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五年一月一日，在我收到的贺年片中，有一张普通明信片。写信人以一句非常奇怪的话向我贺年：“大清帝国要完蛋了！”我吃了一惊：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老舍的话剧《茶馆》中的一句台词。但又马上想到：这意思不是十分明白的吗?
我当然不相信他的判断。我甚至从没有朝这方面想过。但我不认为写信人是敌人。他多半是一个思想激进的青年，出于对现状的强烈不满，才写出了这句话。他没有伪造自己的笔迹，（应删）竟把这种话写在明信片上。“真够大胆的！”我想。
然而就在这新年假日中，到我家来的客人竟先后有三人不谋而合地说起一九四九年国民党统治崩溃时中国的情况，还拿眼前的情况和当时相对比。而一年以前我们经常的话题还是整党的进程。
这一年，无论我走到那儿——上海、江西或辽宁，比较熟悉的人坐在一起，又常听到这个话题。甚至有人更进一步，提出：“那时候的国民党和现在的共产党，到底哪一个更腐败?”
我结识不算太久，但在新闻界年长于我的人中称得上是我真正好朋友的C君，这时照例迈着方步走进我的室内。他是抗日战争初期入党的，在战争中和农村中度过很长的记者生涯。和同时代参加革命的很多人不同，党的生活在他身上留下的印记很少，他的人格比较完整，能自由地、嬉笑怒骂地表达自己。五十年代他身边的很多记者被打成右派，在表决开除一些入党籍的会议上，他敢于以不举手公然表示反对。那次运动他混了过来，两年后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却没有逃脱，被打成“分子”，失去工作。前几年批判白桦的党支部会议上，他又第一个发言，表示反对，很多党员附和他的意见，以致把那次会议开成了与支部书记原意全然相反的会议。
我们见面，总要首先谈谈国内的政治形势。记得去年此时，他还勉励我说：“老刘，沉住气，不要怕那些人攻击你!看，现在不是要整党了吗?这就证明你是正确的，你的所有作品都是帮助共产党整党的嘛。”今天，又说起这个话题，他又说：“老刘，沉住气，”但下文却完全变了：“反正中国是亡不了的；要亡，就是中国共产党亡。”
他说话时照例是含着笑，似乎在开玩笑。是的，他可能故意有所夸张，但我相信他不是说着玩的。去年以来整党的普遍走过场，确是使很多人都大失所望了。但我没想到他也会失望到这种程度。
希望中国共产党能有决心、有勇气医好自己的病重之体：如果这不是最后一个希望，那么就只能是在整党失败之后寄望于政治制度的改革了。
然而这一个希望，在一九八五年也屡受挫折。
一月初，曾使全国知识分子甚至国外关心中国进步的人士都为之振奋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结束还没有几天，就传说胡耀邦说了这样的话：“有创作自由，不等于有出版的自由。新闻工作不能和文学创作享有同等的自由。”
前一句话有点滑稽，因为那就等于作家只有写日记的自由了。后一句，大家心里本来也明白党不会给记者以作家写小说那样的自由，但胡耀邦此时此言又等于是把新闻自由备受限制的现状固定下来。
一个多月以后报上公布了他二月八日关于新闻工作的讲话，那是对中国新闻界泼来的一盆冷水。几年前《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胡绩伟在一次讲话中说到报纸的人民性应该高于党性：报纸对于党应有监督的权利：当共产党中央犯错的时候，党报应有权不追随这种错误。胡乔木和邓力群曾抓住这个观点批判不止。而现在胡耀邦却附和了保守派的观点，宣称党报首先应是党的喉舌，其次才是人民的喉舌。
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是党的领袖的言论等于党内立法。胡耀邦这么一说，以后新闻制度、理论、政策的问题就没有讨论的余地了。
在我的心里，从一九八五年这时起，中国的天空就是一片阴霾。这一年也是一九七九年以来我个人际遇最为艰难的一年。
第一个麻烦是我的报告文学新作《第二种忠诚》惹起了中共中央一些人的不满。以前，我只是受到几个省委的攻击，现在我的问题升格了。
在《第二种忠诚》里，我写了两个人物，一个是哈尔滨工人业余大学的教师陈世忠，另一个是上海海运学院的图书管理员倪育贤。
来自哈尔滨的陈世忠，以他的不平凡的一生引起我极大兴趣。他是除那位名叫傅贵的农民外我见到的另一个性格奇特的人。无论按旧的或新的价值观念来衡量，他都属于最好的一类人，然而二十余年来他却最为不幸。
在和他会面之前，我已经读过他关于自己经历的自述。他的外貌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瘦瘦的脸庞，戴一副度数不低的近视眼镜。他相貌平平,毫无引入注目之处，但他的真挚和激情却给他增添了不少丰采。很健谈，但你听到的似乎不是辞藻，而是他的心在向你撞击。
他对中国共产党既是忠诚的，又是叛逆的。他善于幻想，常想入非非，又是一个干练的实践家，埋头苦干，一人胜过十数人。他学的专业是枯燥的——机械工艺中的刀具，而他的精神世界又是丰富多彩的，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很像一个诗人。
他原是个孤儿。没有中国共产党，他是不可能成为一个留学苏联的大学生的。因而他对中共感恩戴德，对毛泽东矢忠不二。一九六O年学成归国，等着他的本来是锦绣前程，但他为了一个信念——中共中央必须改变它错误的对内对外政策；中苏两党不应分裂，而把自己孤注一掷，铤而走险了：他多次上书毛泽东进谏，一概没有回音，便在怀中揣上一份向赫鲁晓夫进言的信，直闯苏联大使馆，在门外被中国警卫人员拘捕。这是被认为“叛国”的大罪，他因而被判八年徒刑，葬送了自己的青春。
年轻美貌的妻子离开了。他钟爱的女儿也离开了他的怀抱。陈世忠是个很钟情的人，他却置妻离家破这一人间的大不幸于不顾，冒着被处死的危险在狱中继续写了几十万字的文章和信，敦促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回心转意。
我见到他，他第一句话便是：“我这次是为一个人的寃案到北京来的。”他交给我一份材料，标题是：《人血不是水》，副题——《我向人民记者的良知呼吁》。
那是一九七O年四月的事，是陈世忠在黑龙江省嫩江农场服刑期间亲眼目睹的一起杀人案。
他说：“我们一百多个犯人在三个士兵的监视下打草，平时，在我们劳动的土地四周择上四面红旗，作为警戒线的标记。这天不知为什么，扫了五面旗，第五面旗使一条警戒线凹了进来。李植荣只顾低头打草，他没想到平时二旗之间的直线已经凹了进来，于是踏过了第五面红旗，士兵喝住他，说他出了警戒线。李植荣回说他没有越过。他以为他仍像平时一样，在那块四面红旗标明的方形阵地之内。那士兵命令他走过去，李植荣便走了出来。这时，他就在第五面红旗与另一面旗形成的斜线之外了。这时，另一名班长模样的士兵走过来问出了什么事。两名士兵嘀咕了几句，那班长就命令李植荣转过身去……”
故事的下文可以猜想到：那个班长向李开枪，李应声倒地。接着，那人又朝空中开了一枪。然后向全体犯人宣布：“犯人李植荣非法越出警戒线，经我解放军战士鸣枪警告不听，被当场击毙。现在收工!”
