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小戎在望 不知君子于役 6月30日
（道光皇帝）
1810年某个晴朗的午后，旻宁皇子照旧坐在紫禁城内属于他的房间里研读。和他贪图享乐的父亲不同，旻宁勤奋刻苦，小时候曾经表现出过他的满洲先人们所崇尚的武毅和决断，因此深得祖父乾隆皇帝赏识。
乾隆只有四个儿子活了下来，四个都很难令他满意。他深信：他的父亲雍正能登上皇位，是因为爷爷康熙隔代看上了自己。四个儿子都是废柴，传位于谁区别不大，重要的是将皇位传给他所赏识孙儿旻宁。弘历临终留下一道政治遗嘱，告诉他的子孙们：汉人潜在的叛乱，是比蒙古人的直接威胁更大的危机，为此，皇子皇孙们一定不能分裂内讧。俄罗斯人在背后着支持蒙古人，一直想要阴谋打垮大清。因此，一定要阻止汉人和从海上来的红毛夷们联起手来，爱新觉罗家族不可能经得起两面夹攻。
旻宁也许早早地就意识到了他将是皇位的继承人，为此他苦学儒家经典，视之为阻止汉人叛乱最有力的武器。那些儒家经典使他迅速丧失了康熙、乾隆身上那种鞑靼君王恃勇好胜的作风，完全褪化成一个足不出户、孱弱、病态而忧心忡忡的汉家皇帝。因为他成功地成为了一名纯正的儒教徒，把满洲朝廷视为异族统治的汉人士大夫正在越来越少，著名学者魏源，通过洋洋万言地考据，称颂清是比明更伟大的朝代。
《资治通鉴》让旻宁有些昏昏欲睡，于是他吸了一餐鸦片烟，“吸之再三”后，顿觉“心神朗洁、耳目怡然”，然后赞之为“如意”，还写了一首诗来称颂它。在皇族和达官贵人中，“吃烟”是一种时尚，他的母后和几个兄弟都是瘾中达人，吸烟是桩乐事，他认为他父亲嘉庆沉迷看戏才是真正的不务正业。
十年后，当骨瘦如柴的旻宁登上皇位，这位清朝历史上最节俭的皇帝，为国库银子在自己手上飞速流失感到不可思议。他拼命地裁撤各种费用，仍无法阻止国库日益见底的危机，于是他问他身边的大臣们这是为什么，那些人当然不会告诉他正确答案：被我们揩油揩的。
大臣说：是因为鸦片！每年要花几千万两银子去买鸦片，所以银子都流入奸猾外夷们的口袋里去了！
这时候，在湖南、贵州交界的山区，“苗子”们又造反了。“苗子”可能是比汉人还要纯正，中国真正的原住民，因为古老典籍中所记载的那些宗教仪式，现在还保存在苗民那里。他们残存的子孙被赶到西南的穷山恶水，和北方游牧民族不同，“苗子们”几千年来与世无争，从未起过任何问鼎天下的政治野心。因此“苗子”们虽然常常攻破地方官衙，朝廷并不过于担心，不久他们就会自己散去。不过为了皇威，派一支军队去镇压一番，让他们知道“天威”也是必须底。有什么事可跪求父母官做主，乱来真真要不得。
结果，大队官军因为“不惯走山”，被苗子打得狼狈逃窜。道光皇帝大为惊骇：官军何以沦落至此？臣下奏曰：兵勇大多吸食鸦片，因此身体衰弱，腿脚无力。
旻宁联想到连年大旱，求雨不应。自己究竟失政、失德于何处，正百思不得其解，天帝亦无启示，如今看来，定是这鸦片之故。于是，他要禁烟！
禁烟令在清朝曾多次颁布，从来没有真正被执行过，此番亦然。“老广州”美国商人亨特说：“在中国，法令和执行法令，是本质上完全不同的两件事。”
（广州十三行）
