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宾雁:自传(15)阴转晴转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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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政治气候,像老人喜怒无常的脾气一样,忽阴忽晴,谁也摸不准。一九八六年四月起,天气又逐渐转暖了。

这时我正在四川成都蛰居。报纸上开始宣传对待知识分子要采取“宽松、和谐”的方针了。又见中宣部长朱厚泽出来讲话了。朱是很得知识界人望的人,原是贵州省委书记。他被胡耀邦看中,调到中宣部以后,政治气氛就不好,他很谨慎,从未公开发表讲话。我觉得这两件事可能是政治气候开始好转的标志。

果然如此。这时又传达了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虽然毫无新义,甚至通篇讲话中连“民主”二字都一次未提,但总算表示政治还是要改革吧。于是,在我从四川北上经过江苏、安徽两省时,已经感觉得到知识分子的情绪有所好转。我也兴奋起来,在安徽省会合肥采访起一位长时受压制的改革者赵云鹏来。文章虽然未写成,我为此事走访合肥市委书记,却促使市委提早恢复了那位已被停职审查多时的年轻的经理的职务。

七月间,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软科学座谈议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传出政治生活民主化的信息。一九八一年中共中央提出“建设一个有高度民主和高度精神文明的新中国!”的口号以后,五年间不仅不再听到“高度民主”,连不很高度的“民主” 一词也很少见到了,“精神文明”倒是叫得很欢,各级政府还成立了“五讲四美三热爱”办公室。精神文明的内涵被归结为讲礼貌、讲卫生和热爱共产党等等,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有点像三十几年来不断宣扬公民要具备“主人翁精神”而不使公民享有主人翁地位一样,现在是要求公民在一个他们很难获得尊重的社会里互相以礼相待了。又是一个少数人为自己编织的幻想。近来广泛进行的“普及法律知识教育”活动,也是只宣传公民必须守法,不得违法、犯罪,却根本不告诉人民:法律首先是保障人民共和国的公 民早有宪法所赋予的权利的。把这三件事联系起来,就能多少揣摩出中共有些领导人心目中人民的真实地位了。奇怪得很,这一套东西令人联想起五十年前国民党在中国推行的“新生活运动”来。连思维方式都很相像:不去改变公民的无权地位,无力克服党的腐败和由此带来的各种忧患,却要求人民讲道德、守法纪、维护现有社会秩序和全心全意、兴高采烈、规规矩矩地跟随执政党前进!

这是可能的吗?这场试验正在进行。拭目以待吧。

且说万里那个讲话,还没有见报,当天就开始在北京的知识分子中传了开来。我就是听两位朋友跑来兴致勃勃地告诉我的。大家最感兴奋的一点,是万里说“政治决策问题,人民群众也可以参加讨论”。这是因为有一个比较,一九八O年北京大学的一位哲学家郭罗基曾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题目是“政治问题也可以讨论”,因而获罪,直至后来被点名批评和放逐。而现在万里竟说不仅一般政治问题、连政府的政治性决策也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了!

万里在讲话中,还一度离开讲稿,说起我的文章来。他说,“刘宾雁的文章《第二种忠诚》我最初没有看过,听说引起很多人反对,找来看了。我看很好嘛,我们就是需要第二种忠诚嘛。”

几天以后,万里约我去见他。我来到中南海里他的寓所。万里的夫人和著名农业问题专家、也是万里的得力助手吴象和万里的一位公子也在座。

这是我和万里第一次单独谈话。关于他,有两件事我印象最深。一次是文革前,大约是一九六五年,正是毛泽东提倡干部革命化的时候,万里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他率先垂范,去和北京市著名劳动模范时传祥一起到北京街头去挑了大粪。报纸上曾广为宣传,还登了一幅大照片。当时我对这种作法不很赞赏,那时正是报纸上时常宣传清洁工人以苦为乐、知识青年去当修脚工不以为耻的时候。我觉得掏粪工这个工种就早该取消,有什么好宣传的呢?

十年以后在万里被长期“靠边站”之后复出,出任铁道部部长。这时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央工作,对动乱中的中国开始了一次气势恢宏的大整顿。一九七五年春天,万里在整顿混乱不堪的铁路运输时建树奇勋,一举成为全国人心目中的英雄。那时东部铁路枢纽徐州因铁路工人中两派之争,一再瘫痪,另一枢纽京广线的郑州一带也在一个造反派头头控制之下,一片恐怖,人心惶惶。人们曾以为这是谁也无法解决的难题,而铁路交通的阻塞使包括北京在内的城市人民已经十分可怜的生活物资供应越发困难了。这时,万里出马了,他乘专车直奔徐州,对铁路工人发表演说,进行说服动员,又对造反派的两派首脑晓以大义,恩威并施,并把不听规劝、继续鼓动罢工的一个造反派女头头逮捕起来,终使津浦线铁路运输恢复正常。继之又挥戈西上,大刀阔斧地平息了郑州的动乱。在全国上下干部精神委靡缺乏斗志的背景下,万里勇于负责的精神和雷厉风行的气魄,令人敬慕,振奋人心。