这件事竟使听过许多次死于非命者的故事、听过一起又一起大屠杀的人，也为之一动。它有点像游戏。无缘无故就消灭了一条无辜的性命……真的无缘无故吗?当然不。只有中国人能猜到凶杀的动机：只是为了表明自己富于“革命警惕性”——这是一种优良政治素质，对于入党、提升都很有用，就是为了表明自己忠于职守,立了一功，也会起同样作用，而且，这种事件会立即报告到高级领导部门。
使陈世忠分外难过的，是李植荣这时并没有死。他中枪之后还跪了起来，好像要为自己申辩，说这是一起误会，然后又倒了下去。第二天派两名犯人去收尸，尸体居然还是热的!而一整夜都有一名士兵看守现场，李植荣会呻吟，会求救，有十几个小时抢救的机会。
陈世忠好像怕我不信，一口气列举了十四个当时在场的证人的姓名。
“这人记忆力即使再好,二十多年后怎么还能记得这样清楚呢?”我想，“可见他这么多年是常常忆起这个事件的。”
他和李植荣非亲非故，但一九八一年四月他本人的寃案平反之后，他就为这个死者鸣寃叫屈，要求惩办凶手了。他四年来，给黑龙江省人大常委、省高级法院、嫩江地区法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沈阳军区和吉林省军区写了很多信，追踪这名凶手。至今毫无结果。
他叹口气，沉默下来，半晌不语。他深深失望了。但他说他还要把这起长征继续下去。我望着我这间办公室里四处堆满的牛皮纸袋,心想：你即使把那名凶手查找到了，又能怎样?我这些口袋里装着的寃案，凶手有名有姓，还没受到惩罚呢。
很多人在三十年来频繁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政治运动中，在个人的悲苦的或安逸的生活中，磨灭了对人的同情心。不知是一种什么特殊的心理机制，使陈世忠这种人的心始终没有麻木。
三十二年前，我曾费力到处寻找一种人：他能用自己的心和自己的头脑去敏锐地感知周围世界：他敢于提出经过独立思考的意见，而不是人云亦一石，随波逐流：对于错误的、损害人民利益的现象，他敢于挺身而出去干预，去斗争，而不计个人的利害与安危。当年我尽费心思去寻找，也鼓励年轻的记者们去寻找，却收获甚微。
其后二十余年期间，具有这种特征的许多人又被打成人民公敌，驯服和奴性被作为全民族的美德来宣扬和推广。政治制度本身就在批量生产着奴才和白痴。
然而陈世忠这种人居然还能活下来，并且本色不变!我知道，这种人并未绝迹，而且十年法西斯专政把一代青年人造就成自己的叛徒。但是有陈世忠这种经历和他这种鲜明性格的人，却仍然是罕见的。
因而，我决定写他。我以他为主人公，写成了报告文学《第二种忠诚》。这篇报告文学的第二位主人公，上海海运学院的倪育贤，也有着和陈世忠相似的特点——敢于直言，甘冒风险。新创刊的杂志《开拓》决定在创刊号上把它放在首位。
我在文中引用了陈世忠在狱中以《谏党》为题写给毛泽东的长信片段：
“……我认为，中共中央犯有一系列严重的错误。最危险最可怕的是中共中央至今没有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这就使我忧心忡忡，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否则我就不成其为党的亲人啦。
“造成错误的原因，最主要的就是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你老人家实质上并不允许别人批评你的缺点错误：对于稍微尖锐一点的原则性批评，马上翻脸，施加残酷打击。这样下去，谁还敢说真话呢？……你的每句话甚至每个字都是绝对真理，只能赞成，不准反对。什么南斯拉夫、苏联、波兰、匈牙利、法国、意大利、美国、印度……那些国家的共产党都会犯错误，唯独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例外。你把自己关进红色保险箱，以为自己绝对不会犯错误!但是一切错误中最可怕的莫过于自以为永远不会犯错误。你口口声声说马克思主义是不怕批评的，但事实恰恰相反，远的不说，一九五七年到现在，哪一个批评毛泽东思想的人有过什么好的结局呢?
“请你暂息雷霆之怒。……根据这些年事态的发展，我满心忧虑地预感到，迟早有一天，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陈毅在内的许多中央领导人都可能被打成反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但愿我的预言不过是杞人忧天罢了，果如此，则国家幸甚，人民幸甚！
“……在你看完我这份材料之后，若‘龙心’大怒，那我的生命也就结束了。但我在临刑前仍要诚恳地告诉你：
“敬爱的毛主席：
‘丘比特，你发怒了，这就证明你错了!’”
《开拓》杂志为了扩大影响，刊物还未出，先把我的文章打成若千份校样，拿到几个省份，让一些报刊转载。标明“转载自《开拓》创刊号”。没想到这一招惹来了极大的麻烦。
上海海运学院首先派人来京，找《开拓》的主编，要求抽掉此文。又到中共中央几个部门上告，反对发表《第二种忠诚》。
与此同时，这家刊物所属的工人出版社的上级——全国总工会主管宣传的书记，也认为这篇作品有问题，命令暂不发行，却提不出什么理由来。
其后，便开始听到来自上层的意见了。说法不一，有的指责它否定了“学雷锋”运动：有的认为文中涉及到中苏历史上的分歧问题，值此中苏关系在微妙发展之时，不宜公开：有的则认为陈世忠致毛泽东的信对他太不敬了。
那么对于作品的主题和题目《第二种忠诚》，赞成与否呢?听不到反对意见。其实，恐怕真正的问题出在这里。文章在结尾处是这样写的：
“忠诚，像美丽一样，也有不同的品种。勤勤恳恳，谦虚谨慎，老实听话，从无异议，这是一种忠诚。怀有这种忠诚的人，本人在个人利益上也须做出或大或小的牺牲，但比较安全，顺当，一般不致招灾惹祸。由于在上级眼里可爱，仕途往往可以步步高升。
第二种忠诚，像陈世忠、倪育贤身体力行的这种，就不大招人喜欢了，直至不久以前，往往还要付出从自由、幸福直至生命这样昂贵的代价。
很多年来，前一种忠诚，由于受到格外的爱护栽培，不断灌溉、施肥．，便生长得茁壮而茂密了，相比之下，在我们的政治田野里，第二种忠诚就贫弱而稀疏了。在干旱而贫瘠的土地里，它们能够生存下来而未绝种，已近乎奇迹。
危险的是又有第三种忠诚作为第一种忠诚的变种生长起来。只要是上级的旨意，明知错误而有害，也认真执行，甚至还要做过头，以博得上级赏识；遇到重大是非争议，分外谦虚谨慎，不置可否，明哲保身，把责任上交或下放；善观风向，顺风转舵，随时可以反戈一击，另换效忠的对象。这种忠诚娇嫩欲滴，妩媚诱人，可爱度又胜过第一种忠诚一筹，只不过它结出的果子却是苦涩的，甚至有毒。”
这里提出的问题，在中国已有三十年的历史了，多数中国人心里是清楚的，只是没有人公开地提出来罢了。所以《开拓》虽然禁售，随后又有“禁止转载”的指令，全国至少已有十几家报刊转载完了。陕西的一家报纸，转载《第二种忠诚》的那两期，就印行了一百万份。
指责我否定了雷锋，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雷锋是六十年代初期政治需要的产物。由于“大跃进”带来的大饥馑，人们，首先是大学生对于历来中国人深信不疑的一些根本性政治原则，包括对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路线和政策之正确性，开始怀疑。这也就是陈世忠之所以能出现的原因。因而，需要把人心收拢起来，恢复政治上的稳定和对毛泽东的坚定信仰，雷锋和声势浩大、持续二十几年的“学雷锋”运动便应运而生。果然收到了很大效果，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树立起来了，中国进入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陈世忠在给毛泽东的信里，也写了他对雷锋的看法：
“我看到你的题辞：‘ 向雷锋同志学习’。现在全国人民都在学雷锋。我承认雷锋身上有很多宝贵的品质，我当然应该向他学习。但是我认为雷锋并不是一个完善的典型，他身上有严重的甚至致命的缺点。他的美中不足就在于他唯上级命令是从，从不知抵制上级的错误决定。雷锋有句流传很广的名言：‘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我认为这句话是不准确不科学的。它孕育着连你自己都意想不到的巨大危险。首先，它把你和党等同起来：其次，它预先就断定了你永远是绝对正确的，不但你过去和现在说的话绝对正确，雷锋必须句句执行，而且连你还没有说出来的话也早就注定了句句是真理，雷锋早就准备去照办了。这不是十足的盲从主义是什么呢?
