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作家,加拿大布罗克(Brock University)教员;曾任中国新闻出版社副总编辑

一. 临沂地区的人文状况
二. 乡村政权的基本结构及其运作
三. 现阶段农村经济状况
四. 乡村社会关系的新紧张
五. 矛盾与出路

从一九九三年五月到八月,笔者对中国大陆农村现状进行了为期约一百天的实地调查。调查的范围主要是山东省临沂地区。调查方法为个别走访、数据收集和现场考察。从调查的结果看,中国大陆农村自一九八五年以后的八年中,经济处于停滞时期。以牺牲乡村为实际基础的政策导致了乡村甚至整个中国社会的被动局面。急速恶化的形势正迫使中共重新反省。农村政策面临着新的突破。

本调查报告包括如下几个部份:调查地区的人文状况;乡村政权的基本结构及其运作;现阶段乡村的经济状况;乡村社会关系的新紧张;乡村的基本矛盾和出路。

现将几个部份分述如下。

一. 临沂地区的人文状况

临沂地区地处鲁南,现辖八县一市,人口约一千万,其中临沂市(县级)一百六十万。该地区的经济以农业为主,农村人口占百分之九十五。沂蒙山区是老革命根据地,民风纯朴,对中共新政权有相当的亲和力。四九年以后,临沂农村在土改、大跃进和文化革命中受左的伤害和影响比较深。三年困难时期有大约一百万人死于饥饿。六四年社教后,临沂地区的农业生产曾经有过短暂的发展,成为全国四个先进地区之一。文革时期,临沂农村陷于严重的经济困境,大量农民不得温饱。

从八零年到八五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以后,临沂出现空前的繁荣。粮食生产突破了历史最高记录。农村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逐渐向商品经济发展。临沂遂成为全国百强县之一。乡镇企业在农业生产得到发展的基础上迅速兴起。象罗庄这样的镇,年工业产值已经达到十四亿五千万元,成为全国十大先进乡镇之一。

二. 乡村政权的基本结构及其运作

首先,家族色彩越来越重。

四九年后,临沂地区乡村政权的结构成份经历了几个过程。初期主要是由老党员、回村工作的老游击队员和退役军人。这些人有很强烈的斗争热情,领导了与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军干及其追随者的运动。大跃进期间,乡村政权中介入了一些从外村调来的运动积极分子,以便于开展工作,因为本村的干部怕得罪乡亲,打不开情面。这个时期的政策叫做基层干部交换。四清以后,主要是青年团员中输送干部到党支部;文革中是造反派。文革以后的最初几年,党支部是由恢复职务的老干部组成。

现在,乡村政权的成份发生变化。家族头人开始成为党支部的成份。如果一个村子有若干个姓氏,主要的大姓在当政机构中都要有代表。他们在决策和执行政策中往往优先考虑本家族的利益。同时又出面解决那个家族中出现的问题。如果不这样安排,有些工作就很难进行。比如,张姓中出现了抵触计划生育的,就要由党支部中张姓委员去解决;同时,上边来了招工指标,张姓的也不能没有。

这个变化,增加了基层政权的封建家族色彩。小姓家族比以前更加抱团,也注意依附在支部内有代表的大户人家。政府中的很多事务开始依靠家族势力。比如,公安局到村子里抓人,一般要打听那个家族的态度,以免引起反抗和冲突。

其次,对工商业的依靠越来越强。

乡村工商业一兴起,村干部就和那些新财主发生政治关系。他们要从村镇企业那里得到好处,比如吃喝和零花。他们还要从那里得到工资和福利。汤河乡大多数有村办企业的,干部的工资都从企业那里提取,不到农家集资。

另一方面,乡村个体工商业者,也需要政权做依靠。在抵挡税收,逃避某些管理和取得原料、市场和优惠政策方面,需要乡村干部的支持。有时为了对抗当地流氓地痞的侵扰,也要干部的支持。这种交换,使乡村政权和资本靠近。有些干部本身就是工商业者,是政权的构成朝自由和市场的色彩转化。

