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今年的冬天来得又早又冷,才十一月,街上的树便早已掉光了所有的树叶,干黄干黄的叶子被寒冷的空气吸得一点水份也没有了,一阵西北风吹起来,就哗啦啦地在地上无可奈何地顺风疾走,几乎每个墙根底下,都堆着这么一堆夹着一层厚厚尘土的干黄树叶。

跟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更多了那些花花绿绿的大字报和标语的残尸,这些用黑墨写在纸上的铿锵字句,刚贴在墙上的时候,实在是震人心魄,令人景仰,却经不起西北风的一吹。

于是,一九六六年的北京冬天,除了往年都有的干黄叶子和西伯利亚吹来的黄土外,还多了比枯叶、黄土还多的大字报残尸。

当年,北京拣烂纸维生的“单干户”(应该是比改革开放还早的第一批单干户),每到晚上便蹬着三个小轮架起来的烂纸筐“出击”了,全盛时期,一个晚上可以拾到卖十元人民币的各式烂纸。

那时,一般人的工资每人只有三四十元左右,然而,這些單幹戶一天便可赚到一般人一个星期能赚到的钱。这,全托赖了文化革命带來的大字报高潮。

我踏着吱喳吱喳的树叶,徘徊在工农兵医院门口,良久,不想进去。

我知道,他们叫我见母亲,目的并非出于探望,而是借我的口,讓母亲交待,利用亲情,向母亲施加压力。我很踌躇,如果我这样向她施压力,她一定会以为我是跟那些红卫兵一伙的,其实,我在学校受的那些歧视、压力,她还不知道呢。

不行,时间到了,不能再徘徊了,我走进医院大门,门诊部贴满大字报,多是声讨医院院长的——“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不为工农兵诊病,只为权贵出诊”、“从不面向贫下中农”、“工人阶级来看病竟然收钱”……。

两个年轻人抬着担架,担架上躺着一个混身是血的人,从他满头的白发看得出这是位老人,其中一年轻人对护士说:

“您给登记一下,劳您驾了。”

护士是个颇年轻的姑娘,脸上却鄙夷不屑地挂出一层冰霜,毫不客气地质问:

“什么出身?”

“嗯……。”年轻人迟疑着,迅速与另个年轻人焦急地交换着眼色,接着赶紧答道:

“中农,中农出身。”

“中农啊?不是下中农,我们这儿不给看病,你不知道我们是为贫下中农服务的吗?”护士一边说着,一边还整理着襟前的毛主席像章,那像章又大又漂亮,镀铬的,闪闪发光。

“噢,是这么回事,我爷爷那辈儿是中农,到我爸这辈儿就越来越穷了,后来实在没钱,就逃到北京来了,这要在农村划成份,能划上赤贫。”年轻人谦卑地说道。

“唔,那个人成份呢?政治面目?”小护士不动声色地继续盘问。

“政治面目是群众,嗯——,个人成份嘛,他进城之后开过馒头铺、烧饼铺,属于小业主,中央有政策,说是团结对象。”小伙子诚惶诚恐地说完,偷偷舒了一口气。

小护士瞥了他一眼,走上前掀开盖在老人身上的旧毛毡,审视了大约两分钟,突然厉声问道:

“他怎么受伤的?”

“摔的,不小心,嗯,跌了一跤。”

“跌了一跤?”小护士的眼睛直像老鹰捉小鸡时的神情。“谁能证明?谁能证明是跌了一跤受的伤?”

年轻人的动作开始慌乱起来,他走到另个年轻人旁,对护士说道:

“我们呀,我们是他儿子,亲眼看见的。”

小护士一手提起老人满是鲜血的手肘,老人痛得“哎哟,哎哟”叫个不停:

“你们看看,骨折成这样儿,能是摔跤摔出来的吗?八成,是从楼上跳下来的吧?”

