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叔进:繁荣与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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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程晓农先生论中国经济现势

杨叔进
现任世界银行顾问、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及教授等职,
曾任世界银行及联合国远东经济委员会高级经济专家、泰国和菲律宾等国政府经济顾问

一、关于中国的经济繁荣和稳定问题
二、繁荣与改革的关系
三、中国与俄国及东欧国家的比较
四、趋势与隐忧
五、中国现行经济体制的定性
六、人民币的汇率问题
【注释】

《当代中国研究》1996年第3期登载了一篇程晓农先生的文章,题为“繁荣从何来?–中国经济现状和趋势的分析”,这是一篇很少见的好文章,值得仔细研读,笔者读后很受启发。作者对中国经济情况的观察敏锐、分析深入、资料详实、立论精辟、见解新颖,他能综合经济、社会和政治几方面的讨论,尤是长处。这篇长文主要讨论了三个问题,中国的经济繁荣从何而来,这一繁荣与改革的关系如何,经济繁荣的前景和改革的前途。本文旨在对该文的观点作评价,并提出一些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希望引起更多人的兴趣、加入这一讨论。

一、关于中国的经济繁荣和稳定问题

程文的前半部份分析了中国经济在九十年代上半期的情况,认为这一阶段的经济社会状况给人总的印象是“繁荣与稳定”,而这一“繁荣”是由外人投资的大幅度增加而来的,“稳定”则是由于政府允许国有企业优先汲取银行资金、维持员工的就业与福利而来的。作者认为,两者均与市场化改革关系不大。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个分析是相当能取得人的信服的。但是它可能给未细读全文的读者一个与作者原意相违的印象,以为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带来了繁荣,维持国有企业又保证了稳定,真是“形势大好”,可以继续地如此干下去,不必再强求深入改革了。实际上,如果读完了全文,即可看出作者并非此意。文章的后半部谈“趋势”,指出了许多中国经济(主要是国有企业)现存的严重问题需要解决,而继续改革是不可避免的,本人对后半部这一观点十分同意。

为了回答繁荣(高速增长)从何而来这个问题,程先生把九十年代上半期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1982-1988年的高速增长加以比较,认为前一次的繁荣主要是由消费需求的增加导致的,而近期的这次繁荣则是由投资(主要是外资)增加而促成的。他强调总需求在宏观经济变动中的重要性是对的,因为如没有总需求的增加,便难以带动经济增长。这不同于马克思和斯大林的供给带动增长的思想,“要增加消费品生产就须先生产机器,要生产机器便须生产 ‘生产机器’ 的机器,因此须先发展重工业。”在计划经济下生产出来的消费品不一定适合消费者的需要,因此消费品工业和重工业都形成产品积压或短缺,而且因资产积累过多,人民消费水平就很难提高,这就是忽略市场的结果。

但是,笼统的宏观分析是不够的,还要进一步了解总需求构成部份增加的原因。本人认为,用“建筑热”和“出口热”,可以更恰当和概括地说明九十年代上半期的繁荣从何而来,原因如下。第一,在总需求中,除了投资和消费之外,还有出口(国外的需求)。在中国八十、九十年代的这两次繁荣中,出口的增加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值得着重一提。第二,程先生说,引起前一次繁荣的消费需求的增加主要是由于农村经济松绑、农民收入增加而来的;但是,八十年代前半期(1980-1984年),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平均为29.4%,比改革前的33-35%的投资率有所下降,但1985-1989年投资率却又升至37.9%[1],所以消费需求的增加只是八十年代上半期的现象,八十年代后半期还是投资需求的增长领先于消费需求。第三,程先生说九十年代的高增长主要是由于港澳台及外国投资的增加而来的,可能更有概括性的解释是,近期的繁荣是由于“建筑投资热”(Construction Boom)而来的。在中国,这个现象非常明显,不管是上海浦东开发区、各地成百上千的新建开发区,还是各企、事业单位,都在大事建筑;在大城市里,高级办公楼、高级旅馆、公寓、豪华商场到处可见,在各开发区则是平地建起大片厂房、大楼、道路,各单位还新建了大批宿舍,较富裕的农村里也在盖楼房式的住宅。全国一窝蜂的“建筑狂”,带动了对家具、家用电器、水管、电线、煤气管道、下水道、门窗、铺地、装修及装潢等一系列的需求,建筑的“乘数”作用很大。而人口向城市的转移,更增加了这一系列的需求。九十年代中国的“建筑狂”,不仅仅是外资带来的,中国本身(中央和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等)的投资也为数甚巨,尤其是在房地产投机热的情况下,谁能从银行借到资金,谁就可盖房子转手发大财,外人投资只是整个建筑投资的一部份。

近年来中国对于通货膨胀的宏观控制,颇见效果,有经济稳定有正面贡献,可能也是目前社会比较稳定的一个主要原因。不过,物价上涨速度的减低和“经济过热”后的“软着陆”,是从1996年开始见效的,并不在程文讨论的时期内。程文所分析的,是国有企业靠向银行汲取资金来维持工人就业和福利,这只能暂时维持城市社会的稳定,长此以往必会造成更大的不稳定,因为这不是根本解决之道,不能认为由此而造成的暂时稳定是成就,程文的后一半已解释得很清楚。

