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整理人:马萧
受访人:焦国标
受访时间:2014年9月20日

受访人简介:焦国标:北京大学新闻学教授,2004年发表《讨伐中宣部》,抨击中国政府的言论审查制度,2005年失去教职。2012年9月受邀赴韩国参加国际笔会第七十八届年会,被北京市公安局阻止出境,并被监视居住。在此期间发表致日本东京都执事石原慎太郎和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的公开信,抗议中国政府肆意剥夺公民出境权,9月12日被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传唤,随后以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在国际、国内舆论的关注和声援之下,10天之后,焦国标被以取保候审的名义释放。

马萧(以下简称:马):请您谈一谈被逮捕的经过。

焦国标(以下简称:焦):回忆这段经历是很痛苦的,人性中很罪恶、很卑劣的一些东西在监狱里会被释放出来,令人不堪回首,这是一段非常恶心的经历。

2012年9月12日早上八时左右,二十多位警察来到我的住所,宣布对我进行传唤。我门外整个楼道被警察充满,他们把我带到海淀派出所。在派出所一直呆到下午五、六点钟,警察告诉我,明天八点送我回家。我模糊知道,警方一次传唤,有权对公民实施24小时的人身控制。

到七、八点钟的时候,也许更晚一些,我向他们要水喝。过一会儿,他们回话说带我去外面买水。怎么会带我去买水呢?这道理不通啊。我也不追问,随他们出来坐上车。车往北京西北方开,开很长时间,并没有停下来要买水的迹象。那条路,我大体知道,是往上庄水库方向的那条路。过去我和太太经常开车走这条路去上庄水库玩,比较熟悉。

路边闪过一个指路牌子,模糊看到是某某看守所。然后很快,车子左转下路了,走不远来到一个建筑物前。车子停了下来,他们告诉我,此地是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看守所。我心里有些七上八下。之前没有与看守所打交道的经历,也不清楚看守所在警方执法环节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也就是说,来看守所,我不知道意味着什么。

和我同车的海淀区国保员警似乎很理解我此刻的心境,安慰我说:分局的意思是传唤,可是市局坚持要对我进行刑事拘留。现在分局的负责人正与市局进行交涉,希望能够说服市局收回这个决定。我们在车里坐了一、两个小时之后,国保员警告诉我,交涉结果出来了,海淀分局有关领导尽了最大的努力去游说市局,无法改变后者的决定。他们告诉我,只得暂时先把我送进去,他们随后就会展开捞人行动,又安慰我说,该看守所本来就是海淀分局的看守所,等于是一个单位,大家都很熟,他们会和看守所打招呼,要他们关照我。

我怀疑他们在这段时间里是真的在交涉。他们说带我出来买矿泉水,却一路把我送到看守所,显然事先有意隐瞒了一些事情。也许这是他们的工作套路吧。这是一个遍地谎言的种族。我不苛求。此后至今我一直留意此类现象。我发现,很多人,最近一例是铁流先生,都是在深夜凌晨一两点被送进看守所。我想这绝不是偶然发生的,也许是警方做事的一套规则程序?深夜把人送去看守所,对警方来讲可能有很多好处,比如,可以避人耳目,可以增加当事人的心理恐惧。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深夜是一天之中人们对抗情绪最低落的时节点,这样可以减少一些意外的麻烦。还有,在黑暗中,当事人因为看不清路途的具体方位、建筑物的结构和样式,因此,他们不太容易察觉出警察下一步的明确目标是什么,警车最终到达的可能地点,等等。

总之,我一进看守所的“号子”,看到里面昏暗的灯光,几十个黑糊糊的人影像尸体一样堆在那里,感觉就像突然之间一步踏入另外一个世界,一个地狱般的阴森世界,这些都是只有在深夜才能达到的特殊的恐怖效果。

马:作为一名知名的知识份子、作家,警察有没有给予您超出其他人更多的人道待遇?

焦:因为平时的监控关系,我和海淀区国保的员警都十分熟悉,他们也很尊重我,都叫我“焦老师”。到看守所之后,先是送我的派出所员警、国保员警和看守所的狱警办理交接手续,进行身体检查。完成这些程序之后,我就被看守所正式羁押了。

进入看守所的铁栏杆大门,右边有一间专门的房子,相当于一个单位的来信来访接待室,这是供在押人员换衣服用的。我被带进这间房子,像喝令牲口似的要我脱掉身上的衣服,脱到只剩一条内裤,就这样赤条条地抱头蹲伏在那里。当时的处境是非常尴尬的,我完全不知道下一步将会发生什么,只能等待狱警的处置。

