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小戎在望 不知君子于役 6月30日

(道光皇帝)

1810年某个晴朗的午后,旻宁皇子照旧坐在紫禁城内属于他的房间里研读。和他贪图享乐的父亲不同,旻宁勤奋刻苦,小时候曾经表现出过他的满洲先人们所崇尚的武毅和决断,因此深得祖父乾隆皇帝赏识。

乾隆只有四个儿子活了下来,四个都很难令他满意。他深信:他的父亲雍正能登上皇位,是因为爷爷康熙隔代看上了自己。四个儿子都是废柴,传位于谁区别不大,重要的是将皇位传给他所赏识孙儿旻宁。弘历临终留下一道政治遗嘱,告诉他的子孙们:汉人潜在的叛乱,是比蒙古人的直接威胁更大的危机,为此,皇子皇孙们一定不能分裂内讧。俄罗斯人在背后着支持蒙古人,一直想要阴谋打垮大清。因此,一定要阻止汉人和从海上来的红毛夷们联起手来,爱新觉罗家族不可能经得起两面夹攻。

旻宁也许早早地就意识到了他将是皇位的继承人,为此他苦学儒家经典,视之为阻止汉人叛乱最有力的武器。那些儒家经典使他迅速丧失了康熙、乾隆身上那种鞑靼君王恃勇好胜的作风,完全褪化成一个足不出户、孱弱、病态而忧心忡忡的汉家皇帝。因为他成功地成为了一名纯正的儒教徒,把满洲朝廷视为异族统治的汉人士大夫正在越来越少,著名学者魏源,通过洋洋万言地考据,称颂清是比明更伟大的朝代。

《资治通鉴》让旻宁有些昏昏欲睡,于是他吸了一餐鸦片烟,“吸之再三”后,顿觉“心神朗洁、耳目怡然”,然后赞之为“如意”,还写了一首诗来称颂它。在皇族和达官贵人中,“吃烟”是一种时尚,他的母后和几个兄弟都是瘾中达人,吸烟是桩乐事,他认为他父亲嘉庆沉迷看戏才是真正的不务正业。

十年后,当骨瘦如柴的旻宁登上皇位,这位清朝历史上最节俭的皇帝,为国库银子在自己手上飞速流失感到不可思议。他拼命地裁撤各种费用,仍无法阻止国库日益见底的危机,于是他问他身边的大臣们这是为什么,那些人当然不会告诉他正确答案:被我们揩油揩的。

大臣说:是因为鸦片!每年要花几千万两银子去买鸦片,所以银子都流入奸猾外夷们的口袋里去了!

这时候,在湖南、贵州交界的山区,“苗子”们又造反了。“苗子”可能是比汉人还要纯正,中国真正的原住民,因为古老典籍中所记载的那些宗教仪式,现在还保存在苗民那里。他们残存的子孙被赶到西南的穷山恶水,和北方游牧民族不同,“苗子们”几千年来与世无争,从未起过任何问鼎天下的政治野心。因此“苗子”们虽然常常攻破地方官衙,朝廷并不过于担心,不久他们就会自己散去。不过为了皇威,派一支军队去镇压一番,让他们知道“天威”也是必须底。有什么事可跪求父母官做主,乱来真真要不得。

结果,大队官军因为“不惯走山”,被苗子打得狼狈逃窜。道光皇帝大为惊骇:官军何以沦落至此?臣下奏曰:兵勇大多吸食鸦片,因此身体衰弱,腿脚无力。

旻宁联想到连年大旱,求雨不应。自己究竟失政、失德于何处,正百思不得其解,天帝亦无启示,如今看来,定是这鸦片之故。于是,他要禁烟!

