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唯:冯检基:讲本土不如讲香港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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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本土主义观察之五十六

曾任深水埗区议员及立法会议员的冯检基,从30岁的1983开始从政至今仍活跃于政坛,被称为“政坛李克勤”(因李克勤在乐坛上从不言老,拒不退休)。65岁仍在政坛发挥作用并非不寻常,难得的是他长期在最有基层特色的深水埗区耕耘,居民协会设在丽阁邨,至今已有20多年,他与街坊在争取民主改善民生中一同成长,在民主派阵营大员中,可以说是其中一位最接地气的从政者。

香港土生土长的冯检基早在1970年代就活跃于学运、社运及居民运动,他曾经担任过区议员、临时立法会议员和立法会议员,直到2016年立法会选举落选,仍坚持参加2018年九龙西的立法会补选,从不言休。他1986年参与创立的香港民主民生协进会(民协)是由11个以关注民生为主要议题的压力团体合组而成,是最早的参政组织,至今在民协的组织中,创党核心成员只剩下冯检基一人,继续坚持关注和争取民主民生的初衷。

冯检基的基层情怀是基于他的贫苦身世,他的父亲在他出生后三个月去世,母亲带着哥哥到大陆定居,他则与二姐留在香港生活,相依为命。冯检基依靠学费资助才读完小学,中学会考失利,家人难以支付重读费用,于是他当工人、推销员和补习导师赚取学费继续重读,其后成功考入香港大学,并担任社会科学院学生会副主席。大学期间,因他积极关注社会问题,投身学生会活动,导致成绩不合格,被勒令退学。离开港大后,他任职香港社区组织协会(SOCO),继续关注社区问题,尤其是公共房屋政策,其后协助创办了公共房屋政策评议会,长期跟进公屋问题,成为评议会第一位总干事。1982年他从英国大学毕业返港,以公屋评议会名义参与1983年香港市政局选举,并成功当选。

界定本土主义即港独

最有资格作为“土着”身份谈论香港近年来本土主义思潮的他,界定本土主义思潮是一种港独倾向,与本土居民天生拥有的本土情怀存在根本的区别。他说,“雨伞运动”后,港独主张的人普遍被称为本土主义者。“占中”之前,大家为港人的福祉着想,争取好的房屋政策,公屋必须是永久居民才能够申请,这就是我们所讲的本土含义,应该说是港人优先。新界原居民更加“本土”,那块地几百年都是他们的。我们爱香港,关心香港,在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之下,争取香港真普选,维护港人权益,改善港人的医、食、住、行,这是不是本土主义呢?界定清楚很重要,免被混乱,只好不用“本土”两个字,可以讲香港优先,香港一般基层市民都不知道本土为何物。

冯检基说,自决派主张者很接近港独,他们说“民主自决”包括了港独选项,就变成了有可能是港独,有可能不是,我不喜欢扣人帽子,主要看他讲些什么做些什么。自治和自决的区别是什么?西藏是自治区,国家定义之下的自治区;香港是高度自治区,由基本法确定,至今为止,我们都以基本法为依据,中央政府承诺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白纸黑字写出来的。

冯检基说,青年新政所讲的“香港公民民族主义”就不是本土主张,那么我是否可以讲香港深水埗民族,旺角什么街民族,九龙民族?各个区域的民族都可以成立。民族是不能随便定义的,是客观的学术定义,大家必须约定俗成,都同意这种定义。

两个相互矛盾的法律并存形成新的矛盾

冯检基说,基本法确定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关键是兑现承诺。有些条文,双方都没有兑现。例如基本法23条迄今没有立法,中央可以说23条为何不做?我会反驳那么你45条(双普选。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式提名后普选产生的目标。)为何不做?

