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晓原:从小说到电影:乌托邦·反乌托邦不完全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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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乌托邦思想,简单地说也许就是一句话——幻想一个美好的未来世界。

   用“乌托邦”来称呼这种思想,当然是因为1516年莫尔(Sir T. More)的著作《乌托邦》(Utopia)。但是实际上,在莫尔之前,这种思想早已存在,而且源远流长。例如,赫茨勒(J. O. Hertzler)在《乌托邦思想史》中,将这种思想传统最早追溯到公元前8世纪的先知,而他的乌托邦思想先驱名单中,还包括启示录者、耶稣的天国、柏拉图的《理想国》、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修道士萨沃纳罗拉15世纪末在佛罗伦萨建立的神权统治等等。在这个名单上,也许还应该添上中国儒家典籍《礼记·礼运》中的一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前莫尔时代的乌托邦思想大致如此。

   但是这个如此源远流长的思想传统,最终却以莫尔的书《乌托邦》来命名,也有合理的原因——因为莫尔首次采用了文学虚构的手法,来表达他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设计。这种雅俗共赏的形式,使得这一思想传统得以走向大众。

   自《乌托邦》问世以后,类似的著作层出不穷,如安德里亚(J. V. Andreae)的《基督城》(Christianopolis,1619), 康帕内拉(T. Campanella)的《太阳城》(Civitas Solis,1623), 培根(F. Bacon)的《新大西岛》(The New Atlantis,1627), 哈林顿(J. Harrington)的《大洋国》(Oceana,1656),维拉斯(D. Vairasse)的《塞瓦兰人的历史》(Histoire des Sevarambes,1677~1679),卡贝(E. Cabet)的《伊加利亚旅行记》(Voyage en Icarie,1840),贝拉米(E. Bellamy)的《回顾》(Looking Backward, 1888),莫里斯(W. Morris)的《梦见约翰·鲍尔》(A Dream of John Ball,1886)和《乌有乡消息》(News from Nowhere,1890)等等。

   当然,上面的名单远不是完整的,还有许多类似著作。

   这些著作都使用了假想虚构的通信、纪梦等等文学手法,所以基本上都被视为小说。这些小说都旨在给出作者自己对理想社会的设计。这些书里所描绘出的虚构社会或未来社会都非常美好,人民生活幸福,物质财富充分涌流,类似于共产主义社会。这就直接过渡到我们所熟悉的“空想社会主义”了。事实上,上面这个名单中的后面几部小说,恰恰被视为“空想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文献。

   在回顾这一段历史脉络时,有一件事令我稍感奇怪: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政治话语中,对“空想社会主义”当然是持欣赏态度的,尽管也会指出这些小说中对未来社会的建构有种种“不足”,但是在中国至今未能产生出一部带有中国特色的“空想社会主义”小说,以至于我们中国人对乌托邦思想传统的贡献,始终只能靠老祖宗留下的《礼记·礼运》中的那段话来充数。

   到了20世纪,西方文学中的情况完全改变了。

   如果说19世纪儒勒·凡尔纳(J. Verne)的那些科幻小说,和他的西方同胞那些已经演化到“空想社会主义”阶段的乌托邦思想还有某种内在的相通之处的话,那么至迟到19世纪末,威尔斯(H. G. Wells)的科幻小说已经开始了全新的道路——它们幻想中的未来世界全都变成了暗淡无光的悲惨世界。甚至儒勒·凡尔纳到了后期,也出现了转变,被认为“写作内容开始趋向阴暗”。

   按理说这样一来,科幻作品这一路,就和乌托邦思想及“空想社会主义”分道扬镳了,以后两者应该也没有什么关系了。

   然而,当乌托邦思想及“空想社会主义”逐步式微,只剩下“理论研究价值”的时候,却冒出一个“反乌托邦”传统。“反乌托邦”向上可以与先前的乌托邦思想有形式上的衔接,向下可以表达当代一些普遍的恐惧和焦虑,横向还可以直接与社会现实挂钩。