四人帮覆灭以后,他又以同样的气魄在安徽省扫荡帮派势力。不怕保守势力的上下夹攻和四周省份“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压力,率先在安徽省推行农村生产责任制,在医治饥饿与穷困上速奏奇效,赢得“要吃米,找万里”的美誉。近几年在意识形态上两种力量的斗争中,他始终和胡耀邦站在一起。一九八三年冬季他和胡耀邦是力阻“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的主力。记得那时我听到他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传达。我极感兴趣地听出了他字里行间的潜台词。那时他还不能公然批评“清污”运动,但他借题发挥地向保守派分子发出了警告。我清楚记得他借谈农村政策问题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历史是不可扭转的,任何企图阻挡改革大潮的势力,终将被历史埋葬。不久,又听到一个那些阴暗日子里十分鼓舞人心的消息:在一次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上,国家教委主持会议的人在开幕诃中说的是一派保守的调子,而最后一天,万里到会,则完全推翻了国家教委提出的一套观点。

万里见到我,第一句话便是:“我们就是需要你写的那种‘第二种忠诚’。一个党,一旦听不得不同意见,它就完了。无论是共产党、国民党或者社会党、基督教民主联盟,都一样,只要听不得批评,就必定要垮台。”

他颇有感慨地说:“我们中国现在是聪明人和奴才太多而儍子太少了。很少人敢于直言,这是危险的。”接着他就提起鲁迅《关于聪明人、儍子和奴才》的那篇杂文。他常常提到鲁迅,而且大段大段地引用他的文章。原来当他在山东读师专时,曾写过小说,想做一个作家。那时他直接从上海的《申报》上读鲁迅的作品。文革被监禁期间,又把鲁迅全集通通读了第二遍。中共领导集团里,有这样文化素养的人太少了。我心中又一次出现了多次发生过的感慨:这个党是如此重视意识形态,但建党六十余年,现在竟找不到一个真正懂文化的人来作主管宣传的书记!

万里主张我把邓拓和吴晗写一写。他为他们遭到毛泽东那样残酷的打击,很是不平。

几个月来我心中的一个疑虑,也是文化界许多人的一个心事,我向万里提出来了:一九七九年以来,中国的政治形势总是忽晴忽阴,反反复覆。曾有几次,大家以为保守派既已偃旗息鼓,邓力群和胡乔木这两员大将不再露面了,想必不会卷土重来了。可是没过多久,又是一场风暴。我问万里:现在胡乔木和邓力群又有一段时间不见了,可是大家不敢放心,说不定几个月后他们又得意洋洋地出来了,您看有这种可能吗?万里笑了,看来他早已胸有成竹,表示我不必对此多虑。我本来就趋向于乐观,经过他这样一位权威人物证实,自然备觉兴奋。几个月以后发生的突变,证实连万里也被蒙蔽了。

我又说他在软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极好,知识分子们听了都很振奋,问他那讲话能否全文发表?他让秘书拿来经过文字修饰的定稿交我,说已送邓小平、胡耀邦审阅,估计不会有什么改动。让我带回面交《人民日报》社长,找几个人写一些文章,配合这个讲话发表。

万里接见我的消息很快传开。他关于《第二种忠诚》所说的那些话,也迅速传开,并在一些小报上披露出来。这些,连同几天后问世的万里那个讲话,被认为是中国政治形势明显好转的可靠迹象,知识界普遍感到欣慰。

不料不久就传来令人不快的消息: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和中顾委的会议上讨论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时,文革前的中宣部长陆定一站起来,建议删掉决议文中“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字样。万里也附议。但邓小平却主张保留。我照例又过于乐观,当友人们议论这件事认为是不祥之兆时,我却认为那不过是一句空话,邓小平反对删去,无非是一种姿态,作给保守派看的,我不相信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遭到全国抵制、草草收兵之后,邓小平会同意再来一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什么运动。

四个月以后,中国政局的又一次逆转将证明我和万里都失算了。 但是那个夏天直至年底,人们的心情都不坏。“清污”留下的寒意好像已被驱散,天气一片晴朗。于是,我认为应该是我们到黑龙江去营救王福绵的时候了。

已经有两年半了,我心中时常浮现出一个人的形象,他好像呼唤着我。我和他只见过几面。但在我所见过的那些蒙受不白之冤的人中,这个人却特别令我牵念。

王福绵,黑龙江省伊春市的一个工人,四十岁上下。一九八四年三月十四日下午他还在我家里对我谈话,夜里突然被抓走了。第二天凌晨他的朝鲜族妻子李华生慌慌张张跑来,流着泪告诉我这个消息时,我极为震惊和愤怒。我觉得王福绵就好像在我眼前被抓走的——我们的谈话还没有完,他今天上午约好要到中纪委去谈话,揭露伊春市前市委书记王斐的罪恶。

是伊春市公安局从四千余里外派出的警车队把王福福绵抓走的。王福绵不服,挣扎,他们就威胁说:“别逞英雄!这一路上你要再闹,也不整死你,可是有办法叫你疯!”