老人低声地啜泣着,哀声地叫:

“让我死了吧,让我死了吧。”

兄弟俩顿时没了话,呆呆地,不知做什么才好。

护士又发话了:

“我们这儿是工农兵医院,看见了没有?我们不给地富反坏右看病,黑五类一律滚蛋,你们赶紧抬走,别放在这儿碍事。”

“他,他是一时想不开……”

“反正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全是反革命,我们这儿不给看,快抬走!”

我快步走开,找到医院的革命委员会。

“你怎么这样晚才来?”讲话的是那个找我外调的人—–专政队队长,一口的烟味儿,连手指都是黄的。

我没搭腔,心想如果嫌我来得晚,最好别让我见母亲,但是……

“跟我走!”他拿一串钥匙,推门出去。

穿过医院暖和的大楼,走到大楼的后门,推开后门,一股寒凉的风,像一盆冷水似地扑头盖脸地浇过来,我整理了一下大衣,紧跟在那人后面。

大楼的后面,原来是被揪出来的黑五类,黑帮分子的集中地,若大的院子,十几个胸前挂着大牌子的人在劳动,那大牌子有一尺高,二尺宽,挂在脖子上,我想起了母亲,一阵寒战由心中腾起,我不敢仔细看这些黑五类分子,将目光避开,我怕……。

“我告诉你,不许跟她乱说话,不该说的别说,多用毛泽东思想和咱们党的一贯政策教育她,懂了吗?”他停在一间临时搭起来的牛毛毡棚子前面,对我进行最后的教育。

他打开门,几乎是把我推进去的,门在我身后“砰”地关上了。

不到五十平方尺的房间里,只有一个雙屉的书桌、两把椅子,书桌后面,母亲低头坐着,她穿一件臃肿的灰布棉袄,头发又干又乱,正在调试着她那个挂在胸前的助听器,也许调试得音量不对,助听器在空洞的房间里发出“滋滋”的尖利声音,仿佛试图划破这一屋子的胶着、尴尬的空气。

屋子里不冷,但我仍不愿除去厚厚的大衣和帽子,還有戴得严严实实的口罩,我坐下来,从侧面望着母亲,不知应该怎样说第一句话。

我轻轻咳了一声,想引起她注意。

母亲看都没看我,反而挺直了身子,面对着前面的墙壁,缓缓说道:

“你们让我交待的,我全交待完了,如果你们还认为不够的话……”

我使劲咳了两声,泪水已經在眼眶里打转了,还好有口罩直顶到眼角下面,即使流出来,母亲也看不见。

这时,母亲听到我的假咳声,猛地扭转头望着我,大概有一分多钟的时间,母亲才惊喜地压低了声叫道:

“是你呀,我以为是他们呢。”

又是一阵难堪的沉默,我的喉咙梗咽着,讲不出话,母亲又不知说什么才好。

“你冷啊?穿这么多衣服?”还是母亲先打破沉默。

我连忙摇头。

“我在这儿挺好的,每天学习毛选和中央文件,下午就参加劳动,晚上……”

“你缺什么东西吗?”我的情绪渐渐恢复,却忘了专政队队长的“教育”训词。

“什么都不缺,这儿什么都有。”

我从大衣口袋摸出一瓶肉末炒咸菜,放在桌上,推到她面前:

“这是给你的。”

“是你自己炒的吗?”母亲问道。

“是大妈教我炒的。”

“嗯,真是长大了,还会炒菜呢。”母亲像哄孩子似的,但说得我心酸得要命,泪水又在眼眶里打转了。

“你还缺什么?”除了这句话,我好像不会问别的。

“不缺啦。我不在家呀,你得学会照顾自己,不懂的事,就问大妈。哎,天越来越冷了,炉子装了没有?烟筒够不够?”

我噙着泪,只管点头。

“对了,冬贮大白菜你要买几棵回来,不然冬天没菜卖,你吃什么。”

我望着天花板,下意识地做深呼吸,据说这可以将就要流出来的泪水“忍”回去。然后,我迅速地摘下口罩,轻声对母亲说:

“他们什么时候让你回家?”