狱警把我衣服上的纽扣、拉链都剪掉,扔给我,他们的动作令我印象深刻,他们并不是用正常的心态把东西递还给我,那些动作完全是职业性的侮辱性程序,我从进看守所最初那一刻就感觉出来,这些狱警不会把你当作一个有正常情感的、有尊严的、和他们一样的人。我被要求换上看守所的专用鞋子(一种软底布鞋),重新穿上这些被处理过的衣物,因为皮带、裤拉链、松紧带都被拿掉或被剪断了,所以我只能提着裤子。就在这个时候,他们给我铐上了手铐。然后,由狱警押着我往“号子”里面走。通过从这间更衣室到“号子”那条长廊的过程中,我一下子联想到耶稣背负十字架前往各各他山上接受惩罚时那一路上发生的事情。像我这样生活如此简单,心地善良,有公义精神,对任何人没有恶意和敌意的人,反而被铐上手铐、被当作一个犯罪送进了监狱,这是为什么?此前,我并不是十分完全理解:为什么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为我们世人赎了罪?因为这个世界是罪恶的,甚至是黑白颠倒的,而义人受了罪,从而使信靠他的世人从罪恶中得救。而我目前正处于当初耶稣受难的那种情境之中,这段经历让我突然之间领悟了这个神学命题。

我原来想这个手铐会一直铐着,但实际上是一个程序,穿过长廊,到“号子”门口的时候,狱警就打开了我的手铐,把我交给了监室的“号长”。

进“号子”的那一瞬间对于“新人”来说是一个考验,“号子”里面的光线非常阴暗,有的人躺着,有的人站着,我一进去,那些站着的人就开始冲着我骂骂咧咧,比如,“过来”,“妈的”,“蹲下”,等等,这种语言完全不是一种人与人之间正常交往的语言。他们对你发号施令,而你只能遵照他们的命令去做,这是一种带有强制性的、侮辱性的生存环境,一般的人在心理上很难一下适应过来。等到我意识过来,才知道他们是在进行“新人”登记,问我的名字、职业、多大岁数、什么罪名,等等。登记完了,就有人教我在“号子”里必须遵守的一些规则。

后来,我才知道,“号子”里晚上会有专门的人值班,基本上有三分之一的人不能睡觉,只有三分之二的人睡觉,第一,监室里人太多,如果全部睡下的话,根本睡不下来,我呆过的那十天,在押人员的总数基本上维持在三、四十个人左右,进进出出的,即便抽出一部分人来值班,炕铺还是太小,在押人员只能侧着身子睡觉,第二、为了防止晚上出意外,因为在“号子”里在押人员的构成很复杂,为了防止在睡觉期间发生意外的危险情况,必须安排有人值班。整个“号子”里的人分三、四班轮流值班、睡觉,一到点,就叫醒下一班值班的人,在这一过程中,“号长”和“副号长”不需要熬夜值班,这是他们的特权,不过,他们的亲信,那些打手们都需要值班。

马:请谈一谈您在看守所的生活体验。

焦:基本上,“号子”里面实行的是一种黑社会化的管理方式,这跟“号长”本身的素质有直接关系。

我所在监室的“老大”和“老二”都是来自社会的最底层,他们在进来之前都没有正式的职业、能力和一技之长,又不想靠自己的双手劳动过日子,他们都是二进宫、三进宫,甚至是四进宫的人,早就已经习惯了看守所的生活方式,非常熟悉监狱里面的内部规则。而狱警在一般情况下是不进“号子”的,他们需要坏人用恶的方法来控制这个“号子”里面的所有人,因此,这些经验丰富的“老口子”就成为狱方利用的对象。

当然,这和“号长”也有一定关系,有的“号子”可能相对文明一些,比如,让在押人员读书来打发时间,主要是警察如何“神勇”破案之类的侦探小说。我所在“号子”的“号长”这一次被送进来是因为敲诈勒索他人,但他甚至还不是最恶的,那些打手有时候比“老大”更为凶悍、无情。

在看守所,吃饭的时间是固定的,早上,6点;中午,12点;晚上,5、6点,精确的吃饭时间我忘记了,这是一个大体的时间。早上是喝粥,用白米做的,由看守所统一分配下来,一人一碗,主食两个馒头,配一份咸菜,咸菜的量很少,是临时调制的,主料有萝卜丁、黄瓜丁,或者是圆白菜。中午和晚上的主食是馒头,每顿有两个馒头,菜的话主要是圆白菜,用水煮的,没有放油和其它作料,汤汤水水,大概每人每顿能分到半碗左右。