我知道这些人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很着急:真把王福绵逼疯了,他就没有发言权了——他对王斐一伙人的揭露就会无效,自己也寃沉海底了!

于是我赶忙给派出所、给公安分局打电话。我以为王可能还拘留在北京的一个什么地方。我要尽最大力量把他抢救出来!电话很难打通,好不容易通了,对方又说这类问题只能在公安系统的内部电话上谈。一位朋友又帮我去疏通市公安局。

这时,我妻子忽然患了急性肠炎,疼得在床上翻滚,我必须陪送她去医院。

我是一个“慢性子”,很少有心急火燎或怒不可遏的时候。这一天我却同时充分地体验了急和怒。下午传来消息:王福绵早巳不在北京,当夜就被押送东北了。效率真高啊!

我也很少像这一天这样沮丧过。我想起几十个人的类似的命运。这王福绵是条硬汉子,现在竟被那些人像缚一只小鸡一样抓走了!中国人解放三十几年了,公民的地位竟仍然如此可怜,随时可能失去人身自由,怎不令人难过,而我虽然知道这次逮捕十之八九是非法的,竟然也束手无策,我在日记上写道:今天是我有生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我仍然担心王在这四千余里路途上可能遭到不测。第二天是星期日,伊春市委的电话无人接。我索性把电话打到哈尔滨王福绵的死对头王斐的家里。他已荣升为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了。我自报姓名,说:“伊春市的王福绵刚刚被警车队从北京抓走了。逮捕证上写的是‘侮辱诽谤罪’,据我所知,他到北京是来告你的。所以他‘侮辱诽谤’的可能就是你……”

王斐当然知道我是谁。他有些紧张,先洗清他自己,说他文革期中也是受迫害的,一九七O年才恢复工作,调到伊春。他和王福绵并无个人怨仇。我问他就他所了解,王福绵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说:“这人文革中遭过很多罪。后来平反了,补发了四千多元工资,还定了工伤。不过,现在伊春的情况比较复杂,有人攻击市委。王福绵可能叫一些老干部当枪使了。”

听了这几句话,我更放心了:王福绵不可能是个坏人。王斐最后一句话的意思,我要三年以后才能明白。

王案比大兴安岭问题更难办,因为直接涉及省委的大人物。组织部长是共产党一级党委中除第一书记外最重要的人物,因为任何干部的升降任免都须由组织部提名。王斐能够升任组织部长,肯定是得到了当时省委最高人物杨易辰的特殊信任和经过中央首肯的。这不是一块能轻易搬得动的石头。我继续等待时机。直到一九八六年秋季,这个时机才终于到来了。

在一次社长兼总编辑和几位副总编辑都在场的会议上,我介绍了王福绵一案的简单过程。我特别指出:《人民日报》在这个问题上是有错误、有责任的,因为从一九八四年三月十四日王福绵被捕到同年七月,黑龙江对于王福绵始终未采取行动。直至《人民日报》发表了黑龙江省委提供的一篇报道,那里才开始对王进行审判,而偏偏在这一篇报导上,《人民日报》出了一个大的差错:标题上把王福绵写成“第三种人”。也是事出有因,因为黑龙江省委的那篇文章从头到尾就把王福绵描绘成一个“第三种人”,他是个政治野心家、造反派头头、官迷,自封为副市长,达不到目的就到市委去闹::但文章作者很狡猾,他没有写“第三种人”这个词,而报社的编辑却不慎加到标题上去了。黑龙江省委不在自己的报纸上报导,却偏要把稿子送给《人民日报》发,然后它的省报和伊春市报再来转载,这就给人一个印象:王福绵是由中央定为“第三种人”了。

社长兼总编辑是新上任不久的,为人十分谨慎。我担心他会像前任那位一样不以为报社负有责任,便向他和几位副总编辑举出例证,证明这确是一起以打击报复为目的的假案:逮捕证上写的是“侮辱诽谤罪”,开庭审判时又变成“扰乱社会秩序罪”,而最后又撤消了原判,把被告定为“偏执狂”患者,送进精神病院!而那些人早已欲置王福绵于死地,逮捕前几个月就成立了庞大的项目组,逮捕后又以几个月时间对所谓“同案犯”三人和四十余名受株连的人以各种非法手段逼供逼证和诱供诱证,倘若王福绵真正是个罪犯,何至于如此笨拙地一再更改罪名而最后又不敢定罪呢?

我终于打动了他们。我没想到社长会这样痛快地当场决定派人去黑龙江,由两位比我年轻的记者陪我同行。

我怀着十足的信心来到哈尔滨,相信王福绵的事情不难查清。一个重要原因是这时国内的政治气氛于我有利。王福绵的政敌手段拙劣,破绽百出,如何掩盖得了?

