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悉铁生去世噩耗,虽有精神准备,仍痛惜万分。

我们是老同学、患难之友。在太行山那个贫困的小山村里,我们有六年青春岁月相濡以沫。再没有任何一个人如你一样与我患难与共。好兄弟,你走了,世界顿时更为空虚。

自89年一别,竟然是28年过去。每次回大坪村,你总是想着我,念着我,要拍许多照片发给我,跟我讲眼下的凋敝。过去我们曾栖居、夜读的窑洞和土房,已被荒草掩没。还捎来乡亲们的问候:告诉郑块儿,村里都好,能回来看看就更好!回来看看吧,老人们都不在了……我何尝不想到故人坟头上坐坐,到亲手耕耘过的山坡地上走走,竟是不可能。铁生此一去,与大坪的亲情断了,祖国也成了一个陌生的概念。过去是祖先生活、埋葬的土地,现在埋了亲弟兄,便越来越不真实,越来越淡远了。老同学中,史铁生去了8年,甘铁生也去了,我感觉到了生的孤独。

同学们回村看望。旧日居住的土窑已经坍塌。(右起:甘铁生、陈淮子、车宏生)

同学们回村看望。旧日居住的土窑已经坍塌。(右起:甘铁生、陈淮子、车宏生)

铁生真死了。忆起我们在一起的往事,泪水就一滴滴流。我们不忌讳这个“死”字。经见过那么多“非正常死亡”,还怕这个字吗?只是很悲伤,心里一阵阵钝痛,明白是再难见了。这十几个钟头来,我不停地唠叨着,扭住上帝不停地问:主啊,你把我的兄弟弄到哪儿去了?

约1968年离校插队之前,颐和园。难得的闲散日子。(右一甘铁生,右二郑义)

约1968年离校插队之前,颐和园。难得的闲散日子。(右一甘铁生,右二郑义)

在清华附中,我们同级不同班。在农村时,同公社又同村,真是难得的缘份。同学们给他取的外号叫“甘鸡”,是调侃他乾瘦得像只鸡。“文革”时就变成了“甘机”,是说他“机会主义”——遇事不表态,低调人生。认真想,他能表什么态呢?狗崽子,出身比我还不好,老爸是逃到台湾的反动军官!后来到山西太谷县大坪村插队落户,也就是被流放太行山。天高皇帝远,说话自由许多,但他也从未跟我谈过家史,半句都没有,想必有不少的酸辛。高中毕业考后,随即跌入血腥的“文革”大潮。我出身不好,他的出身更不好,想必也受了不少罪。

一个学校毕业,又一个村里当农民,一起度过了青春期前十年,同病相怜,甘苦与共,这样的弟兄世上有多少呢?

刚下乡,铁生就和我一起到县城文化馆去借书。我们想看的都成了禁书,封存在一间房里,一直堆到房顶。馆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们就用大蔴袋装,捆自行车后架上,七十里驮上山,借了不还。每日收工后,坐暮色初起的乌马河畔,一起读诗唱歌,天黑下来,在土窑洞里点上墨水瓶做的煤油壶壶读禁书,真是些值得怀念的日子。

在同学们中,他是最先做文学梦的。清华附中出了几个小说家,甘铁生、史铁生和我都是在1979年发表了第一篇作品,但都算不得处女作。在大坪的日子里,他已经有小作品见报了。张承志是发表作品最早的,比我们三个要早几个月,而且是在《人民文学》。其实还可以上溯到1966年那个难忘的夏天,张承志的文学处女作是“红卫兵”。

写小说是后话。最值得纪念的是我们在太行山上甘苦与共的日子。我和铁生一起度过了近乎流放的岁月,不是亲兄弟而胜似亲兄弟。两三年过去,同学们有的上大学(工农兵学员),有的当工人,有的回老家,渐作鸟兽散。到第五、六年,村里只剩铁生跟我了。我们想了条挣钱的路子,做家具到县城出卖。那时我已从大兴安岭流浪归来,学了一手木工手艺。铁生技艺稍差,受过我两次气。一次是圆木破板,我嫌他出力不够大,除了拉,还用力送锯。这不满他自然感觉到了,笑笑,放了手,坐一边去抽烟了。还有一次,最后安装成品时,他抱来几条凿好榫眼的桌腿,问谁跟谁是一对儿?我给他扔回去:你自己看看!铁生又是淡淡一笑,坐一边去抽烟。跟这么好的弟兄,竟然抖起了师傅架子!后来是否正式道过歉,完全记不起了。虽铁生宽厚豁达,不计这些小事,却叫我难过了一辈子。

约1973年,进深山拉木头,出山沟上公路之前。(甘铁生)

约1973年,进深山拉木头,出山沟上公路之前。(甘铁生)

做家具去卖,缺的是木头。满山的树被“大跃进”砍光了,只能到山更大人更少的小村去搜求。记得是一个冰河初融的春季,我俩起了个大早,拉上两挂架子车,顶着星星进山而去。一村一村问木头,讨价还价,装车,往回走时已是初暮。再涉过几道冰河出了深山,上公路时,夜已深了。铁生体力本不如我,到此时已筋疲力尽。于是我拉较重的一车在前头,下坡飞跑,上坡冲上去。然后把车停在坡顶,返回来帮他推上坡。饿得实在挺不住,把仅剩无几的一点乾粮连渣渣也吃得精光。抽支烟喘口气,接着奔回走。体力耗尽,最后的十几里路实在很难了。我仍然咬牙硬挺,铁生却一程不如一程,说话的气力都没了。我一鼓作气把车拉到村口,好一阵儿没等到后面的车,明亮的月光下,却见铁生一步三晃地空手走来。“怎么啦,车呢?”我以为出了什么事。铁生的回答有气无力却很坚定:“不拉了。再拉一步非当下死这儿不可!”六十里都拉过来了,只剩下不到一里地的下坡路!——他大约走到了生命的极限。我说:“把这车先拉过河去怎么样?还行不行?”他迟疑了一会儿,说:“走吧。”终于拚着最后一点气力,把重车拉过坑洼不平的河床。车轮刚出水便撂下,摇晃着奔我们孤独的土房去。竟然什么熟食也寻不到,也再无力量做点吃的。铁生摸了摸鸡窝,掏出一个蛋!忙慌慌煮了一个鸡蛋的蛋汤,热呼呼喝了,倒头便死过去。一人一车,往返六十里山路,涉渡近十道冰河,二十个小时,这便是插队的尾声了。后来我去了煤矿,那是1974年。铁生还在大坪坚持了一段时间。只是不清楚我走后他一人孤孤的,又吃了些什么苦。

约1973年,郑义离村去煤矿之前与铁生的最后合影。(左一甘铁生)

约1973年,我离村去煤矿之前与铁生的最后合影。(左一甘铁生)

铁生前些年还冬泳,寄来些冰天雪地的照片叫人羨慕,一如青年时健壮、潇洒、旷达,怎么会说死就死了?我知道我不应该悲伤,因为《圣经》说死亡不是结束,而是歇了地上的劳苦,得享安息了。但还是禁不住悲伤,总要痴痴地问:主啊,你把我的兄弟弄到哪儿去了?我有心缠住上帝哪怕跟他摔一跤,要他答应给我的弟兄以美好的祝福,答应总有一天,总有一天让我们在一个永恒的家园再次相聚。再没有泪水,再不分离。

2018年7月19日

于华盛顿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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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刊登日期:Thursday,July 1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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