你想一想，如果全国人民、全体党团员真的都成了雷锋，将会形成一种什么局面呢：社会风气、道德面貌固然会焕然一新，可是一旦你说错了话，你代表党中央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又有谁
能够帮助你们纠正呢?……不错则已，一犯错误就将错到底，后患无穷。”
历史已经证明，陈世忠的预言又说对了。批评和反对《第二种忠诚》的人，谁也无法驳倒陈世忠的这些话，然而他们又反对对于雷锋和学雷锋运动的这种评价。这就证明他们实在太需要雷锋式的忠诚了，因而连至少是同样忠诚的陈世忠都容不得。
陈世忠二十一年前就向毛提出过这个问题：
“现在再请你看看另一个青年人陈世忠。依你看，雷锋和陈世忠，这两个年轻人哪个更好呢?你更喜欢谁呢?你一定会说，当然雷锋好，你怎么能跟他比!是的，雷锋是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而我是人民监狱里的未决犯，天上地下，根本没法比。但是回顾我的一生，我的遭遇和雷锋一样苦，我对党的感情像雷锋一样深，所以我才更觉得自己无权置身局外，袖手旁观，而必须像亲生子女那样，抛开个人得失，直言不讳地面谏君前。我自信，雷锋做到的好事我都能做到，但有一点不同，我不相信世上有先知先觉的救世主。”
陈世忠省掉了一句话：雷锋做不到的好事我也能做到，正由于此，他成了阶下囚。
真的，陈世忠做的“雷锋式”的好事，绝不逊于雷锋。他甚至超过了雷锋，因为他是在被共产党寃屈地打成反革命，剥夺了自由，拆散了家庭，葬送了青春的情况下做的这些好事。他自己是这样概括他的一生的：
“一起寃案，两次（狱中）救火，
三次救人，四次捉小偷，
五次长跑冠军，六年留场（劳改场）就业，
七份判决书，八年判刑劳改。”
即使按最正统的共产党的道德标准来衡量，陈世忠也是一个对于共产党和对于人民赤胆忠心、真正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但是仅仅由于他不能和共产党的错误妥协，不能见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的事坐视不理，或者换言之，仅仅由于他也用这些标准来要求共产党自己，从它的领袖到一般党员，他就不能见容于这个党了。
在他工作的那个哈尔滨工人业余大学，陈世忠对于校领导及其上级哈尔滨市总工会在分配住房问题上以权谋私等错误提出批评，因而被视为异己。在北京，又由于他曾经批评过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错误，而不受欢迎。
这也就是陈世忠不同于雷锋的主要之点。所以，北京的上层人士认为“第二种忠诚”否定了雷锋运动，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从一九五八年提出“共产党员要做党的驯服工具”算起，已经过去了将近三十年。雷锋的宣传已延续了二十二年。这期间，共产党犯下了极大的错误又有意纠正这些错误。但是从褒雷锋和贬陈世忠式的人物，已可见出在意识形态上，这个党不想有大的改变。它大概仍然相信，只要中国人绝对地信任和服从仍然是“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中国现代化的实现，就绝无问题了。
它看不见，人们早已不肯接受雷锋式的驯服和盲从了。共产党的组织，也已经变了。因而，继续向人民提出他们已经厌倦甚至受到他们嘲弄的要求，就只能使自己进一步脱离人民。同时，抑制人民对于已经腐败或正在腐败中的党组织与党的干部的批评和斗争，也只能保护腐败，终至不可收拾。
看来，似乎中国共产党是过于自信了。但是在这种自信下面，是否正是缺乏自信，担心一旦允许人们自由地思考，他们就会脱离自己的控制呢?
我逐渐明白了：中共领导层中那些人之所以被这篇文章激恼，这篇文章之所以在全国乃至海外华人中受到那样广泛的欢迎，从根本上说，不是要不要哪一种忠诚的问题，而在于我突出地宣扬的是陈世忠这种独立的人格，而在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一个人的人格有多大的独立性，也就带有同等的叛逆性。
这一点，当时连我本人也并不很自觉。我只是觉得陈世忠很可爱，很珍贵，在三十余年来刻意经营造成的平庸者的汪洋大海里，陈世忠是一个罕见的孤岛。
这次冲突，使我认真地思考起一个问题来：究竟是什么东西使这个党和我之间始终存在一种疏离?它曾开除过我，又纠正了错误使我回到党内，但几乎从我回到党内的第一天起便又以警戒的眼光注视着我，这是为什么?