第三,自由度增加。

乡村政权的独立性日见增长。它们经常地造成上级政令的不畅通。由于农民得到相当程度的解放,比前敢于说话了,其情绪、意见和行为,随时影响村政权。失去经济控制手段(比较公社化时期而言),基层政权对农民的态度开始软化。

又因为干部的收入直接来自农民,双方都看清楚了彼此的关系,这也使农村干部不得不对农民手下留情。而且,世世代代居住在一起,彼此都有很多历史上的关系甚至是亲戚关系,不便太跋扈。

上级虽然对村干部有管理权,但拿不出钱来,无法控制得太死。因此,村干部和脱产干部的关系不是那么紧密。如果上级的某项指示特别为农民所反感,并且对干部也没有什么直接的利益关系,村干部就不认真执行。乡村人口增加快,和农民的超指标生育有关,也和村干部不下狠心执行政策有关。谁家有女无子,想再生一个甚至两个,干部会睁只眼闭只眼的装看不见。等生下来,要点罚款就行了。

政令不通造成北京的意志经常落实不到基层。这个现象很复杂。有些后果是好的,有些是坏的。比如集资,上边无论怎么禁,下边都不会停止。这对缓和当前的官民关系无利。在反贪污浪费方面,也不会奏效,或者效果很小。但是当本村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时,他们能够主动地保护自己的群众,有时甚至敢和上级对抗。临沂城东某村一青年因为交通问题和警察吵架,公安局到村子里要人,结果被村干部赶走了。

这种现象预示着一个不能统一控制的基层政权已经出现。这个政权,从构成成份到经济依赖,从思想方法到行为方式,都和以前的大队支部有很大区别。现在的村政权更象家族联邦的议会。

三. 现阶段农村经济状况

和八年前比较,农村经济没有新的提高;和城市人口比较,农民生活有所下降。

实行联产承包制以后的五年里,临沂地区粮食产量曾经突破五十万吨。五年的增长等于过四九年到七九年三十年的增长幅度。农民年收入从七九年的九十四元提高到一九八五年的一百五十元。不得温饱的农民由五十万人减少到不足三万。这个超常发展的时期被农民叫做第二次土改。

然而,八年后的今天,临沂地区的粮食单产和总产比较八五年依然没有增加。人平均年收入虽然已超过三百元,但是去掉通货膨胀的因素和生产成本的增长,净收入并没有提高。随着农民负担的加重和乡村治安问题的恶化,农民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变得强烈起来。

农村问题重又趋于严重,原因在哪里呢?

(1)耕地减少

虽然土地使用权放到家庭,但是并没解决归属问题。由于所有制问题没有明确,农民对土地的责任心还相当淡漠。他们不知道现在所使用的土地还能使用多久,村政府随时都会调整土地,也许随时都会收回做别的用场。农民喜欢在承包地上盖房子,盖了房子就属于自己的了。盖房子占有土地很多。在过去的八年中,农民盖房用地超过过去三十多年,很多村庄扩大了一倍,而耕地却减少了百分之十一以上。

从九二年到九三年,特别是邓小平南巡后,各级都搞了名目繁多的开发区。有的县划定的开发区占地上千亩。乡镇的开发区,大的也有几百亩。靠近县城的村子,多数也圈占一些土地作为开发区。这些开发区占用了大量土地,使建国以来又一次土地大减少。

单位面积产量没有提高,而土地总量的减少,造成粮食总产的减少。最近几年来,乡村的统计存在严重问题。类似大跃进时期的浮夸和虚报非常严重。上边相信数字,下边造谣撒谎,大家都明白,可是不愿揭穿。虚报的要求是:第一条,是必须年年有增长;第二,必须达到一定的指标。这造成了官方数字的严重失真。就我本人实地所见到的,农民的粮食和八年前差不多,但从统计上看,却是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以上。

