在考取了律师执照后,李柏光开始为政治犯、人权活动家、访民、农民代理案件,包括“七公民纪念‘六四’事件案”(2016年的“六四”期间,七名维权人士因为在北京的家中举办纪念活动而被刑事拘留)。对于他的人权律师事业,李柏光是这样形容的:“我愿意把自己变成一只蚂蚁,把书面上的权利和自由,通过个案和案例,一点一点搬运到生活中去。”

天安门母亲父亲徐珏和王范地带着无尽的遗憾和伤痛离开了人世。刘晓波、李柏光等人毕生追求的政治改革、民主法治也在习近平上台后显得越来越遥不可及。但也许,对于很多毕生为“六四”受害者代言的人来说,追求正义的意义从来不在于结果,而在于其本身。正如刘晓波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写道:“人是注定要死亡的,肯定如此。但是即使毁灭,也要在与死亡的抗拒之中毁灭。”

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是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是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调查并报导世界逾90国的人权侵犯行为。

▲德国之声(DW)6月1日专访支联会主席:悼念六四 良心行为

近年香港政治气氛越来越收紧,支联会主席何俊仁接受德国之声专访,表示支联会及香港市民29年坚持悼念活动,创下人类文明的历史,所有香港人也值得骄傲。

德国之声 :29年是否从无间断的参加支联会及六四悼念活动 ? 当中令你最感动的是甚么?

何俊仁:我29年可说是风雨不改的参与,就是下着大雨、身体不适我也参与,从未间断。很多义工与我们一起坚持,有些甚至是80多岁的长者,他们悼念的心情正如香港夏天的天气,白天高温有几阵骤雨,他们激情澎湃,最后化成泪水,在雨中交织,是很令人感动的。

个人对六四的情感,其实已很深化,我再没有很激动的情绪,也不需要,相反已深化成一股内在的坚定的精神力量。这么多年来,看着这么多同路人,有的离逝了,这些都让我难过及触动,例如刘晓波,他的离去使我伤感难过,我也很担心他太太刘霞的健康,期望她能早日得到自由前往德国。另一方面,我又看到年青一辈,愿意继续站出来,如内地的维权律师,这么多年,人心不死、薪火传承。

德国之声 : 回顾29年,港人在悼念六四活动,经历了哪些高潮与低谷?

何俊仁 : 相信大家仍然清晰记得,29年前,八九年六四期间,香港市民走上街头声援内地民主运动,那一幕对香港来说,百万人走上街头的场面是那么惊天动地,我想曾经参与的人是无法忘记的,分别有三次一百万走上街游行,有多次数十万人的集会,充份体现了香港人那种深刻的感情;而且,香港人并不是只有一刹那的冲动,然后急流勇退,相反在六四镇压之后,香港人继续努力利用香港的空间,支持内地的民运;六四屠杀后我们有百日祭,往后二十多年来,四月的清明节都有公祭,然后我们有民主风筝的活动,是纪念当年六四占领天安门学生放风筝来干扰高空的监察;然后又有长跑,是纪念当年高自联的学生奔走天安门及大学之间传递讯息,所以我们每年都有长跑,今年已经跑到29公里,有30多人跑;当然,每年六四前夕的周日,还有一个全球民主大游行;再下来是六四烛光晚会。

29年来,的确参与的人数有高有低,最低我们尝试只有几万人,但近几年每每超过十万人参与。所以说人心仍在,大家不忘初衷,纵使参加者到现场也是进行一些简单的仪式,平淡檏实,但最重要是带着内心的真诚,来追悼当年六四死难者丶悍卫六四的真相,不要被人扭曲遗忘、亦向当年的镇压当权者,包括现在的独裁政府,提出抗议、展现我们的良心、为不能发声的内地人民发声。今年29年周年,我相信很多人仍本着一片丹心的走出来。29年来,香港人及支联会,悼念活动都写进历里,创下人类文明的历史,所有香港人应值得骄傲。

德国之声 : 近年香港政治气氛越收越紧,早前人大常委谭耀宗更指支联会5大纲领中,“结束一党专政”属违宪的言论,但支联会仍然坚持喊此口号,请问你有否担心悼念活动的空间将会越来越收窄 ?

何俊仁:我们仍然坚持喊着“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不受影响,无论怎样我们仍然坚持。我认为不需要过分担心,今天我们仍然是这么坚定,我相信任何打压我们也不会就范的,我们不用悲观地去假设,最重要是坚持做我们认为值得做的,然后勇往向前。

德国之声 : 你认为,支联会最重要的角色及信念是甚么?

何俊仁:一方面维护历史的事非,史实对错,维护说良心说话的权利,为一些不能发声的人去发声,当然亦有对自己国家民族的展望,希望能够汲取历史教训,走向建设文明国家,实践民主法治精神,中国要有民主,就要结束一党专政。

德国之声 : 你认为中国一定会走上民主之路 ?

何俊仁 : 民主一定会出现,当然现在我们不知道甚么时候实现。我相信人类历史都是争取真正的自由解放,中国革命这么多年,中国人民仍然是政治的奴隶,我感到很悲哀,我相信争取解放的力量是一直存在的,一直在发挥作用,我相信最终是会胜利的。

德国之声 : 近年香港本土意识抬头,年轻人对六四感觉变得冷淡,今年各大专院校学生会亦决定不参加六四集会,甚至以“邻国事件”形容六四,作为支联会主席,你感觉如何?