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两个经济繁荣之间,1990到1991年出现过经济衰退。那次衰退的原因,固然如程先生所说的,是因为消费增长渐趋饱和,但实际上那只是原因之一。同样重要的另一个原因则是中央的紧缩政策,因为1987到1988年间过份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了银行信贷的大扩张和通货膨胀;“六四”后改弦更张,提高利率,紧缩信贷及投资,加以人民消费增加的减缓,便把经济增长率降低至1989年的4.4%和1990年的4.0%。当时消费增长减缓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农村收入增长率的降低。

二、繁荣与改革的关系

分析中国经济情况的宏观变动只是观察的一个起点,因为中国经济正在转型,所有的宏观变动都与体制改革有关。这与以私营企业为主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它们的体制已定型,宏观变动一般讲来就是宏观变动,没有体制变革问题的牵挂。程文取题“繁荣从何而来”,似乎想与一些学者辩论中国九十年代上半期的繁荣不是由经济改革而来的,且与苏俄东欧等国作比较,以证实他的见解。可能他想说的是,这个时期的改革太慢了,未来的经济趋势(如他预测的外资流入会减低)会使深化改革仍然成为必要之举。但是这一说法可能会给人错误的印象,误解为繁荣与稳定都与改革无关,那又何必再进行改革呢?其实,这个时期的繁荣不是与改革无关或关系不大,只是改革的影响是有时滞性,且很难数量化;它主要是质变,而质变的影响历时较长,很难在短时内看出成效。如果我们对“经济改革”作较宽的解释(而且也应该如此),则改革不仅指国内经济市场化,对外经济也要市场化,也就是经济上要实行开放政策,它也是改革的一部份。所以,九十年代上半期中国政府所采取的积极地引进外资的措施,就是改革的一部份;这一时期的对外经济关系与改革前的“自力更生”、“进出平衡”的主张已明显是不可同日而语了,比八十年代也更为积极。

八十年代人民消费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农村经济改革,这解放了农民的生产力,增加了农民生产的选择性和积极性,让农业生产结构按照市场需求进行了调整,因此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率和收入。可是,这种改革是一次性的,虽然其正面影响可延续几年,使农业产值有较高的增加,可是在改革已定型,基数加大后,农业增长率便会减缓。因此农村改革效应就逐渐消失,加上中央的紧缩政策影响到城市的工商业,结果导致1989至1990年的所谓“治理整顿”时期的相对的经济衰退。

九十年代初期的改革是多方面的。由于九十年代初的经济衰退,物价比较稳定,为价格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价格改革和汇率调整。人民币的汇率于1989年12月15日和1990年11月27日两次实行了从未有过的大幅度贬值,贬值幅度共约27%。同时在外贸外汇的管理方面也有改革,放宽了外汇留成,扩大了外汇调剂市场;又于1990年底外贸承包责任制三年期满时,自1991年1月1日起取消了国家对外贸的出口补贴,建立了外贸企业的自负盈亏机制。这些改革措施都有利于刺激出口和引进外资,进而带来经济复苏,1991年的GNP增长率就回升到8%。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外资的流入更是大幅度增加。1994年又进一步改革外汇外贸体制,统一了外汇汇率,取消了外汇留成制,为扩大引进外资创造了条件。此外,在财政金融方面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主要是中央与地方收入的分配从“分成制”改为更合经济原理的“分税制”,加强了中央的财政控制;金融改革则主要是在加强人民银行的中央银行职能和银行的商业化方面,但因为银行改革牵涉到国有企业的改革,所以进展不大。

虽然九十年代上半期实行了上述几方面的改革,可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却一直进行得不顺利,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最关键和最困难的问题,程先生在这方面的分析非常精辟(后面再谈)。这里先顺便一提的是,程文第27至28页提到,九十年代上半期国有企业“提高垄断性产品的售价”,依我看来,并非完全是为了增加利润或补偿“丢失了的市场份额”,而可能主要是为了实现价格改革。因为国有企业的资源性的产品(石油、煤、电、冶金等)的(计划)价格一向偏低,造成资源使用的浪费和国有企业的亏损,那次提价就价格结构调整而言是需要的,能使提高后的价格更接近国际价格。总之,九十年代上半期中国的经济繁荣可能不是与改革无关,但改革进行得缓慢也是事实,尤其是在国有企业和金融体制方面的改革,似乎寸步难行,至于企业民营化或私有化以及政治体制改革则更是谈不到了。