   而且,正是在这个“反乌托邦”传统中,幻想电影开始加入进来。

   所谓“反乌托邦”传统,简单地说也就是一句话——忧虑一个不美好的未来世界。

   1920年,前苏联作家尤金·扎米亚京(E. zamiztin)写了“反乌托邦”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我们》(We)。小说假想了千年之后的“联众国”,高度专制极权,所有的人都没有姓名只有代号。主角D-503本来“纯洁”之至,衷心讴歌赞美服从这个社会,不料遇到绝世美女I-330,坠入爱河之后,人性苏醒,开始叛逆,却不知美女另有秘密计划……作品在前苏联被禁止出版,1924年首次在美国以英文出版,结果扎米亚京被批判、“封口”,后来流亡国外,客死巴黎。

   1932年,赫胥黎(A. Huxley)写了“反乌托邦”三部曲中的第二部:《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从对现代化的担忧出发,营造了另一个“反乌托邦”。

   在这个已经完成了全球化的新世界中,人类告别了“可耻的”胎生阶段,可以被批量克隆生产,生产时他们就被分成等级(用希腊字母表示)。每个人都从小被灌输必要的教条,比如“如今人人都快乐”、“进步就是美好”等等,以及对下层等级的鄙视。

   在这个新世界里,即使是低等级的人,也是快乐的:“七个半小时和缓又不累人的劳动(经常是为高等级的人提供服务),然后就有索麻口粮(一种类似于迷幻药的东西)、游戏、无限制的性交和‘感觉电影’(一种只有感官刺激、毫无思想内容的电影),他夫复何求?”由于从小就被灌输了相应的教条和理念,低等级的人对自身的处境毫无怨言,相反还相当满足——这就是“如今人人都快乐”的境界。这个新世界的箴言是:“共有、划一、安定”。所有稍具思想、稍具美感的作品,比如莎士比亚的戏剧,都在禁止公众阅读之列,理由是它们“太老了”、“过时了”。唯有高等级的人方能享有阅读禁书的特权。

   1948年,乔治·奥威尔(G. Orwell)写了幻想小说《一九八四》,表达他对未来可能的技术专制社会的恐惧和忧虑,成为“反乌托邦”作品中的经典。“反乌托邦”三部曲中数此书名头最大。“一九八四”不过是他随手将写作时的年份1948后两位数字颠倒而成,并无深意,但是真到了1984年,根据小说《一九八四》改编的同名电影问世,为“反乌托邦”文艺之苑又添一部经典(奇怪的是《我们》和《美丽新世界》至今未见拍成电影)。

   影片《一九八四》中的1984年虽在今天已成过去,但是在奥威尔创作小说时还是一个遥远的未来。奥威尔笔下1984年的社会“大洋国”,是一个物质上贫困残破、精神上高度专制的世界。篡改历史是国家机构的日常任务,“大洋国”统治实际上是依靠谎言和暴力来维持的。那个能够监视每个人的电视屏幕无处不在,对每个人的所有指令,包括起床、早操、到何处工作等等,都从这个屏幕上发出。绝大部分时间里,电视屏幕上总在播报着两类节目:一类是关于“大洋国”工农业生产形势如何喜人,各种产品的产量如何不断增加;另一类是“大洋国”中那些犯了“思想罪”的人物的长篇忏悔,他们不厌其烦地述说自己如何堕落,如何与外部敌对势力暗中勾结等等。播放第二类节目时,经常集体收看,收看者们通常总是装出义愤填膺的样子,振臂高呼口号,表达自己对坏人的无比愤慨——让人直接联想起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在“反乌托邦”小说谱系中,最新的重要作品应该是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武德(M. Atwood)2003年的小说《羚羊与秧鸡》(Oryx and Crake)。在这部小说的未来世界中,生物工程似乎成为唯一的科学技术。所有的疾病都已经可以被消灭,但是制造药品的大公司为了让人们继续购买药品,不惜研制出病毒并暗中传播。如果有人企图揭发这种阴谋,等待他的就是死亡——“秧鸡”的父亲就是因此被谋杀的。文学艺术已经遭到空前的鄙视,只有生物工程成为天之骄子。色情网站和大麻毒品泛滥无边,中学生们把这种东西当做家常便饭。最后病毒在全世界各处同时爆发,所有的人类在短短几天内死亡,人类文明突然之间陷于停顿、瘫痪。