一周会有一枚鸡蛋,会有一次肉食。肉切成很细的肉丁,有小指头肚大小,和素菜单独分开的,由“号长”分发给众人。所以每一周的分肉餐会就成了一个很大的特权,因为“号长”有很大的主动性,他愿意给谁多分一点肉丁,给谁少分一点肉丁,完全取决于他自己。我分过两次肉丁,每次分到的肉丁不超过十颗,六七颗左右的样子吧,非常少。因为在“号子”里不能戴眼镜,所以我不知道其他的在押人员分得多不多,但是,“号长”和他的亲信们会多分到一些,这是肯定的。

还有,每顿两个馒头大多数人是吃不完的,早、中、晚餐每顿下来大概有二三十个馒头剩下来,一天甚至有时会剩下七、八十个零零碎碎的馒头,但看守所并不回收这些吃剩下的馒头,而是由“号子”自行处理。我们“号子”的处理方式就是把每个馒头用手撕成碎片,丢进厕所的下水道,用水冲走,这是非常可惜的。我想别的“号子”也一样。整个看守所,该浪费多少馒头啊!我不明白为什么不把吃不完的馒头收回,而是撕碎冲进厕所化粪池。

不过,虽然有剩余,但这些吃剩下的馒头却不能随意送给那些食量大、没有吃饱的在押人员,虽然看守所好像没有这方面的硬性规定,也没有明确禁止过这种行为,但有时一些人把手中吃剩的馒头偷偷地送给其他在押人员,却被“号长”、“副号长”出面制止,总之,把这些剩余的馒头扔进下水道冲走是一种常规的做法。我的看法是,在看守所不能形成在押人员互相帮助的生存局面,这样的话不利于狱方的管理和控制,这是经年累月沉淀下来的一种监狱文化。

看守所的“号子”形状是这样的:从铁门进去,是一条过道,过道的两边,是炕铺,专门用来“坐板”和供在押人员睡觉,过道尽头的左边是厕所,右边留有一定的空间,放置了一个书架式的家俬,上面用来放置在押人员的牙膏、牙刷、洗衣粉、书籍之类的日常生活用品,这是室内的布局,整个室内的面积大概是二十多平米。过道的尽头再往前是一扇自动铁门,外面是一个封闭式的放风场所。在看守所羁押期间,除了被提审,在押人员是不能跨出监室铁门一步的,他们唯一与外部世界接触的地方就是这个放风的场所。

看守所的生活非常枯燥、单调和乏味,即使没有人打你,没有人骂你,也总是会让你感到心里不舒服。比如,你在里面不能站着走路,在看守所里有两种走路的姿势,一种是“抱头”,就是把双手绕在脑后,身体前倾成90度,猫着腰走路;另外一种叫“抱蛋”,就是双手合一,紧紧夹在胯间,身体同样前倾成90度,走路同样也要猫着腰,不过,无论是哪一种姿势,看上去都十分滑稽猥琐,这是一种带有明显羞辱性质的生活规则。不过,这种方式也可以防止出现一些意外,因为“号子”里的人员多、构成复杂,通过这种方式贬低人的尊严,可以消解人们内心的火气,消解内部的潜在冲突和矛盾。还有,人们在里面不能自由交流,相互之间不能嘘寒问暖,也不能自由的走动,所有和人有关的活动都被一些固定的规则限制得死死的。

我们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是各人叠好自己的被子。叠完被子之后就蹲在过道两边各自的位置上,必须很安静地蹲在那里。这时,“号长”会安排专门的值班人员将炕铺上的被子重新码过一遍,使其看上去整齐、好看。码好之后就是“坐板”。

“坐板”的时间分为正式和非正式两种,狱方一天会检查两次。正式的“坐板”是非常难受的,每次坐多长时间我已经没有印象,但一天之内会有三次,就像小学生上课做功课一样,抱膝端坐,一言不发,它非常束缚人,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但是你必须一动也不动,尽量克制住自己心里的难受程度,像一樽木刻菩萨摆放在那里,如果有人在“坐板”时间内稍微动了一下,就马上会招来“号长”的一顿教训,骂骂咧咧地非常难听。通过这种方式从精神上和意志上驯化每一个人。

我的眼睛高度近视,看不清东西。每天洗澡的时候,看见许多人屁股上有明显的大块黑色,我想是长期坐着导致的。特别是一日三次的“坐板”,屁股非常吃重,坐得生疼,甚至有刺骨感的疼痛,很可能许多人屁股上可能都生茧子。

