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休伦学院(Huron College,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经济系助教授,中国东北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兼职教授,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华中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硕士,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博士

一. 国际贸易理论中的争论
二. 外贸政策的成本、效益分析
三. CGE 模型及国际贸易定量分析
四. 几点启示

自19世纪初李嘉图阐明了自由贸易最优性以来,大量的经济模型,如Hecksher-Ohllin,Stalper-Samulson等都证明了:由于各国劳动生产率和要素禀赋的差异,国际贸易可以互通有无,相辅相成,使各国都能有效地充份利用本国的生产要素,如劳动力、资金、土地等等,从而改善国际社会的资源配置,使整体经济效益得到提高。中国在1986年正式提出要求恢复其关贸总协定(GATT)成员国地位。1989年,中国对225种进口产品减、免关税,1992年12月又宣布单方面调低3371种进口商品的关税,取消进口调节税,放松了外汇管理制度,并宣布在两年内取消三分之二的进口许可证。⑴ 近年来,中国进出口贸易迅速上升,非常活跃。中国的这些努力是符合国际贸易理论的,受到了世界各国的赞许和欢迎。

但是,现实比理论模型要复杂多了。既然理论上自由贸易最优化是不可动摇的,为什么近年来西方贸易保护主义又有所抬头?为什么关贸总协定的谈判一谈就是几十年?当中国走向世界时,面对着许多新的研究课题,我们需要借鉴现代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贸易谈判实践,认真地探讨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的策略。

一. 国际贸易理论中的争论

1.1 自由贸易最优性的应用条件

国际贸易理论揭示了自由贸易可以达到最佳整体效益。但是,正如王键业所指出:自由贸易最优性的成立是有条件的,这一规范结论的成立依赖以下几点假定:(1)该国在国际市场上是“小国”,即该国在国际市场上的买卖行为不影响该国进出口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换句话说,该国在国际市场上不具有垄断地位。(2)生产函数呈现常数规模经济,没有动态规模收益及其他动态效应。(3)完全竞争的国内(商品和生产要素)市场。市场机制完善,没有人为的对国内经济机制的扭曲。(4)一国对外贸易的机会不受其贸易政策的影响。也就是说,关税不作为敲开他国市场大门的谈判筹码。⑵

也许在10年前,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来看,中国是一个“贸易小国”。但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已不再是通常所说的“贸易小国”。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970年的46亿美元迅速上升,到1992年已超过了1500亿美元。在世界市场上,中国是许多商品(如小麦、钢铁)的大宗买主。同时,中国广大的消费市场已成为世界商界的瞩目之地。中国的贸易行为对世界市场的影响逐年增长。其次,在前一阶段,许多中国产品的生产呈现出明显的生产规模递增。特别是纺织、轻工业品,在国际市场上表现出了很强的竞争能力。但是,中国国内市场机制很不完善,存在着严重的价格扭曲。许多中国产品还在国际市场上受到歧视。显而易见,自由贸易最优性的应用条件并不完全适用于当前中国的情况。

当中国从封闭走向世界时,大幅度地削减关税壁垒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有可能在近期内全部削减掉关税,实行自由贸易。很清楚,连美、英这样的老牌市场经济国家尚且做不到完全的自由贸易,何况中国?

整体经济效益并不一定是贸易政策的目标。当讨论一项贸易政策时,无可非议,人们通常关心的目标是本国的国民收入和福利。当整体经济效益提高时,是不是每个参加贸易的国家都可以改善自己的处境?如果参加者都得到了改善,是不是各方都得到相同的改善?如果改善程度不同,谁得到了大头?会不会使贸易双方的差距越来越大?正是这些问题使得国际贸易谈判无休无止,错综复杂。

1.2 最优关税和新生产业保护

当前,在全面降低关税之后,外国先进技术、设备、原料以及一般消费品将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生产者不仅要面对国内市场竞争,还要面对强大的国际竞争者。如果外国的产品质量高,价格低,消费者自然会选择外国产品,而把国货打入“冷宫”,对于消费者来说,有了比较多的选择机会,花较少的钱,得到更好的产品。不言而喻,消费者的效益被大大提高了。对于生产者来说,外国竞争者的出现是一个提高自我的机会,但也可能是一场灾难。产品卖不出去,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另找适合自己特长的行业去发展;另一条,卧薪尝胆,艰苦奋斗,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把失去的市场夺回来。在竞争过程中,企业往往施加压力,要求政府干预,用提高关税的办法提高外国产品的价格,降低外国产品的竞争能力,保护民族工业。