   影片《一九八四》可以视为电影加入“反乌托邦”谱系的一个标志。但是在此之前,至少还有两部可以归入“反乌托邦”传统的影片值得注意,即1976年的《罗根逃亡》(Logan’s Run)和1981年的《银翼杀手》(Blade Runner)。

   《罗根逃亡》名声不大,影片描绘了一个怪诞而专制的未来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物质生活已经高度丰富,但人们到了一个固定的年龄(还在青年时代!)就必须死去。罗根和他的女友历尽千辛万苦逃出了这个封闭的城市,才知道原来人可以活到老年。

   《银翼杀手》则大名鼎鼎,在由英国《卫报》组织60名科学家评选出的“历史上十大优秀科幻影片”中名列首位。影片是根据1968年迪克(P. K. Dick)的科幻小说《机器人梦见电动羊了吗?》(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改编的,讲述的是未来2019年阴郁黑暗的洛杉矶城中,人类派出的银翼杀手追杀反叛的“复制人”的故事。因为既有思想深度(如“复制人”的人权问题等),又有动人情节(追杀、爱情等),而且充满隐喻、暗示和歧义,让人回味无穷,遂成为科幻电影中的经典。而影片令人印象深刻的阴郁的拍摄风格,几乎成为此后“反乌托邦”电影作品共有的形式标签。

   影片《一九八四》问世的次年,又出现一部非常奇怪的幻想电影《巴西》(Brazil,1985,中译名有《异想天开》等)。《巴西》将它的讽刺集中在由极度技术主义和极度官僚主义紧密结合而成的政治怪胎身上。影片对极度官僚主义的讽刺当然容易理解,但它同时也强烈表现出对技术主义的反讽。根据影片一上来对主人公山姆(一个良心未泯的小职员)早上从起床到上班这一小段时间活动的描写,观众就知道这是一个已经高度机械化、自动化了的社会。可是,影片通过对场景和道具的精心安排,让人同时感觉到这些机械化、自动化又是极不可靠的,它们随时随地都在出毛病、出故障。所以,《巴西》中出现的几乎所有场所都是破旧、肮脏、混乱不堪的,包括上流社会的活动场所也是如此——比如影片开头办公室天花板上那只要命的虫子。

   据说“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升空爆炸的那一天(1986年1月28日),《巴西》的导演吉列姆(T. Gilliam)正在和人座谈这部影片,他表示我们如今依赖的技术系统越来越复杂和庞大,“出什么故障都是可能的”。他在影片中安排的种种情节和细节,比如自动早餐中咖啡被灌到了面包上,山姆房间的空调故障之类,都意在对我们今天已经须臾不可或缺的技术体系进行反讽,以消解对这个体系可靠性的盲目信心。谁知他座谈完一出门,发现人人面色凝重,原来是“挑战者号”爆炸了,这恰恰成了影片《巴西》反讽寓言的一个惊人脚注。

   2002年的影片《撕裂的末日》(Equilibrium),假想未来社会中,臣民被要求不准有任何感情,也不准对任何艺术品产生兴趣,为此需要每天服用一种特殊的药物。如果有谁胆敢一天不服用上述药物,家人必会向政府告密,而不服用药物者必遭严惩。然而偏偏有一位高级执法者,因为被一位暗中反叛的妇女所感召,偷偷停止了服药,并且最终毅然挺身而出,杀死了极权统治者——几乎就是《一九八四》中始终不露面的“老大哥”。反抗成功虽然暗示了一个可能光明的未来,而且影片因为有颇富舞蹈色彩的枪战和日式军刀对战,有时被当做一部动作片,但实际上影片所着力描绘的那个假想社会,充分反映了西方人对此的忧虑和恐惧,因而使得这部影片在“反乌托邦”谱系中占有不可忽视的位置。

   如果就广泛的意义而言,似乎大量幻想影片都可以归入“反乌托邦”传统。因为在近几十年的西方幻想电影中,几乎从来没有光明乐观的未来世界,永远只是蛮荒——比如《未来水世界》(Water World)、黑暗——比如《撕裂的末日》、荒诞——比如《罗根的逃亡》、虚幻——比如《黑客帝国》(Matrix)、核灾难——比如《终结者》(Terminator,即《未来战士》)、大瘟疫——比如《12猴子》(12 Monkeys)之类的世界。在这些幻想小说和电影中,未来世界大致有几种主题:一、资源耗竭,二、惊天浩劫,三、高度专制,四、技术失控或滥用。