我不认为要为年青人痛心,我只是感到很可惜,他们批评很多,有很多不满情绪。但是他们应该想清楚,悼念六四是一件正义的事,为受压迫的人而发声,是一件良心的行为,纵使你们有些地方不同意,但我们应站在共同点,如果只是很灰心地逃避,这样是不行的。不过,给年青人一些时间吧,让他们好好想想。

▲英国广播公司(BBC)6月2日BBC中文记者梓鹏新闻分析:“六四”29周年:主动遗忘还是被动选择 困在政治与金钱之间的中国年轻人们

北京人印小小18岁那年看完美国传来的“六四”天安门影片,心里满是不敢相信,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90后青年陈诚对“六四”的理解,来自当年在北京当工人的父亲。父亲提起过,半夜里“有解放军跑到宿舍拿着枪指着他们”。

他们的“六四”记忆,都是支离破碎的画面:比如印小小的是大游行、静坐、坦克上街;80后徐阳的记忆里是学生被鼓动上街。从有限的官方解释中,所有八零后九零后的中国大陆年轻人或许都知道,“六四”就是“政治事件”的代名词。

23岁的印小小到香港念书,这个信息多元和开放的社会没有防火墙,不同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体系长大的同学一起碰撞和聊天,让她对“六四”有更立体的认识: “这是一代人的悲剧,是一代人不愿触碰的伤疤。那一整波人的声音,从此被藏起来了。”

来自父辈和同学朋友处听来模模糊糊的片段,当最终可以在墙外的社交网站上“大开眼界”时,一下子打开的闸门冲来无数之前没有接触过的信息,这让印小小们“不敢相信”。

再回头看他们的成长,印小小发现,被主动藏起来的还有父母对政治的关注和勇气。在北京的父母不愿让她接触政治,或者在政治上冒险,虽然“六四”那晚街头的枪声是走过八十年代的北京市民的共同记忆。相比有机会出国看世界的80后子女们,印小小认为她的父母们“视野相对狭窄”,他们经历文革,对政治有着本能的恐惧。

跟母亲讨论时政时,“我妈会说,你不要在公众场合讲这个问题,她本能的恐惧就出来了。”

小小母亲的恐惧,是怕因言获罪。

多年的政治运动的阴影在父辈那里形成了默契,在家里的饭桌上和朋友的饭局上,可以泛泛地聊一些政治话题。但“六四”永远是最大的禁忌。公众场合,莫谈国事。一家人要关上门,才能安心讲29年前的故事。

公共话语的严控

90后是中国互联网的原住民,一向“内事问百度,外事问谷歌”。百度的搜索结果给出了中国官方话语中对此“事件”的三句话解释和定性:“1989年6月3日,一个多月来极少数人在北京制造的动乱,发展成为一场反革命暴乱。驻守在北京城区周围的戒严部队奉命平息暴乱。4日凌晨,戒严部队实行清场同时进驻天安门广场,平息了这场暴乱。”

1989年后,在中国境内纪念“六四”从来不被官方允许。2012年以来,中共中央对意识形态控制越发收紧,中国的主流媒体被要求对党绝对忠诚。多年来,在所有出版物和媒体上严审一切与“六四”有关的字眼和内容。任何关于“六四”的书籍在中国国内都无法出版。香港曾作为一度可以自由出版和传播政治书籍的自由港,大陆人会以各种方式,将在香港出版的著名政治传记和记录历史真相的书籍,偷偷带回去传阅。但“铜锣湾事件”后,独立出版社的生存空间被不断挤压,这类书籍也逐渐从市场消失。

互联网兴起的这十几年,包括在微博的大陆社交媒体上,“六四”还可以被隐晦地纪念,在六月四日当天,蜡烛和各种相关的图景,会被默默流传。 但如今“天安门事件”、“坦克人”等搜索词已被彻底封锁。取而代之的是,热搜榜上的明星八卦。

统一的官方口径,和有限的信息渠道限制青年的认知。有办法翻墙的好奇者看到墙外的谷歌和YouTube给出不同版本的“六四”记录片。陈诚说,当时直观的印象是鲜血淋漓的场面难以想象。“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个重大的事情,居然是被有意识地集体遗忘。”

一代人的遗忘和主动失语

89年,徐阳1岁。22岁时,带着他从大陆听来的“六四”版本:“资产阶级自由化,部分掌权的官二代,利用手里的资源获取到了比较大的利益,然后引起了很多中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和其它阶层的联合抵制和反对。”徐阳到香港读书,一待就是7年。

今年30岁的徐阳已取得香港永久居留权,但他从不参加香港的“六四”纪念活动,他说几个人的声音,对政策制定者的影响不大。他说,“六四”是在中国大背景下发生的事。已经过去了,没必要再拖出来鞭打,要汲取教训。可以反思,但追责没有意义。

但徐阳也承认,中共并未从中汲取教训。“如今的阶级环境不一样,有些事情已经发生,再重来一次,不会再这么暴力和血腥。还会有74、84和94”。

小小显然不同意徐阳的观点:连基本的事实都不知道,何来反思?

回到上海工作后,印小小现在还是不太会跟身边人聊起“六四”。“未来就是一代人的失语。从此这个事情就没有了。”

00后四川少年张清和中国600多万高考一同被淹没在无穷尽的书海和题海。同往届学生一样,即使是培养学生爱国意识的思想政治课也被主科老师占据。在家父母从未曾主动谈起过“六四”,17岁的她第一次听说这个名词还是从记者嘴里得知。

还未踏入职场的90后,在大学校园里向往可能的言论自由。22岁的王海在江苏,她说已习惯政治选举无自由,知道反抗无意义,也不奢求“因我而改变”。但最关注言论和新闻自由。

25岁青年周州在上海,没有翻墙的习惯。 但她认为,自己有最基本的政治诉求,还是希望有消息自由。

“希望不要封锁国外的网站,” 她说。

防火墙高筑后,中国本土的手机应用程式如雨后春笋不断冒出,赢得大量年轻人的喜爱。新兴的流行视屏应用“抖音”让年轻人一刷就是一下午。抖音上有的,只有娱乐和消遣。这是一个全民娱乐和消费的时代。年轻人花大量时间追星和刷微博,偶像的一举一动牵动他们的神经。微博上常有粉丝掐架问题,他们花大量时间和精力为自己的偶像站台。