可惜母亲耳聋,助听器又不够灵敏,她疑惑地望着我:

“什么?你说什么?”

我又再重复一遍,母亲依旧一脸茫然。

这时,门打开了,钻进来一股冷风,专政队队长宣布:

“时间到了。黄珍达,你先出去!”

母亲低眉顺眼地走出去。

我站在桌旁,听候发落。队长坐到桌子后面,母亲刚坐过的椅子上,从口袋里掏出香烟衔在口中,又拿出一盒火柴,“乞”地打着了火,眯起一双眼睛,凑到口中的香烟头上。

当他吸足了一口烟,又喷出来的时候,不无闲适地问我:

“怎么样?都谈了些什么?”

他没让我坐,我也没敢坐下,支吾着:

“我让她好好交待问题,端正态度,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嗯,还说什么来的?”

“没说什么了。”

“胡说!你也这么不老实!”他猛然拍了一下桌子,吓了我一跳,心如撞鹿。

“我问她缺什么东西,缺什么日用品。”

“我让你问这个了吗?啊?”

“不,不是,我想问……问她缺……,如果她不缺……,她就可以在……在这儿安心接受群众的监……督改造了。”我结结巴巴地圆了场。

队长似乎还满意我的回答,将未吸完的烟头在棉鞋后跟上碾息,然后站起来:

“以后,我们还得需要你来给她做做思想工作,行不行啊?”

“行,行。”

逃也似的离开了工农兵医院。

走到街上,已是中午时分,几列卡车,载着敲锣打鼓的人们,飘扬着××战斗团印着黄字的红旗,呼啸而过。

装在电线杆子顶上的高音喇叭,也凑兴地播出革命样板戏《红灯记》的唱段:

“提起敌寇心肺炸!强忍仇恨强咽下,仇恨入心要发芽!不低头,不后退,不许泪水腮边挂,流入心田开火花。万丈怒火燃烧起,要把黑天昏地来烧塌!

铁梅我,有准备,不怕抓,不怕放,不怕皮鞭打,不怕监牢押!粉身碎骨不交密电码,贼鸠山你等着瞧吧——”

革命样板戏确是有她的气势,二胡、锣鼓,配上西洋的低音配乐,把李铁梅的那种革命到底的快心,全表现出来了。

“咬住仇,咬住恨,嚼碎仇恨强咽下……”直唱得我热血沸腾,禁不住一边往家走,一边随着大喇叭里的李铁梅哼起来——–“仇恨入心要发芽”。

家里的大门,自从抽纸烟的小脚女人一家搬来以后,便不再上锁了,狗子和二狗子、小三儿一天不知出出进进多少次,大门形同虚设,连那个黄铜的弹簧锁也不知什么时候被人拆去了。

走进院子我家门口,忽见窗台上用石头块压着一个素白的信封,拿起一看,信封上是父亲的笔跡——-那硬朗、带棱角的字。照例写着母亲的名字收,他恐怕还不知母亲现正在接受专政队的教育吧?

假如我不拆信,将原信交予母亲,专政队的人一定要过问、查看。我的第六感中预感父亲的信会有一些惹起他们大做文章的材料,与其这样,不如我先拆看了它。

珍达、贝女:

首先敬祝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

祝愿林副主席身体健康!

很久没有写信给你们了,我们这里的文化大革命越来越深入发展,革命形势越来越好!但我觉得我越来越跟不上形势,我在解放前所受的资产阶级教育和腐蚀,实在太沉重了,我每天都在对照毛主席著作改造自己的旧思想。

毛主席说: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热忱。

我也是一名医生,也力求在工作中“极端负责任”,以致在文革运动前,几乎每个月都有病人从远道送表扬信来,我以为这已是改造成功的表现了。怎知文革一来,革命群众却写大字报说我假情假意,是拉拢贫下中农,用治病来腐蚀他们……。

我五七年时已经历过这一切,如今又再……,因此,我觉得我的罪恶是太深重了,资产阶级的烙印一辈子也抹不下去,又拖累着你们,心中十分不忍,但又无奈,终于,我想到了那条一了百了的路……。