哥伦比亚大学的芬德利教授(Fendley)证明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适当的保护性关税和出口税有助于改善贸易条件,加快经济发展速度。⑶ 最优关税通常指的是,在最优关税下无论是削减或增加一国的关税都将导致该国的国民收入或福利下降。芬德利明确指出:最优关税并不是零。由于最优关税取决于本国与外国的经济结构以及贸易政策,因此,最优关税并不是固定的。它在生产和贸易的过程中随时都在变化。众所周知,在国际市场上收集信息不仅成本很高,还存在不同程度的时间滞后。各种信息充斥着不确定性,真伪难辨。任何人都不可能拥有完全的信息集。因此,最优关税只在理论讨论中有意义。在现实中,如果能够把关税设定在接近最优关税的一个区间之内,就已经是非常理想的了。

关税保护,和其他一切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一样,将对社会资源分配造成扭曲,出现静态效益损失。如果对一个工业产品采取关税保护,其近期效益损失小于这一产业成熟以后创造的社会效益(包括在技术进步上对社会的贡献),那么,这个工业是值得保护的。约翰.穆勒(Jihn Mill)认为,值得用关税壁垒保护的“新生产业”必须是那些具有动态规模经济的部门。换言之,这些部门在关税保护期间有可能迅速提高技术,降低成本,以至有朝一日取消了关税保护以后,这些企业具有足够的竞争能力自立于世界市场。关税保护的出发点应当是培养、提高国内企业的竞争能力,而不是为落后工业提供避风港。关税保护只能是一种短期的战术手段。如果保护期过长,国内企业缺乏竞争的压力,固步自封,安于落后,反倒成为经济发展的包袱和障碍.

关税保护是几乎所有国家都使用过的一项贸易政策。不过用得好与不好,差别悬殊。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采用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用政府津贴和关税保护的办法力图实现工业化。成功的例子是有的。例如,韩国政府对一些目标企业进行了重点帮助。在关税壁垒的保护下,电子产品,汽车工业迅速成长起来,并且打入了世界市场。⑷ 在台湾,墨西哥也都可以举出成功的例子。但实践证明,大多数国家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问题在于使用关税来保护什么。如果关税保护的不是新生产业,而是保护落后,当然,关税保护无异于作茧自缚。

1.3 扩大出口的利弊

长时间以来出口换汇在中国的经济政策中占有优先地位,促成了近年来出口量的大幅度上升。但是,是不是出口得越多越好?什么样的产品出口对国家长期发展有利?

和一切经济政策一样,扩大出口也有利弊。著名经济学家阿罗(Arrow)曾经指出:如果在一个国家中(1)出口商品为劳动密集型生活必需品;(2)劳动力供给对实际工资的变化十分敏感;(3)人民的收入绝大部份用于生活必须消费品,那么,扩大出口可能会导致该国实际工资下降,出口产品相对价格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扩大出口将弊大于利。在阿罗之后,许多经济学家,如齐齐涅斯基(Chichilniski),莱西(F. Lysy)等,用不同的经济模型论证了如果发展中国家大量出口基本消费品,将最终导致贸易条件恶化,出口收入下降,结果是得不偿失。⑸

综上所述,从国际贸易理论的争议中可见,在扩大对外贸易过程中,不存在一个非此即彼的简单答案。正确的政策取决于对整个经济形势的把握能力。为了在外贸中立于不败之地,这就要求我们对外贸政策有一个比较准确的定量分析。

二. 外贸政策的成本、效益分析

中国人素以商业谈判精明而著称于世。如果我们知道某一产品的价格和成本(包括生产成本、税收、运输等等),不难求出其贸易效益。一般来说,人们比较熟悉具体的某一项贸易的成本、效益分析,却往往忽略了对贸易政策的成本、效益分析。加入关贸总协定是一个贸易政策谈判过程。贸易政策的改变所产生的冲击将通过各种渠道而波及到整个国民经济系统。其产生的经济效益和成本都不能以简单的方法来计算。