因为这个党内已经有太多的人不是我的同类。他们是近三十余年滋长起来的。但还在更早的时候，我对于党内的某种传统已开始产生怀疑了。我来到解放区不久，便常常听到“谦虚谨慎”这个词和“忠诚老实”并列，作为干部修养的最基本要求。我看到这些要求在实践中是什么样子，便开始有了反感。
和党内严格的纪律与等级观念相配套，“谦虚谨慎”就变成谨小慎微和对上级的卑微敬畏。在对待同级干部中也“不要锋芒毕露”。在一个你应该蔑视或反对的人面前，你也必须表示尊敬和服从。你必须压抑你的真实感情和真实的思想：你必须使自己的姿态、表情和别人没有什么两样。而对于你的评价、你的荣辱与沉浮又必须取决于你的直接上级，于是“谦虚谨慎”的道德素养要求就和功利结合到一起了。
这其实就是一个每日每时不停地窒息中国人个性和人格的过程之一的侧面。此外，你的举止言谈要和别人尽量一样，你的生活方式不能有异于众人：你的“群众关系”（这是鉴定干部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一个要求入党者不能不过的一关）必须好——不能触怒得罪什么人，即使那是你本应反对或蔑视的人。
这套无形的机器在人群中不停地运转，其功能就是削平每个人个性的棱角，使大家变成彼此相同的人。然后，这些大体相同的面孔上，均表露出对于权威的相同的恭顺和驯服。
这就造成一个结果：虚伪成为一种美德。上下左右之间，人人带着谦恭的微笑，和和气气，背地里却施展阴谋诡计，拳脚相加。有多少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一朝得势便露出满面狰狞！
但更多的人则不是政治野心家，也未必是小人，而仅仅是变为平庸。独特的个性被磨灭了：良知变麻木了：奉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明哲保身哲学。
久而久之，中国人种的一部分就退化成这种人：脸上挂着永远的微笑：口中说着很易用计算机翻译成外文的通用语言：大是小非从不表态，把来日可能被追究的责任上推下诿：办事四平八稳，说话滴水不漏，在自己工作中把政治安全的保险系数打得高高的，绝不会万有一失。
平庸成为美德，无能才能上升。当你看到一批又一批正直、勇敢、有真才实学而又敢于坚持自己人格的人在无尽无休的政治运动中倒下去了，就不致对这些为了保护自己而丧失了自我的人责备求全了。
但你也很难喜欢这种人。他们丧失了常人具备的许多素质。他们必须把自己完善到见邪恶而不怒，见苦难而不悲，见危机而不急，知误国而不悔。必须要达到在大苦大难面前无动于衷，除危及乌纱帽之外的一切不慌不忙而又能心安理得、毫无愧疚之心的境界，才具备了身跻高位，永保无虞的条件。
为了这种人的安全和安宁，也还需要另一些人的配合，那就是亿万中国人必须蒙昧而驯服，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命运完全托付给他们。
上海海运学院对我的攻击，更是坚决而猛烈。攻击我的又是“严重失实”，倪育贤是个坏人，你把他写成英雄!于是，一九八五年四月，我带领四名年轻助手，来到上海，进一步核对事实。
上海，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城市，一九七九年二月我到这里，一出飞机场，迎面一排新刷的红色油漆标语就使我吃了一惊：“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是北京已经否定了的口号呀！时隔六年，上海仍保留着文革涂在它身上的浓厚色彩。在我住过的宾馆里，刚来和外国人谈判的中国人员，大都穿一身中山装，这在北京已很少见了。一位内蒙的青年作家，去访问一位退役的将军，竟被视为政治上可疑分子拘留了十几天，还追查向他提供地址的人，并且让那人写了“泄密”的检讨。
为调查的方便，我们本应住到海运学院里面去。但是到上海几个小时之后，便发觉绝不能这么做。
海运学院党委利用它的权威，已在校内做了充分部署。以党委名义通过党支部一再向全体工作人员作了传达：“倪育贤是坏人”、“刘宾雁错了”、“党中央要惩处刘宾雁和《开拓》杂志负责人”……。同时，党委还把整党停下，派出得力干部四处调查倪育贤二十余年来的表现，准备向我发起更强大的进攻。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倘若住进海运学院，能有几个人敢于冒事后遭受打击报复的风险于不顾，来向我们诉说真情呢?
于是我们就决定住在黄浦江外滩的一家旅馆，请海运学院的人从浦东乘摆渡越江而来，和我们谈话。调查的结果，证明我所写有关倪育贤的事实都是确有其事。
最先见到并且见得最多的还是倪育贤。我们首先把他做为一个怀疑对象，重新了解我写过、而海运学院党委否定的那些事实。几个晚上，我和我的助手们一起研究，倪育贤这个人究竟怎么样，他提供的有关他本人和外界的情况可靠性究竟如何?
陈世忠和倪育贤都是上海人。除了我在《第二种忠诚》中所写的他们那个共同特点——敢于直言、甘冒风险坚持真理以外，他们就很少有相似之处了。
倪育贤聪明机智，能言善辩，也和陈世忠相近。但他有时在随机应变上过于灵活。这方面那个在五十年代受过共产党更多正统教育的陈世忠就是宁折不屈，甚至有点迂了。
倪曾经给“四人帮”的重要人物写过几封信，表明他和他们是一致的。海运学院的几个人便死死抓住这几封信，大喊大叫，说这便足以证实倪关于他文革中反对林彪、四人帮的种种说法都是伪造的，他是个“政治骗子”。
倪育贤的确不是一个完人（不妥）。一九七一年，他被海院开除，生活无着，想求上海市委给找个工作，写信说了违心的、也违反他本人实际政治态度的话。一九七五年，在工厂当工人谋生，写了一篇批判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的长文。他刚刚把文章寄给毛泽东和《红旗》，就发觉他的工具箱被撬，他放在工具箱中的日记被盗，同时有人盯他的梢了。工厂里几位同情他的人主张他应该以某种方式，比如写一封信，做些政治伪装，以保护自己，他起初不肯，后来别人代他起草了一封信，他还是发了。
那些年，很多中共高级干部也给林彪、江青等人写过“效忠”信，目的是获取更高的权位，倪育贤连个共产党员都不是，他写信又不过是谋取生存或安全，能算多大罪过呢?
倪育贤还有一件事被那些人抓在手里：他在文革初期是“造反派”．还是个头头!我并没隐瞒他这一点。他一向是一个政治兴趣很强的人，文革一起来，他站在一些受欺压的领导干部一方与在权力上占优势的另一方展开争辩。这是他第一次显 示他的政治才能。他思维的机敏和富有鼓动力的口才，特别是他的正义感，使他在文革筹委会的选举中赢得了很多选票，成为副主任。但是他没有像反对他的另一派对教师和学生施用暴力，而且始终反对游斗、打人和抄家。而且当他发现这些行为无法制止时，便实际上退出了文革，一个人到全国各地搞社会调查去了。这时，上海发生了全面夺权的所谓“二月风暴”，倪育贤没有参加。他那十年的主要经历便是：被学院开除，在工厂被批斗。只要倪有一点政治野心，以他的才干，投靠四人帮肯定会捞到一官半职的。
海运学院的方针是：倪育贤二十余年来所做的好事，必须一件件推翻：文革期间加在他身上的罪名，一条也不能拿掉。
一九六二年，倪育贤能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农村大饥馑，建议改变农村“左”的政策?——他们不相信，他们要以自己的调查把这件事推翻。
既然他们把此事做为重点，我们自然也要做为重点。倪育贤当年在部队里的战友和上级，他们找了一批。我的两位青年助手，也找了一批，逐一查核是否有过这件事。
他们调查的结果是：倪没有给毛写过这封信，或者，被调查人答复说：不记得有过这件事。
我们查问的人，大部份的人回答则是：有。记得。“他向我借过钱付邮费呢。”
中国的事情就这么有趣！
倪的那些对头对这件事竟然认真到这种态度，派人去北京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去查一九六三年给毛泽东信件的收信记录。把所有卡片都翻遍，没有这封信的记载，于是与高采烈得胜还朝了。
也许应该怪我，我在文章中把发信的时间一九六二年误为一九六三年了。几个月后，北京告知上海市委向海运学院转达：查到了，倪育贤确是给毛泽东写过那封信。
他们当然不会放过最能伤害倪育贤名声的他的所谓“生活作风”问题。十四年前，海运学院当权的大派为了制伏这个政治对手，作为开除他学籍的理由之一，就拿出他的“男女关系”问题来。那时，政治上的理由是他自编自印了有相当明显的反对左倾机会主义色彩的“列宁语录”。
现在，海运学院的当权派则声称：那个“列宁语录”根本谈不上反“左”，至于男女私情问题，那是确实存在的。不信吗?证言俱在!