幸亏革命群众挽救了我,我要感谢党和人民再一次给了我新生的机会。

请你们一定原谅我,我是迫不得已才走上这条路的,今后,我再也不会做这样的事。

革命群众为了更好地教育我,让我参加挖掘防空洞的工作,當你们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劳动了半个多月了。我的身体还可以,只是有时血压稍高一些。

珍达,你要多保重,照顾好孩子们。

贝女长大了,要好好学习毛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还要学着做家务事。

夜已深了,我不再多写,明天六点钟便要集合劳动了。

此致

革命的敬礼!

我把两张粗糙的信纸按着原来的折痕,又再叠好,放进信封,蜷缩在抄家剩下的唯一一张破旧的小沙发里。院子里传来小脚女人的叫骂声:

“二狗子,你活腻味了是不是?(注:腻味是北京土语,意即不耐烦)把红宝书给扔在地下乱踩,你想找死呀?”

“不是我扔的,是小三儿。”二狗子的声音。

“我看见二狗子踩来的,我要是告诉居委会的毛大婶,二狗子就是现行反革命,哈哈。”小三儿奶声奶气的声音,幸灾乐祸地。

“你再说,我撕了你嘴!”小脚女人咬牙切齿地骂着她的宝贝儿子。

我将门与窗用力关严实,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脑中浮现出刚才去医院跟母親見面的情景,一会又涌现出父亲割脉自杀后,被人推往急诊室的情景……。“提起敌寇心肺炸,强忍仇恨咬碎牙”,这句李铁梅的《红灯记》唱段,不知怎么又从脑子里冒出来。

“笃,笃!”有人在敲门上的玻璃。

“你们要干嘛?”我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翻下来,心想一定是顽劣的二狗子来捣乱。

用力把门“呼”地打开,原来是林湘子站在门外。

“是你?”

“进屋再说!”林湘子小声说。

今年的冬天来得又早又冷,才十一月,街上的树便早已掉光了所有的树叶,干黄干黄的叶子被寒冷的空气吸得一点水份也没有了,一阵西北风吹起来,就哗啦啦地在地上无可奈何地顺风疾走,几乎每个墙根底下,都堆着这么一堆夹着一层厚厚尘土的干黄树叶。

跟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更多了那些花花绿绿的大字报和标语的残尸,这些用黑墨写在纸上的铿锵字句,刚贴在墙上的时候,实在是震人心魄,令人景仰,却经不起西北风的一吹。

于是,一九六六年的北京冬天,除了往年都有的干黄叶子和西伯利亚吹来的黄土外,还多了比枯叶、黄土还多的大字报残尸。

当年,北京拣烂纸维生的“单干户”(应该是比改革开放还早的第一批单干户),每到晚上便蹬着三个小轮架起来的烂纸筐“出击”了,全盛时期,一个晚上可以拾到卖十元人民币的各式烂纸。

那时,一般人的工资每人只有三四十元左右,然而,這些單幹戶一天便可赚到一般人一个星期能赚到的钱。这,全托赖了文化革命带來的大字报高潮。

我踏着吱喳吱喳的树叶,徘徊在工农兵医院门口,良久,不想进去。

我知道,他们叫我见母亲,目的并非出于探望,而是借我的口,讓母亲交待,利用亲情,向母亲施加压力。我很踌躇,如果我这样向她施压力,她一定会以为我是跟那些红卫兵一伙的,其实,我在学校受的那些歧视、压力,她还不知道呢。

不行,时间到了,不能再徘徊了,我走进医院大门,门诊部贴满大字报,多是声讨医院院长的——“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不为工农兵诊病,只为权贵出诊”、“从不面向贫下中农”、“工人阶级来看病竟然收钱”……。

两个年轻人抬着担架,担架上躺着一个混身是血的人,从他满头的白发看得出这是位老人,其中一年轻人对护士说:

“您给登记一下,劳您驾了。”

护士是个颇年轻的姑娘,脸上却鄙夷不屑地挂出一层冰霜,毫不客气地质问:

“什么出身?”