举例说,如果在入关谈判中要求中方把钢材进口关税降低50%(或减少50%的进口许可证),会有什么影响呢?显然,进口钢材将大量涌入国内市场,使得钢材价格大幅度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国内许多钢厂就会出现亏损,一部份钢铁企业可能会倒闭。国内钢铁企业生产下降,压低了国民生产总值。国家不仅损失了一部份从钢铁部门征收的税收,还要花费许多钱来保障工人的基本生活、提供职业训练、提供投资贷款、并帮助他们在别的领域(如轻工业、服务业)就业。这可以称为这一政策的成本。

另一方面,当大批进口钢材出现于国内市场之后,大大缓解了钢材供应短缺的情况。钢材价格下降使得许多生产部门的成本下降。这些部门的生产有可能得到较快发展,从而创造许多新的就业机会。

更为复杂的是,进口钢材关税减低之后,钢材价格下降影响到直接使用钢材的部门(如机械、轻工)的产品价格。这些部门的价格波动变化又会进一步被传递到间接的部门,以至于使整个价格系统发生变化。与之相应,资金、劳动力将跨部门流动,重新组合。使得各部门的劳动力需求量,工资收入水平都发生了变化。

贸易政策改变,牵一发而动全身。

评价一笔外贸生意的成败,通常只要看看是否盈利。评价一项外贸政策的利弊,不仅要注意到这项政策直接影响到哪些部门,更要注意到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正确的政策应当能够使整个国民收入有所增加。如果一项政策在短期内对一个部门产生不利的影响,但是能在长期内使整个国民收入增加,那么这种政策仍然可取。但是一定要注意到短期内的冲击强度不能超过国力和人民的承受范围。

决定外贸政策取舍之前,一定要大致估计一下这一政策对经济系统的冲击程度。一般来说,可能导致经济出现危机的有三大威胁:恶性通货膨胀,政府债务危机以及大规模失业。其中,大规模失业可能是导致社会动荡最危险的因素。除了通货膨胀和财政危机之外,必须预测可能出现的失业率。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劳动力需求量取决于经济结构,而经济结构是由生产关系,分配关系,相对价格以及行政、管理、外贸等一系列条件决定的。政府大幅度削减关税将使国民经济结构发生重大改变。一些部门的劳动力需求量骤然下降,在很短的时间内出现大批企业倒闭,大批工人被解雇。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必然会涌现一批新的企业,创造一些新的工作机会。十分清楚,要兴办一个新的企业,并且使之具有一定的吸纳工人的能力,要经过市场研究、筹集资金、训练人员、安装调试等程序,必然要耗费相当长的时间。一个企业关门容易开门难。如果大规模失业来得很猛,就难免出现很高的失业率。

为了维持社会安定,政府应当向失业工人提供福利救济,进行再就业的职业训练,提供贷款以创建新的企业来吸纳失业人口。显然,所有这一切都得花上大笔的钱。问题在于正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国家有没有这笔钱。如果政府财政困难,赤字连年,处境窘迫,哪里有钱来应付突如其来的失业大军?这必然对社会安定形成严重的威胁。

在商业谈判中必然有得有失。在中国入关的谈判过程之中,中国不可避免地要在许多方面作出让步。但是,我们必须要对这些让步的成本作出大致的估计。如果政策变化的成本很高,超出了国力承受范围,当然应当据理力争,少让一点,或晚让一点。

三. CGE 模型及国际贸易定量分析

要定量地把握外贸活动的全局,至少存在两个方面的困难:(1)外贸政策属于宏观经济决策,涉及到了大量的信息。其信息量之大,远远超出了任何个人头脑的负担能力。只有现代计算机技术才能有效地收集、组织、储存、分析这些信息。(2)贸易政策变化对经济系统产生的冲击将沿着一定的渠道传递。传递渠道和传递过程之复杂,绝非日常语言可以描述,而必须借助一套可运行的数学模型。另外,一项政策的改变往往产生正反两方面的效果。例如,降低钢材进口关税使得部份钢铁工人失业,却又可能在其他行业中增加工作机会。当研究这一政策变化对失业率的影响时,就必须要综合考虑这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显而易见,没有定量分析就不可能得出任何有意义的结论。

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在国际贸易中的应用是现代国际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的新发展。CGE模型从系统工程的角度出发,综合、全面地探讨外贸政策变化对经济系统的冲击影响,从而为合理地制定外贸政策和进行贸易谈判提供了定量分析基础。

