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普通人的回忆文章,也是我们转变编辑思路的一种尝试。我们希望通过刊发这些发生在我们身边、贴近我们生活的记忆文字,能够更加鲜活生动地再现那些被大事件遮盖住的历史细节。

本文作者,1930年出生,1947年参加革命,参加过青岛解放等战役,1978年转业至中央某驻青单位,1990年在青岛离职休养。

(一)

1966年6月,我接到通知,要转业去北京“中央文革接待站”工作,地点是劳动人民文化宫,主要工作是接待全国各地进京上访的人员,等接待站解散后再另行分配。

我们是按大区接待。我分配在东北大组,主要是向上访者宣传“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意义,动员他们响应党中央“抓革命,促生产”、“就地闹革命”的号召;遇有重要情况(如严重武斗等)要及时综合上报 “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组长陈伯达,第一副组长江青)。

大约在8月中旬,形势渐趋稳定,上访人员较少,接待站已经酝酿解散,我们这些人都获准回家探亲了。9月4日我探亲归队,当晚在人民大会堂听到江青代表“中央文革”发布的“九五命令”,宣布可以“文攻武卫”。随即全国各地武斗骤起,上访人员剧增。在此情况下,毛主席命令解放军进行“支左”。好像是在10月17日晚,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命令我们这些已经脱下军装的人再穿上。于是,我们又以解放军的身份进行接待。开始我主要负责长春机车车辆厂的接待,后来由于鸡西煤矿闹得厉害,又要我负责这方面的接待。

一天我刚下班回到驻地,大组接到了国务院办公厅电话:一群矽肺病上访者堵在国务院西门,叫我们派人前去协助解决。我们到后,一位国务院副秘书长告诉我们,大部分是鸡西煤矿的上访者,已经给他们安排了东大桥招待所,但他们不去,在这里一天啦,闹着要见毛主席和周总理。他说:一定要好好说服他们,只要他们去招待所就行,他们提出的要求要尽量予以解决,你们要负责到底。据此,我们和8341部队的同志做了大半夜的工作,他们都不讲话,只是双膝跪在地上;直到凌晨四点多钟,从北边来了一辆车,他们呼啦一声都围了上去,我才意识到是周总理的车。为保护总理,我们与8341部队的同志们臂挽臂地围住汽车。这时周总理一面走下车,一面用手示意不要阻拦他们,就在车前对大家说:我知道你们这种病很痛苦,你们是为国家挖煤而得的病,所以你们是国家的功臣,国家有责任给你们治病,保障你们的生活。希望你们到招待所住下来,我会责成有关部门的同志去听取你们的意见和要求,能解决的一定逐一解决,我说话是算数的。接着问:接待站的同志来了吗?那位副秘书长指着我说:来了!周总理说:很好!你们辛苦了,希望你们负责把他们送到招待所,叫他们有吃有住能治病;他们回家时要通知当地政府,一定要按国家这方面的规定执行,不许难为他们。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精神,我给鸡西军分区打了电话,大约一周左右时间,上访人员基本没提什么要求,就都回去了。只不过给我发了许多传单,宣传他们在京见到了周总理,并有一位“中央首长”接待了他们,帮他们解决问题等等。

我在鸡西的姐姐见到传单后,真以为她弟弟成了所谓“中央首长”,也要来上访,我急忙写信解释制止。

这是我最难忘怀和深感荣幸的一段时间,因为有机会经常在晚上走进庄严的人民大会堂,见到敬爱的周总理及其他中央领导,深刻地感受到周总理为国操劳的忘我与艰辛。

这里还有个小故事:一天晚上,周总理计划接见辽宁、安徽、黑龙江三省两派代表,我们在参加完辽宁的接见后,就在大会堂找个地方休息,每人还发个小面包做夜餐,等待凌晨四点黑龙江的接见,记得开会时我坐在会议室右边第三排,会议开始大约不到一小时,就见周总理脸上大汗欲滴,手也有些发抖。他的秘书急忙上前问询,周总理说:没什么,你快找点东西给我吃!那人就随手拿来一个面包,周总理就边吃边讲,还不时用手接着和捡食掉在桌子上的面包渣,下面的人不由地鼓起掌来,周总理说:你们是为这个(指捡面包渣)而鼓掌吗?我看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到的,因为我们是劳动者,知道粮食来之不易和浪费可耻;越南的胡志明主席,每餐饭菜都吃的干干净净,吃不了的一般不动;而印度总理尼赫鲁,他不吃的也给你扒拉得满桌子都是!这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区别!

(二)

时间到了1967年年底,国内形势逐步稳定,接待站的使命已经完成,上级决定解散。由于当时北京军区空军参加天津“支左”,故分配我去天津,后来部队遵照毛主席 “军队不宜久驻一地”的指示,于1968年8月调往江西,北空命令我们在天津“支左”的人员撤出归建。党的“九大”后,据说社会不安定思潮又起,地方请求部队支援。于是,我开始了南昌“支左”工作,期间又有些波折,工作几经变更。1969年6月中旬,我被分配到江西省计委上班。这里的军代表连我一共五人,由空八军副参谋长肖锐同志负责。

开始我被分配到计委政工处,这里有两位地方同志,工作量不多,但有一件很值得回忆的事,就是我有幸两次接待名震中外的开国上将王震将军。

那是1970年初夏的一天上午,刚上班不久,我们三人都在办公室,进来一位手拿大斗笠,足登解放鞋,肩背黄布包,白衣黑裤,脸色黝黑却精神矍铄的老者。

老人进门就说:这是政工处吧?我是王震。这突如其来的自报家门可真把我们给“震”住了。看着我们有点不知所措,老人接着说:我是去年下放到咱们进贤县农场劳动的王震。于是大家赶紧起立让座。由于办公室较狭窄,将军就势坐在靠墙的一个长条木椅上。

我问:不知老首长找我们有什么事?是否请到我们计委领导那里去说?