“嗯……。”年轻人迟疑着,迅速与另个年轻人焦急地交换着眼色,接着赶紧答道:

“中农,中农出身。”

“中农啊?不是下中农,我们这儿不给看病,你不知道我们是为贫下中农服务的吗?”护士一边说着,一边还整理着襟前的毛主席像章,那像章又大又漂亮,镀铬的,闪闪发光。

“噢,是这么回事,我爷爷那辈儿是中农,到我爸这辈儿就越来越穷了,后来实在没钱,就逃到北京来了,这要在农村划成份,能划上赤贫。”年轻人谦卑地说道。

“唔,那个人成份呢?政治面目?”小护士不动声色地继续盘问。

“政治面目是群众,嗯——,个人成份嘛,他进城之后开过馒头铺、烧饼铺,属于小业主,中央有政策,说是团结对象。”小伙子诚惶诚恐地说完,偷偷舒了一口气。

小护士瞥了他一眼,走上前掀开盖在老人身上的旧毛毡,审视了大约两分钟,突然厉声问道:

“他怎么受伤的?”

“摔的,不小心,嗯,跌了一跤。”

“跌了一跤?”小护士的眼睛直像老鹰捉小鸡时的神情。“谁能证明?谁能证明是跌了一跤受的伤?”

年轻人的动作开始慌乱起来,他走到另个年轻人旁,对护士说道:

“我们呀,我们是他儿子,亲眼看见的。”

小护士一手提起老人满是鲜血的手肘,老人痛得“哎哟,哎哟”叫个不停:

“你们看看,骨折成这样儿,能是摔跤摔出来的吗?八成,是从楼上跳下来的吧?”

老人低声地啜泣着,哀声地叫:

“让我死了吧,让我死了吧。”

兄弟俩顿时没了话,呆呆地,不知做什么才好。

护士又发话了:

“我们这儿是工农兵医院,看见了没有?我们不给地富反坏右看病,黑五类一律滚蛋,你们赶紧抬走,别放在这儿碍事。”

“他,他是一时想不开……”

“反正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全是反革命,我们这儿不给看,快抬走!”

我快步走开,找到医院的革命委员会。

“你怎么这样晚才来?”讲话的是那个找我外调的人—–专政队队长,一口的烟味儿,连手指都是黄的。

我没搭腔,心想如果嫌我来得晚,最好别让我见母亲,但是……

“跟我走!”他拿一串钥匙,推门出去。

穿过医院暖和的大楼,走到大楼的后门,推开后门,一股寒凉的风,像一盆冷水似地扑头盖脸地浇过来,我整理了一下大衣,紧跟在那人后面。

大楼的后面,原来是被揪出来的黑五类,黑帮分子的集中地,若大的院子,十几个胸前挂着大牌子的人在劳动,那大牌子有一尺高,二尺宽,挂在脖子上,我想起了母亲,一阵寒战由心中腾起,我不敢仔细看这些黑五类分子,将目光避开,我怕……。

“我告诉你,不许跟她乱说话,不该说的别说,多用毛泽东思想和咱们党的一贯政策教育她,懂了吗?”他停在一间临时搭起来的牛毛毡棚子前面,对我进行最后的教育。

他打开门,几乎是把我推进去的,门在我身后“砰”地关上了。

不到五十平方尺的房间里,只有一个雙屉的书桌、两把椅子,书桌后面,母亲低头坐着,她穿一件臃肿的灰布棉袄,头发又干又乱,正在调试着她那个挂在胸前的助听器,也许调试得音量不对,助听器在空洞的房间里发出“滋滋”的尖利声音,仿佛试图划破这一屋子的胶着、尴尬的空气。