冯检基认为很多东西都是中央政府承诺了而没有兑现的,甚至讲了做了很多影响香港政制发展的事情,甚至破坏了所承诺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最明显是宣称中央对香港有全面管治权。你是有这种权力,但是必须在基本法的框架下行使管治权。还有,刚通过的一地两检法律明显破坏了基本法的第8、18和22条。

他认为最具危害之处不是法律的通过,而是人大的决定。基本法是人大的决定,现在人大做了另外一个决定,就是一地两检。两个法律地位相同,打不了官司,两个都是人大决定,终审庭无权推翻,明明基本法是向右的,一地两检是向左,同时存在,同时有效力,令人无所适从。如果是以新的决定或法律,依基本法所规定程序作出修政,推翻以前的,法理上没有问题。现在的问题是两个相互矛盾的决定同时存在,一地两检的决定与基本法8、18、22条抵触,意味着人大同时可以做很多与基本法的条文相反的决定。建制派用基本法其中的条文来反驳民主派,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你违反了基本法其中一条就已经是违反了。人大的决定是要百分之百要遵守的,差0.1都不行。

冯检基说,为了避开与基本法冲突问题,我们曾经建议不要将高铁站设在市中心,甚至有人认为不需要设高铁站,深圳福田已经有了。相对与成本比较,违反基本法比高铁的800多亿投资严重得多,要不要高铁?要,那你可以修改基本法啊,甚至解释基本法,释法有追溯权,而修改可以没有。应该有几个渠道按基本法办事。

政改的承诺不兑现产生恶性循环后果

冯检基说,特区和中央政府既然在基本法中承诺了,就应该兑现,不要光说23条要落实,还要落实45条,落实真普选,选出来的人做得不好,市民可以再把他选下台,现在没有实现这种做法,21年来都是你说了算,中央政府越来越不信任香港人,根源不是在市民那里。2003年的50万人游行,和平,没有暴力,中央政府应该可以顺应民意给普选了,但是中央想法不是这样,2005年答应2012可以有双普选,2007年不给双普选,2010年谈判同意循序渐进,我们就以为2017年会有,谁知2014年的831有了决定。

他认为香港的问题性质上不是真普选问题,而是一国两制,高度自治问题。对立双方可否就80年代承诺的一国两制解决落实问题,要想办法重建大家的互信,否则,只会恶性循环,从言论对抗发展到武力对抗,可能最终导致开枪。大家坐下来谈不行吗?我主张是“又倾又砌”。

他说,民协30多年,角色是“打中场”,组织进攻和组织防守兼备,一个球队,不可能全部是前锋,也不会11个都是中场,不会都是后卫,有不同的角色,才能打好球。现在的趋势是,有人认为我们个个都应该是前锋,每个人都要沖,要射球,结果是一球都没有射入,还给别人反击入了球,连入几球。因为没有中场、后卫,连守门员都没有。2014年至今,我们输了很多球。年轻人被抓被判,你说赢还是输?我觉得是输。

民生问题是长期施政弊端

既然很多人说民怨是滋生本土主义的温床,那么有哪些地方是民怨的集中地呢?

冯检基最擅长的是公屋政策研究。他说,政府的公屋政策应该是公屋加居屋能容纳6成港人居住,由于公屋与私楼价格差距太大,因此多数香港人被迫向政府申请公屋,客观上是私人房屋市场逼着港人问政府要房屋,在房屋政策方面,我一直争取的是将私人和公共房屋市场分开,中国内地政策已经开始将两个市场分开,投资和居住分开,香港为何要将两者混合?政府总是说靠市场调节,所谓大市场小政府。市场应付得了没问题,应付不了就问题大了。

谈到建公屋的数字,冯检基说,曾荫权时代,平均每年建一万私楼,现在是三万,为何现在的楼比曾荫权时代贵了一倍?市场理论是供应多了应该便宜,照理应该便宜了三分之一,为何还贵了一倍?因为市场机制失效了,政府每年卖地有多少是照顾香港人居住的?就好像大米是民生必需品,我不给够大米你,等你挨饿,政府本应该是确保每个人有饭吃,米是生活必需品,必须控制价格,不可与商业市场挂钩,不然导致造反,那么为何容许房屋市场这样?公屋与居屋都应该是非市场商品,要控制价格。居屋原来是低于市场价格7成,现在做不到。居屋不应该在市场流通,而现在的政策是补了地价便可以出售,我认为,居屋的价格应该为市场价的3-5成,3成是房屋的成本价,政府没地价,成本是建筑费,政府赚钱不应在必需品上赚,楼价高是政府造成。

冯检基认为,香港应该有混合经济,即市场经济和规划经济,市民必需品应纳入规划经济,非必需品可以按市场经济定价,中间可以有混合因素,如规定土地供应的用途,规定供应对象的比例,这样可以限制私人市场的规模,不让干预市民的基本需要。规划经济则可以按分民需要,制定政策,满足市民。新加坡的组屋是没有入息限制的,满足了市民的需要。基本需要满足以后,市场经济那部分就可以按市场规律运行。