小小说,她对中国的现状挺失望,很多时候觉得心灰意冷。现在的想法就是赚钱。她对生活还有无力感,这源于生活的不易和资本的压力。

小小现为一名电视剧制片人,身处被“资本控制”的中国文化圈。中国的出版和媒体行业被政府严控,也受资本无形的压力影响。她说,个人言论可能影响公司形象和价值。即使没有政府的舆论管控,资本的手,也在影响和左右自由言论。

小小∶“我现在就希望,如果钱和权能办成事,我作为一个好人,我是掌握钱和权的人。而不是让那些恶人掌握钱和权。这才是我奋斗的意义。”

三十而立,徐阳手下还要养活几十位员工。作为商人,他开诚布公地说“我不关心政治啊。”

他关心现实的小孩教育,老人医疗,夫妻买房问题。80后是中国计划生育下的特殊一代。成年后他们面临抚养四位老人,和现在二胎政策放开后的养育两个小孩的压力。生活在香港和大陆,买房置业从非易事。

为了不让生活品质下降,徐阳每天工作时间从睁眼到合眼——早上八点到晚上十二点。

他说要先解决温饱,再讨论政治制度。

身在美国的“六四”学生领袖王丹说,他理解青年对政治的无感和冷漠。“六四过去快三十年,年轻一代在中国目前的政治环境下。生存的压力赤裸裸摆在青年眼前。”

王丹说: “当年的我也不是一上大学就对政治有热情。是社会积累到一定条件和阶段才发生。”

但他对未来怀有改变的希望,认为今天的学生冷漠并不代表未来也冷漠。如果中国的社会条件宽松了,或者出现危机了也会激发(政治热情)。

“今天中国如此,不代表未来也这样。”王丹说。

为保护受访者,印小小、徐阳、张清、周州、陈诚皆为化名

▲德国之声(DW)6月4日发表时评人长平观察:“六四”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摧毁

近年来最令人心灵伤痛的现象,是越来越多的“六四”义士告别不义的人间。时评人长平认为,中共的强大令整个人类的正义观受到挑战。

(德国之声中文网)

二十九年前的今天,在全世界媒体的聚焦之下,中共下令军队将坦克开进了北京的街道和天安门广场,屠杀和平示威的学生和民众。当时人们普遍相信,多行不义必自毙,黎明前的黑暗不会持续太久。然而,二十九年过年了,正义仍在考验人们的耐心。当年的热血青年,已经鬓发斑白。当年铁肩担道义的长者,大多走入耄耋之年,有的已经含愤辞世。

近年来最令人心灵伤痛的现象,就是越来越多的“六四”义士告别不义的人间。诺贝尔和平奖没有让刘晓波免受迫害,长期的牢狱折磨同样让“天安门三君子”之一的余志坚英年早逝。由此上溯,李柏光、徐珏、李旺阳、方励之、刘宾雁、蒋培坤……这是一个长长的名单。痛夫哉!他们没有看到正义得义伸张,罪恶遭到清算,自由之花开遍中国。相反,屠杀平民的政权依然高高在上,还口口声声将领导世界。香港维园的烛光在争议中摇曳,台湾“血脉”茫然于如何继续“相连”,而西方政客们已从齐声谴责变成了唯唯诺诺。

我从来不怀疑“六四”民主运动的意义。它是全世界推倒柏林墙、结束冷战的先行者,但是欢呼历史新纪元的西方世界并没有给予“六四”应有的地位,率先拉开世纪巨变序幕的中国人被抛弃,落入专制者更加肆无忌惮的统治。我相信历史一定会对这场民主运动进行价值重估,全人类都将祭奠“六四”死难英灵。

然而,迟到的正义对于短暂的个体生命来说太过残酷。没有“六四”义士会怀疑自己人生的意义,但是不少人一定会质疑坚守良知的效用。“六四”镇压的后果之一,就是让很多中国人不再相信正义的价值。在严密的囚禁中孤独地死去,或者在没有亲人陪伴的异国他乡与世长辞,是值得付出的代价吗?有人还说,这个可以长期忍受一党专制的民族,值得为之奉献生命吗?

国际组织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中国人权主任索菲?理查森 (Sophie Richardson)在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文章《斯人已逝,正义未到:纪念逝去的“六四”代言者》,引用刘晓波在他的博士论文中的话:“人是注定要死亡的,肯定如此。但是即使毁灭,也要在与死亡的抗拒之中毁灭。”她说,“也许,对于很多毕生为‘六四’受害者代言的人来说,追求正义的意义从来不在于结果,而在于其本身”。

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这缺乏说服力。长期以来的贫困生活和政治高压,加上“八九”之后的去正义化教育,让很多人相信,如果民主自由不能带来立竿见影的经济效益,它们便不值得追求。正义本身的价值,并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于是,曾经以民主自由旗号夺取政权的中共,开始宣传专制更适合中国人。

背弃正义的人们并不需要感觉猥琐,甚至可以自我拔高。马云为“六四”镇压辩解,人们可以说他为了家人和员工忍辱负重。还可以趁机污名坚守良知者:不像他们那样只顾自己的理想,逞一时之能,置家人和朋友于危境。

向魔鬼屈服,以及在与魔鬼的合作中找到快乐,并不是中国人特殊的民族性格。中共的强大是摆在全世界面前的难题,整个人类文明的正义观都受到挑战。所有在专制者的巨大阴影之下生活的人们,都不得不思考:短暂的人生该如何度过?历史长河中的正义,对于个体生命来说有何意义?