禁烟令在清朝曾多次颁布,从来没有真正被执行过,此番亦然。“老广州”美国商人亨特说:“在中国,法令和执行法令,是本质上完全不同的两件事。”

(广州十三行)

在19世纪2、30年代,外国商人们已经把生意做到了厦门、舟山、宁波。按清政府规定,外商仅能在广州一口经商,他们在广州城外租用房地产,把货物卖给中国官方指定的行商,再由行商们专卖给广州城内的中国商人。行商们既垄断外贸,又是这些夷鬼、丑类们的担保人和监管人。外国人被限制在广州城外的“十三行”内,不得随意活动,偶尔获得到野外放风的机会,需要中国通事押送;中国老百姓教他们中文要问杀头之罪;外商的要求只能通过行商“禀”给官府。上禀帖是件非常了不得的大事,他们在城门口恭恭敬敬把禀帖顶在头上交给守门官兵,官兵见状忙不倒跌先去关城门。为了清理商行外的一堆垃圾,需要兴师动众抬着好几乘官轿,沿途差役、兵丁们用鞭子驱赶老百姓,到外国人面前,又是宣读皇帝“禀有万国、怀柔远人”的告示,将外国人走过场一般系数盘问清楚,花一整天时间做足官样文章后,官爷们按品级鱼贯离开,临走吩咐将守城门的兵丁拉去“杖责”,这几个丘八老总想破脑袋也不明白,为什么会无缘无故会挨顿打。

第二天,行商们会雇苦力把垃圾清理掉。行商们的号铺不多,取得行商资格需要花20万银元在户部买到,每年还要给北京的王公贵族们打点,遇上水旱灾害、朝廷用兵,官府就会要求他们捐款,索价20万,一般会以5、6成交。索捐的事,每年至少都会遇上一、两次,大部分灾害都是虚夸的,偶尔真的闹灾,捐款也只有不到十分之一会被用在赈灾上。行商们怨声载道,根据捐款数额他们一般能得到一副道台的顶戴。如果经营破产,行商会被充配新疆,与披甲者为奴。他们表面上财源滚滚;勒索之下并不一定都能赚够行贿的成本。

有一种被称为“鸦片飞剪船”的快船——中国人称为“扒龙”、“快蟹”,专为在中国沿海航行而设计——在从伶仃洋到舟山的海岸线上来回穿梭,据说最远曾到过辽东和朝鲜海岸。普通商船上往往也会携带鸦片。商船驶进珠江航道后,会有中国海关的官吏驾船前来检查。这位官吏会仔细测量船的尺寸、吃水、桅杆……统计枪炮弹药、船籍……享受一根雪茄、一杯洋酒和一盘小饼干的招待后,他会“检查”船上的货物,这一步最关键的“君子行径”,自然要靠动嘴。他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是否有违禁物?”当听到“没有”的回答后,他会喜笑颜开地拱手告辞:“顺风顺水。”

(鸦片飞剪船)

中国人小船早已伺候好,检查完毕他们围上来,很快就把鸦片搬走。他们早已在岸上的洋行里付过钱,拿着洋行的提执单全来取货,这种交易从无差池,短斤缺两或者以次充好的事,从来没有发生过。

这些小船把鸦片夹带在其它货物里通过海关,对海关官员宣称那是棉花或毛呢,海关人员一声不吭地清点过关的货物,然后算出合法货物需要交多少税,鸦片应该交多少贿赂。贿金是公开的秘密,按“老规矩”绝无多收之理。偶尔有时会遇上长官巡查,这时长官会从靴筒里抽出皇帝的上谕,当面宣读一通,宣读完毕之后告诫大家不要把违禁物带进关来,然后一切照旧进行。

当鸦片进入到广州城内后,在批发、零售等各个层级,官府还要层层“老规矩”,这些“规矩”小部分流入私囊,大部分流入各衙门的小金库,再从小金库中分给各层官吏。每逢广州城有巡抚、总督履新,在赴任路上都会放出风来:他要严加查办鸦片。这时行商们便凑钱打点,等他来到广州时,风声亦随之过去,“新规矩”很快出台并很快知会各方,再变成“老规矩”。随着走马换将,“规矩”越来越高,烟价亦水涨船高。1839年战争前夕,从外国走私贩那里买一箱鸦片,根据品相大约需要500-700大洋,而在广州城内的市价则涨到2000-2500大洋。神奇的是,一个外地人或者外行人,在广州城内无论如何也打听不到哪里有鸦片出售,也看不到这座城市有任何鸦片买卖的迹象。

厦门和舟山的商人们也会到广州的洋行里来买鸦片,他们把钱付给洋行,洋行派船把货送到当地去。水师保护这些鸦片走私船来往,有时干脆直接用他们的船。他们收取百分之三的佣金,用现货来支付,这样双方可以省去很多差价上的麻烦。水师有自己的销售渠道,相当一部分被他们自己抽掉了。

