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6-14

主持人:陈奎德
座谈人:王康先生,中国独立学人

120年前,1898年6月11日(农曆四月二十三日)经慈禧核准,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表明维新决心。 戊戌变法由此开始。

戊戌变法是对中国传统体制的全面改革。其中如开国会、定宪法的主张已完全突破了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因而影响深远。它开启的政治主题,兴兴衰衰,绵延起伏,至今未息。

一、 戊戌变法的由来

1) 背景:
洋务运动
公车上书
酝酿变法
《明定国是诏》(18986月11日):

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来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一再审定,筹之至熟,妥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狃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 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亳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臣工,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竟腾其口说,总期化有用为无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 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就首先举办。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会同妥速谇奏,所以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各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各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肄习,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意。将此通谕之。 方今各国交通,使才为当务之急。着各直省督抚于平日所知品学端正、通达时务、不染刁气者,无论官职大小,酌保数员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带领引见,以备朝廷任使。

变法内容
摩擦渐起
戊戌政变
何以致败? 国家利益与王朝利益之冲突——戊戌变法 保中国,不保大清。高层权力结构:垂帘听政,满汉分殊……。

二、 戊戌落地为种

自从1898年变法起,戊戌之火种,已经植入了中国的精神中枢。

1)历史的“异代同型”:
余英时:“具体的历史事件决不可能重复上演。但是在某些客观条件大体相近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能否认历史的演变确有异代同型的可能。过去史学界一度曾流行过 “朝代循环”说。其实,中国史上并没有严格意义的“朝代循环”,不过在传统格局不变的情况下,异代同型则往往有之。现代“体制改革”的历程及其结局之所以能照明百年前的戊戌往史,正是因为这两次改革运动之间的具体事象虽不能相提并论,但以整体结构而言则相同之处终是无法掩饰的。关于这一点,80 年代末改革运动的参与者便已隐约地有所察觉。“

中国近代史的轮迴——以戊戌变法的视角透视120年来的中国政治史,人们发现其中充斥着戊戌事件的种种变奏。120年间的不少政治博弈,都可以找到与当年似曾相识的政治力量和政治逻辑。而在每一轮迴中,都依稀可见自己的慈禧,自己光绪,自己的康梁。

2)戊戌主题:“后党 “ vs. “帝党”。
1949年之后的中国政治格局的“异代同型”。
1.文革: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清宫秘史〉》文章。那是毛泽东射向刘少奇的致命砲弹,是文革主题的宣示。文中毛泽东对光绪及其帝党的深恶痛绝跃然纸上,反衬出了他浓重的慈禧后党心结。毛是近代中国最主要的反戊戌维新的象征符号。(他在文革前整肃彭德怀及文革中整肃刘邓、林彪、折磨晚年周恩来以及批邓反击右倾翻桉风,若隐若现,我们不难瞥见慈禧与光绪的身影,作为一代代“戊戌后人”,他们联袂演出了一幕幕“戊戌”活剧。)

2. 上世纪八十年代: 邓、胡、赵的洋务运动以及半吊子戊戌变法。
八十年代晚期邓小平与胡耀邦的关系,
邓小平在1989年与赵紫阳的政治决斗,活生生的戊戌政变重演。

3. 当代的“后党”——习政权的运命 :反戊戌而获庚子命(庚子闹剧的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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