文革期间为置一个政治对手于死地而用高压手段取来的证言，居然还有效!但是对方既然这样认真，而中国人至今还把这类问题视为一个人善恶的主要标准，我们也就不能置之不顾了。
这可难坏了我的助手们。
十四年前的某一个晚上，一个既非共产党员、也不是干部的二十岁的青年倪育贤是不是曾和某位女郎睡过觉呢?向谁去查核?找那位已经做了母亲的人去调查吗?
也是十几年前的某一个下午，倪是否曾把一个不相识的女人在自行车上送到她家，从此就多次去和她发生两性关系呢?早就有人查过，那女人否认了。后来再以另一种方式询问，她似乎又承认了。相信哪一个答案呢?
都不是强奸。那是犯法的。假定查实，也只能算通奸，现行刑法已没有这条罪名了。完全是两个人私人之间的事，对于社会、对于共产党的党风党纪和海运学院毕业生的学习成绩（它近年来大大下降了）似乎概无影响。
然而我们还是做了些调查。无从断定是否有过这些事。但是即使有过，又怎么样呢?在文化大革命那种空前大混乱之中，一个生理上已经成熟的未婚男性同一个已经成年的女性产生了感情并进而发生了婚前或婚外性关系，这和他政治上是进步或反动、或做为一个总体的人是善人或恶人，有什么关系呢?迄今尚未听说过康生、张春桥或姚文元有“男女关系”问题。
一天下午，一对中年夫妇从黄浦江对岸来到我的房间。男的叫沈仁杰，是海运学院外语教师。他妻子黄锦如，是位中学教员。整个下午，谈话主要是在黄锦如和我之间进行，那位丈夫有点呆，似乎还没有从一场大震动中清醒过来。
灾难从去年五月起降临到这个家庭。说起来人们都不会相信是发生向外国开放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的上海：他们的女儿和一个美国留学生谈恋爱，要结婚，海运学院领导坚决反对，又不敢明来，就向这位刚刚入党的沈仁杰施加压力。
直到海运学院党委那些维护国粹即传统民族观念之糟粕的正人君子们再也阻挡不住了，不得不同意那对青年去登记结婚，他们丝毫不觉得对于为这件事把沈仁杰整得死去活来有什么对不起他，在整党的会议上还继续批判：“很难设想，一个在党的领导下工作多年的同志，竟然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都划不清!当然，那个外国人，可能是好人，但也可能是坏人，说不定就是坏人。”
说这个话的人不是中国农村里的老太婆。这是在中国经济和文化最发达的大上海市的一个高等学府里，一个有高等文化的人或领导高级知识分子的人说的话。
那个沈仁杰为什么不提出抗议呢?他为什么不愤然拂袖而去呢?他是位大学教授《虽然名义上仍是“讲师”，上海市劳动模范，多年的先进工作者。这就是说，他不仅是个知识分子，还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他的良知不会反对女儿出于爱情去嫁给一个他也觉得可爱和可靠的外国青年。然而他竟无力和那种愚昧的、反动的要求相对抗，去斗争，而只能忍气吞声，甚至企图自杀。在半个月中，他的体重就下降了十五斤，被整得精神恍惚，语无伦次，一年后还未能复原。
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才会出现这种奇事呢?整他的一方必须是蛮横而强大，挨整的一方还必须是软弱而驯服。
不幸得很，在海运学院（不同程度上也在中国的不少大学里），这就是以学校党委、行政为一方、以教师为另一方的这么一种关系。
半个月中，有一批教师走进又走出我的房间，有的比沈仁杰年长，有的比他年轻。他们每个人都有一段辛酸的历史。从五十年代起他们就是不受信任的，每个人都是一次或历次政治运动的斗争对象。是他们支撑着海运学院，哺育着一届又一届学生。他们应该是学校的主人，因为没有他们也就没有这家学院了。然而正如北京的某些大学一样，他们却处在权力阶梯的最下层，甚至连工人都不如。“喧宾夺主”，本应属于辅助地位的政治工作和行政工作干部掌握着教师的命运。职称的评定，级别的晋升，荣誉的分配，出国的批准，住房的分配，甚至参加学术活动与发表学术论文的机会等等，总之，教师的包括政治权益与物质生活条件在内的全部命运都决定于这些人。
我在了解这学校的政治历史中，发现一个奇怪现象：教师们除了充当政治上的怀疑、批判和斗争的对象外，他们似乎完全游离于学院的政治历史之外。文化大革命是政治工作干部之间两派势力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同时是学生中间受压抑与受迫害的人同执行“左”的路线的政工干部及其工具!!学生党员之间的斗争。像我一年前在西安市看到的一样，十年残酷斗争中胜利的一方仍然是文革前就占优势、文革大部时间掌权的那一派力量。“左”派永远得势，“实践”证明“左”派永远是正确的。
可惜这个胜利又带着天然的黑斑，因为胜利者并不理直气壮。一个是：文革与它之前的政治运动不同，党也分成两派，并和群众一起在公开的战场上进行争夺，各自的秘密乃至主要成员的政治、道德面目，都在众人面前公开了，而有些人的面目、表演的姿态和动作是并不雅观的。再一个，被他们打败的一方，并不服输，其中有些人就人品与能力西百也确是高出胜利者一筹，同时，还有很多无辜的受害者、受压者和他们对于被迫害致死者的记忆，也使胜利者在分享胜利果实时不太放心。
只有证明自己正确（而且是一贯正确）才能证明自己掌权有理，而为了表明自己正确，便不能承认错误，他们不能向他们整过的人真正赔礼道歉，不能真正情愿地给他们以补偿。胜利者只能按自己的需要来书写历史。
这时，却跳出一个倪育贤，说他是正确的，受害的，还透露海运学院中“左”派得势抵制共产党三中全会路线的贯彻，这怎么行!
在倪育贤所做的好事里，有一件是这些人无法否定的，因为倪育贤就是因为这件事而被作为政治犯逮捕坐牢，平反后才回到海运学院图书馆工作的。
一九七七年一月八日清晨，倪育贤来到上海淮海路，在东湖宾馆的大铁门上贴出一首“大字诗”，题为《小平引》。后一阕是：
“毁誉几回逃龙铡，贬谪三遭建国柄。
半世功过天下白，一身是非百姓明。
柔少易遭狐群谗，刚多难与狗党亲。
宦海沉浮浑闲事，不用小平民不平!”