民主为了民生

冯检基说,争民主就是为民生,争取民主不为民生,难道是为个人名利?改朝换代是因为人民不满制度而推翻它,洪荒年代、部落年代、封建年代,君主立宪时代,每一个年代的变迁都是人民认为当权者满足不了其生存需要,起来造反。制度是要保护人民需要的东西,制度是要保障管治的人民和社会公平平等,合理合法,制度要为市民着想。

据他介绍,这些年来,香港市民的医、食、住、行,政府都没有解决好,普通住院要等长时间,2005年到2015年,香港多了70多万人口,一间新的医院都没有,新的医院是从2016年开始建,有了三间,才增加了1000多个床位,远远赶不上人口增长需求。香港每一千人只有1.9个医生,新加坡是3个,与水平相当的亚洲经济体比较,香港落后很多。香港用于医疗的GDP占比4%,亚洲同等经济水平的国家和地区平均8%,有的甚至达到12%,我们不是没有钱,去年香港人人均收入是4万美元,平均每人每月达到2.6万港元,问题反映出政府的眼光没有聚焦市民,眼睛只看到商界,只把钱放进库房,库房的总资产已经超过4万亿港元,储备盈余1万多亿。

食方面,家里做的话,价格不算贵,主要是食物安全问题,多数食品来自大陆。行,则很贵,新界到九龙港岛来回40-50元,好的工作职位都在市区,住在新界的人到市区来上班,要承受很高的交通费用。

医、住、行都有问题。年轻人面临的问题还有社会流动太差,看不到向上流动的前景,工资待遇相对比实际工资增长低得太多,大学毕业后的收入如何支撑家庭?这些导致年轻人不满政府。公屋政策导致住房紧张,香港约有10万间劏房,100呎的空间,厕所和厨房是打通和紧贴,同时有人大便和煮饭。没有窗的房间不能装冷气机,夏天热和焗,小朋友根本不愿意留在家,劏房是毁了小朋友的童年。当生存环境逼得人透不了气时,普遍的不满情绪就会因为偶发事件爆发社会动乱。

政府有没有正视这些问题?冯检基认为,政府官员中存在两种问题,一种是糊里糊涂,一种是清楚但没有感觉。一个不能体察民生的政府,是因为政府不是我们选出来的,不能代表我们,它只代表选它出来的人,而选它出来的只是一个仅代表28万选民的1200人的选举委员会,大部分是商界,当这些人拥有相同利益,自然会对被选出来的特首有一个共同的要求,就是要服务这帮人,他们是你的权力来源,是你的老大,700多万人没有份去选,大家只能够忍受。执政者的天职就是要满足700万人的医、食、住、行,为何没做好?还是制度问题,700万人不是你的老板。

激进抗争得不到支持

冯检基长期接触的街坊都是屋邨旧街坊,既保守又开明,他们如何看本土思潮?他说,一般香港人是不认同激进方式的,传统民主派也不接受,提倡和平理性非暴力。暴动的话,政府就有合法的理由抓你,并不是把你作为异见分子拘捕,是因为你的违法行为抓你,香港市民即使同情你的理念和说法,也不认同你的方式,曾经同情和支持你的人就会慢慢疏远你,民主派支持者会离开。

他说,我们如何才能做到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不是要靠权力有枪炮,而是民心,民心支持一旦丧失,支持者就会离开你。港独的行为是鼓吹何推动某些东西,违反了国家的底线,就会抓你,做成既失去运动核心,也失去民心!

冯检基认为建制和泛民双方都要反省反思,在政治博弈中有没有过分举动?即使在席位过半的议会,建制派占多数,但不是香港市民信服的大多数,是利益集团选你出来进入立法会的,让人信服你不容易。你去修改议事规则,不容许议员发言的空间,强硬去做,别人就不支持你,加上民生政策不妥,市民越加不满,年轻人就出来抗争,成了社会矛盾的爆发,继而可能出现激烈社会变革和造反。人被逼得急了,就要推翻你这个政权。每个政治行为都会有政治后果,会累积的。

——《纵览中国》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Wednesday,June 20,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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