接待我们的人是新任省委常务书记的周文华。一九八三年秋我在佳木斯市采访时曾合作得不错,况且四十年代他在青年干部学校学习时,应该算是我的学生。他仍然像过去一样笑咪咪地和我寒喧,说话仍然是细声慢语的。他过于温和和十分谨慎的性格,是几十年来仕途顺利的人所共有的。我不喜欢这种性格,但以礼相待,相信他会比一个生人更好合作。

我交出《人民日报》的公函,说明来意,提出要求:首先要看王福绵一案的案卷,要和主管此案的高等法院的人谈谈,也希望见一见关在精神病院中的王福绵。周文华细心地、彬彬有礼地听着,表示愿意帮助。

三天过去了,没有回音。再见面时,周文华说因为有了新的规定,只准上级党委和上级法院的人阅卷,所以必须向北京请示。至于和王福绵见面,尚须查找他所在的精神病院,故须等等。高法的人嘛,出差了。

我竟未发觉这三个答复都是搪塞。好在我在哈尔滨有见不完的故旧和新客人,等等也无妨。

又是三天过去了。打电话找周文华,答说尚在请示中。八天后高法的人倒是来了,一来竟是三位,两个和我们对谈,第三个是专做记录的。我扫了一眼,记我的话竟也十分仔细。明白了,这是接受使命,来揣摹我们的底细的。 我们打电话给北京本报编辑部,请派人去最高法院打听,查阅案卷究竟需要什么手续。答复说:只要省委同意便可。我明白了。在给周文华的电话中我发了脾气:“我们不是出于好奇,甚至也不是为了一般采访而要求看卷的。我们是奉命为了纠正《人民日报》的一个错误而来,了解王福绵的案情是必不可少的。况且,王福绵一案既非大案要案,无任何机密可言:本人既已被定为精神病没有责任能力,这个案子就已经撤消,案卷有什么必要保密?我越说越冲动,抑制不住火气了:“假如不是你们心里有鬼,为什么不敢给我们看卷?你们若是正大光明,此案无懈可击,给我们看卷不正好证明你们省委正确吗?”周文华被我问得哑口无言。我再生气,他也不发火,仍然慢声细语地敷衍。

总之,为了和咫尺之隔的王福绵相见,我们等了十四天时间。而法院的案卷则始终不敢给我们看。不准看卷,并不是他们的胜利,而只能证明他们在制造这起假案中干了许多见不得人的勾当。我相信一旦我们到伊春实地调查,群众就会把一切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提供给我们。

他们实在太胆怯了,这就反而使他们露出了更多的马脚。《黑龙江日报》的副总编辑主动提供一位了解伊春情况的记者帮助我们,那位青年记者本人也早就表示愿意给我帮助。后来忽然没有消息了。这家报纸文艺版的一位编辑,愿意用他的假期陪我去伊春,向副刊主编打招呼时,也不准他走,而且等于把秘密向他摊开,笑咪咪地说:“你若是两天前来说,我会毫不迟疑地同意你去。现在,不能了。你也不必问,心里自然明白。”更有趣的是省电视台一位过去同我合作过的青年记者,已经背着录像机到哈尔滨车站准备与我同行,他的科长却慌慌张张跑到车站来把他硬给拽定了。

我并不气恼,倒像一个旁观者似地看着这场滑稽戏一幕幕演出,觉得好笑。可笑的倒不是这种手段本身,而是那些不得不采取这种手段来对付我的人。就像死活不肯给我看案卷一样,不许记者们协助我工作。他们一定是以为这一来我就无法了解此案的真相了,这是妄想。那天晚上和我们三个《人民日报》记者一起登车去伊春的,仍然有省、市报刊和铁路报纸的三位记者和女诗人林子,另有一名伊春地区的老工人业余律师已经先行。他们都知道省委一些大权在手的人物在破坏这次调查,不会高兴他们协助我工作,但根本无所顾忌。

去伊春的前夕,我和两位同行的记者终于被准许去看王福绵了。他就住在省公安厅所属的精神病管制医院里。

走进他所在的那个病房时,十几名穿着浅蓝色病人服装的人一起起立,我一时竟识别不出哪个是王福绵了。只有他一个人冲着我笑,我这才发觉他把络腮胡子刮得精光,人显得比两年半前更年轻了。

院长和病房的医生经过一年多的观察,都觉得王福绵不像有精神病的人。我们和王长谈,把他的话录了音,觉得他神智清醒,逻辑能力很强,毫无病态。

这之前,我曾去过北安精神病防治医院,并和把王福绵鉴定为“偏执狂”的三个医生面谈过。他们只和监中的王谈过一个小时话。两位资深的医生最初认为王只不过是“人格障碍”,算不上精神病。第三个原是兽医,改行作精神病医生的人,则认为是偏执狂。而那两位医生居然就接受了从兽医改行的同行的意见,倒是一件很值得玩味的事情。