(2)土地投入逐年减少

投入的劳动力在减少,劳动力的素质在下降。农村现有剩余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一半。这些余劳动力大都流入城镇。所谓“离土不离乡”,只有在乡镇企业比较发达的地方能够实现。普通乡村的劳动力,大都流入城里和有企业的地方。临沂流入城市的农民有十三万五千人。从事粮食生产的劳动力减少了,作物管理变得粗放,没力量精耕细作,影响了粮食产量。

流入城镇的劳动力又多是有文化的青年,剩下的劳动力素质差。比如一家有父子两个劳动力,流入城镇做事的是儿子,老子留在家里。这些年龄大又缺少文化的劳动力,对农村生产和生活缺乏更进步的要求。比如对新技术,他们就接受得慢。八十年代初期,刚试行地膜种植时,最先使用地膜种花生、西瓜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是上过中学的青年农民。他们对新技术非常敏感。现在留在土地上的上一代人就差劲。他们从八五年开始过上了“三五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满足了。

由于土地所有制问题没解决,农民对改良土地也缺乏远见和积极性。比如,使用农家肥有利于改造土壤构成,对产量的持续增长有益。但是农家肥的肥力发挥得慢,农民担心自己今年使用了很多农家肥,可是明年土地就转到别人手里去了。所以他们把圈肥上到菜地里,大田里只是使用速效肥料。(

3)苛捐杂税多,农民难以承受

该拿到的钱拿不到(比如白条子),不该拿的钱却非交不可。按照农业部的资料,一九九一年农民每人年缴税四十九点四元,比八零年增长了一倍。国家统计局调查结果,一九九零年农民负担的农业税和集体提留比上年增加百分之十和百分之二十一点三。九一年又比九零年增长百分之十点四,大大高于纯收入百分之七的增长数。全国平均,农民的缴纳的税占他们收入的百分之十一,有的地方甚至达到百分之三十!还不算集资和摊派的钱物。

对于农民来说,农业税负担算是小头。最沉重的负担是集资、摊派等额外负担。以九一年为例。临沂市农民人均负担税收以外的集资等约一百二十元,占其净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五;有的县占到百分之八十。有的乡和村,集资品种达一百三十多项。集资增长的比例,从八九年起,每年递增百分之十八点三。

(4)工农业剪刀差增大,打击了农民的积极性

按说,工业的发展应当为农业提供了廉价的生产资料,并导致农产品的增加和成本下降,但现实情况相反。由于流通渠道环节过多,农业生产资料反而没有下降,剪刀差越来越大。农民无法承担,只好年复一年地重复简单劳动,生产力难有发展。

现在农民种地已没利可赚,这从对临沂市黑墩乡的调查表可以看出。

作物 单产 单价 产值 种子 化肥 农药 水费 土地税 劳动

小麦 500 0.40 200 12 110 10 20 16 32

大豆 350 0.70 245 18 70 10 10 16 121

稻米 600 0.70 420 30 180 60 60 16 74

西瓜 1500 0.20 300 25 100 30 20 16 109

合计|产值:1165元 成本:829元 劳动:336元

一个农民劳动力,一年种四亩地,其产值不过一千一百六十五元,去掉生产成本,只剩三百三十六块钱,每人平均八十二元。现在农村平均占有土地差不多一人一亩,一个四口之家,一年也就是靠这些劳动换来的价值。这些钱,还不够各级分下来的集资摊派。农民要想应付包括集资和生活必需品的开支,还必须从事一定的副业生产。临沂市农民的手工和副业收入主要来自柳制品、鞭炮、加工食品、缝制成衣、屠宰、收集破烂等。有的家庭让子女去城里做工,得些收入补贴家用。

农产品价格的过份低廉,伤害了农民的积极性。不断减少的土地及对土地的投入,造成了整个农村的经济停滞和生活水平的下降。这个停滞是从八十年代后半期开始的,现已成为社会的重大积弊。