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现居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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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电台(RFA)6月4日发表评论人士陈破空文章:六四29周年,习近平困于四个不自信

今年4月4日,又一位天安门母亲过世。她是地质学家徐珏。1989年,徐钰的儿子吴向东在“六四”屠杀中遭中共军队枪杀,年仅20岁。2011年,身患绝症的徐珏曾对日夜守在她家门口的警察喊道:“我是敌人吗?我的孩子被你们杀了,现在好像我杀了你们的孩子一样。你们这样盯着我干什么……”

这是一个悲愤的诘问,也是一个经典的诘问。杀人凶手没有受到追究,反倒是被害人的亲属受到追究—一种特殊形式的追究—监控,严密的监控。29年过去了,杀人凶手受到庇护,部分杀人凶手甚至坐享最高物质待遇,过着豪华奢侈的腐败生活,比如,那个被历史定位为“六四屠夫”的李鹏。

六四问题,成为当代中国历史的死结。当权者讳莫如深,不准普通民众提及,并对年轻一代封杀历史。可见他们也自知理亏而不敢声张。只有反抗者,包括当年受害人的家属,勇敢的少数人,矢志不渝地,坚守正义,发出呐喊。

作为一党专政的执政党,中共原本具有条件,反思历史、重评旧案;作为大权在握的领导人,习近平原本拥有比江泽民和胡锦涛更有利的机遇,反省既往、纠正错误。然而,纹丝不动。僵局一如从前。中国政治局面,死气沉沉。

如何解读习近平的不作为?大概在于,习近平当局,困于四个不自信。

其一,道路不自信。

习近平当政,号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所谓道路,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体而言,政治上还是毛泽东那一套,经济上还是邓小平那一套,也就是一党专政加权贵经济。所谓“习近平新时代”,本质上无“新”可言。习近平企图超越毛邓,却又不敢走出一条新路。没有新道路,也就谈不上新时代。显然,习近平缺乏道路自信。

其二,理论不自信。

如果说,毛泽东还有他自己的一套理论,邓小平也有他自己的一套理论(当然,严格说来,邓的那一套,不是理论,只是一套实用主义的说法),但习近平并没有自己的一套理论。

同江泽民和胡锦涛一样,习近平的理论,来自于王沪宁,而号称“三代帝师”的王沪宁,其实是“三姓家奴”。笔者仔细研究并分析过,王沪宁的全部理论,就是马列主义,准确而言,就是他自己所理解、自以为是的马列主义。王沪宁为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三人炮制的三套理论,本身自相矛盾、先后否定。借纪念马克思诞生200周年之机,王沪宁声称:“习近平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而这套急功近利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是选择性的马克思主义,选择其暴力主张,而忽略其自由主张。与历史抵触,与现实冲突,与未来背道而驰。其内在的矛盾和荒谬是如此之多,逻辑混乱比比皆是,完全无法自圆其说。导致的结果,就必然是令习近平缺乏理论自信。

其三,制度不自信。

如果说,毛泽东时代的共产主义革命,尚有国际大环境:红色苏联的建立和扩张,东欧八国和若干亚洲、拉美国家的赤化;如果说,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也有国际大背景,介于市场经济国家(以美国为代表)和原教旨社会主义国家(以苏联为代表)之间,邓小平的确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那就是半心半意的市场经济加半心半意的社会主义,也可权且称为某种中间道路吧!在制度上的体现,就是,政治上的专制主义,经济上的资本主义,但,正因为只有经济改革而缺位政治改革,所谓资本主义,迅速沦丧为权贵资本主义;所谓市场经济,迅速沦丧为腐败经济。

随着民主化成为世界潮流,毛泽东式的一党独裁陷于四面楚歌;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解放,邓小平式的中间道路也难以为继。到了习近平时代,国际大环境进一步变迁,中国的一党专政已经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末。习近平固执死守,却明显缺乏制度自信。

其四,文化不自信。

客观而言,当今中国人大体生存于两种文化之间,传统中国文化和现代西方文化。中共不认同西方文化,主要的,是不认同民主、自由、人权和法治的普世价值;但中共却选择性的认同另类西方文化,那就是他们念兹在兹的马克思主义。然而,如前所述,即便对马克思主义,中共也是选择性的,毫无诚意和严肃性,有的只是功利主义和宣传意图。

至于传统中国文化,中共试图重新拾起曾经被他们砸烂并踩在脚下的孔夫子,但中共所施行的暴政却明显背离孔子所主张的仁政。中共满世界推销“孔子学院”,然而人们发现,中共出口的,并非孔子所创立的中国儒家传统文化,而是独裁与腐败的中共党文化。表里不一,名实不符,恰恰显示,习近平缺乏文化自信。

正因为缺乏四个自信,习近平当局却宣称他们拥有四个自信。犹如走夜路吹口哨,自我壮胆,也吓唬别人。事实上,缺乏四个自信的习近平当局,其统治手段,就是见招拆招,胡乱出招,疲于应付

中共当局之所以陷入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矛盾陷阱而不能自拔,归根到底,还是在于他们对既得利益的死守和盘算。这种自私而短视的盘算,障碍了中共领导集团的眼光。与历代中国专制王朝统治者一样,中共的全部所作所为,就是守护他们自己的王朝- 红朝,网民口中的天朝。这种对权力和王朝的守护,落后的统治思维,明显地,不符合时代,尤其脱离二十一世纪的人类轨道。以一己之私、一党之私,毁一国之利。中共之祸,更甚于历朝历代。

▲德国之声(DW)6月4日新闻分析:六四近三旬 影响今何在?

距离天安门广场上的流血惨案,已经过去了29年的时间。从今天的视角来看,这场悲剧当时是否能够避免?它又对当代中国以及世界历史的进程,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德国之声中文网)“那场流血事件,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完全能够避免!” 柏林自由大学副校长、汉学家余凯思教授(Klaus Mühlhahn)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斩钉截铁地说道。他指出,当时中共高层内部有赵紫阳这样的主张与学生对话、让步的人物,而在示威学生一边,也有许多人主张通过协商来解决分歧。“然而,学生中有一部分人非常极端地想要牺牲自己。在政府一边,也是强硬派占到了上风。总体而言,双方都有着许多次达成让步与妥协的机会,但是双方最终都是极端派胜出,酿成了这场悲剧。”

具有中国官方背景的《环球时报》,其主编胡锡进当年也是在天安门广场上要求改革、呼唤民主的示威学生一员。他在5月28日通过其推特账号刊文称:“周围经历了六四的人,今天回头看,理性上大多觉得当时我们做过头了。认为知识分子当时有些幼稚、冲动,政府缺少处理经验,党内又出现严重分歧,导致了局势的失控。”

德国汉学家余凯思也进一步指出:“今天,我们可以从许多文献纪录中了解到当时学生团体内部的情况。他们中的’殉道派’想要通过流血和牺牲来唤起公众的注意。而另一边,政权里的强硬派则认为,当局已经做出了包括史无前例的与学生对话这样的让步,因此不能再继续示弱了,否则就会面临危险。”

镇压国家分裂?六四促成剧变?