偏执狂的症状是什么呢?我找来文革期间在省公安厅主持下制订的“精神病司法鉴定标准”,那里是这样写的:“一种罕见的精神病,自信强,主观武断,刚愎自用。多具一定文化水平,智力较高,精明能干,但看问题片面,不接受批评;对现象主观臆测,牵强附会;其妄想具有一定现实性,内容并不荒谬。早期易被视为正常人,不过思想偏激而已。病人意志活动增强,四处奔走,申诉上访,连篇累牍地写控告信,不达目的不罢休。少数人夸大妄想,自命不凡,自认为要作出伟大贡献……”。

读完这段文字,我不禁不寒而栗,它简直就是针对王福绵,以他为原型摹写下来的。甚至可以用到我的身上。“自信……片面……不接受批评……自命不凡……”这些正是五十年代以来党的官员对于稍有独立见解或欲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的批评。关于“四处奔走申诉上访”等等则适用于流落北京街头的数以千计的所有蒙冤多年的受害者。这些条文的政治功利性太明显了。而起草这些条例的竟是黑龙江省精神病学界的最高权威,他本人就受过多年政治迫害。

而执行这些鉴定标准的精神病医生,又不可能都是道义责任感和人道主义精神很强的人。知识水准如何呢?反正北安精神病院的很多医生至今还不知弗洛依德是何许人,而这家医院并不比同类医院更差。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大陆从未出版过弗洛依德的著作,去年才开始解禁。

我在我记忆中的王福绵身上查寻,他精神上是否具有不正常之处呢?似乎确有一点异于常人。他写的那些揭发控告材料,常使我感到像讨伐奸逆的檄文似的,鼓动性的词藻太多。他和我谈话,常常激动得站立起来,走来走去,铿锵有力地像发表演说一样。

然而倘若他没有异于常人的气质,伊春市也就不会有一个众所周知的舍生忘死地同邪恶斗争的硬汉子了。他文革期间因反对军队支持的一派势力,几度被捕,受尽酷刑,始终不屈。

他此刻却被定为“偏执狂”而关在精神病院。这种病是医治不好的,故等于终身监禁,比判二十年有期徒刑还要残酷。那王斐和他有多大仇恨,一定要下此毒手呢?

中共伊春市委对我们也笑脸相迎,彬彬有礼,像省委的周文华一样。由市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接待,每日三餐陪同。第三天中午,我们说起有人向我们抱怨:来找我们谈话,招待所楼下有人拦阻,说记者们不愿见。那位副部长马上解释说:“没有的事,这两天你们不是见了三十一个人吗,有谁阻挠过呢?”

咦,怪了,我们并未委托你帮我们登记和计算来客人数呀,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呢?他无意中供认了确实有人在监视我们和来访的人。

我们已经获知,我们到来之前,省委已向市委布置:“记者们来,不许他们看任何有关王福绵的案卷和文件”。市委作了对付我们严密的准备:在两个招待所连续开了几天会。现在我们来后约见主管王福绵案的市委书记和组织部长,两个人都忽然生了急病住到医院里去了。

这就在继封锁案卷、不许记者协助工作之后第三次暴露了他们有罪,因而怯懦。

我采访八年,第一次见到弥漫在伊春市的这种恐怖气氛。

一位当地的作家走进我的房间。开始,谈话倒也自然。我把他的电话和地址随手写到放在茶几上的录音带盒上以后,他的神色就不对劲了,先说:“刘老师,你还是把那电话号码擦掉吧!”我涂掉了。他眼睛还盯着那个纸盒,又说:“您把那个地址也涂掉吧。”其实那并不是他家的住址,只不过写了他所住的区,三个字。 本来去年春天,这里就传说我要来。当官的惊慌了一阵,老百姓则有很多人盼我来,要向我反映伊春市的问题。但是六月间伊春市那些因我过问王福绵事件而对我又恨又怕的官员一听中央那位整党大员批评了我,如获至宝,赶忙向下层层传达,直至家喻户晓。既然连中央大员都指名批评了刘宾雁,找他谈话就更要小心了:他可能已经出不了力,闹不好还可能受他的牵连呢。

市委小招待所这个地方也令人怯步,我们本来不想住到这个地方,可是住到哪里能躲得掉市委派出的监视者呢?

然而那些多行不义者多少年来迫害的人实在太多,他们激起的愤慨也过于强烈,因而我们一行八人终日仍有接待不完的控诉者和揭发者。晚间,我们则分别到一些人家去见那些实在不敢来招待所的人。

王斐为什么要陷害王福绵呢?