他说:不用啦!我是特意来请你们为我转交一份材料的。接着就从布包内拿出一份材料,认真地说:这是我来进贤一年多对进贤县乃至江西省有关农业生产方面的思考,请转交。

我说:老首长请您稍等一下,我和省委办公厅秘书组联系一下,或者请您直接到那里与他们谈一下好吗?(他们就在我们后院)。

他说:不用啦!就是见到了,没看材料也没什么可谈的。说着就起身走了。

我把这事向计委主任刘剑秋汇报了,他的意思还是按我原来的想法办。于是我拿着这本厚厚的材料到了省办秘书组,向包青组长讲明了情况。他说:好吧,由我们来办吧!

大约过了10天的样子,因没接到回音,老将军又来了。我向他说明,此事已由秘书组接办,我不了解情况,请稍等,我马上电话落实。

电话那头,包青说:材料和要求已经汇报了,现无下文。我告诉他老将军又来了,请他想法请示领导,可否现在到他那里见面。包说不行,领导不在家,或许中午能回来。所以老将军决定在我们这里等候。

我再次提议老将军到计委领导那里,他仍拒绝。我便给他泡了杯茶,就陪他聊开了。

他问:小伙子参军几年啦?
我说:四七年参的军。
那你也打过仗喽?
我就参加过几次小仗,如昌潍、济南阻击战和解放青岛等战役。
你现在干什么?
我是从师指挥所副所长位置上来“支左”的。
什么级别?
营级。
级别不高嘛!
我惭愧地说:老首长,我曾犯过错误啊!
什么错误?
八届八中全会学习受了批判……

喔,这个错误呀!……算啦,不说啦!谈话陷入了沉默!看来我这句“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的话,是深深地触动了老将军的心!

为打破沉默,我说:老首长,您可是我们这一代人心目中的大英雄啊!我们是唱着您的颂歌长大的。今天我有幸和您坐在一起,真想多听听您那光辉战斗的一生。

他说:小伙子,不客气地说我是挺能打仗的。不过你知道,我的所谓光辉点不仅在打仗方面,更重要的是在党和军队遇到生存困难的时候,我们响应毛主席军队要成为“三队”(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的号召,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开荒造田,做到了丰衣足食。

老将军接着说:现在我们的国家又处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人民连吃饭都成了大问题!怎么办?依靠别人?别说他们不支援,就是支援那也是杯水车薪!因此,在当前工业尚不能大量支援农业的情况下,我们还得靠我们的老办法: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即在大力用好现有土地的同时,努力扩大我们的耕种面积,哪怕是广种薄收也好。所以这次来江西,是我主动向毛主席请求获准的。因为我了解江西,江西属丘陵和江湖平原,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适合旱地、水田的种植。江西现有1.7万亩耕地,人口较少,每年能向国家提供较多的商品粮;如果在用好现有土地的基础上充分开发,我看可耕面积翻番都有可能,那我们对国家的贡献可就大啦!我所在的进贤县农场潜力就十分巨大。我写的那份材料,主要就是这方面的情况,如果省委下决心支持,我看很快就会收到效益的!

接着他问:我写的那些东西你看了吗?
我说:没有。因为我不敢耽误,就送到秘书组啦!将军点了点头。

这时已近中午,秘书组来电话:领导回来了。材料没看完,下午还有个会,请老将军先回去。

老将军叹了口气,神色有些无奈,起身就走。我请他到省委食堂吃了午饭再走,他不去,更拒绝我向计委领导申请派车送他。

送走老将军,我既感慨,又有些苦涩。感慨老将军的风骨,苦涩当时那个混乱的大环境。

(三)

记得那是1973年3月5日,省计划会议开幕的那天早晨,领导叫我回机关有事。回来后被叫到会议室,已有几位老领导在座,他们通知我:今天刚接到通知,部队“支左”任务已完成,全部撤出。其他几位“支左”同志已经走了,领导指示为你开个会,对你的工作做个了结。就这样结束了我近八年的特殊任务。

从撤出时上级规定的三条——不开欢送会、不写鉴定、一律按原职级安排来看,所谓的“支左”,在当时就被否定了!因为它是后来被彻底否定的“文化大革命”所产生的“怪胎”,它被否定是历史的必然!

解放军“支左”是在有着许多“不理解”和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进入的。别说我们这些中下级干部,就是那些高级干部也是“遇到了新问题”!因此,他们在这个舞台上的表演也是形象各异的。

不过总的情况看,在那个特殊年代,出现的那些特殊情况,恐怕也只有解放军才有如此力量来保卫国家根基的稳固和人民生命、国家财产的安全,因此,“支左”这付担子也是历史性地落在了解放军肩上。

最后我想说:在回顾那八个春秋时,虽然自己的知识、经历和能力都十分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但总的看,我是忠于党的事业,是在认真工作的。特别在党和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害或威胁时,我是能够挺身而出的。因此,我十分珍视这段经历!八年走了个大圈圈,我看也值!

来源:《中外文摘》2012年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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