至于非正式的“坐板”时间,在押人员可以相对随意一些,但也不能乱动乱坐,还是各人呆在各自的那个位置上,这有点像部队的列队集训中“立正”、“稍息”的动作,正式的“坐板”相当于“立正”,每个人都要全神贯注,而非正式的“坐板”相当于“稍息”,大家可以稍微松一口气,但无论是“立正”还是“稍息”,你都不能离开自己的位置,而且永远也没有“解散”的时间。

在“坐板”期间如果要上厕所,必须向“号长”打报告,在征得“号长”同意的情况下,你才可以去“放茅”(上厕所)。不过,你必须是“抱头”或“抱蛋”的姿势猫着腰走过去,如果“放茅”的人多了,你还必须抱着头蹲在那里排队。

我们这个“号子”羁押的基本上都是一些轻刑在押人员,一般最多也只会判上两三年,因此,在对在押人员的管理方面相对来说其实还算是宽松的,在我被羁押期间,并没有看到那种殴打在押人员的情况发生,当然,对“新人”进行言语上的威胁、恐吓是经常会有的。至于那些重刑监室如何管理和控制,我不是太清楚。

马:请您谈一谈您在羁押期间印象较为深刻的一两件事情。

焦: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和“号长”的关系。一开始,我和“号长”的关系还是不错的,就在我进看守所的第二天,“号长”问我的情况,一听我是因为政治的原因进来的,立刻就对我高看一眼,他马上对我招手,说“过来”、“过来”,示意我坐到他的旁边,靠着墙壁坐着。有过看守所经历的人都知道,这是一种特权,因为在里面,在押人员在一般情况下是不能靠墙壁随意坐的,只有“老大”有这种权力。

但慢慢地他就开始疏远我了,因为我在内心深处抵触“号子”里的生活方式,很不适应里面的生存环境,而且对这里面的人也感到厌恶,特别是“老大”、“老二”那些人,我和他们几乎没有共同的语言以及交流基础。他们会经常开一些低级庸俗的玩笑,但是我从来不会给他们捧场,我所在的“号子”里有两个博士,一个是因为犯了重婚罪,另外一个是因为生产食品,出现质量问题被送进来的,他们很快地成为这位“号长”的弄臣,在他们开玩笑的时候插科打诨,而我非常厌烦这种行为,比如,有一次“号长”开一个同性恋的玩笑,大意是说“号子”里有两个在押人员,在我进去之前,曾经当着众人的面公开做爱,表演过“鸡奸”的游戏,他们就聊这种话题,并且津津有味,这让我感到很恶心。

“号长”逐渐感受到了我和他不是一路人,我在未来不太可能成为他的人。在他们的眼里,好像我在“另立中央”。这种感觉,并不是你要夺走他们手中的权力,而是你的生活态度对于他们那种肮脏下流的生存方式有着现实的威胁。于是,他们开始压制我,这是“号长”后来对待我的基本态度,通过这种方式确立他在其他人心目中的权威,这一点连其他在押人员也都看出来了。

比如,在打扫卫生,清理屋子的时候,“号长”故意安排我干比其他人更重、更脏、更多的活。我和另外一个在押人员负责清理厕所的墙壁,用铁刷子刷干净墙壁上的污斑,本来这些污斑只要洒上一些洗衣粉很容易就擦掉了,但是,“号长”不允许,只能用手去清洗。后来,这样的活儿实际上成为整肃那些不听话的在押人员的一种方式了。

还有一次是大扫除,清洗过道,因为我没有戴眼镜,视力不行,所以比较吃力,这位“号长”就随时随地的指责我,说:“哪里哪里不干净”、“哪里哪里必须重新清洗”,等等。其实这不是干不干净的问题,而是让大家都看我的笑话,给其他在押人员传递的信息就是,就连这些有名望的政治犯都必须听他的话,服从他的管理,通过这种方式来树立他在大家心目中的权威,接受他这种霸道的作风和地位。在这位“号长”的心目中,我一时半会肯定是出不去了,而我又和他们的日常生活格格不入,因此,必须把我及时地控制住,驯服我,不让我威胁到他们的日常管理,给他们今后添乱子。

也出现过一些温情的场面,有一次我在闭目祷告的时候,“号长”和“副号长”问我在干嘛?我说我在祷告,他们问祷告啥,我说我在祷告让你们早日出去。他们不相信我会为他们祷告,在他们心目中从来就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不过他们到底没有阻止我的祷告活动。

到了第十天,狱警叫我收拾东西,让我离开。“号长”很吃惊,他是一个“粗人”,认为政治原因是很严重的罪名,一定会给我判个十年、八年的,突然之间就出去了,因此他非常惊讶,但我在离开的时候还是拥抱了他们,也和其他的在押人员打了招呼。

