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识马汉茂先生(Martin),还是在1987年初的伯克利加州大学。

那时我作为路思学者(Luce Fello),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南加州洛杉矶,及斯坦福等地,来到伯克利。那时魏斐德教授(Wakeman)正在纽约担任全美学术委员会的主席,我们也约好,在我的演讲会上见面。

相隔二十多年之后,一次在清华大学的土地问题研讨会上,见到台湾的陈秋坤先生,还谈起那次小会,回忆起那些情景。当年我们差不多还是小伙子,到今天,许多“大人先生”竟已不在了,包括魏斐德、马汉茂,还有意大利的高察(Coccia),——他们恰是(外国)教授中对我特别好的三位,——毕业于斯坦福的秋坤还告诉我,施坚雅教授(Skinner)刚刚也走了(我正是那次访问了他,并一起合影留念)。

我演讲的题目是“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是我的第一个十年的代表作(演讲稿发表于《知识分子》1987年秋季号)。

演讲以后,由研究所请客,大家(包括马汉茂)“欢呼雀跃”,挑了一个日本料理。日本清酒,日本招待,……马汉茂先生主动提出,第二天带我去逛旧金山。这是我没想到的。

我们到了城里,(忽然想起来)他曾带我去“中国城”的一个广东饭馆“吃早茶”,随后走了很多地方(沿着那些街道上上下下),也几乎无所不谈。从他跟廖大姐当年偷偷谈恋爱的故事(台湾学校不允许),香港的前途,到中国的“学运”,国务院领导人对欧洲留学生的谈话(这使我产生了一种预感)。谈得兴起,我们索性不走了,就在街头的一个小店,坐下来,认真就问题展开讨论。

我们成了好朋友。但我没想到的是,他把我看作中国史学界的一颗“新星”,将来史学的“希望所在”。这,却是我不敢当的(其后,美国教授蒲地典子、夏志清都说:“没想到大陆还有这样的研究”,也为我想不到)。

1992年,我访问意大利后,经法国来到德国(关心农业的诺曼基金会资助了我),在波鸿大学的广告上,就赫然写着这样的话。可是我讲了些什么呢?他似乎想让我讲讲中国的人口问题(大约因我以为人口众多在历史上有着正面贡献),回想起来,我没准让他失望了(直到最近我才对中国人口问题有了一个归结,写文曰:“人口众多何罪之有”)。尽管他的学生给我起了“奥古斯都”这样的好名字。

认真的说,我们当年还拿不出真正的自己“足以自傲”的产品。大约再过几年,我写出了《租佃关系新论》(现在网上说我“给地主翻了案”),写出了“反行为”研究(成为我“发现的历史”)。我的朋友,当年受到马汉茂慷慨接待的那些“年轻人”,更有了长足的进展,常常讲出中国人的“骨气”和“心声”,其研究在国际间都受到重视。

也许,现在我们可以拿出这些成果,献给马汉茂先生了。

希望他会我们感到骄傲。

可惜的是,马汉茂已经不在了。

但他还活在我们心中——我们的朋友马汉茂。

发信站:爱思想
更新时间:2009-06-11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