这时，四人帮覆灭才不过两个多月，中国还在它行驶十年的那条轨道上继续滑行。这一年里，反对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而在文革期间被捕、但未处死的人，还要有五十余名（无一不是中国人中的精英）先后被送上断头台。还有相当长的时间，不能说文化大革命是错的，不能说天安门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当然，更不能议论毛泽东的是非。华国锋还是中共中央主席，他正在极力反对邓小平复出。
据我了解，倪育贤这首诗，是四人帮覆灭后上海市第一张政治上表达不同意见的大字报。在那种政治气候下，这是需要相当胆量的。倪育贤还不满足。三月三十日深夜，他又到国际饭店的墙上贴出一首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长诗，题为《我不信!——纪念天安门广场惨案一周年》。
当时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下令逮捕倪育贤。他在牢房里住了将近四年，几被处决，幸免一死。一九七九年一月才被无罪释放。
海运学院那几个人没法说倪育贤的这种行动是反动的、讨好四人帮的。但他们仍然要贬低倪育贤，说他只贴了前一张大字版，并未见后一张：被捕和坐牢都是有的，但上海市委并未要处死他。
我们找到了当年和倪一起到国际饭店张贴大字报的人。一位前海运学院的领导人也向我们证实：市委某领导人的一次讲话中，曾提到决定处死王申酉（华东师大学生，已枪毙）等人时，名单上本来也曾有倪育贤。
我终于没有按照海运学院党委要求的那样承认“失实”，检讨错误，反而把所有搜集到的有关海运学院的材料写成了《第二种忠诚》的续篇——《末完成的埋葬》。
从上海匆匆赶回，我就准备去西德了。
去西德，是八五年年初就定下的。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亲自向西德驻华大使作了允诺。定于五月廿六日起飞，这是联邦德国大使馆为我选定的一个百花盛开的季节。五月中旬，机票、在西德活动的日程和大使饯行宴会的帖子都收到了，到了五月二十日，忽然，人民日报外事办公室主任来了，传来总编辑的旨意：不能去了。我大为惊讶：别的都好办，人家那边活动日程都安排好了，那涉及很多著名报刊的总编辑、作家和社会名流，德国人办事可是很认真的呀。外办主任也觉不妥。“这样吧，”他说，“总编辑明早去日本，我到机场欢送时再争取一下。”结果仍然不行。怎样答复人家呢?外办主任让我编造一个理由，我说：“对不起，我实在编不出来：这是你们决定的，你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去吧!”
他们的想象力也有限，就告诉西德驻华使馆说：“刘宾雁先生现在在外地采访，很忙，抽不出身来，这次去不成了。”
我一听，噗哧一声笑了。有这么说话的吗?就是中国人之间事先约好请客吃饭，不想去了，这种理由也拿不到桌面上来呀。
偏巧大使馆的新闻参赞陆伯赫先生挺叫真，那天下午驱车一径到我公馆来了。他走进我的书房兼客厅的时候，刘宾雁先生正坐在沙发上看信呢。不用解释，我们相视而笑了。
从我入党之后就常常听到党的干部说“政治影响”这个词，意思是，无论做什么事一定要考虑会不会造成不利于党的政治上的影响。然而这种编造假理由骗人，谢绝外国邀请的事，在我一个人身上就干过好几次了。这样做，不仅有损于党的形象，更有损于中国的信誉。我又一次体验了一个真理:中国官员做事，只看眼前功利，而不顾长远影响。老在那里说中国的民主和自由大着呢，比资本主义国家还多出一大块。还说我们中国“不存在人权问题”。可是刘宾雁这么一失约，德国立即会有三十来个单位和个人知道，决不是由于这位记者本人失信。
这样，本来应该游莱茵河的时候，我跑到长江上来了。湖北省作家协会要开代表大会，非要让我去一趟不可。后来我才明白，因为要改选领导班子，两派斗争激烈：我去，对于改革派有点站脚助威的意思。我答应了，可是很快就接到中国作协党组一位书记的电话，先是客客气气地问我想不想去。我说想去，并且已经告诉了湖北。这时，对方劝阻起来了：请再考虑一下，是否还是不去为好。我火气上来了：我成了什么人了?非法的黑户口?我还是中国作协的副主席嘛！那边末再勉强。
可是也并不客气，好像真要特意表明一下我其实并不是什么副主席，明知我去参加省作协代表大会，作协党组却非要另派一位《人民文学》杂志的副总编辑去在会上朗读中国作协的贺信不可。我们还是同车而去的。
顺长江而下，我来到江西省省会南昌市。省党代表大会就在我住的宾馆里召开。短短几天里，几乎平均每天都要发生一起恶性（即重大）刑事案件。一家电影院里有人引爆了一颗炸弹。一家旅馆里有人用手榴弹自杀。省委大院门前，省政法委书记之子被人枪杀……省里的人告诉我，自从一九八三年全国开展“从严从重打击刑事犯罪分子”的运动开展以来，恶性即重大刑事案件非但没有下降，反而逐年以很高的比率上升。很多案件是受害者投告无门，无路可走，便采取暴力向加害于他的官员施加报复。
既无言论自由，又不能自由结社，于是便有人自发地、秘密地采取非法手段来表达合理的意志了。上海几名青年个体户愤于政权的黑暗，密谋把盈利积攒起来购置枪枝弹药，暗杀贪官污吏。不幸尚未举事便暴露了，整个集团被逮捕。江西省几乎同时也出现一个相似的集团，成员都很年轻，甚至有十五、六岁的。他们以“除暴安良”为目的，也准备以武力惩办为非作歹的官吏。也被扑灭。
这时，全国二十八家省市的法制报刊主编正在庐山开会。有一天，十四位主编来到我的住处闲谈。我又向他们提出今年以来我每到一地、或每见一位外地来京的客人就要提出的问题：“整党开始以来，你们那里的党风状况是有所好转了呢，还是更坏了?”异口同声地回答说：“更坏了。”
一个恶性刑事犯罪的增加，一个党风的继续腐败，这二者之间是不会没有关系的。这两种现象，又同时作用于人民的情绪。我不禁又想起年初收到的那张明信片上的话：“大清帝国要完蛋了!”
然而，我觉得中国的政局似乎还没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我还想采访女省委书记万绍芬，想透过她的生涯，让人们既看到日益深重的危机，又看到中国社会的希望所在。
没有想到，正在我采访万绍芬同时了解江西省的问题与可喜的变化时，北京已经有人要向我开刀了。那里正在召开六省市的整党汇报会。一位负责全国整党工作的大员在讲话中（一定是把我视为整党的大敌，不然何须这个会上说我呢?）指名道姓地说：“都说刘宾雁敢讲话。他敢讲什么话?我看他是到处胡说八道，他每到一处，就支持那里的造反派，破坏安定团结。刘宾雁和王若望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
这是我回到北京以后方才听到的。那人物虽然很大，我却并不介意。只不过听说那个讲话被传达到全国各县，像每次关于我的真真假假不利的传说一样，使很多关心和同情我的人为我担忧、焦急，而反对我的人则兴高采烈。
我竟没注意到，这次讲话又是我的问题的一次升级。开春以来从党中央传出的关于我的种种非议，还局限于对《第二种忠诚》的非议。这一次，老先生的讲话已经是对于我整个人的否定了。
从三年前起，我就听到不止一个朋友和熟人的劝告：不要再写报告文学了，树敌太多，还是写小说吧。有人甚至把事情说得更具体：“胡乔木、邓力群对你的看法，你总不能不考虑吧?”
“当然不能不考虑。”我答道：“等到他们不准我写的时候，我也就不再写了。”
很早以前便有人问我：你和一家人那些年受到那么多罪，为什么一九七九年重新拿起笔来，就写《人妖之间》这种作品呢?难道不怕再祸及全家吗?