四. 乡村社会关系的新紧张

八十年代初期农业方面的辉煌成果,成为后来者的乘凉大树。多年来过甚其词的宣传,使国内外对大陆农村产生了错觉,以为现在的农村依然很好,甚至比八十年代初期更好。有人没有及时看到问题,有人故意不看。这种错误政策导致了面临动荡危机的乡村现实。

(1)发展胃口太大,造成严重的经济“失水失血”现象

好大喜功,一直是中国政策的情绪化特点。不看农村经济条件,一味强调高速度,造成竭泽而鱼的后果。中国农村本来就穷,必须确定一个合适的速度。八年来的政策是,既没有给农村以发展的条件,反而抽农民的血。主观地要求发展,恨不得一口吃成个胖子,没想到钱从哪里来?税收就那些,财政上没余力兴办那么多事业企业,于是只好到农民身上挖肉,强迫农民集资。有钱的乡报喜,说他们乡的公路铺了沥青;没钱的乡也打肿脸冲胖子,不甘落后,生怕自己的乡因为路不好就影响了提拔,也集资修路。上级在制定发展计划的时候,只要熟饭,不给柴米。害得下边只有集资。

集资把农民挤干了。农村经济存在严重的失水现象,生产发展不起来,生活也难以改善。

(2)牺牲农民利益造成上下冲突

农民人口多,一人身上挖一块钱就很可观。减少对农业的投资,压低农产品价格,是中共节约财政开支、集中资金、保护城市和转嫁危机的惯用方法。在过去四十多年中,中共一直使用这个方法保护其经济体系。

牺牲农民利益的做法包括两个方面:不给农产品价格上以好处;随时加大农民的负担。

在国营大企业普遍亏损,中小企业效益普遍不好的形势下,大陆经济发展资金主要是靠盘剥平民──工人和农民形成的。工农收入之低,比马克思描述的西方资本家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残酷剥削工人的现象还要严重。临沂市乡镇企业的工人,月工资平均只有一百多块钱。即使有十几年工龄的,连工资带奖金加起来也只不到二百多块钱。而车间承包人的工资和奖金在一千块钱以上。这些承包人平常的花销,有很多是从工厂的收入中报销的。他们的实际收入比这个数还高得多。工人创造的利润,大部份被承包人盘剥去了

因农村劳动力过剩而从乡下流入城市做工的农民,其收入常常低于一百元,有的学徒工甚至得不到足够的饭钱。我有一位教师朋友,他的女儿在某齿轮厂当工人,月工资才四十五元,连自己吃饭都不够,每星期天都要回乡下的家里带点饭菜补充。

(3)集资造成普遍的政治紧张

干部队伍太大也是增加农民负担的重要因素。

乡村政权现在普遍存在严重的超编问题。一般地,一个县辖有二十个乡,每个乡吃“官粮”的就有一百多人,全县超编一千多人。这些人的办公费和工资、福利一年至少要三百七十多万元,而财政拨款只有不到二百万元,缺口只好向农民摊派。

按照法律,农民纳税后,等于完成了公民的经济义务。所缴的税中已经包括了教育、交通、环境保护、水利设施维修、计划生育费用以及政府工作人员的薪水了。额外的集资和摊派,其实都是非法侵犯公民的合法利益。

现阶段中国各级政府都过份庞大。从历史上看,官员和人口的比例,汉朝是1:7943,唐朝是1:3927,明朝是1:2299,清朝是1:911。全国现有2348个县,55%吃财政补贴。解放初期是294人养一个干部,现在二十四人就得养活一个官员。而且现在的官员比过去的更能挥霍浪费。

山东某县一九九二年七月到九三年六月一年中,每口人主要集资数目如下:统筹费,30元;修县城到乡的沥青路,45元;订阅报刊,5元;水利设施维修,15元;村政府办公费,15元;育苗基金,10元;养路费,10元;计划生育管理费,15元;集市贸易管理费,5元;排污费,3元;民兵训练费,7元。不算别的收费,光这些主要项目,每口人就达160元。对那些没有副业收入,光靠种庄稼的农户,其收入根本不够缴政府的苛捐杂税。