王福绵不能容忍,文革期间犯有严重罪行的人,包括对他的一派追踪、逮捕、施肉刑的人,都被市委书记王斐一一重用了。他不止一次地把一百多人的名单交给市委,提供很多证据,但七年过去了,一概无效。这他才到北京上告。

王福绵不了解王斐的苦衷。他凭什么要保护非亲非故的“第三种人”呢?他是不得已呀。文革中他也干得很欢,他上任不久,就在全区开展对“走资派”的批判,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十八条”,批判邓小平的运动中他在全省领先。为此,“四人帮”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孙健对他十分赞赏,讲话中号召伊春全区人支持王斐,主张省委重用王斐。王斐还把这讲话印成文件在全区传达了呢。他若是认真清查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就势必把自己和“第三种人” 一起给揪出来。

王斐既然是伊春市委书记,也就是“党的领导”,不仅有权决定打击谁,保护谁,而且由于每一级“党的领导”都代表党中央,于是他就毫不费力地代表邓小平把当年反对邓小平最积极的自己保护下来,却把反对批判邓小平时市革委会的一个领导人黄瑞武监禁起来,作为“清查”运动的主要对象。而一年前批邓的时候,也是在“党的领导”王斐的主持下,伊春街上的大字报写的却是“揪出小邓小平黄瑞武!”

“四项基本原则”的另一项“无产阶级专政”的效能,这时也用上了。既然我是“无产阶级”对你实行“专政”,就不必讲究任何法律程序。一旦我认定你是敌人,就可以先定罪名,采取行动,然后再搜集罪证。为了证明黄瑞武是敌人,而敌人必定重用坏人,就把一位给黄瑞武看过病的老医生訾胜文再抓起来。此人坏在那里呢?一九四九年以来一直怀疑过他曾是“国民党的少校军医”、“逃亡地主”、“国民党的旅长”、“有过二条人命”、“贩过毒”,虽然审查了将近三十年,而且终于平了反,但是人们印象更深的是他“历史复杂”。不过最好能给他安上一个没有平反过的历史。这也不难。伊春真有一个历史上的“坏分子”,是在关内定的,偏巧和訾大夫同姓,名叫訾长善,还是同一个村的。把那人的档案放到訾胜文的档案里,抽掉訾胜文的档案不就得了!害得訾大夫到现在还找不到他本人真实的档案,成了一个没有历史的人。另外,他不是常给女人看病吗?抓几个女人关起来审查。找来十二个,最理想的是那个姓孙的。訾大夫给她扎过针。“专政”方面需要孙证明訾大夫奸污过她,那女人无论如何不肯承认。那么,“总摸过你吧?”答说那也没有。“在小腹上扎针,手能不摸?”“那怎么能算呢?”“只要摸了就行。”凭这一条,“专政”机关就判了訾大夫三年徒刑。这就足可证实黄瑞武“重用坏人”了。

七年以后,“党的领导”又需要对王福绵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了。照例成立了一个项目组。然后派人追捕。可是罪证尚未齐备。市委几个领导干部自知理亏,王福绵手里又揑着大量材料(因而他家才发生过两次火灾,把大部分材料都烧掉了)。不过“党”和“专政”机关收集百姓的材料,方便多了。王福绵不是和市委干部争吵过吗?好,这就是“大闹市委”,四人帮的爪牙都由工人转为干部,很多人还身居要职,为表示公平,市委也曾让王福绵他们商议一下各人自认为能担任什么职务。几个朋友反认为王福绵一向主持正义、大公无私,义务为受害者出庭辩护,可以担任分管司法的副市长。好了,这就可以搞成一条罪状了——他伸手要官!他还帮助受害者写过大字报揭发一个区法院院长称王称霸、欺压良民,好,这就是“侮辱诽谤”,材料还嫌单薄。不难,所有单位不都有“党的领导”吗?捕人的同时,由各单位党支部命令与王福绵有牵连的四十多人停职反省,强迫他们交代王福绵的罪行。

还有几个长期和王福绵在一起跟市委作对的人呢,不给以处置,他们还会到北京去上告。也一并抓起来!不够判刑,但“无产阶级专政”创造了一种补充制度——“劳动教养条例一,没有犯法、但不听从“党的领导”的,也可以剥夺自由,这不叫刑事处分,称为“行政处分”。于是,把三个人一一抓将起来。

可恨的是这时和文革时期不同,要讲法制了,“无产阶级专政”没有过去方便了。捕王福绵的时候必须写个“逮捕证”,上面写了个“侮辱诽谤”。把人抓起来后,又发觉“侮辱诽谤”必须是公开的,很难找到那么多人制造假证,以致王福绵在拘留所蹲了四个多月,还不敢开庭,又超过了法定期限。以“破坏社会秩序”好不容易判了四年刑。王福绵一上诉,省高级法院又犯了难。

因为一查,“破坏社会秩序”罪也成立不了,因而既不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又不敢决定重新审理、撤销原判,因为那一来就得释放王福绵,他去北京上访就会更起劲啦。急中生智,找来三个精神病医生,这才既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又符合了法律程序。

坚持王斐那种人所需要的“无产阶级专政”,方便无穷。对于王福绵和他的“同案犯”,要抄家就抄家,要撬锁搜查就撬锁搜查。连王福绵的妻子在北京给孩子治病住旅馆,伊春市的便衣警察都可以去撬开她的门锁,搜查她的衣物,并且还敢偷走刘宾雁给她写的一封介绍信。

狠狠收拾王福绵的直接效果,就是封住了伊春一百二十万人的嘴。谁还敢揭发王斐?王福绵是伊春最勇敢的人,最能言善辩和很能写的人。连他都只能乖乖地蹲在精神病院,多半是一辈子休想出来了。谁还敢试一试?