然而,在如何评价六四事件的历史意义之问题上,作为中立第三者身份的余凯思,与中共体制内媒体旗手人物胡锡进的观点截然不同。余凯思在采访中说:“我们必须考虑当时的国际形势,尤其是东欧的局势。北京当局于是就认为,政权有被颠覆的危险。而学生则觉得,国际形势是在为他们助威,因此不断地提出新的诉求。1989年的春天,东欧地区其实已经有不少抗议活动发生。而到了1989年的夏天,北京的流血惨案,则对东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天安门的血腥镇压,象徵着共产党政权最黑暗的一面,从而激励东欧的民众以更坚定团结的姿态走上街头示威、推动变革。”

余凯思指出,1989年东德示威最高潮时,执政党内以及社会上也有相关的讨论,大致就是指责当权者:“几个月前你们没有反对中国政府的血腥镇压,所以你们也敢在东柏林进行暴力镇压。所以我们(民众)不信任你们当权者是在真心寻求和平解决方案。”余凯思认为,天安门广场上的流血,对东欧剧变的不流血,有着相当巨大的贡献。“因为当时的东欧共产主义政权被普遍怀疑会采用暴力,所以他们明白绝对不能采取’北京路线’.另一方面,民众对他们的信任也因为北京的流血事件而丧失殆尽。”

胡锡进则认为,广场上的时光固然是今天依然会“让人心头一热”的青春记忆,但是“邓小平控制了局面、没让中国走上很可能已经把国家搞分裂的道路”值得肯定和庆幸。他在推特上写道:“理性上,大家又都觉得安定团结是对的,六四像颜色革命,错了。……只要改革开放被认定是一个伟大的时代,那场对抗就会被认为是一个危险的分岔。”

值得注意的是,胡锡进的这篇回忆文字,仅仅刊发在中国大陆网民无法正常访问的推特网站上。

中国独立政治学者吴强则反对胡锡进的“镇压制止分裂”之看法。他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从历史上看,对人民的镇压、对民主运动的镇压、对非暴力学生抗议运动的镇压,还动用了几十万的军队,这种血腥手段,在全世界都是空前绝后的,这是现代人类文明史上的耻辱。”他认为,制止国家分裂不过是一个“站不住脚的借口而已”,事实上,镇压当局“更担心政党内部的分裂、担心执政党的解体,后来在苏东剧变中,我们也确实看到了政党崩溃的结果。”

吴强认为,这正是中共当局至今仍然拒绝平反六四事件的主要动机,“所以统治精英阶级的主体,仍然认为当初的镇压决定是正确的。这可以说是当前统治集团的心理。而胡锡进恰如其分地将其表达了出来。”

天安门晨曦下,抗议者用塑料泡沫和石膏材质在金属支架上树立起一座高约10米的民主女神像,女神所处位置正对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像。在6月4日清晨,士兵动用坦克和武装车辆推倒了这座塑像。

与余凯思相似,吴强也认为,1989年中国的学生运动,直接点燃了东欧剧变,导致整个苏东共产主义集团的崩溃,“从这层意义上而言,89学生运动有着伟大的价值和贡献。”而对于中国本身而言,这场运动其实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短短3年之后,即冷战结束之后,作为拍板镇压者的邓小平,也是最早意识到这样一种极权国家体系是不可持续的,因此亲手通过市场经济改革,至少是部分埋葬了他亲手打造的一套极权主义体系,并转向成为了威权主义政权。这也是89年学生运动的另外一个历史价值。对于中国人民今天所享受到的有限市场经济、有限的自由、有限的财富,89学生运动其实有着巨大的历史贡献。可以说,中国人民今天所享受到的一定程度上的幸福,全赖89年学生运动所赐。只不过许多人意识不到这一点,而是被92年之后去政治化的中国社会以及中共的遗忘策略所模糊了。”

而在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副校长余凯思看来,六四事件留给中国的,更多的还是遗憾,而非贡献。“六四事件的悲剧性,不仅仅体现在天安门广场上消逝的生命。对于中国而言,它丧失了和平政治转型的机遇。由于天安门的流血,中国政治改革的选项被锁死了几十年,直到今天。并不是说要让中国向东欧国家那样彻底改朝换代,而是说改革的机遇错失了,甚至说由于流血事件,政治改革本身也成了禁忌话题,无法进行公开且广泛的讨论。政治改革在今天的中国依然无解,也许今后还将继续无解。这是中国为六四事件付出的巨大代价。”

▲英国广播公司(BBC)6月4日新闻分析:“六四” 29周年:真相、遗忘与分化

1989年6月3日夜晚,枪声和喧闹声响彻了仲夏之夜的北京。大批军人,四面合围进入城市中心地带,坦克隆隆,倾轧长街,血迹满地,一个平凡的日子变成历史的分界点。

29年过去,仍有人记得那一批人的血泪和勇气,记录、追逐未解的真相,也有人无意或刻意选择了遗忘与淡化。

传统的观念认为时间相隔越久,历史真相就越有机会水落石出。无论这样的观点是否正确,至少在“六四”这一事件上,每当周年纪念日,都会有或多或少的新的信息或观点会被公布于众。

邓小平的“政变”

今年“六四”天安门事件29周年前夕,中共元老李锐的女儿李南央在《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对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秘书鲍彤的采访,再度引发对历史真相的讨论。

