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留将功罪后人论——戊戌变法12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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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6月11日,本是一个寻常的日子,如果不是大清光绪皇帝下达了这道诏书,也许在编年史上,这个日子会被忽略。相距一百二十年的时光,重读这份只有五百来个象形文字的诏书——

“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

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其入学肄业,以期人材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循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

今天的读者也许会觉得没有那样惊心动魄,不仅口气是那么平静,没有多么慷慨激昂,而且内容也是那么平常,除了强调京师大学堂尤应首先举办,整个诏书的重点似乎也落在了“博采西学”上面,并无涉及政体变革的重要决定。从诏书的起草者、光绪帝的师傅翁同龢当天的日记可知,光绪帝的意思是:“今宜专讲西学,明白宣示”,他虽发现“圣意坚定”,但还是回答:“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显然就是他的意思,同时又将“博采西学”限于“切于时务”的范围。

帝国太古老了,如果从秦始皇创制算起,已有二千多年王朝循环的历史,从清朝入关算起至此已有二百五十四年,退居颐和园却依然牢牢控制着最高权力的慈禧太后,她掌权的岁月也长达三十七年,一个错别字连篇而精于权术的老太太,她除了把住权力不放、并无什么政见,自1861年掌握政权以来,她同意或支持自强运动(洋务运动),只要不引发她的对失去大权的担忧,她也完全可以支持光绪帝去搞变法。这个诏书的颁布当然是经过她的同意的。那时,军机处的重要折片都是要上呈给她的。

“戊戌之变,外人或误会为慈禧反对变法。其实慈禧但知权利,绝无政见,纯为家务之争。故以余个人之见,若奉之以主张变法之名,使之公然出头,则皇上之志可由屈而得伸,久而顽固大臣皆无能为也。”

戊戌变法亲历者王照在《方家园杂咏纪事》的一席话不能说毫无道理。年轻的光绪帝在列强环伺、危机重重的时代压力下,早就想有所作为,自甲午战败以来,他一直在寻求求变之道,其实说到底不过是想求富强、挽危亡。早在1895年7月17日下达的“因时制宜”上谕,就提出了“力行实政”,包括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各矿、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等,“大约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1898年6月11日之后,也就是所谓百日维新期间所颁布的一系列诏令,大致上也没有越过这个范围。

在求富强这一点上,慈禧太后也不会有不同看法,即使在重新走上前台垂帘听政之后,她在9月26日发布的诏书中也明确强调:“冀为国家图富强,为吾民筹生计”,11月3日下达的诏书中也重申“力致富强”的目标。而且光绪帝在百日维新间提出的办学堂、尤其京师大学堂的决定也没有被推翻。他们有一致的诉求,不同的是光绪帝的新政将伤及她的独断权力而已。王照称为“家务之争”,其实就是垄断的权力不容任何挑战。冲突主要是在人事任用这些方面,而不是政策方向上。

光绪帝能不能耐住性子,照王照分析的思路稳步推进他的变法大计,关系到变法能不能持续下去。

有一个不容忽略的细节,经历过许多重大危机、处事老成也曾被慈禧罢黜过的恭亲王奕訢,对于光绪帝急于要变法的冲动并非不知,但一直在拦阻。他对慈禧的了解当然比光绪帝更深,对康有为也并非无知,作为洋务运动的主要推动者,他不是守旧派,但他不能接受康有为的这套主张。

1898年1月16日的翁同龢日记记载,光绪帝在召见王公大臣时,“颇诘问时事所宜先,并以变法为急”,恭亲王的反应“默然”,其他诸臣也“默然”,只有翁有所应对。因为恭亲王的劝阻,光绪帝没有召见康有为,因此有了1月24日康有为在各国总理事务衙门与多位大臣的对话,康谈时局,以变法为主,提出了立制度局、新政局、练民兵、开铁路、广借洋债等,翁日记称“狂甚”。恭亲王不在场。

为什么光绪帝的诏书在6月11日下达?原因之一就是5月30日恭亲王去世,持重而有力的拦阻没了。康有为等人一直期待的维新时刻到来了,这个过程中光绪帝是相当主动的。即使6月11日前,徐致靖、杨深秀的折子(康有为代拟)使“下诏定国是”变得迫切,这也是光绪帝酝酿已久的抉择。

我们今天看到的戊戌变法史,几乎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他们的自述为中心建构起来,虽经过几代史家对大量史料的梳理、还原,一般读者心目的戊戌变法依然离真相有很大的距离,比如对于光绪帝的作为关注得还是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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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劳幹为吴相湘的《晚清宫廷实纪》写序时,特别提及傅斯年的一个说法:

“同治帝的师傅为主张宋学的人,其结果使他的生活成为放诞;光绪帝的师傅是主张汉学的人,其结果使他的态度变成了好奇。”

这个说法虽然偏于简单,但却很新颖,值得引起关注,同治帝的师傅是李鸿藻,翁同龢也做过,但为时不久,翁是光绪帝的师傅,严格地说他受汉学的影响,也受到宋学和其他学术思想的影响,他在光绪帝身边很久,对皇帝的知识和思想的形成诚然有相当的影响,但在1898年的春夏之交他们的分歧也越来越大,所以在定国是诏下达之后仅仅四天,他就被免职了。其中曲折,萧公权的研究已说清楚,并非像以往所说慈禧所为,而是皇帝自己的意思。

劳幹顺着傅斯年的话做了这样的分析:

“试看同治帝是主持中兴的人,但他的病死(不论是哪一种病)和他的生活态度,影响到他健康,关系甚大;光绪帝的好奇,康有为的主张正合他的口味,因此百日维新不免有进锐退速之感。