在19世纪2、30年代，外国商人们已经把生意做到了厦门、舟山、宁波。按清政府规定，外商仅能在广州一口经商，他们在广州城外租用房地产，把货物卖给中国官方指定的行商，再由行商们专卖给广州城内的中国商人。行商们既垄断外贸，又是这些夷鬼、丑类们的担保人和监管人。外国人被限制在广州城外的“十三行”内，不得随意活动，偶尔获得到野外放风的机会，需要中国通事押送；中国老百姓教他们中文要问杀头之罪；外商的要求只能通过行商“禀”给官府。上禀帖是件非常了不得的大事，他们在城门口恭恭敬敬把禀帖顶在头上交给守门官兵，官兵见状忙不倒跌先去关城门。为了清理商行外的一堆垃圾，需要兴师动众抬着好几乘官轿，沿途差役、兵丁们用鞭子驱赶老百姓，到外国人面前，又是宣读皇帝“禀有万国、怀柔远人”的告示，将外国人走过场一般系数盘问清楚，花一整天时间做足官样文章后，官爷们按品级鱼贯离开，临走吩咐将守城门的兵丁拉去“杖责”，这几个丘八老总想破脑袋也不明白，为什么会无缘无故会挨顿打。
第二天，行商们会雇苦力把垃圾清理掉。行商们的号铺不多，取得行商资格需要花20万银元在户部买到，每年还要给北京的王公贵族们打点，遇上水旱灾害、朝廷用兵，官府就会要求他们捐款，索价20万，一般会以5、6成交。索捐的事，每年至少都会遇上一、两次，大部分灾害都是虚夸的，偶尔真的闹灾，捐款也只有不到十分之一会被用在赈灾上。行商们怨声载道，根据捐款数额他们一般能得到一副道台的顶戴。如果经营破产，行商会被充配新疆，与披甲者为奴。他们表面上财源滚滚；勒索之下并不一定都能赚够行贿的成本。
有一种被称为“鸦片飞剪船”的快船——中国人称为“扒龙”、“快蟹”，专为在中国沿海航行而设计——在从伶仃洋到舟山的海岸线上来回穿梭，据说最远曾到过辽东和朝鲜海岸。普通商船上往往也会携带鸦片。商船驶进珠江航道后，会有中国海关的官吏驾船前来检查。这位官吏会仔细测量船的尺寸、吃水、桅杆……统计枪炮弹药、船籍……享受一根雪茄、一杯洋酒和一盘小饼干的招待后，他会“检查”船上的货物，这一步最关键的“君子行径”，自然要靠动嘴。他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是否有违禁物？”当听到“没有”的回答后，他会喜笑颜开地拱手告辞：“顺风顺水。”
（鸦片飞剪船）
中国人小船早已伺候好，检查完毕他们围上来，很快就把鸦片搬走。他们早已在岸上的洋行里付过钱，拿着洋行的提执单全来取货，这种交易从无差池，短斤缺两或者以次充好的事，从来没有发生过。
这些小船把鸦片夹带在其它货物里通过海关，对海关官员宣称那是棉花或毛呢，海关人员一声不吭地清点过关的货物，然后算出合法货物需要交多少税，鸦片应该交多少贿赂。贿金是公开的秘密，按“老规矩”绝无多收之理。偶尔有时会遇上长官巡查，这时长官会从靴筒里抽出皇帝的上谕，当面宣读一通，宣读完毕之后告诫大家不要把违禁物带进关来，然后一切照旧进行。
当鸦片进入到广州城内后，在批发、零售等各个层级，官府还要层层“老规矩”，这些“规矩”小部分流入私囊，大部分流入各衙门的小金库，再从小金库中分给各层官吏。每逢广州城有巡抚、总督履新，在赴任路上都会放出风来：他要严加查办鸦片。这时行商们便凑钱打点，等他来到广州时，风声亦随之过去，“新规矩”很快出台并很快知会各方，再变成“老规矩”。随着走马换将，“规矩”越来越高，烟价亦水涨船高。1839年战争前夕，从外国走私贩那里买一箱鸦片，根据品相大约需要500-700大洋，而在广州城内的市价则涨到2000-2500大洋。神奇的是，一个外地人或者外行人，在广州城内无论如何也打听不到哪里有鸦片出售，也看不到这座城市有任何鸦片买卖的迹象。
厦门和舟山的商人们也会到广州的洋行里来买鸦片，他们把钱付给洋行，洋行派船把货送到当地去。水师保护这些鸦片走私船来往，有时干脆直接用他们的船。他们收取百分之三的佣金，用现货来支付，这样双方可以省去很多差价上的麻烦。水师有自己的销售渠道，相当一部分被他们自己抽掉了。