鲍彤在访谈中称,当时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正如前领袖毛泽东一样,最为关心的是其身后的政治遗产。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仔细对比可以得出结论,由于废黜胡采用了“党内生活会”的非合法程序手段,留下后人诟病的口实。胡耀邦去世不久,邓小平就已经担心赵紫阳会在将来推翻他废黜胡的决定,成为中国的“赫鲁晓夫”。为了要让赵紫阳下台,邓小平精心布局,不仅积极促成对学生运动的镇压,也达到了废黜赵紫阳的目的。

在他的分析中,赵紫阳在胡耀邦去世后的一次政治局常委会的话让邓小平警觉,“胡耀邦是我们党的领导人之一,他去世了我们大家都很悲痛,我们党自己在哀悼耀邦,我们没有理由不让学生哀悼”。

鲍彤认为,自始至终,“六四”的主导者就是邓小平一个人,是邓小平为了保存自己百分之一百布尔什维克的历史定位而“个人谋划的、矛头对着赵紫阳的一场政变”。

在这之前,也有政治学者提出过类似观点。早在2010年,多年研究中国政治问题的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系和历史系教授吴国光在《李鹏“六四”日记》导言中说,根据日记中的信息及其他资料,他研究得出结论:“四月二十三日晚上,而不是等到四月二十五日上午,已经有超乎李鹏的政治权威,针对学潮做成了重要决定,确认学潮为‘反革命动乱’,并要求当时主持政治局常委工作的李鹏立即采取强硬方针。我认为,这一政治权威,只能来自邓小平。”

“李鹏此书明确透露,邓小平是一九八九年北京部分地区军事戒严的提议者和决策者(‘五月十七日’一节),也是六月三日天安门”清场“方案的最后批准者”,吴国光写道。

美国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近日对BBC中文表示,鲍彤为研究1989年天安门事件提供了重要的新分析,邓小平可能确实如他所说操纵了这次抗议活动。

他还表示,无论鲍彤的分析是否准确,三个基本的事实没有改变:“1)邓小平下令屠杀;2)屠杀的目的是为了确保独裁政权继续统治;3)整体来说,目的达到了。”

封杀

一篇文章虽然引发对真相的追逐,但对于抗争者们来说,“六四”是在中国内地难以公开讨论的话题,真相更是难以企及的事情。

中国官方将“六四”事件描述成“1989年政治风波”,称极少数人自由化分子以悼念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为借口,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 当年《人民日报》著名的“4.26”社论仍然被官方认可:“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从根本上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纪念“六四”的活动在内地被禁止。2014年“六四”25周年,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在家中举行纪念“六四”研讨会,但是三日后数名与会者被刑拘,包括郝建本人、哲学学者徐友渔和维权律师浦志强等。2015年,浦志强因煽动民族仇恨罪和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中国严格审查报刊、杂志、互联网上所有与“六四”有关的内容。在内地的搜索引擎上,搜索“六四”只能看到官方媒体的内容;社交媒体上,与“六四”有关的词语,如“天安门事件”、“坦克人”等都已经被一一封锁。任何有关“六四”的书籍均无法在中国大陆出版,对“六四”的回忆与反思的文字记录,多年只能通过香港出版公布于众,而随着香港独立出版业的全面被打击,仅存的对历史真相的保存与发掘渠道,变得愈发稀有而艰难。台湾的出版市场也越来越暴露于北京的资本与政治觊觎之下,几代中国人的记忆如何保存并流传,前景令人忧虑。

十八大以来,内地一大批维权律师和异见人士被抓捕、判刑,舆论空间不断紧缩,社会气氛紧张,纪念“六四”的任何政治表达和个体行为,都被严重监控和扼杀。

遗忘与分化

严苛的信息封锁和封杀在某种程度上造成历史记忆的遗忘和丢失。内地的悼念情绪不断被压制,在中国领土上,多年来用其特有的政治法律制度呵护纪念烛火的特区香港,悼念的热度也因政治社会诸多复杂原因,开始减弱。

自1990年起,香港维多利亚公园每年举办烛光晚会,支持民主运动的香港本土和内地人士均到场参加。数十万市民擎起一盏烛光,致敬历史和“六四”死难者的场面,震撼世界,也让世人相信,中国人并未遗忘。民主尚有希望。支联会认为,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香港人当然要支持和帮助中国发展民主。香港维园“薪火相传”,“念念不忘”的悼念场面,29年来温暖了无数亲历者的悲凉,组织方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打出“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五大纲领。

香港各种本土政治思潮不断兴起,香港对“六四”纪念的活动诉求和阵营逐渐分化。2013年起,部分民众开始在尖沙咀举办悼念活动,与支联会切割。2014年爆发的雨伞运动,大量在八九之后出生的香港本土青年的政治热情和参与意识被前所未有地激发。而近80天的占领中环和街头抗议,未能让北京政府允许香港进行无筛选的行政长官普选,令不少香港人有感在中国治下香港实现民主无望。香港本位的本土思潮在雨伞运动后,支持度有爆发性的增长,小部分人更认为香港应脱离中国独立,才有实现民主的可能。

2015年,香港学生组织香港专上学生联会第一次不以团体名义在维多利亚公园参与纪念活动,已经退出学联的香港大学学生会选择在香港大学中山广场举行自己的集会。

不少香港年轻人认为,香港人应该着眼于自己的民主建设,平反“六四”是中国内地自身事务,与他们无关。

近年来,维园烛光晚会的参与人数在不断下降。根据支联会的统计,去年出席人数为11万,比2016下降1.5万,是9年来最低。

根据香港大学今年最新的民意调查,香港市民认为中国现时人权状况较1989年恶劣及估计三年后中国人权状况会比现时恶劣的比率升至1993年有记录以来新高,同时认为没有责任推动中国民主发展的比率再次录得1993年来新高。

林培瑞认为,许多中国年轻人对“六四”不感兴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件事,即使知道,也是仅仅知道政府对“六四”歪曲的叙述。