踏上回哈尔滨的列车时,我们已经掌握了推翻王福绵这起冤案的足够依据。同时,我发现了一个除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和四川省宜宾地区以外的又一个黑暗王国。王斐的罪行远远不限于制造了一个冤案。

小兴安岭的森林资源已近枯竭,再有六七年就要砍光了。王斐任中,家家一把小圆锯,学校、机关皆可伐林。许多干部非法运木材,谋取厚利。至少有两个林业局设有家具厂,专门为需要巴结的省或中央的干部制造高级家具,免费赠送。

这里成了一个是非善恶颠倒的世界。王斐的儿子王小三开车到水果公司偷水果,遭公司保卫人员郭德奎制止,发生殴斗。王小三反成原告,郭德奎被公安局追捕,三年不敢回家。

这就使许多人的票面价值与真实本质全然相反。“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官职可以私相授受,群众普遍传说“两千元可以买一个科长,五千元买一个局长”,想必是把实物和各种给卖方的好处也折合成现金计算的。这自然是因为当官有很多好处。文化局长的一张报销单子上的开支项目就很说明问题:羽绒衣,水獭帽,电饭锅,皮鞋,药品……。这些都属于“办公用品”。而银行贷给文化用品厂的五十多万元贷款就在诸如此类的开支上用完了。计划生育办公室的干部大吃大暍,以致把妇女用的避孕环都吃进去了——说的是政府拨给的那笔经费。

人民满腹怨气,无处宣泄。自然界的报复是今年刮起了从未有过的十一级大风。人间的报复则是去年和今年的两起大火。伊春市区居民长年堆积许多木柴,极易起火。但过去的火灾只殃及二、三十户至多五十户人家,这两起空前大火则一烧就是两千多户!政府防火无能,救火不力,还查不出火因,却可以对火灾不负任何责任。至于去年的那起大水灾,则纯粹是市委和市政府失职造成。为讲排场,一个不足一公里长的市区,非要修一条环城公路不可。为此扒掉了河堤,水势不大,却淹没了市区。

有些官僚却因灾得福。一些长年亏损的工厂,靠保险费变成“盈余”。由此得到启示,一些经济官员竟密谋放起火来。为首的是伊春区(即伊春林区的市中心)副区长刘德伟。事发,此人畏罪自杀了。

回到北京,我和两名记者联名写了王福绵一案及王斐一伙人罪行的详细报告,送交胡耀邦和胡启立,建议派出更具权威的调查组,纠正此案。这时已是十一月。两个多月以后,胡耀邦失去官职,我被开除出党,王福绵的解救也就搁置起来了。

就在我为恢复王福绵的自由而斗争时,有人已在策划对我下手了。我要使王福绵重新获得发言权。但几年来被我的发言所伤害和激怒的人以及担心我的继续发言会给他们造成威胁的人,这时开始把几年来的计划付诸实现了。我的行动和言论开始受到监视。

我此时尚未察觉。但我好像知道自己所余的时间已经不多,拚命加快行动。一九八六年我跑了湖南、四川、江苏、安徽、黑龙江、上海、福建七个省市,有三个省市还去了两次。从五月起我又开始了演讲的高潮,先后在五个城市作了十几次演讲。

我的年纪比大学生高出两倍,但像往常一样,我喜欢他们,并且不是像长辈那样居高临下,而是很亲近。他们也不把我当成另一代人。我自己也有些诧异:怎么我的自我感觉老是像三十几岁的人似的呢?难道我的生命历程冻结在一九五七年了吗 ?

有人说从一九八O年起,大学生大大不如前三届那些从文革中摸爬滚打过来的学生了。他们从中学校门直接迈入大学,幼稚而缺乏政治兴趣。因而当一九八五年五月我站到南京大学礼堂台上扫视会场时,我愕然了:学生们挤满了大厅走道的所有空间,肩与肩、胸与背紧贴在一起,危楼也有人。讲演结束时,我不得不借人家一个书包来装学生们提问题的条子。这盛况超过了一九七九年我去过的所有大学。

当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廿七日我到天津南开大学做我对大学生的最后一场演讲时,听众之踊跃与热烈又超过了一年半前南京大学的场景。我见台下实在站不下了,便问主持人:叫同学们坐到台上来怎么样?话音还未落,潮水般的人就涌上讲台,一直坐到我脚边。 我心情非常激动,眼睛都湿润了,真想向这些学生们喊一声:“孩子们,我是多爱你们哪!”我何以会这样冲动呢?因为我认定中国的希望就在他们身上,可惜毛泽东的错误使中国少了几百万大学生。我兴奋,因为他们并不像有人说的不关心政治。今晚这里并不放映电影或表演杂技,纯粹是对祖国前途的关注和由此萌生的许多疑问把他们引到这里来的。我同时又有些难过,因为潜在于这些年轻的心里的火种,那渴望真理并愿意为国献身的热情不被珍视,反而被看作莫大的危险,急欲熄灭之。

我难过,因为我不能像四十年前在天津和哈尔滨那样用我热诚的心去点燃他们的心。在“解放”的三十五年之后,我反倒不像在日本占领下和国民党统治下那么自由了。而且,我现在还被看作是一个危险人物!