除了这些项目外,还有一些局部的集资。农村中小学收费极多,有文体费、档案费、班费、实验费、图书报刊费、自行车保管费、租用课桌费、课外活动费等。教师经常向学生推销书籍簿本墨水纸张等,有的还规定学生需要交粮食、废铁、空啤酒瓶、易拉罐等。

大学招生故意不招满员,留下相当多的名额作为自费招生,一九九二年山东大学的自费生光学费每个学生每年将近三千元。不是农民能负担得起的。

很多地方强制农民买保险。不缴纳保险金的家庭受歧视和虐待。如不准去城里打工,不准领取社会救济,等。某县为避免上边批评,改头换面将各种集资合起来,叫“统筹款”。还有的地方叫做“捐献”。但不管自愿与否,都得捐。有些捐献是三级政府分成,上下相护,即使农民告状也没有地方。某些从上级下来的收费,下边再加码,叫做搭车收费。

各级都有规定的很多达标项目,这也是收费的借口。如民兵训练基地达标,教育先进县达标,骨灰堂建设,水库建设达标,灭老鼠达标,妇女放环达标等。连正常的政府工作,如婚姻登记,发放工商许可,学校基本建设等,都要农民负担。

集资是农村的现实苛政。农民说:“集资猛于虎。”四川农民写的对联是:

你集我集他集农民集,你筹我筹他筹农民愁,大口喘气;

催粮催款催性命;防火防盗防干部;提高警惕。

农村教师写的对联:

昨天十五今天二十明天几何不敢想,拉屎要钱撒尿要物放屁零出莫吱声,幸福生活;

花钱修路路不通,集资治水水不来,怎么回事;

物价长学价长只是粮价不长,官有路商有路唯有农民无路,等等再说;

前天刚收治安费,昨夜小偷又临门,总是有事。}

农民因为集资被逼而自杀的事件屡有发生。有些地方的不满情绪转化为暴烈的抗议。八月初,临沂市九曲乡农民数千人集体示威请愿,要求政府取消集资,并且惩办乱集资乱摊派的村干部。游行的农民拥挤在市政府门前,公安方面如临大敌。苍山县农民继八六年蒜苔事件(那次农民砸乱了县政府和县委机关)以后,又多次造反,抗议集资和乱收费。农村到了一处点火八方冒烟的程度了。

(4)社会治安每况愈下

当今中国大陆社会是个极不规范的社会。做什么事都没有章程。无论是市面形像还是行政运作,都乱七八糟,无章法可循。任何政策,都有太大的解释范围。如果和办事人有交情,或者那个机关的最高领导是你朋友,能给你说上话,也许很快就办好了。如果没关系,就难了。今天要你开这个证明,明天叫你办那个手续。没有一定之规。慢办有慢的道理,快办有快办的说法,不办也没有办法。

这种现状并不是对每个人都平等的。没有规范的社会,总起来说是对强权和金钱的占有者好处大。既没有职务权力,又没有职业方便的农民就倒霉了。他们缺少路子,必须破费本来就不多的正道收入来打发那些邪门歪道的要胁、敲诈和交换。农民叫苦连天,骂没有真理,骂不公道不公正,骂衙门黑暗。怨声载道。

因为失去规范,中国的专制威力被削弱了,极权正在被溶解。同时,民众对公平、公开和公正的要求正普遍形成,情绪非常强烈。当局惧怕民间情绪的发展,采取的基本是怀柔政策,尽量不刺激农民,以防燃成燎原大火。另一方面,当局因为自己的利益,又没有决心建立一套统一的法规,从而使社会更加没有章法。

这样的社会是不会平静的。在特权者肆无忌惮地利用机会浑水摸鱼火中取栗的时候,那些心怀闷气无法正常发泄的人就走向犯罪。笔者询问了一些刑满释放的劳教青年。他们说:“反正社会就是这个样了,谁抢了是谁的。老实人吃亏,安分守己就没有活路。”