按照研究对象来分,常见的CGE模型有一国模型和多国模型。一国模型常用来研究某一贸易政策对国内生产结构和各部门、各要素间收入分配的影响。两国和多国模型常用来研究贸易谈判策略以及全球贸易关系。在CGE模型中,通常在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把国民经济划分为若干部门,如工业、农业和服务业。再按照所研究问题的重点进一步细分,如再把工业划分为钢铁、汽车、电力部门等等。

CGE贸易模型所包括的方程动辄几百、上千,看起来十分复杂。也许,为了能够比较确切地描述复杂的现实经济系统,CGE模型不得不如此复杂。实际上,无论模型中有多少方程,都可以把CGE模型大致上分为三大块:供给、需求和供求均衡关系。

在供给方面,每一个部门的生产都使用多种生产要素,如资金、劳动力等等。CGE方程通常被用来描述各生产要素之间存在着弹性替代关系。各部门产品,一部份出口,投入国际市场;另一部份投入国内市场。国内这部份产品与进口的外国商品综合在一起,形成国内的供给。CGE方程通常被用来描述在出口和国内需求之间存在着的弹性分配关系。而Armington方程则被用于描述进口与国内产品的弹性替代关系。关税、汇率和财政补贴在这些反映进出口关系的方程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需求方面也划分为与供给相对应的若干部门。每个部门的总需求被分解为消费需求、政府需求、生产中间需求和投资等等。在现代经济学中已经有许多理论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消费、投资、储蓄与收入的关系。因而,有可能按照一定的原则选择出一组方程来描述需求关系。各国的不同要素禀赋和生产特点都可以被反映到CGE模型的方程中。方程的参数可以从历年经济数据的回归分析和其他运算中得到。

描写供求关系的均衡方程建立了连接供求双方的桥梁。

在一定的假设下,生产者必然会按照价格的变化来选择使用不同的生产要素,消费者也将按照价格的变化来选择不同的商品组合。当某一产品供过于求时,其价格就下降;供不应求时,其价格就上升。在理想的均衡状态下,供求双方的运动将导致一组均衡价格。

诚然,现实经济系统永远处于不均衡状态。但是,不均衡状态可以用多种均衡状态来描述。我们关心的是由一个均衡状态向另一个均衡状态运动的规律。CGE模型的基本思路是:在一组特定的假设下我们把基年的经济系统描述为一个均衡状态。当某一个控制变量(例如钢材进口关税)变化时,原有的均衡状态被破坏了。模型运算的结果把我们导向一个新的均衡状态──参照均衡态。新旧两个均衡态之间的差距为我们提供了很重要的信息。它可以被用来评估各种政策变化的冲击程度。

八十年代初以来,世界各国经济学家建立了大量的CGE模型来讨论国际贸易问题。

J. Shoven和J. Whalley在1982年发表了两个多国贸易的CGE模型。讨论世界上主要贸易大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在第一个模型中,他把欧洲共同体(EEC)、美国、日本单独列出,把其余世界各国归为一组。在模型中商品被划为33种,消费者被划为41组。他的第二个模型包括有7个贸易单位:美国、欧洲共同体、日本、其他发达工业国、石油输出国、新兴工业国和发展中国家。他使用了在GATT东京回合中发表的数据,模拟了当欧洲共同体、美国和日本降低关税、 非关税壁垒和进口税时对贸易各方的影响。⑹ J. Gunning和他的同事们把发展中国家作为研究的重点。他们把发展中国家划分为11组,把其余国家划分为另一组,讨论了贸易政策的变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增长率、收入分配、进出口和资金流向的影响。⑺

Alan Deardorff 的 CGE模型包括了34个国家(其中18个工业国和16个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其余部份。每一个国家的经济都被相应地划分为22个贸易部门和7个非贸易部门。他们具体地模拟了GATT东京回合中的关税谈判。重点集中在农产品关税谈判上。⑻

还有许多经济学家致力于一国模型的研究。例如,Boadway建立了加拿大模型。⑼ Dervis,de Melo和Robinson建立了土耳其模型、喀麦隆模型。⑽ Dixon等人建立了澳大利亚模型⑾……他们根据GATT谈判中出现的不同课题,分别模拟了贸易政策改变对这些国家经济结构、国民收入的冲击影响。

进入九十年代,随着模型技术、计算机技术的提高,CGE研究迅速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双边贸易中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谈判成为大量CGE模型研究的热点。例如,de Melo研究了美日汽车工业自愿出口限制(VER)对双方经济的影响。从CGE的分析可以看出,非关税壁垒对整个经济系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许多工业部门或非工业部门造成了扭曲,偏离了资源的优化分配。VER使外国资本以另外的形态进入美国。因此,VER造成的代价大大高于一般经济分析的估计。⑿

