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6-28
多谢警务处处长卢伟聪的一番训诲，香港人顿时茅塞顿开，原来执法者可以不依法律，也不讲道理。
卢伟聪近日警告市民，今年参加七一游行，参与者若在东角道集合，或中途插队，都可能被控非法集会。他的根据是，任何人主办游行活动须知会警方，并须按照警方发出的不反对通知书所列的一些条件行事，否则即属违法。
据说，警方的不反对通知书要求游行由维园中间的草地出发，才能如期举行，否则的话，集会变成非法集会。因此，卢伟聪推论，不从维园草地出发，即等同参加非法集会，警方便可执法。
卢伟聪似乎不知道，根据《公安条例》，集会人数少于五十，或游行人数少于三十，便无需要事先知会警方。换言之，七一当天，大家化整为零，在东角道或其他地方集合，然后各自出发，只要不足法定人数，又何罪之有？警方反而该为每组游行人士安排，让示威行动顺利进行，而不是拘捕检控。否则的话，违法的是警方，不是市民。
警方当然可以说，不同群组会合起来，总数定必超过法定要求。不过，参与者多数互不相识，他们参加游行也各有诉求，而七一游行每年举行，已成香港人对施政表达不满的风土习惯，不一定因主办者的号召而来。因此，示威者三五成群，只要没有破坏秩序，要从那里出发，就从那里出发，警方不但无权阻止，更有法律责任做好安排，保障游行有秩序进行。
再者，法律不容当局“攞住鸡毛当令箭”。警方绝不能忘记初衷，他们可以限制示威活动，是出于公共秩序和安全的需要，而且管制手法亦必须恰如其分，以免滥用权力，假借公共利益之名，剥夺市民的表达权利。故此，警方要禁止市民在东角道集合出发，以至检控中途加入游行者，必须根据事实和历史，指出潜在危险所在，又何以警方无法排除危险。否则只是危言耸听，以讹传讹，肆意约束公民权利。
即使从程序看，卢伟聪的警告也是有乖常理。警方发出的不反对通知书，收件人是游行主办者“民间人权阵线”。当中列入的附加条件，“民阵”必须遵守，否则警方可依刑法追究，而“民阵”看过警方的要求，认为不合理，并正提出上诉，也符合程序规定。
但对于市民，警方没有公布任何文件或命令，禁止在维园附近集合和中途插队，并解释有何依据，而只是警务处处长向传媒发话。问题是，怎能假定传媒报道都详尽无误，又怎样确保大家都看过相关的报道，并且都知道自己不满的话便有责任循某些渠道上诉？警方至今只是出口术，威胁和平示威者要负上法律责任，这是哪门子的法治呢？
不过，尽管卢伟聪曲解法律、唬吓市民，惹起民主派群众的反感和批评，却依然无法满足北京的贪婪欲念，要求彻底取缔七一游行。年复一年，北京在港宣传喉舌批评“民阵”大逆不道，在七一的欢庆日子举办反政府的大规模游行，但不管用辞多么严厉，不外是陈腔滥调，毫无新意。今年奇怪的是，北京喉舌连特区政府也不放过，大兴问罪之师，质疑当局“为什么（七一大游行）还可以年年举办、年年照准而没有被取缔”，矛头直指警方。
北京喉舌显得极不耐烦，可说到了临界点，就是近乎鼓吹政府罔顾法律对表达权利的保障，也要铲除七一大游行。其实政府根本无权批准游行，更不要说取缔了，反而政府的职责是以适当方法确保示威活动顺利进行，不妨害公共秩序和安全。这个基本原则，他们看来不明白，或者完全置诸脑后，因此肆无忌惮信口雌黄，不惜背着公然干预特区内政的罪名，也要怪责政府“年年照准”。
可怜的是特区政府，他们不敢视法律如无物，以警权取缔人权，禁止七一大游行，但面对北京宣诸于口的政治要求，也畏首畏尾，因此出现眼下的扭曲做法，以自己的方法去解释和执行法律，以便用公共秩序和安全之名，加强约束大游行。
不过，警方此举扰民过甚而弄巧反拙，惹起公愤之余，也让大家提高警觉，当局可以舞弄法律以限制公民权利，实属香港衰败的又一面向，亦变相为大家七一上街提供又一个理由。
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