“即便中国人现在生活在一个自由的社会,对‘六四’失去兴趣也是自然的事情。随着时间流逝,让人记忆深刻的事件不可避免地会被淡忘,或者至少不再那么激励人行动,”纽约大学法学教授孔杰荣(Jerome A. Cohen)说,“比如,我清晰记得珍珠港事件、罗斯福之死、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以及马丁。路德。金被刺杀,但这些事情今天已无法激励到我去谈论、写作和游行了。”

“然而,中国人从不被允许知道‘六四’的真相,年轻人尤其不知道,他们来美国继续学业时就能看出来,我的一些中国学生知道这起悲剧和后续事件时感到十分震惊,”孔杰荣对BBC中文说,“人们自然会对现实感触更深,被现实影响更多。那些获得了个人成功、对反腐运动十分满意的中国人通常并不想回忆起不愉快的过去,但是经历了1989年事件、关注知识和政治自由、公正和人权的老一辈人仍然记得‘六四’的重要性,即便他们明智地不公开表现出来。当然,一些律师等有足够勇气为人权奋斗的人希望结束当前习近平的压制。”

“八九”民运学生领袖之一、现居美国的王丹则完全可以理解年轻一代对“六四”不了解甚至淡漠的情绪。

“‘六四’后一直到今天中国就不允许再讨论政治民主化这些事情,讨论是有政治危险的,这种情况下任何正常人都会有自保的心态,”他说。

但是他也质疑这种态度的真假,“我觉得大部分人并不是不想知道‘六四’怎么回事,是不敢公开参加‘六四’活动,不敢公开讨论六四的事情。他们是不敢有兴趣”。

纪念

今年6月4日,香港维园仍然会燃起烛光。台湾人权促进会、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等多个台湾公民社会团体也会在台北自由广场举行纪念晚会。

29年过去,今天应该如何纪念“六四”?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郭于华认为,对于任何一件在中国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首先要弄清事件的真相。

“有了真相有了分析才谈得上怎么评价以及在这个过程有哪些反思,”她说,“首先第一步我们都还没有做,后面人们的忘却和不了解都是必然的。”

“我们短期内不对‘六四’翻案抱太大的期待,我觉得习近平任内是根本没有可能性的,”他说,“可是我觉得共产党那边翻案不翻案是一回事,我们这边做不做纪念,是不是把它当成一个历史记忆,每年都提出来让大家不要忘掉那段历史,是我们的事情。

“不吸取经验教训,怎么能把未来的路走好呢?”郭于华说。

▲德国之声(DW)6月4日专访吴仁华:研究六四29载让我很痛苦

《德国之声》专访六四流亡者吴仁华,29个寒暑以来他只做同一个研究。八九民运时仅33岁,没想到六四那一夜改变了下半生。他着书揭开涉事官兵背后另一面,但研究也逼着他不断重回历史现场,造成心理和精神创伤。2个月前,他来到台湾休养,重新出发。

(德国之声中文网)1989年,33岁的吴仁华在中国政法大学做国学研究。当年4月17日,他和中国政法大学几百名学生进入天安门广场,生命就此改变。1990年,他逃离中国开始流亡生涯,一次回乡探亲后就遭拒绝入境。在《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中,揭开参与镇压官兵的另一面。

德国之声:过了29年,回想六四印象最深刻的一幕?

吴仁华:当然还是自己亲身经历的六四镇压还有屠杀的记忆,包括6月3号晚上到4号清晨5点30分在天安门广场武力清场的过程。另外就是6月4号清晨6点多钟时,我跟着从天安门广场撤出的学生队伍,在经过西长安街新华门附近的出口,那时有3辆坦克从背后追压学生队伍。当时压死了11名学生,受伤的学生也很多。这就是“六部口坦克追压学生队伍事件”。

德国之声:搜集涉事官兵资料目前的成果?

吴仁华:我总共搜寻了30万到40万解放军官兵的资料,经过无数的时间进行艰难的考证和搜寻,才确定有3千多名解放军官兵是六四戒严部队的成员,列出他们的名单。他们参加了六四镇压和屠杀事件,其中包括“六部口坦克追压学生队伍事件”的106二炮手。

德国之声:有机会和他们取得联系吗?

吴仁华:当年有20到25万的戒严官兵,29年过去,只有几名官兵站出来,写出自己当年的经历,其中有3名官兵从忏悔跟反对反对武装镇压的角度去说了自己的故事。另外有2名戒严部队的官兵,没有表示赞成或反对,只是简略地说出当年的经过。非常可悲,只有这么5个官兵出面。

德国之声:这几位官兵说了什麽?

吴仁华: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很难跟他们交谈也无法联系,只有部分在在互联网上有简单的沟通。表达忏悔的官兵其中,39集团军步兵1164的李晓明中尉,军衔算是最高的,资料很有价值。他提到1164部队的许峰师长当时消极抗命,没有按照命令抵达天安门广场参与镇压,最后被军方处理。但因为很难找到资料细节,我一直在寻找许峰司长的下落,只知道他被撤职,离开了部对。表达忏悔的还有54集团军的官兵张世军。

另外我也发现29集团军的军长何燕然,还有28集团军的军政治委员张明春少将,他们因为消极抗命受到降级处分,调离野战军部队。张明春被处理后忧郁成病,不到一年就去世。

德国之声:收集受难者资料有什么新的成果?

