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时代》周刊把网民评为2006年度风云人物。对此,没有谁比中国网民更感受深刻了。

早就有中国网民说,互联网是“上帝送给中国人的最好礼物”。正像小说《如焉》里说的“中国网络特色”:“在一些国家,网络只是许多媒体的一种,没有表达上的特权。它的意义只在它的工具性,就像你到北京去,可以坐火车,可以乘飞机,也可以自己开车去。但是中国不同,传统媒体,许多事情不许报,许多话不许说,网络可以,于是网络就不再是工具意义上的区别了。”

在中国,网络发挥了两大作用。第一,网络创造出某种独立的言论空间。我们知道,共产党控制言论靠的是两手,一是以言治罪,一是垄断媒体。老式的专制政府也搞以言治罪,但是在传统的专制社会里,政府通常并不完全垄断媒体。在传统的专制社会里,民间多多少少可以有自己的传播工具,民间可以办报纸办出版社。即便政府建立了专门的书报检查机构,它也不可能对民间媒体要发表的所有东西统统进行事前的审查,这就使得许多不为政府喜欢的言论或新闻有了公开发表和传播的机会。由于这些言论或新闻已经公诸于世,政府要惩罚不能不找出一点说得过去的理由,显然,政府不能为它不喜欢的每一种言论都找得出惩罚的理由,于是到头来,政府不得不容忍很多它不喜欢的言论,不得不容忍很多它讨厌的异议人士。共产专制和老式的专制不一样。共产党政府不但设有它的书报检查机构(如各级宣传部),而且它干脆把一切媒体都直接抓在自己手里,派出党放心的人去领导去把关。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让党不高兴的言论新闻压根就没有上媒体的机会。只有在共产专制下,政府对言论的管制才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天衣无缝。互联网的意义就在于它打破了政府对媒体的这种垄断。网民可以自己建立网站,建立个人博客,不经审查而自由地发表文章或消息,政府只可能事后追惩,很难事前预防。于是,民间就拥有了自己的相对独立的言论空间。

网络的第二个重大作用在于它增进了境内外信息的自由交流。毕竟,共产党的权力再大,它也只能控制境内而无法控制境外。共产党只能设法控制境内外信息的自由交流。在传统媒体的时代,这种控制比较容易。在网络时代,这种控制变得越来越难。正如我在《论言论自由》(1979年)一文里曾经写到那样:“现代资讯技术的发展,几十年内就会使专制主义者们的一大法宝——隔断全人类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变得无从施展。”这一天看来已经为期不远。

毫无疑问,网络的发明对专制政权产生了有力的冲击。可以说,现今中国所享有的言论自由空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是靠互联网提供的。但唯其如此,我们才不可盲目乐观。不久前,记者无疆界组织发布《2006年新闻自由度指数报告》,列举了13个侵犯互联网新闻自由的国家,中国榜上有名;而在利用先进技术对互联网进行审查控制这一方面,中国更是名列前茅。众所周知,中国政府建立了世界上最庞大的网路监管系统,一方面,通过设置网路筛检程式对许多所谓“敏感”辞汇进行过滤;另一方面,只要发现了有“危险倾向”的文字便立即删除。在去年年底,中国政府宣布即将实行博客实名制,最近又进一步宣布要逐步试行网路实名制。过去几年来,大量的时政评论网站被封闭,甚至连《世纪中国》这样的著名的学术性网站都在劫难逃;至于中国网民被逮捕判刑的数量则始终高居世界之最。由此可见,现今中国在言论自由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主要是先进的科学技术造成的,而不是开明的政治造成的。换句话,是技术在进步,而政治却并没有进步——如果还不是在退步的话。

我们必须懂得,网络为我们争取言论自由提供了有力的手段,但是它并不能自动地保证言论自由的实现。只要专制者手里还掌握着以言治罪的权力,我们就还谈不上有了言论自由。有人把共产专制下异议人士与专制当局之间的关系比喻为老鼠和猫的关系,那么,老鼠变得更灵巧,猫更难抓得住,这当然是好事,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老鼠的安全获得了保障。归根结底,我们要改变的是这种猫鼠关系。我们要尽量利用先进技术冲破专制当局的信息封锁,但是,这不能代替对专制者的正面抗争。没有什么能够代替对专制者的正面抗争。“自由的秘密只是勇敢。”事实上,当今中国言论空间的拓展,就是和许许多多网民的不避风险英勇抗争分不开的。中国正处在一个风云时代,身为这一风云时代的风云人物,中国的网民已经在推进自由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深信,在未来的自由与专制的决战中,中国的网民必将扮演更伟大的角色。

《北京之春》2007年2月号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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