这里并非说宋学和放诞有何直接的关系。不过理气性命之学,是从人生经验中得来,在一个生于深宫的人,所需要的是更近人情味的温暖,但清代一般宋学家对人过于严肃,尤其对于君主,更为严肃,因此便因严肃的反动而成为放诞。

至于清末的汉学,正是从乾嘉式的考据而演为一方面主张经世,一方面推崇改制之时,光绪帝正是一个精神上感觉苦闷的人,更欣赏富于刺激性的学问。这就自然对于李鸿章、张之洞式的洋务还感觉不满足,只有康有为式才合适。”

这番话提供了一个非常引人深思的视角,但还需要进行推敲,不能简单地当作结论来读,我以为光绪帝之所以不满足于李鸿章、张之洞式的洋务,是因为严峻的现实,洋务派三十年的苦心经营,甲午一战转眼间就暴露出了大问题,洋务派致力于器物层面学习西方,用坚船利炮对付坚船利炮,却在甲午年遭受重创,所以他在1895年7月17日的上谕中称之为“创巨痛深”。

百日维新非常看重教育,目的是培养人才,就是要“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大量的新政都涉及这个方面,无论办京师大学堂,改各地书院为兼学中学、西学的学校(从小学到中学、高等学堂),设立矿学学堂,准备选派学生到日本留学,科举改试策论,不再考五言八韵诗,等等。新政还未来得及展开就被扼杀了,但教育上的求变之路并没有中断。

3

光绪帝生于1871年,当时还是一个27岁的年轻人,追溯一下他的知识背景和思想资源很有必要。早在1889年,他就开始接触西书。1891年12月1日,他开始学习英文,英文老师是同文馆毕业、曾出过国门的张德彝、沈铎两个人,他们受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亲自指导。张德彝曾到过西方许多国家,留下了《航海述奇》一书。

丁韪良在回忆录中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光绪帝上课都很准时,很少缺课,每天半小时的英文课是从凌晨四点左右开始的,他在阅读和写作方面也显示出相当的颖悟,只是他的口语却很糟糕。所有的对话练习都是预先写下来,交给丁韪良审定,然后再给他,让他再抄一遍。由此在皇宫起兴起过一股学英语的热潮。

1892年,李提摩太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万国公报》,题为《恭记大清大皇帝学习英文事》,认为机会难得,将有大益,“将来英文书所载各国之事,可以推广一切有益国家之政。”

光绪帝学英文很用心,可惜只学了三年,慈禧不许他再学下去了。翁同龢也对他笃好学习英文而深感困扰。

从1895年到1897年,他沉迷于西学,曾经连续六个星期,派太监去买中译西书,其中包括《圣经》。

西方传教士除了丁韪良,林乐知和李提摩太这些人的言论他也并不陌生,不仅透过《万国公报》可以读到他们的文章,翁同龢和李提摩太等有直接来往,他们的思想影响了康有为,也影响了翁同龢,进而影响到年轻的皇帝。百日维新期间的不少举措闪现着李提摩太他们思想的影子,教民之法、养民之法、安民之法、新民之法,概而言之,所有政令几乎都不出李提摩太指出的这些范围。

他是个爱读书的人,翰林院侍讲恽毓鼎提到他召见时,曾面谕“在家宜多看书,不可专习诗赋”。翁同龢日记也时不时记下了呈给皇帝的读物,其中有李提摩太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黄遵宪编的《日本国志》这些书,也有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汤寿潜的《危言》、陈炽的《庸书》。另一位大臣孙家鼐则将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推荐给了他。

这些书都是关于变法图强的,其中冯桂芬的书他早在1889年就接触到了,最中心的观点在《采西学议》一篇中:“如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戊戌变法之目的即在求富强,这些想法是他成长过程中不断强化的,这些著作无疑都有作用,康有为真正出现在他的视野里还是比较晚的事,但无疑康的思想比他们要进一步,也更具有吸引力。

1898年6月11日下达“明定国是诏”之后,他带了《泰西新史揽要》《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考》《列国兴盛记》《校邠庐抗议》给慈禧,慈禧欣赏的是冯桂芬的思想,和张之洞“中体西用”比较一致。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百日维新期间印发给每个官员的是这本小册子。而康有为的主张从一开始就有争议,但到了戊戌年,他对康确实越来越有兴趣,为此与翁同龢有了隔阂,5月26日、27日,连日为此指责翁。

此时,康有为提供的《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考》,成为他实行变法直接的参考资料,他之所以隆重接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并引起了慈禧警觉,也是他迫切地想寻求变法良方。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得罪慈禧的打算,在给杨锐的密诏中就是这样的思路,

“今朕问汝,可有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转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

这和康有为编造的那个密诏意思完全不同。再看百日维新期间雪片般下达的诏令,其实涉及的也多为教育、经济等方面的举措,这与康有为的想法还是有相当的距离。

年轻的光绪帝还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康有为当然也不是。光绪帝未能依靠张之洞、陈宝箴这些人来推动变法,与慈禧之间保持良好的平衡,罢黜礼部堂官、起用“军机四卿”,都可以看出他沉不住气、急于求成的一面,这与他的性格、年龄也有关系。

一百二十年后,我们以后见之明看到的问题,作为当事人,身在庐山中却是难以看清的,恽毓鼎说起光绪帝:“天颜戚戚常若不愉,未尝一日展容舒气也。”他急于想有所作为,戊戌年的挣扎也是他的最后一次机会,结果是悲剧。

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常常充满痛苦,在绝对权力之下,如何才有可能缓慢地走出一条革新之路?光绪帝最后十年的命运和谭嗣同们付出的血的代价,到底留下了怎样的历史遗产?还是陈衡哲的那句话说得好,历史不是为了让人哭,也不是为了让人笑,而是让人明白的。

本文首发于2018年7月3日《深圳特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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