Hiro Lee构筑的美日两国农产品贸易模型非常生动地描述了美国和日本农业保护政策所带来的后果。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为了保护本国的农民利益都设定了很高的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但是,由于对财政影响和对资源分配的扭曲,这些保护政策反倒伤害了国民福利。高壁垒的直接的价格影响和间接影响(如城乡转移支付)使得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都不能正常地运行。Lee模型包括三个大块:美国、日本和世界各国。他模拟了不同的方案。例如,在固定的汇率或开放汇率的情况下双方全免关税或减免部份关税,或仅一方减免关税。Lee模型证明了减少日本农业贸易保护程度,在短期内日本的农业产出确实会下降。但与此同时,由于日元贬值导致出口上升,国内资源分配将趋于合理。综合效益将使整个国民收入有显著的提高。失之于农业而得之于各部门。只要有一个合适的政策来调节国内各组居民的收入,全民的福利都有可能提高。Lee模型不仅证实了许多众所周知的国际贸易理论,更重要的是能够定量地分析出来各种调整方案对整体福利和各居民组收入的影响。从而为实现减少关税壁垒,整合区域经济提供了数据。⒀

Jean Mercenier模型接受了难度更高的挑战。欧洲共同体打算于1992年在共同体内全面取消关税壁垒,并且取消各成员国之间的价格差,使共同体各国逐步融合为一个经济体。这许多经济学家对这一计划很感兴趣,撰写了大量的论文。在Mercenier的CGE模型中,他把英、德、法、意单列,把其余欧洲共同体国家当做一家,把东欧经互会当做一家,总共6个单位。每个单位有9个部门,其中有4个部门是完全竞争的,另外5个具有规模经济递增的特点。CGE分析指出:由于局部均衡模型忽视了因中间产品价格变动而带来的生产可变成本的变化,因此不能准确地反映出各组居民的真实收入的变化。他还模拟了允许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力)在各国之间流动会部份限制要素流动的情况。他使用的方法以及得出的结论为目前“大中华经济圈”和亚洲经济整合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⒁

Rutstrom的CGE模型则从另一个角度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他把美国、西欧当做一场贸易战的假想对手。双方都有可能采用农产品补贴、进口关税和干预价格等政策为工具,力求扩大各自农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以农产品生产者补贴为例,美国方面可以维持目前的补贴状况不变,也可以把这种补贴增加到目前状况的125%、175%、200%;还可以把这种补贴减少为目前状况的75%、50%、25%或全部取消这种补贴。同样,欧洲共同体也可以采取同样的对策。这样,贸易战就有了9/9=81种不同的组合。在这个矩阵中并不是每一个网点都可以使双方得益(很可能是两败俱伤)。我们可以寻求一个钠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在钠什均衡下,双方都不能再改善自己的收益。进而,发现一个贸易的主导策略(Dominant Strategy)。显然,矩阵的每一个网点都相应有一个CGE的解。要解这个贸易战的对策问题,就得求解81个CGE模型。好在现代计算机可以帮助我们完成这一计算量浩大的工程。Rutstrom的分析得出了很有趣的结论:钠什均衡的主导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对于社会福利的评估。如果把多种指标(如国民所得、人均收入、就业机会等等)进行加权求和当做社会福利,那么,改变权数就会改变主导策略。⒂

四. 几点启示

自60年代初问世以来,CGE模型迅速成为一个经济学界的热门课题。目前,世界各国经济学家已经建立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几百个CGE模型。由于各国的经济结构、经济政策、所处经济环境以及所研究的问题不同,这些模型形形色色,千变万化。我们不仅可以从这些前驱研究中学到许多建模方法和求解技术,而且,许多CGE研究成果也提供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总的来说,削减关税对宏观经济量,如国民收入,总就业人口和冲击强度并不象一些局部均衡分析研究中估计的那么大。值得注意的是,削减不同产品的关税对国民收入和经济结构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因此,在GATT谈判中应当先削减那些对国民经济负作用不大的那些产品的关税。