土地迅速减少,人口大量增加,剩余劳动力比比皆是。一般地说,二十岁上下的青年,未婚,仍然和父母一起生活。他们的父母年龄在四十岁左右,是壮劳动力,完全可以将地里活干完。这些血气方刚的青年就成为农村的半失业者。每个村子都有一群群无事可干的青年少年,如野马野驴似的,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搅得鸡犬不宁。狗多了狂群,人多了有时就寻思坏事。这些人形成很多小团伙。好的,在一起打打扑克,喝个小酒,或者练练拳;坏的,就打仗殴斗,盗窃财物,强奸妇女,杀人放火,兴风作浪。现在农村可谓盗贼丛生,犯罪比比皆是。

农村治安问题非常严重。大多数村子,都有人因夜里回家晚一点而被劫掠。劫路的强盗一般就是附近村子里的不良青年。现在,天黑以后,大家就不敢出门,女的尤其不行。去年秋天,黑墩屯村一位姑娘半夜里被人叫出去,没回来。后来有人看见禾场上有人放火,大家救火时发现那姑娘已被烧死了。

八月初,五个青年持刀劫掠了一辆客车上的四十多位乘客,弄走两万多块钱,重伤十几个有反抗意图的人。官庄乡有个盗窃集团,夜晚开着拖拉机偷猪。他们先看好目标,一个人先将泡了酒精的馒头撂到猪圈里,等猪醉了以后,将猪撂上拖拉机就走。他们都带着刀子,谁也不敢惹。有个老头听见自己的猪被逮了,要出去阻挡,老婆死活不让出去,命总比猪值钱。

各地都成立了联防队。可是联防队也犯罪。他们晚上盘查行人,见了有钱的人和漂亮的女子,就忘记自己的身分和责任,变成了抢劫犯人和强奸犯了。步行的人危险,骑车的人也危险,坐在轿车里的稍微安全点。

五. 矛盾与出路

从以上调查不难看出,大陆农村现实比较八十年代上半期没有明显的进步。无论从生产力还是从生产关系看,农村都陷入了困境。这个八年,可以称为停滞的八年。中国在农村政策问题上面临着新的重大挑战。中共政权的基础是农民,社会的重头在农村。农村乱了,不比学生闹事,当局难以扑灭。

九三年六月五日,四川仁寿县上万农民示威,被当地政府视为造反。他们出动正规军平暴,逮捕了农民领袖张德安、向文清等人。但农民毫不退让,农民暴乱开始迅速蔓延。巴中、万源、南江、三台、高县等地都要响应。对抗可能马上引起燎原大火。北京政府遂下令马上释放张和向等八名领袖,免除了地方强加在农民身上的苛捐杂税。这是建国以来唯一的一次农民暴乱成功。由此可见,现在农村局势多么紧张。如果不是一触即发的局面,中共不会让步,现在的宏观调控也很难达成共识。

朱扁基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上台的。他和他的支持者正是利用农村积压的问题的严重后果,夺取了国务院的实权。但是,他同时也就负担了怎样解决农村问题的担子。如,过去欠农民的白条有三百亿,今年秋季收购又要七百亿,这一千亿元人民币哪里来?只有变通。中国市场大,农民的自由意识还不很发达,现行体制使中央政府依然具有统一调控经济局面的手段,农村问题可望得到迅速改变。

农村问题严重,矛盾冲突相当激烈,解决农村问题的方法却只有前行,无法后退。让农民再回到集体经济中已经不可能。积极的科学的态度是:必须高瞻远瞩地确定一个方向,大踏步走过障碍,使农村摆脱现在的困境,从泥潭中跳出来,从而结束持续八年的停滞。

1.土地所有权要彻底放下去,放给农民,同时确定严格的使用土地法律。这样的好处是:土地商品化,农民积极参与土地投入。由于城市对粮食的需求增加,粮食生产将有所提高。一些种地能手将返回农村,种植业将更加商品化。