在1840年，舟山有120万居民，和广州规模相当，可见走私交易是何其的繁荣。1831年一艘叫“阿美士德勋爵号”的走私船上带着各类商品，想探探舟山乃至山东半岛和辽东的市场信息，因为船上没有带鸦片，这艘船四处受尽刁难，几乎一无所获，并被各处海关记录在案。而那些鸦片走私船，自然，海关不会有任何记载。交易过程大概如下，鸦片走私船驶离广州时，海关巡查会盘问一番，然后获悉这条船上装载的是运往欧洲的茶叶、丝绸和药材，便开具一张护照，内容大概是：XXX号船离粤回国，船上装有货物几何，有水手、械弹几何，如遇横风逆水，漂流他省，当地官员务必给予所需援助，并不得与夷船交易。
当这条走私船来到厦门或者舟山时，早有当地水师舰队等侯，命令夷船停下，一个官员坐在伞盖下，乘小船靠近。盘问夷船何故来此？
船上回答：遇上逆风，不幸漂流至此，想买些食物淡水，并放下绳梯将他接上船来。他率队登船后，照例宣读一大通“天朝怀柔远人”的长篇大论，照着广州签发的护照仔细盘问清点人头，检查完毕后将手下先行禀退，只带一名亲信随从进入船舱。这时他不再繁文缛节，劈头就问：“你们带了多少货？”
船上会回答他，已经下过订单的有多少，没下订单的有多少。于是他酒、烟、点心什么都不吃，小礼物也不要，说一句：“老规矩。”下船去了。
他走后，中国商人的小船迅速围上来，拿着提执把已经下了订单的货取走，陆陆续续还有别的船带着茶叶、丝绸等物，前来交易，把没有下过订单的货也换走，一切都按“老规矩”，讨价还价是根本不存在的，丝茶的货色绝无欺诈。
鸦片走私固然暴利，风险亦极大，台风和海盗都时常教他们送命。自禁烟依赖，更有伪装成稽查队的海盗，冒充官兵混上船来，抢完就走。这些海盗有些是渔民临时起意，有些是职业的“洪船”。他们杀人不眨眼，但对外国人很“人道”，绑在桅杆上渴死。对“满狗”和“鞑子”，则要各种匪夷所思的残忍行径层出。
（在中国各地档案里，有很多关于间谍船阿美士德勋爵号的记录）
除了皇帝之外，无论中外很少有人支持禁烟，当时鸦片被当作一剂良药，中国的医疗水平十分低下，鸦片几乎包治百病。在外国人眼里，它是一剂麻醉剂，少数瘾君子无法控制自己，就象酒鬼们无法自制一样，是他们自己的事，而与鸦片无关。嚼食鸦片过量会有生命危险，还来不及上瘾便已毙命。在印度、土耳其、苏门答腊、孟加拉、欧洲、秘鲁……鸦片从来都是合法药品，自被发明以来凡千余年，从没有给当地人造成任何危害。只有在中国它的存在才是一个社会问题，当时世界其他国家的绝大部分人并不知道是为什。他们认为中国皇帝的禁烟令只是心血来潮，就象很少有人认为生产和贩卖烈酒是不道德行为。无论中、西，只有极少数的人认为它是一种毒品，直到中国人反过来把烟灯、烟枪传向世界，世界才知道它的成瘾性何其可怕。将习惯性吸食鸦片当作一种精神疾病来对待，并成立公约禁止国际交易。那时候，中国已经在大规模地自己生产鸦片，不再依赖进口。
皇帝禁烟实实地不得人心，此事既无道德制高点，现实中也是不可能的。此举造成鸦片价格飙升，吸引更多的商人加入到鸦片走私的行列中。1820年代禁烟前，输入中国的鸦片大约1万箱，到1839年前后，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高达4万箱，价值两千多万银洋，可怕的是，它的价格并没有随着泛滥而降下来。就连后来的钦差大臣林则徐，也建议皇帝，中国应该自己生产鸦片，来替代进口，阻止白银外流。
“这种麻醉剂的交易，就象它本身一样，每一个环节从来没有出过一点差池，所有参与者都其乐融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