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研究院第12次研讨会：推倒高瑜“莫须有”罪名（7）
2014年4月24日，当代中国最具有世界声誉的新闻记者高瑜突然被北京市公安局刑事拘留。高瑜的命运牵动海内外众多人士的心。9月8日，博讯新闻网和中国研究院联合举行研讨会，来自中国、美国、德国的多位她的校友、同行，纷纷发言。明镜新闻网记者根据录音整理了这些发言，除个别人士未能联络到外，都经过了本人审订。现全文刊载如下。
胡平（《北京之春》主编）：
自从高瑜被抓之后，我心情很沉重，一个70岁的老太太，一个女性，一个记者，在“六四”之后二十来年三次入狱，我想这个在中国都是绝无仅有的。我认识高瑜是在1986年，有事去找何家栋，高瑜也在，就跟高瑜认识了。2006年她到美国来开会，还写过一本书《我的六四》，我写了个书评，也算是对她有相当的了解吧。
抓她的罪名，一眼看上去就是莫须有，因为我们在海外都很清楚关于“七不讲”早就在说，怎么可能是她泄的密呢，无从谈起！她的案子和别人的情况有不太一样的地方，你不知道把她抓起来，是不是通过习近平本人，但最后的处理一定和他有关，也就是说如果给她判刑了，这个帐肯定要算在习近平头上，这点毫无疑问。
由于这个案子本身的性质，而她又是这样的人，因此她的事情还很关键。很多事情对于最高当局来说，你一旦做错了，以后改正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给自己的空间越来越小。这次不是她一个人的问题，前一段“五君子”被抓等等，都使人感到情况估计很不乐观，对习近平本人会增加负面印象。现在对习近平反腐有很多赞扬之词，但最主要的问题是：他抓那么多人干嘛？只要他抓了那么多人，对他的所有好评统统站不住脚。冯胜平还跟他谈宪政，我们之前还谈了那么多这主义那主义，其实很简单：至少你不要乱抓人，本身就是有限的改善。另外也不能像吴稼祥说的搞“假动作”，好像要改革总得做点假姿态，那也不能这么干啊，就跟你抓“五君子”似的，人家20周年搞过同样的活动，声势比这次还大一点，都没有抓，你要是真要应付左边的攻击，可以照此办理，没有必要走得更远嘛。换句话说，你不做得更开明一点已经很对不起人了，至少没有必要走得更远，你照原来的办法，就足以对付从左边来的攻击了。
同样，像高瑜和姚监复先生，他们讲的话也不是一年两年了，类似观点说过很多很多次，过去还能比较自由地到海外来参加很多会议，即便讲了些话，回国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这次没必要来这么一手。所以高瑜的事情对习政权是很重要的，我们在判断未来形势走向的时候，对这件事的意义一定不可低估。它也有个路径依赖的问题——你走到这步，下一步就只能顺着走下去了，很难再有回旋的余地。就像大家谈江泽民，他也没打定主意一开始就那么干，1998年克林顿访华，他对媒体做了有限度的开放，谈“六四”问题，民主党组党登记，也没抓人，说明当时他也没打定主意非要那么做。但是后来一旦做了，抓了民主党组党登记的人，再加上后来法轮功的事，那就没有余地了，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了。同样，对于习政权也有这么个大问题，他在这类问题上若能处理得不太糟——都不能指望他处理得好——不太糟至少今后余地大一点，这一步要是走错了，自己就把自己的空间堵死了，对今后的很多事情都会产生很深远的影响。
我们都看得很清楚，高瑜的罪名纯粹是莫须有的，这就因此谈到言论自由的问题。这些年来有不少人说国内的言论自由“有很大进步”，很多过去不能说的问题现在都可以说了，但我觉得这不能作为一个标准。我觉得最大的标准是：一个国家真能做到言论自由，是不管什么言论都没有被抓被捕的危险，还能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且不说能到这一步，只从朝好的方面走还是朝坏的方面走的趋势来看，并不在于官方允许的言论尺度——因为这个尺度本身就有很大的弹性，可以松一点，可以紧一点——判断言论自由有多大进步，取决于当权者想侵犯言论自由的时候，是不是感觉你面临到来自社会的、包括来自体制内的强烈抵制？如果这个抵制的势头比较强，说明这个国家在朝着正面走。上个世纪80年代没有互联网，你要看当时发表的文字，未必比今天开放，恐怕比今天还不如，清规戒律更多，但那时候为什么大家感觉不一样呢？就是因为当时知识界有一股势头。1989年初方励之给邓小平写信要求大赦魏京生，后来知识界的联名信风起云涌，知识界有名有姓的人虽然也知道签这个名有点风险，但不签名有点丢脸，就得这么做。当局也感觉到这一点，也预计到来自社会尤其是知识界的抵制，这是个很大的进步。而现在当局几乎没有这个顾虑，人抓了就抓了，并不担心知识界或其他各界表示反对，大家都装着没听见、没看见，按照他们自己的话，只要别波及到我这来，我这个刊物有话还能继续说，已经是千恩万谢了。这一点表明是个很大的退步！