屋子里不冷,但我仍不愿除去厚厚的大衣和帽子,還有戴得严严实实的口罩,我坐下来,从侧面望着母亲,不知应该怎样说第一句话。

我轻轻咳了一声,想引起她注意。

母亲看都没看我,反而挺直了身子,面对着前面的墙壁,缓缓说道:

“你们让我交待的,我全交待完了,如果你们还认为不够的话……”

我使劲咳了两声,泪水已經在眼眶里打转了,还好有口罩直顶到眼角下面,即使流出来,母亲也看不见。

这时,母亲听到我的假咳声,猛地扭转头望着我,大概有一分多钟的时间,母亲才惊喜地压低了声叫道:

“是你呀,我以为是他们呢。”

又是一阵难堪的沉默,我的喉咙梗咽着,讲不出话,母亲又不知说什么才好。

“你冷啊?穿这么多衣服?”还是母亲先打破沉默。

我连忙摇头。

“我在这儿挺好的,每天学习毛选和中央文件,下午就参加劳动,晚上……”

“你缺什么东西吗?”我的情绪渐渐恢复,却忘了专政队队长的“教育”训词。

“什么都不缺,这儿什么都有。”

我从大衣口袋摸出一瓶肉末炒咸菜,放在桌上,推到她面前:

“这是给你的。”

“是你自己炒的吗?”母亲问道。

“是大妈教我炒的。”

“嗯,真是长大了,还会炒菜呢。”母亲像哄孩子似的,但说得我心酸得要命,泪水又在眼眶里打转了。

“你还缺什么?”除了这句话,我好像不会问别的。

“不缺啦。我不在家呀,你得学会照顾自己,不懂的事,就问大妈。哎,天越来越冷了,炉子装了没有?烟筒够不够?”

我噙着泪,只管点头。

“对了,冬贮大白菜你要买几棵回来,不然冬天没菜卖,你吃什么。”

我望着天花板,下意识地做深呼吸,据说这可以将就要流出来的泪水“忍”回去。然后,我迅速地摘下口罩,轻声对母亲说:

“他们什么时候让你回家?”

可惜母亲耳聋,助听器又不够灵敏,她疑惑地望着我:

“什么?你说什么?”

我又再重复一遍,母亲依旧一脸茫然。

这时,门打开了,钻进来一股冷风,专政队队长宣布:

“时间到了。黄珍达,你先出去!”

母亲低眉顺眼地走出去。

我站在桌旁,听候发落。队长坐到桌子后面,母亲刚坐过的椅子上,从口袋里掏出香烟衔在口中,又拿出一盒火柴,“乞”地打着了火,眯起一双眼睛,凑到口中的香烟头上。

当他吸足了一口烟,又喷出来的时候,不无闲适地问我:

“怎么样?都谈了些什么?”

他没让我坐,我也没敢坐下,支吾着:

“我让她好好交待问题,端正态度,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嗯,还说什么来的?”

“没说什么了。”

“胡说!你也这么不老实!”他猛然拍了一下桌子,吓了我一跳,心如撞鹿。

“我问她缺什么东西,缺什么日用品。”

“我让你问这个了吗?啊?”

“不,不是,我想问……问她缺……,如果她不缺……,她就可以在……在这儿安心接受群众的监……督改造了。”我结结巴巴地圆了场。

队长似乎还满意我的回答,将未吸完的烟头在棉鞋后跟上碾息,然后站起来:

“以后,我们还得需要你来给她做做思想工作,行不行啊?”

“行,行。”

逃也似的离开了工农兵医院。

走到街上,已是中午时分,几列卡车,载着敲锣打鼓的人们,飘扬着××战斗团印着黄字的红旗,呼啸而过。

装在电线杆子顶上的高音喇叭,也凑兴地播出革命样板戏《红灯记》的唱段:

“提起敌寇心肺炸!强忍仇恨强咽下,仇恨入心要发芽!不低头,不后退,不许泪水腮边挂,流入心田开火花。万丈怒火燃烧起,要把黑天昏地来烧塌!