在1840年,舟山有120万居民,和广州规模相当,可见走私交易是何其的繁荣。1831年一艘叫“阿美士德勋爵号”的走私船上带着各类商品,想探探舟山乃至山东半岛和辽东的市场信息,因为船上没有带鸦片,这艘船四处受尽刁难,几乎一无所获,并被各处海关记录在案。而那些鸦片走私船,自然,海关不会有任何记载。交易过程大概如下,鸦片走私船驶离广州时,海关巡查会盘问一番,然后获悉这条船上装载的是运往欧洲的茶叶、丝绸和药材,便开具一张护照,内容大概是:XXX号船离粤回国,船上装有货物几何,有水手、械弹几何,如遇横风逆水,漂流他省,当地官员务必给予所需援助,并不得与夷船交易。

当这条走私船来到厦门或者舟山时,早有当地水师舰队等侯,命令夷船停下,一个官员坐在伞盖下,乘小船靠近。盘问夷船何故来此?

船上回答:遇上逆风,不幸漂流至此,想买些食物淡水,并放下绳梯将他接上船来。他率队登船后,照例宣读一大通“天朝怀柔远人”的长篇大论,照着广州签发的护照仔细盘问清点人头,检查完毕后将手下先行禀退,只带一名亲信随从进入船舱。这时他不再繁文缛节,劈头就问:“你们带了多少货?”

船上会回答他,已经下过订单的有多少,没下订单的有多少。于是他酒、烟、点心什么都不吃,小礼物也不要,说一句:“老规矩。”下船去了。

他走后,中国商人的小船迅速围上来,拿着提执把已经下了订单的货取走,陆陆续续还有别的船带着茶叶、丝绸等物,前来交易,把没有下过订单的货也换走,一切都按“老规矩”,讨价还价是根本不存在的,丝茶的货色绝无欺诈。

鸦片走私固然暴利,风险亦极大,台风和海盗都时常教他们送命。自禁烟依赖,更有伪装成稽查队的海盗,冒充官兵混上船来,抢完就走。这些海盗有些是渔民临时起意,有些是职业的“洪船”。他们杀人不眨眼,但对外国人很“人道”,绑在桅杆上渴死。对“满狗”和“鞑子”,则要各种匪夷所思的残忍行径层出。

(在中国各地档案里,有很多关于间谍船阿美士德勋爵号的记录)

除了皇帝之外,无论中外很少有人支持禁烟,当时鸦片被当作一剂良药,中国的医疗水平十分低下,鸦片几乎包治百病。在外国人眼里,它是一剂麻醉剂,少数瘾君子无法控制自己,就象酒鬼们无法自制一样,是他们自己的事,而与鸦片无关。嚼食鸦片过量会有生命危险,还来不及上瘾便已毙命。在印度、土耳其、苏门答腊、孟加拉、欧洲、秘鲁……鸦片从来都是合法药品,自被发明以来凡千余年,从没有给当地人造成任何危害。只有在中国它的存在才是一个社会问题,当时世界其他国家的绝大部分人并不知道是为什。他们认为中国皇帝的禁烟令只是心血来潮,就象很少有人认为生产和贩卖烈酒是不道德行为。无论中、西,只有极少数的人认为它是一种毒品,直到中国人反过来把烟灯、烟枪传向世界,世界才知道它的成瘾性何其可怕。将习惯性吸食鸦片当作一种精神疾病来对待,并成立公约禁止国际交易。那时候,中国已经在大规模地自己生产鸦片,不再依赖进口。

皇帝禁烟实实地不得人心,此事既无道德制高点,现实中也是不可能的。此举造成鸦片价格飙升,吸引更多的商人加入到鸦片走私的行列中。1820年代禁烟前,输入中国的鸦片大约1万箱,到1839年前后,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高达4万箱,价值两千多万银洋,可怕的是,它的价格并没有随着泛滥而降下来。就连后来的钦差大臣林则徐,也建议皇帝,中国应该自己生产鸦片,来替代进口,阻止白银外流。

“这种麻醉剂的交易,就象它本身一样,每一个环节从来没有出过一点差池,所有参与者都其乐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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