很多人谈80年代这么好、那么好，其实你看80年代问题也很多，当时胡和赵也没有讲多么开明的话，但就是气氛不一样，一种社会整体的情绪，一种心态，这些和现在都不一样。现在你只看有形的文字一般看不出来，但就是气氛不一样了。当年方励之都被开除出党了，结果他出去很受欢迎，他到海外来讲演，留学生开几个小时的车跑去听，当时当局的做法给人感觉就是强弩之末，大家不怕你了，敢于表达自己不同的意见，那时候被当局批判反而助长了你在民间的声望，最重要的是民间也不怕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态度。现在呢，更大的问题是，虽然大家理性上比原来看得更清楚，但也很少有人对当局的做法表示附和，网上除了“五毛”之外，那些有名有姓的人，包括国内知识界的那些人，令我们感到很失望的就是没什么人愿意站出来为高瑜这样的人说话——但他们也没有替朝廷说话，说明他们心里明白，如果他们真心认为朝廷做的是对的，为什么不趁机表示一番呢？如果说出话来又能跟朝廷一致，还和你自己的追求是一样的，那对他来说是个双赢的事，为什么大家不这么做呢？说明大家都有看法，都不以为然。
就像最近西藏、新疆这些少数民族问题，这些专家们都不大说话，这就很明白，他们有看法，并不认同。不说话、不表示，就说明有很大很大的问题：这就使得当局做事没有顾忌。高瑜这件事让我们很担心的一点，现在能够公开替她发声、替她鸣不平的人很少，相对而言显得声音太单薄，尤其是在国内很少能听到这样的声音。当然这和整个气氛有关系，今年以来一系列打压，对知识界是很大的震慑，所打压的这些人很多过去没有被打压过的，这可能有点指标的意义，包括浦志强、徐友渔等，他们的工作不一定在体制之内，有的有这个身分，有的没有这个身分，但那么多年来，虽然当局不喜欢，但一直是在可容忍的范围之内，今年把他们都抓了，到现在浦志强还没有放出来，即便是后来把有些人放了，这也是信号，告诉你是随时可以整你的。
很糟糕的是，过去整一个人，再恶劣、再不讲法，也得让人家知道有个潜规则，让人知道到哪儿为止，到哪儿不行。而像纪念“六四”这种事，过去搞得，现在就搞不得，让国内人变得很难办。昨天做的一件事似乎还是可以的，也许明天就不可以了，而且翻脸不需要任何解释，这就显得天威莫测，这些都跟法治相距太远了！
所以我觉得，对中国谈法治的问题，哪怕按照“法制”这个概念都差得很远。法可以定得很糟糕，但定了我就说话算话，什么行、什么不行，要说清楚了。有的台湾人居然还对日本人有比较好的印象，没人认为当年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是很自由、很民主的，但日本人就是这点好，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什么行、什么不行，清清楚楚，就是要整一个人都有规矩，先干嘛再干嘛也是一丝不茍的。中国最大的问题，且不说民主宪政那些大道理，它自己规定的很多尺度，从来都是弹性极大，今天这么做、明天那么做，这跟分析国家意识形态是一个道理。乔治·奥威尔——《1984》的作者，就写过，极权主义和那些传统的统治不一样，人家传统统治也搞政教合一，也要固定意识形态，但至少不会叫你星期一信这个，星期二信那个，不会老变。在这种社会制度之下统治者虽然规定了人们的思想，但基本可以保证规定的思想不变，在这种社会制度之下的人们基本上持一种信念，一直活到老，活到死，活到下一代。而极权主义老翻云覆雨变来变去，一方面随时规定它的官方说法，让你必须按照它规定的内容说，一方面它自己又老变，朝令夕改，让人无所适从，这种结果下不可能造成任何一种思想或信仰。
中世纪西方政教合一，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统治，最后在政治之外它还是留下了些好东西，比如基督教留下来了，儒家思想留下来了，因为在长达千年的时间之内，对基督教的教义以及儒家思想的基本理念，当局并不是翻云覆雨随便改来改去。但中国共产党，就老变来变去！香港有个律师就讲过一句话，哪怕中国人只配有百分之一的法律，那也得百分之百地实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条。现在还不说它别的法律问题，就是它自己做的，昨天这么做的明天就是另外一种做法，完全不可捉摸，这也反映出上头本身对事情没有个准主意，专制权力的任意性，在这一点表现得最明显。
最后归结为一句话：对高瑜的案子我觉得大家要高度关注，因为它具有指标性的意义，不管是对习政权本身，还是对知识界、维权界等等。
（未完待续。选自明镜出版社《中国新震荡》）
《明镜新闻》2014年4月24日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