我呼吁扩大言论自由。我指出,经济改革受到旧政治体制和陈腐的意识形态的双重束缚和干扰,三方面的改革必须同步进行。三十余年来所犯的一个战略性错误,就是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发展阶段一刀切开,一根血管和神经也不准相连,全然否定人类在资本主义时代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包括西方政治制度中合理的部份。我劝告青年人不要因整党失败、党的腐败仍在加剧而悲观失望,要把眼光放到中国社会大变革过程上去。历史总是以人们意料不到的方式表现自己。一九七六年四月以前,谁想到过会发生一个天安门事件?到天安门烈士纪念碑上献花圈、书写和抄录诗词以及发表演说的那些人自己,也想不到自己是一个伟大革命事件的创造者。我说:在任何社会的任何时代,大学生都是旧秩序的掘墓人。中国的希望在青年知识分子身上……

我呼吁青年作家不要走进象牙之塔,而要更多地关注现实和中国人民的命运。“文学疏远了人民,人民就会冷淡文学。”在一个温饱问题和人权问题尚未解决的国家,作家不能不倾听人民的呼声。

临近年终,我又被召唤到遥远的武夷山去作最后一次采访。那里一位天才的艺术家,把全部心血倾注到山林建设的陈建霖,他为反对滥伐森林和破坏风景区而进行的坚毅斗争和因此遭到的压制迫害,唤起我无限同情。

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陈光毅听取我对武夷山危机和陈建霖事件的介绍后,立即决定派出一个公正的有权威的调查组。陈建霖也被邀请参加调查组,使我们感到振奋,认为问题的解决有望。

这时,十二月十日,我突然接到《人民日报》急电,召我回京。在机场上,我听到人告诉我:“美国之音”今晨广播:安徽省合肥科技大学的学生上街游行了!

我并不惊讶。我已有些预感:整党的不见实效和政治制度改革的迟迟不实行,已在大学生中造成焦急和失望情绪,他们可能会采取行动,表达自己的政见。

这并不坏,我想。这时我丝毫没想到大学生的示威游行对于我的命运会带来什么影响。

除夕的前一个晚上,由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名为“你们——我们”的作家与读者联欢晚会在北京举行。这本是一件可喜的创举,这时却令主办的人甚是发愁了。此时正值全国学潮此伏彼起,特别是因北京大学学生此刻随时可能冲出校门,首都气氛十分紧张,会场首都体育馆距北京大学和大学区极近,担心观众会喊起反政府口号,或举出大幅政治标语。我的出现已很不合时宜。取消这个活动已为时过晚。去掉我的出场吧,又因节目单已经印好,导演张辛欣也坚决反对,只好照旧。但比较谨慎的作家听说我仍然要出场,就不肯冒险,不来演出了。

那天晚上我的心情很复杂。会场坐满了人,但售票时已严加控制,把大学生排除在外。观众席中坐着许多便衣警察和公安学院的学生。电视台还在录像,但我们都知道明天电视台不会播放了。为什么对于人民竟恐惧到这种程度呢?

我坐在观众席上。青年诗人杨炼在朗诵他的诗。聚光灯打在他瘦削的身上。他很随便,很自然,一条腿随着诗的节律轻轻颤动着。我没有用心去理解诗句,但当他读到每节诗后面的迭句“啊,这么多人,这么多人!”时,我的每根血管都似乎震颤起来,因为我一直思念着墙外的中国,全国各地大学校园中群情激动的学生。

辛欣把我的节目排到几乎是最后。我出场前,全场全部灯光熄灭,音响设备播出既像轻轻的鼓声又像的答的答钟声的声音。辛欣示意我不要急于走入场地,她要使我的出场特别引入注目。

忽然,灯光亮了。我由打在我身上的聚光灯伴送,走入场地的中心,观众的掌声很响,且不肯停息。我不愿那些心惊胆战的作协干部过于紧张(这时最易发生意外),于是便用自己的声音把掌声平息掉,开始了我的朗诵。

那是导演张辛欣精心为我挑选的,让我复述我今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报告文学《没上银幕的故事》中的一段。它是写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吴天明锐意改革的事迹,因而是我的作品中较为温和、不致激怒当局的一篇。一面讲述,我心中一面觉得窝囊,因为在我的很多作品中都可以找到和眼前的中国形势紧密呼应、使听众震撼而又受到启示的警句,今天却硬是不能讲。

“别了,我的读者!”我在掌声中退场,和走到看台前部和我招手的人频频挥手,想道“这很可能是我们的最后一次会面了。”

文章来源:刘宾雁网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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