最初，我的回答是：“在一九七九年那种气氛下并不觉得《人妖之间》这种作品会带来多少危险。”后来，这个答案不够了，因为我已经遭到猛烈攻击和威胁，却依然在写。我自己也找不出答案。女作家张洁为我找到的解释是：“刘宾雁这人儍，他是’笨人刘老大（注）！’我觉得自己并不很儍。但后来观察我的小孙子刘冬冬，有所发现：他很聪明，又有些儍。别的孩子欺负他，他都不理会。他母亲说：“冬冬这孩子缺点心眼儿。”我有所悟：我大约也是缺点心眼儿：对有些事，我的神经比常人迟钝。
（注）短篇小说《笨人王老人》，作者王毅、刘锦云。写文革中一个农民的悲惨遭遇。曾获全国短篇小说创作奖，并被拍成电影，但被禁演。
后来，我终于找到了答案：第一脚迈出去的时候，我确实不知深浅，想不到会有什么危险。后来看到危险了，并且看到转眼之间我竟得罪了三位“诸侯”——省委书记，对我形成了围攻，但这时已经觉得出我背后有一个力量在成倍地增长，那就是我的读者，中国各阶层的人。他们人多势众，在背后推着我前进，我甚至觉得出他们越来越热的呼吸。于是，我欲罢不能，甚至有恃无恐了。
不过仔细想来，还有一个原因。我并不看重有些人比较看重的东西。我不想望得到掌权者的恩宠。迄今我失去的东西，无非是一次又一次的出国机会而已。也许还可以把住房也算上，混得好一点的话，我的住房本可以不那么拥挤，可以比《人民日报》工人的住房水准高一些。
国情、民情和我自己的情况，决定了我的心情。这年夏天，我觉得自己也未尝不可以奢侈一下了，便接受了一位过去的学生每年一次的邀请，到辽宁省的一处海滨略事休养。
正准备把已经定稿的《第二种忠诚》的续篇交付一家刊物去发表，忽接《人民日报》总编辑的电报：“上海海运学院党委声称续篇一旦发表该院师生即将赴京请愿望勿发否则个人负责”。
他们竟会相信并屈服于海运学院那几个人的恫吓!“个人负责”吗?我从来也未要旁人为我负责。还是要发!
但继之又来了电话，传来一位政治局委员兼书记处书记的意见，还是劝我勿发。我不能不犹豫了。不发就不发吧。
写江西省委女书记的报告文学，已经排好，也不准发。这固然不完全是由于作者是我的原因，但后来发生的故事就同我有关了：一位政治局委员兼书记处书记到江西视察时追查：是谁请刘宾雁到江西来的?他到此意欲何为?为什么请他上省党代表大会的主席台？……
和两个月前企图阻止我到湖北去开会一样，我似乎又成了一个“黑人”!
心情不免有些沮丧。于是，在《人民日报》记者部的一次例会上我就说了几句话：“报告文学越来越难写了。看来，我不得不停笔一时了。”这话不知被谁一传，变了样子。九月号的香港《镜报》月刊封面上刊出我的大幅照片，大字标题写着：“刘宾雁宣布退出文坛”。以讹传讹，海外报刊纷纷报导、评论我的境况。几家出版公司抢印我的作品集。热潮持续了好几个月。
“退出文坛”的报导虽然失真，但这股热潮却确实反映了两点真实情况：一、我确实进入了一九七九年以来的最困难时期：二、海外关心中国政局与中国命运的人过分看重了我这个人，以我为风标来测知大陆的政治气候，看中共中央对于实行政治民主化到底有多大决心和诚意。
就在我“宣布退出文坛”的同时，我的问题又进一步升级。中纪委派出的调查组进驻《人民日报》，介绍信上写的是：“调查刘宾雁等同志的问题。”主要是我，兼及王若水，也许还包括《人民日报》总编辑秦川。
带有嘲弄意味的是：正当中纪委的工作组坐在《人民日报》审查我的言论和行动时，我却坐在中纪委的会议室里以我的言论和行动帮助中纪委解决一个已有二十四年历史的错案。 姜怀玉，山东省文登县一名小学教员。一九六O年大饥馑时期，他发觉本大队的党支部书纪董某一伙盗窃集体粮食肥私（村中因饿致死者达五十余人），便站出来揭发，从此便开始了他一家人的厄运。那姓董的倚仗县委中有人，又依靠文革期间成为一派势力之首的省劳模（后来还成了党中央委员)张某为后台，多次拘捕姜怀玉，施以酷刑。姜全家老小也备受折磨，死的死，逃的逃，孩子遭打骂，不能上学，队里扣发口粮、燃料，连房屋也被迫拆掉，购粮充饥。女儿姜山华从十七岁起陪父上访告状，现已三十三岁。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局中受理此案的人，心怀歹意，与山东省、烟台地区和文登县的人合谋，制造假调查，做出颠倒是非的结论。姜怀玉不服，找到了我。我请《人民日报》两位年轻记者协助我到山东实地做了详细调查，我们把调查结果呈报胡耀邦，经中共中央书纪处批示，由中纪委重新审理此案。中纪委也派人去作了调查，与我们调查的结果一致。
但是，出乎我意料的是山东省、地、县三级党委派到北京的人员，仍然坚持他们长期以来的看法，认为姜怀玉不是个好人，上访无理。主持审理此案的中纪委常委李之琏是位公正无私而同情人民疾苦的老干部，山东省来人的态度气得他拍起桌子来，怒斥他们无理，我们三名记者也和李之琏站在一起，在一次次会议上依据无可辩驳的事实，和那些人展开唇枪舌战。
中纪委终于做出了比较公正的结论，但如同历来的作法一样，并不追究过去的是非和为恶者的责任，只不过议定姜怀玉是受害者，对那一家人给以微薄的补偿——每人一千元人民币。然而山东省委仍然拒不执行，反诬李之琏偏袒了姜怀玉。于是这个案子便无限期地拖了下来。
不过当中纪委办另一类事情时，却能大刀阔斧，雷厉风行。一九八五年发生的两大事件，充分暴露了这个中纪委完全背叛其使命，和阻碍中国进步的势力同流合污了。一是在所谓“晋江假药案”问题上大做文章，把中共各省委书记中最热衷于改革和最富胆识的福建省委书记项南拉下马来。一是惩办了广东省海南岛自治区的书记雷宇，也是一位颇有建树，在当地享有很高威望的改革者。所谓“晋江假药案”，无非是一个村庄里的小药厂对两种具有营养和保健作用的滋补品冠以药品的名称而已。海南岛的所谓“汽车走私案”则不过是雷宇按中央政府的方针（允许海南岛从事一些汽车进口生意，以从中获取的利润加快改变海南岛的贫困）行动中发生一点失误而已。
中纪委对于误国的老朽、卖国的新贵一概不管，却迎合党内保守派的意旨加害献身改革的忠良和精英，使它在中国人面前声名扫地了。
十一月，又传来一个不愉快的消息。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议纪要上贬低《人民日报》，赞扬几年来稳健有余而倾向保守的新华社，同时指责“有些人”“企图利用自己手中的舆论工具来影响党的决策，这是很危险的”。这“有些人”，当然不会是指那些长年无所作为或为保守派鸣鼓助威的人，而显然是指《人民日报》，它的两任总编辑和与保守势力不懈地进行斗争的新闻工作者。很可能也把我和已经卸职的理论家王若水也包括在内。
这同时也是向所有进步的新闻工作者发出的带有恐吓性的警告。我感到不解的是总书记胡耀邦对于这些新闻工作者几年来冒着风险、顶住压力所进行的艰难的斗争，应该是一清二楚的，怎么会同意这种观点和同意发出这个文件呢?