2.实行轻赋薄税制度,给农民三年左右的休养生息,以便增加生产资料的投入。同时,对生产资料的价格,应当实行最高限价,只留小幅度的浮动。

3.国家应设立农业基金,扶持农民,尤其保证收购粮食不打白条。一九九二年全国收购农产品使用的白条达到六百亿元,不仅影响了农民的生产投入,甚至也影响了农民的生活。

4.对农村劳动力进城,应有劳工法限制。

5.迅速研究制定一个关于社会治安问题的法规。

这些措施的实行,完全依赖社会各个势力间利益的重合与分离。农村问题,几乎与社会上各种集团的利益都有联系。主要涉及的是当局、农民、城市工商业者和市民。如果某项政策适合所有人的利益,就容易实行;如果只符合其中一个或少数集团的利益,就比较难以实行。我们不妨分门别类地考查以上五项。

第五项,加强农村的社会治安,对各个利益集团都有好处,上下都能接受。

第四项,建立劳工法,对农村劳动力实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加强劳动力的使用管理。这一点,与当局、城市工商业者和市民的利益无大冲突,农民虽然受到一点限制,但可以接受。

所以,以上两项比较容易实行。我们希望在最近就会看见有关这两个方面的政策。

第三项,不打白条子,对农民有利,对其他各界无害,只是官方能否拿出钱来。中央政府说必须给钱,问题是地方财政近年来早已透支,能否有钱当时付清。这一点,仍然可以存疑。今年夏粮收购中,虽然打白条的少了,但是有的地方收购粮食时,将农民的粮食款项以银行存折的形式发放,等于白条。现在因为农村矛盾激化,火种遍地,政府非常敏感,所以今年的粮食收购可望能够基本兑现。关于农业基金,实际上早就有不同名目的基金了,问题是名存实亡。政府即使现在充份意识到农业基金的重要性,一时也难以拿出大量的资金充作农业基金。此项需要一定的时间去积累。

第二项,实行轻赋薄税制度,给农民三年左右的休养生息。同时,对生产资料的价格,应当实行最高限价,只留小幅度的浮动。这符合农民的利益,但与城市工商业者的利益有冲突,与当局的实行的计划经济制度也相左。控制商品的流通环节,以便控制价格,肯定会打击城市工商业者的利益,他们不高兴。如果这种政策造成商业的衰退,政府在流通领域中所得到的税利也必然受到冲击。再说,控制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必然使一些工业发生困难,它们的破产会降低产品的数量,反而造成价格的再上升。国家如果对农村实行轻赋薄税,将不得不放慢发展速度,这与目前中央政府的好大喜功心态相冲突。所以,这一项应当有的,对未来发展有好处的政策不一定能够实现。

最后一项,进一步下放土地所有权。这一项最困难。即使确定严格的土地使用法,当局也不一定会轻易走出这一步。虽然土地商品化,会刺激农民参与土地投入,不仅粮食生产将有所提高,一些种地能手将返回农村,而且种植业将更加商品化,但是它会冲击中共的权力基础。一个完全私有化的农村和完全自由的农民,对现行政治体制是个致命的冲击。同时,中共作为统治者,还必须解决连带出现的种种问题:完全出卖土地后的流民问题,无家可归的穷人的救济问题,拥有大量土地而又不事粮食生产的问题,哄抬地价影响工商业发展问题,等等。一个对自己统治没有多大好处却会因此担当很多责任的政策,中共可能不愿实行。除非有万不得已的情况发生,或者出现了大智大勇又有推动力的政治家。

综上所述,农村的改革虽然迫在眉睫,但是重大的改革也难以出台。适当的政策性缓解是可能的,必须的,但是决定性的政策难以出现。其原因,有些属于当局的狭隘利益,有些确实和国内社会实际问题有关。

(本项研究得到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资助,深表感谢。)

当代中国研究
MCS 1994 Issue 1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