还有一次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一次我被提审,当时有海淀区国保员警在场。当我们穿过长廊时,就在我们斜对面的一间预审室里,突然传出撕心裂肺的绝望吼叫声。国保员警马上过去看发生了什么状况。回来之后,说,那位犯人精神崩溃了,在撞墙。我不知道那间房子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我并没有听到那种撞墙声,不过,也没有听到警察打人发出的那种声音。我不知道怎么突然爆发出这样的声音。这是始终留在我心里的一个疑问。

马:对于那些因为政治原因而被“刑事拘留”的人们来说,在未经审判之前被提前释放的现象并不多见,您认为您在经历短暂的非法羁押之后便被释放的原因是什么?

焦:从看守所出来之后,我知道有很多人关心我的处境,国际笔会的主席专门就我的处境给时任国家主席的胡锦涛先生写信,铁流老先生还给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先生写了公开信,很多朋友都在为我呼吁,国际舆论也都在关注这件事情。据香港媒体的报道,高层很关注这个事情,还特意安排副主席习近平先生过问这件事情。我认为,我之所以十天被“取保候审”,和这些因素都是分不开的。

在看守所,预审人员还问我出来后要不要争取国家赔偿,我根本就没有心思想这些问题,只要能出来就行了,这是我当时心里的真实想法。坦率地说,没有人会愿意在监狱里多停留一分钟,一秒钟,如果可以有选择的话。

马:您对这次特殊的生活体验有什么看法?

焦:对我来说,这种体验相当于一次痛苦的心灵之旅,比赴“新马泰”的一次自由行还要有收获,这种体验在眼界和精神上都是外人所无法领悟到的。因为他们这次非法的逮捕行为,让我领略到了和我们生活的世界完全不同的另类世界。

最主要的还是引起了我对监狱管理现状的一些思考。官方一直在宣传监狱的文明管理、人性化管理,他们看上去似乎也在这样做,比如,在提审的时候,他们都是按规则来,没有乱来,至少对我表面上是如此;对“号子”里在押人员的管理看上去也是很规范的,比如,为了保持“号子”里面的清洁卫生,在押人员每天都必须洗澡,等等。但实际上,只有亲身经历过这种生活的人们才会理解,号子里面的生态完全是另外一种状况,而狱警是不会踏进“号子”的。

这里涉及到一个管理理念的问题,你是把这些在押人员或犯人当成是一些完全没有任何尊严、没有生命价值的垃圾,还是把他们视作一些只是犯了某项罪行、正在这里接受惩罚的活生生的人?你是让这些人在这里经历怎样的人性体验,是让他们生活过一段时间之后,让他们体验到人性之中彻底的阴暗、邪恶和堕落的一面,还是体验到人性之中高贵、美好、阳光和温情的一面?我感觉,目前的监狱管理文化实际沿用的主要还是前一种理念,而只要这种管理文化没有改变,那么,所谓的文明管理、人性化管理就不可能真正落到实处。

如果要改进的话,其实并不难。如果真正尊重在押人员和犯人的权利,实行真正的人性化管理,首先能不能做到每间“号子”减少一些人的数量?一间狭窄的“号子”关押三、四十个人,这本身就是对人的不尊重,你可不可以一间“号子”里只关押四个人、六个人,甚至更少?实际上现在是完全有条件做到这一点的。

还有,对于这些“号子”内部人们的生活方式,可不可以废除这种由狱警直接指定由那些粗暴蛮横的人来担任“号长”、维持“号子”等级制度的管理模式?我认为,完全可以在在押人员或犯人内部实行自治的、自我管理的生活方式,“号长”或管理者完全可以经过民主推选产生。至于少数性格粗暴的、不合群的人,可以对他们实行一些更为严格的管理方式,不过我相信,只要能够在在押人员或犯人中间实行民主和自治,很多人都会转变现在的这种生活态度。

再比如,对于监狱的狱警们来说,他们同样需要转变自己的职业道德观念。这份工作应该同时意味着更美好的东西,至少让生活在里面的人们能够从他们身上感受到更多的人性温暖,因为对于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的人们来说,来自社会的信息很大程度上只能来自于这些监狱管理者的态度。还有那些过于严酷和荒唐的监狱规范,其实还是那套毛泽东时代的专政思维遗留下来的整人方式,字里行间都透露出森严的等级观念、恐怖、剥夺人的尊严、贬抑人的道德和人性,能不能把那些不符合人性的条条框框通过立法的方式予以彻底废除?

这是我一直以来都在思考的。

定稿:2014年9月24日

《公民议报》2014/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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