吴仁华:关于受难者部分,天安门母亲群体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搜集死难者名单。在中国政府严厉的控制和打击下,她们的搜集工作非常艰难,但还是提供了一份六四死难者名单,现在共有202人。这只是当年死难者的一小部分。

我认为受害者还应该包括受伤者,像六部口坦克镇压事件,北京体育学院的方政,两条腿都被碾压没了。包括北京航空学院硕士研究生王宽宝,他也是被坦克碾压,整个骨盘粉碎性骨折。大概3年前,我们联络过他。他还在不断做新的手术。因为当年一直没有治好,又受了病毒感染,遭受了很大的磨难。当年中国留美学生,像是张雅来,他也是因为当时在中国参与六四活动,屠杀过程中他因为中枪,失去了一条腿。像这种受伤者的数量比死难者更多。也要做六四受伤者的名录。

另外,受害者还包括六四事件以后,中国进行全国大搜捕、清算、审判。当中遭到伤害的人,名单更多更大。根据我掌握中国公安部内部资料,截至1989年6月25号,全国除了西藏自治区跟陕西省没有统计外,另外29个省市自治区,已经逮补11013人。25号以后,中国还继续拘捕和逮捕。这些人都受害者,我也要做名录。

德国之声:这样的工作听起来很庞杂。

吴仁华:工作量非常大,难度也非常难。但是我觉得必须做下去,因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纪录,还牵涉到六四屠杀这么一个侵犯人权的灾难性重大事件。如果没有加害者和害者的基本记录,这个历史纪录完全是不合格。

德国之声:研究工作最困难的地方?

吴仁华:29年后,这个工作难度愈来愈大。但如果现在不做,很可能像文化大革命、反右派运动、土改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加害者和受害者都没有留下历史纪录 .中国政府一直把六四视为最大的禁区,控制程度超过前述提到的运动。在这种背景下。资料相当欠缺。不像我过去的国学研究或是其他社会科学研究,可以到图书馆、资料室找现成资料。花了无数时间收集资料,还不一定是完整的,要反复比对考证,像拼图一样拼出六四真相。

德国之声:为什么认为这工作如此重要?

吴仁华:中国政府事后一直利用掌控媒体颠倒黑白,说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戒严部队不得不镇压,给开枪镇压提供合理依据。他们利用录像、媒体把军队开枪跟部分民众以暴制暴,把时间先后、关系因果颠倒。因此还原真相、留下历史纪录很重要。

德国之声:自己作为研究者的心情?

吴仁华:长时间研究、收集资料。对我一个亲身经历屠杀的人来说,这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这些资料让我悲伤、愤怒、激动。这么多年接触对我造成很大的伤害。从2010年到2012年,我几乎无法针对这个主体写出一个字来。很多想好的写作题目和研究项目,一旦打开电脑,脑中就一片空白。最近一年多,我也没有写出任何东西,也是因为心理因素,让我很痛苦。我很隐晦地在推特说现在处于修身养性阶段,其实是我必须再次跨过心理障碍,修复好心里受创伤的部分,才能重新出发。

到台湾来,一方面是要做进一步资料收集,跟台湾学界交流。实际上也是要做休养。台湾毕竟是华文社会,交通方便、语言无碍。吃的东西,包括气候跟我的老家温州非常相似。既然不能入境中国回到家乡去做心理修整。我只能到台湾来。之后再开始预定的写作计画。

我是一个意志力很坚强、乐观向上。虽然曾为了自己的健康生活、跟我的家人团聚,考虑过要放弃。但又担心没有人继续去进行。六四屠杀还有很多细节和关键性问题需要研究。

资料搜集是很孤独的工作,受访时我说这是“一个人的战斗”,没有资源,没有基金会的支助,又是非常艰难的。我在北大古典文献研究第一门课,老师就说这个专业必须要耐得了寂寞,做得了冷板凳。再艰难、再寂寞、再孤独的研究当中,因为专业精神,我能坚持下来。

外人很难想像,这么多年来,接触这些资料,对我情感的起伏影响。无数个夜晚,我都是通宵达旦,在军人的网站上聊天室追踪他们的谈话。追踪中断的话,会错过最关键的话题。这么长年的,慢慢的对你精神伤害,我觉得很难说清楚,要让人去理解很难。

德国之声:来台湾授课的观察?

吴仁华:我在东吴大学和中正大学开设“六四事件真相研究”课程。当中有陆生来选课。尽管在台湾上网没有防火墙,他们对六四屠杀真相还是不了解。所以他们对这个课程感兴趣。他们虽然很好奇也想了解,但即使在台湾,他们还是有心理的恐惧。课程设计时,学校虽然有录影,但事先说好不要录听课者和提问者,但上课的陆生还是不敢提问。我感到有点悲哀。有陆生说有专门的人会负责监控或打小报告,就是“职业学生”,所以他们担心是有理由的。

德国之声:对香港和台湾,在平反六四上寄予甚麽期望?

吴仁华:不应该抱有太大的期望。当然香港对于六四事件的反应比较强烈,每年周年的游行和维园的烛光晚会已经成为标志性的活动。对于海外华人和中国大陆民众来说都很关注。很多中国网民看现场直播,反应热烈。我觉得这些活动很有价值、有意义,但是纪念六四活动对于平反六四起不了太大作用。“平反”这个词现在争议很大,中国政府不可能给六四平反,一旦重新“平反”,后续很多问题抵挡不住。但重新“评价”的话,既不指望香港、台湾,也不指望中国共产党。指望什么呢?只能说指望中国大陆以后能出现新的政治反对运动,出现一场社会变革运动。当然是来自于民间,不是中国共产党。只有中国社会发生变化以后,或是民主转型以后,六四事件才会得到公正的评价。

德国之声:在可预见的未来吗?

吴仁华:我只能说,不管3年、5年、10年、20年,总是有一天会出现这种情况。我曾经在推特上开过一个玩笑,毛泽东唯一的贡献就是以自己的死亡,证明毛主席“万岁”是个谎言。共产党永远执政也是一个谎言,这是不可能的。但我没法做预测,只能说总会出现这一天。

对我做历史纪录的人来说,我更不会去管3年、5年、10年、20年的问题。我只觉得必须抓紧时间去做。现在不做,以后就做不成。哪怕10年以后中国民主转型,再想做研究,当事人都不在了。像是文革,中国官方都说有200多万死难者,但能找到他们的纪录吗?不可能做他们的名录了。所以我不管有多久,该做的我必须现在就去做,为历史留下纪录。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6/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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