几乎所有的CGE模型都验证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要点:削减关税可以提高整体的经济效益。进而,CGE模型又揭示了这一经济效益在参与贸易的各方之间的分配。在削减关税的过程中,可以使各方利益得到公平、合理的安排。例如,假如中国削减钢材进口关税50%,很可能日本钢材出口量将大幅度上升,给日本钢铁企业带来很大利润。与此同时,中国钢铁工业却不得不付出相当高的调整成本。如果能通过CGE模拟,大致确定贸易的整体经济效益和中方的调整成本,那么为了使方案可行,就有充足的理由要求获利方转移一定的利润来补偿调整成本,使得贸易双方的经济效益都得到提高。

J. Shoven和J. Whalley在研究了主要贸易大国的贸易关系之后得出了许多有趣的结论:(1)当前,世界主要贸易大国的关税水平都低于最优关税或在最优关税附近。单方面削减关税将导致自身的损失。(2)确定最优关税是可能的。也就是说,向最优关税移动可以提高该国的福利。(3)提高关税,极可能遭到对方的抱复,而对方的抱复将改变关税的最优点。(4)在贸易战中,进口弹性高的一方比较有利。(5)贸易战的结果使双方关税都大大升高,整体经济效益下降,在大多数情况下贸易双方两败俱伤。⒃

必须指出,CGE模型的目的并不是提供一个具体的谈判方案,而是为定量分析提供了基础。目前,CGE模型仍然不够成熟,其应用还有许多局限。因此,不存在一个普遍适用的模型,更不能照搬外国模型中已经得出的结论。

中国正在走向世界,面临着机会也面临着挑战。贸易政策往往事关全局,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例如,在削减关税时,百分之一的差别,将可能导致截然不同的效果,绝不可等闲视之。孙子曰:“多谋者胜”。商业谈判中不存在着一成不变的策略,在GATT谈判中的所谋都离不开定量分析,因此,我们必须了解世界各国在GATT中应用的CGE模型,并且下大力气建立反映中国经济特点的CGE模型,并不断完善之,为中国加入GATT及其漫长的谈判做好准备。

【注 释】
(1)人民日报 1992年12月15日
(2)王建业”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贸易和产业政策”, 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 P166, 商务印书馆,1989
(3)Findlay,R. and S.Wellisz,”Endogenous tariff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de restrictions and welfare”,in J.Bhagwati, ed.”Import competition and response”, University of Chicage Press, 1982.
(4)Hong, Wontach,”Export oriented growth and trade pattens of Korea”, in Colin I.Bradford, Jr.,and willian H.Branson eds.”Trade and Structural Changes in Pacific Asia”,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NBER, 1990
(5)汤敏”南北贸易理论的一些新发展” 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 P199, 商务印书馆, 1989
(6)Shoven,J. and J.Whalley”Applying General Equilibrium”, P19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7)Gunning,J.,G.Carrin, and J.Waelbroeck “Growth and Trade of Developing Countries:A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discussing paper 8210, center d’Economies Mathematigue et d’Econometrie,University Libre de Bruxelles, 1982.
(8)Deardorff, Alan, and stern Robert M. “A disaggregated Model of World Production and Trade:An estimate of the Impact of the Tokyo round” Journal of Policy Modelling, 3(2),P127, 1981.
(9)Boadway, Robin W. and Treddenick, J”A General Equilibrium Computation of the Effects of the Canadian Tariff Structur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11(3), P424, 1978.
(10)Dervis, Kemal;de Melo, and S.Robinson,”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s for Development Policy”. N.Y. Cambridge U. Press, 1982.
(11)Dixon, Peter”Economies of Scale, Commodity Disaggregation and Costs of Protection” Australian Economic Papers, 17, P63,1978.
(12)de Melo J. and Tarr D.”VERs Under Imperfect Competition and Foreign Investment:A Case Study of the U.S. Japan Auto VER” Working Paper for the Waterloo CGE Conference, 1990.
(13)Lee Hiro”Bilateral Trad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Agricultural Protection” Working Paper for the Waterloo CGE Conference, 1991.
(14)Mercenier J.”Completing the European Internal Market:A General Equilibrium Evaluation Under Alternative Market Structure Assumptions” Working Paper for the Waterloo CGE conference, 1991.
(15)Rutstrom, E.”Trade Wars and Trade Negotiations in Agriculture” Working Paper for the Waterloo CGE conference, 1991.
(16)Shoven, J. and J. Whalley”Applied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s of Taxa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An Introduction and Surve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22,1984

当代中国研究
1994 Issu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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