这个文件只不过使我对这个党中央更加失望，却丝毫未能起到使我感到自己的境地已经“很危险”，因而必须悬崖勒马、痛改前非的作用。我从来都认为中国的新闻界对这个三十年来屡犯错误、一九七九年以后仍然不断在重大决策上发生失误的共产党中央远远未能施加应有的影响，现在就越发觉得必须影响其决策——十一月的这个书记处会议纪要本身不就是又一个错误吗?
一九八五年并不仅对我个人是最坏的一年，对全国来说，它也是一九七九年以来最坏的一年。表面看来，这一年似乎风平浪静，没有搞任何运动，实际上却比批白桦的一九八一年、反精神污染的一九八三年还要坏。
这一年，新闻自由缩小得几近于无。从北到南，几年来献身改革卓有成效的许许多多企业家遭到停职检查、撤职甚至无端判刑等惩罚，纷纷中箭落马。置法律于不顾，一意推行“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实行苛刑峻法的结果，反而使刑事犯罪案大幅度增加。物价加速上涨，通货膨胀率达到两位数，远远超过官方公布的数字。
这年秋季，从北京开始，各地大学生以纪念“九．一八”国耻日、反对日本对华经济侵略为名纷纷上街示威游行。这其实是一个信号，表明人民群众对于政治现状的不满又有新的发展。当局却只顾分化瓦解和压制学生运动。许多当年从事过反对国民党的学生运动的中共干部都以为所采取的态度和手段简直与当年国民党如出一辙。
总之，我从十几个省分得到的信息使我不安。我觉得中国已进入险象丛生、危机四伏的局面。各种社会矛盾正向临界线接近。
然而对于这一切，我却没有力量去施加影响。整整一年，我认为最需要报导的东西一概不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根据去年从陕西搜集到的材料，我写了三篇报告文字，其中两篇都必须隐去地名、人名，刊物才敢发表，这就已经不是报告文学了。
我仍然不甘于沉默。怎么办呢?我的老朋友，上海《文汇》月刊总编辑梅朵，一位反右运动中遭到比我更大不幸的人，倾其全部心血把这本刊物办成全国质量最高、影响面最大的文学刊物之一。他愿意为我提供园地，问我愿不愿意为他写个专栏，每期一篇文章?几年来我一直苦于手里材料很多，发不出去，也急欲帮助一些受难者做一些呼吁。报告文学的形式笨重了些，况且我原想为之讲话的许多人的厄运，也并不都宜于做报告文学的素材，我也无法跑到现场一一查实事隋真相。那么，取个巧，用日记的形式把我的笔记本上的记载和有些人来信中倾诉的事实发出去，公诸于世怎么样?文字可以很简短，可以完全不表明我的态度：也可以使些招法避免“失实”的指控。说干就干，从一九八五年初，《我的日记》就在《文汇》月刊上开始连载了。
它还真起到了我预期的作用。
辽宁省台安县的一位律师因仗义执言，得罪了许多当权人物因而被五花大绑，游街收监：南京一位姑娘爱上一位年龄比她大三十岁的老师、前右派而被人拆散，她本人因而失去工作：辽宁省四平市市委书记黄勋章，因坚决惩罚四人帮帮派分子和大力推行改革而触怒了许多人，遭到诬陷被开除党籍：四川省宜宾县人大常委委员、工人技术革新家刘永江因反对任命不任职的官员而被捕坐牢。上海师范学院干部赵兴华反右和文革中遭受寃屈，因反对四人帮帮派分子，长期没有工作……《我的日记》为许多人鸣不平，虽然因而改变了命运的只有少数人，但它至少起到了“公开化”的作用。
然而我又觉得写这种东西心情很不舒畅，因为越是重大的问题，我越是不能写：同时，为了不给人攻击我“把中国写得一片黑暗”，我在每月的日记中还必须想方设法写一两篇“光明”的。这年五月，我以将赴西德访问为理由，索性中断了它。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在被禁止访问西德半年之后，我忽然又得到机会准备出访了。时间只有两周，三人同行，走六个城市，只能走马看花，能得到什么东西呢?
我不甘心双手空空回来。一九八五年一整年，《人民日报》未能发表我任何一篇我真正愿意写的报导。这次外出，我能不能透过在西德的见闻，向我的同胞说一些中国人应该知道或思考的事情呢?这就是说，又像一九八三年那样，我被迫只能通过写外国的事情借题发挥，绕弯子来对中国的事情施加影响了。不觉得自己可怜吗?不。倒觉得能站在法兰克福的大街上向北京喊话，即使很累，也是一件乐事。只要能突破保守派所设的限制，触动他们所极力要维持的中国人精神中那些蒙昧、僵死的角落，便于愿足矣。
但是还需要找到一个题目，一个同德国和中国都有关的题目。下了飞机，我们活动的第一站是法兰克福，第一个参观点又是歌德故居。感谢歌德老人，一定是他在天之灵给了我指点，我忽然想起：今年不是德国纳粹政权垮台四十周年吗?明年不是中国文化大革命二十周年吗?我们早就被打了招呼，一九八一年还发了一个文件，指令少写、最好不写文化大革命——能够把它们忘掉，最好。老是哭哭啼啼，写凄凄惨惨的往事，有多么讨厌!而德国人并却不是这样。一九四九年西德通过的“基本法”不就根据希特勒上台的教训审视了魏玛共和国宪法，对于德国的政治制度作了一些改革吗?中国却原封不动地维护着三十六年前制定的政治制度不思更改。好!就在这个问题上下手。
我决定了一个行动方针：今后十天里，不论在德国的那个城市，也不论见到的是什么样的德国人，我都要环绕着这个把西德和中国紧紧连在一起的纽结提出问题：德国人是怎样对待一九三九-一九四五年那段历史的?根据历史教训，西德的政治制度有了什么变革?
事先订好的活动节目中，只有三分之一能提供我所需要的机会。每提出三个问题，也许只有一个答案于我是有用的。我当然可以借助文字材料，但它们都是德文的。费力搜集到一些英文书籍，又大多是写希特勒时代的德国的。
但是归来后检阅我的笔记和一路上夜读旧书中搜集到的材料，发现我还是成功了。我把文章的题目定为《他们不肯忘记》。朱洪主张我不必在文中点到中国，我还怕读者看不懂。后来所有读过这篇文章的人都对我说：一看就明白。你虽然一字未提中国，但整篇文章却让中国人想到中国的问题！
我向我的同胞们描述着德国的这部份怎样挣脱了民族传统中消极东西的束缚，从恶梦中醒来。中国读者会惊异那传统竟与我们自己身上的某些东西有一些相似。我告诉他们联邦德国如何把中央集权制改为联邦制：不是靠空喊，也不是靠掩盖矛盾，而是靠政治制度的改革实现了“安定团结”。他们听懂了我的潜台词，赞扬我这篇“出访文学”写得好，我感到欣慰。
像从来一样，这种欣慰带来的温暖，驱走了这一年不停向我袭来的寒意。
文章来源：刘宾雁网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