铁梅我,有准备,不怕抓,不怕放,不怕皮鞭打,不怕监牢押!粉身碎骨不交密电码,贼鸠山你等着瞧吧——”

革命样板戏确是有她的气势,二胡、锣鼓,配上西洋的低音配乐,把李铁梅的那种革命到底的快心,全表现出来了。

“咬住仇,咬住恨,嚼碎仇恨强咽下……”直唱得我热血沸腾,禁不住一边往家走,一边随着大喇叭里的李铁梅哼起来——–“仇恨入心要发芽”。

家里的大门,自从抽纸烟的小脚女人一家搬来以后,便不再上锁了,狗子和二狗子、小三儿一天不知出出进进多少次,大门形同虚设,连那个黄铜的弹簧锁也不知什么时候被人拆去了。

走进院子我家门口,忽见窗台上用石头块压着一个素白的信封,拿起一看,信封上是父亲的笔跡——-那硬朗、带棱角的字。照例写着母亲的名字收,他恐怕还不知母亲现正在接受专政队的教育吧?

假如我不拆信,将原信交予母亲,专政队的人一定要过问、查看。我的第六感中预感父亲的信会有一些惹起他们大做文章的材料,与其这样,不如我先拆看了它。

珍达、贝女:

首先敬祝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

祝愿林副主席身体健康!

很久没有写信给你们了,我们这里的文化大革命越来越深入发展,革命形势越来越好!但我觉得我越来越跟不上形势,我在解放前所受的资产阶级教育和腐蚀,实在太沉重了,我每天都在对照毛主席著作改造自己的旧思想。

毛主席说: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热忱。

我也是一名医生,也力求在工作中“极端负责任”,以致在文革运动前,几乎每个月都有病人从远道送表扬信来,我以为这已是改造成功的表现了。怎知文革一来,革命群众却写大字报说我假情假意,是拉拢贫下中农,用治病来腐蚀他们……。

我五七年时已经历过这一切,如今又再……,因此,我觉得我的罪恶是太深重了,资产阶级的烙印一辈子也抹不下去,又拖累着你们,心中十分不忍,但又无奈,终于,我想到了那条一了百了的路……。

幸亏革命群众挽救了我,我要感谢党和人民再一次给了我新生的机会。

请你们一定原谅我,我是迫不得已才走上这条路的,今后,我再也不会做这样的事。

革命群众为了更好地教育我,让我参加挖掘防空洞的工作,當你们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劳动了半个多月了。我的身体还可以,只是有时血压稍高一些。

珍达,你要多保重,照顾好孩子们。

贝女长大了,要好好学习毛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还要学着做家务事。

夜已深了,我不再多写,明天六点钟便要集合劳动了。

此致

革命的敬礼!

我把两张粗糙的信纸按着原来的折痕,又再叠好,放进信封,蜷缩在抄家剩下的唯一一张破旧的小沙发里。院子里传来小脚女人的叫骂声:

“二狗子,你活腻味了是不是?(注:腻味是北京土语,意即不耐烦)把红宝书给扔在地下乱踩,你想找死呀?”

“不是我扔的,是小三儿。”二狗子的声音。

“我看见二狗子踩来的,我要是告诉居委会的毛大婶,二狗子就是现行反革命,哈哈。”小三儿奶声奶气的声音,幸灾乐祸地。

“你再说,我撕了你嘴!”小脚女人咬牙切齿地骂着她的宝贝儿子。

我将门与窗用力关严实,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脑中浮现出刚才去医院跟母親見面的情景,一会又涌现出父亲割脉自杀后,被人推往急诊室的情景……。“提起敌寇心肺炸,强忍仇恨咬碎牙”,这句李铁梅的《红灯记》唱段,不知怎么又从脑子里冒出来。

“笃,笃!”有人在敲门上的玻璃。

“你们要干嘛?”我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翻下来,心想一定是顽劣的二狗子来捣乱。

用力把门“呼”地打开,原来是林湘子站在门外。

“是你?”

“进屋再说!”林湘子小声说。

第十三章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