   然而将概念过分泛化,对我们思考问题并无帮助,所以电影中的“反乌托邦”谱系还是取狭义较好,即主要反映上述第三个主题的作品(往往也会牵涉到第四主题,《巴西》就是显著的例子)。按照这样的标准,2006年有两部影片应该可以归入这个精神谱系,即曾在中国公映的《V字仇杀队》(V for Vendetta)和稍晚些时候的《人类之子》(Children of Men)。

   影片《人类之子》描写了一个阴暗、混乱、荒诞的未来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类已经全体丧失生育能力18年了!故事围绕着一个黑人少女的怀孕、逃亡和生产而展开。随着男主人公保护这个少女逃亡的过程,影片将极权残暴的国家统治和无法无天的叛军之间的内战、源源不断涌入的非法移民和当局的严厉管制、环境极度污染、民众艰难度日等等末世光景渲染得淋漓尽致。

   影片《V字仇杀队》可以说是“反乌托邦”电影谱系中最正统、最标准的成员之一。这个故事最初是小说家的创作,1982年开始在英国杂志上发表,随后由漫画家与小说作者联手改编为漫画,最后由鼓捣出《黑客帝国》的电影奇才沃卓斯基兄弟将它搬上银幕(该片的编剧在《黑客帝国》之前就已完成)。影片旨在描绘一个“严酷、凄凉、极权的未来”,并创造出一个无政府主义的英雄——V——来挑战这个黑暗社会。

   在《V字仇杀队》故事中的未来世界,法西斯主义竟获得了胜利,英国处在极权主义的残酷统治之下,没有言论自由,只有压迫和无穷无尽的谎言。V这个反抗极权统治的孤胆英雄,当然被当局视为恐怖分子,必欲除之而后快。然而这个永远戴着微笑面具的V神通广大,他搞“恐怖主义行动”可以炸毁大楼,搞宣传可以控制电视台并播出号召人民起来反抗的演讲,文,可以用他的艺术修养征服美女芳心,武,可以三拳两脚将一群作恶的警察打得满地找牙,一把飞刀更是出神入化……最后,V煽动了一场群众革命:他挑选了一个具有历史象征性的日子——11月5日(英国历史上天主教徒企图炸毁上议院,即所谓“火药阴谋事件”的日子),炸毁了国会大厦,千千万万民众戴着与V一样的面具走上街头,熊熊火焰成为庆祝自由胜利的礼花,极权统治在影片的高潮中轰然倒塌。这个结局,与影片《撕裂的末日》中反叛的执法者斩杀“老大哥”的结局,在暗示的内容上异曲同工。而《V字仇杀队》中那壮观夸张的盛大场面,则明显带着强烈的漫画风格。

   从扎米亚京写出《我们》,至今已经快90年了,扎米亚京、赫胥黎、奥威尔他们所担忧的“反乌托邦”是否会出现呢?按照尼尔·波兹曼(N. Postman)在《娱乐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一书中的意见,有两种方法能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也许奥威尔的预言现在看来似乎威胁已经不大,但他认为“赫胥黎的预言正在实现”。

   环境污染、资源耗竭、技术滥用、核战争、大瘟疫等等,都会带来黑暗的未来,这是幻想小说和电影中常见的。但是《美丽新世界》这样的作品,则展示了另一种路径的“反乌托邦”,如果文化一味低俗下去,发展到极致也可能带来一个黑暗的未来。

   如果我们借用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的术语,可以将“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看成两个不同的“研究纲领(Research Programme)”,而那些作品就是研究纲领所带来的成果,那么现在看来,“乌托邦”纲领已经趋于退化(当然不是说它绝对没有生命力了),而“反乌托邦”纲领则仍在进步中。“反乌托邦”谱系的小说、漫画和电影,它们警示、唤醒、启发世人的历史使命还远远没有完成,它们还将保持很长时间的艺术生命力。

  

   (原刊《社会学家茶座》(第19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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