三、中国与俄国及东欧国家的比较

程先生对于中国在九十年代上半期的高速增长是否是市场化改革推动的表示怀疑,并拿中国与俄国及东欧国家比较。这些国家有的开始“市场化的改革比中国还要早(如匈牙利),有的比中国快,措施更坚决、彻底(如东德和捷克)”,但都没有出现中国这样的高度经济繁荣,因此他认为必定另有原因,如中国的大量外资流入。我认为,我们如要拿中国与俄国及东欧国家比较,必须记得这些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体制改革”或“经济转型”并不单限于“市场化改革”。市场化改革只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方面,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企业民营化或私有化”。中国的改革是从市场化开始的,俄国则是两者并进,东欧国家也是比中国早实行私有化。“私有化”所遭遇的问题更基本,更难解决,与市场化同时进行(即休克疗法),更难免不引起经济和社会振荡,而产生了所谓的转型期衰退。

中国的渐进改革主要是不想或不敢尝试国有企业私有化,因此可以一时稳定社会秩序,但这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国有企业的亏损日益严重,在非国有企业蓬勃发展和进口限制日趋减轻的情况下,竞争力日益下降,单靠银行输血,不解决问题,而且更危险的是,可能拖垮银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就在这里,而且早晚必须解决。也许有人希望在公有制下实行市场化(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样便可同时解决经济效益、增长和公平的问题。可是,在公有制下能保证市场的充份运行吗?“公有制”与“市场经济”间的矛盾能够统一吗?怎样统一?我很希望有人能深入地研究这一问题,并以俄国及东欧国家的产业私有化的经验作为借鉴。如果私有化是不可避免的改革道路,那么中国的经济能否在这一转型期避免衰退呢?

俄国及东欧国家的改革与中国不同的另一方面是,它们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都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重要改革的震动更大、更广泛。长期看来,这是否会对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有正面的影响,尚须假以时日,以观后效。中国尚未开始政治体制改革,如果经济的市场化要求产业的私有化、法治和政治体制改革,而中国又进入一个非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可的阶段,则是否亦将会有“转型期的经济衰退”,也未可知。

四、趋势与隐忧

程晓农先生对今后中国经济能否持续九十年代上半期的繁荣与稳定持保留态度。他说,“可以预见得到,今后再出现九十年代上半期那么大规模的外商直接投资高潮的可能性比较小,因此也很难指望再依靠这样的投资高潮产生又一轮经济繁荣”(程文第30页)。关于社会稳定,他认为,“中国城市的经济社会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有部门能否满足其员工的利益要求”(程文第31页),但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市场份额缩小、连年亏损、债台高筑,只能靠银行“输血”才能维持。从最近中国的情势来看,这两个趋势愈加明显。同时前面所说的“建筑狂”也开始暴露出弱点。考虑到这些趋势,应该怎样估计中国经济的发展势头呢,我想补充说明如下。

1. 外商投资

程文预测外人投资流入不会再现高潮,现已见苗头。1997年上半年外资允诺(committed)额降低了48.8%[2],减少的原因很多。第一,从1996年4月1日起中国调整了关税,虽然税率水平减低了,并减少了三分之一的进口数量管制,但外商投资者进口机器设备和原料所享受的免税优惠(与本国厂商的进口比较)则取消了。第二,中国境内的工业设备有过剩现象,很多设备利用率在60%以下,产品亦有积压,各厂削价倾销(见后)。第三,外商很难找到本地的、好的经理人员,合资企业合作更困难,政府机构官僚手续繁杂。第四,国有企业在搞合并和“系列型的大公司”,使外商的中小企业与之竞争吃力。这对港台在大陆的投资影响尤大。第五,台湾对大陆投资的限制。台湾于1997年5月28日公布了台商赴大陆投资新的审查办法,将基础设施列为禁止类投资项目,同时规定了赴大陆投资单项及累计金额的上限,并要求未经核准私自赴大陆投资的台商,在规定期限内向主管机构补办认可“自新”。基于上述诸多原因,一些外商大公司最近削减了他们的驻华人员。据伦敦《经济学人》周刊最近一项调查的结果,一半以上的跨国公司对他们在华投资的结果表示失望。[3]

2. “建筑过热”与“投资过多”

程先生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现有的经济繁荣有多少源于经济市场化的成就,又在多大程度上是那种粗放浪费的经济增长的结果呢?”(程文第20页) 显然,他认为至少在九十年代上半期主要是后者,所谓粗放式的增长即“粗放、浪费、效率低的”大量投资所造成的。他似乎同意有的中国经济学者的说法,即“八十年代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是消费主导型,而九十年代的增长方式则变成了投资主导型。”(程文第25页) 其实如前所述,八十年代后半期的投资率已经很高,而进入九十年代、“治理整顿”时期过后,投资率又再回升。诚如程文所述,“九十年代中国遇到了一个新的投资机会,就是房地产开发及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邓小平南巡讲话要增加经济开发区,于是各地风起云涌,全国大小城市兴办的开发区从1991年的117个突增至目前的2000多个。“开发区热”带动了九十年代前半期的旺盛投资需求,构成了……经济增长的主力。”(程文第26页) 与开发区的投资有密切联系的,是中国最近出现的一个新的发展趋势,即是以大城市为发展极点(Development Poles),来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如上海在发展浦东区,沈阳和重庆则把市区扩大、包括临近数县,并升为“计划单列市”,投资计划直报国家计委。这种偏倚大城市和开发区的政策,自然就大量地增加了对城市的投资,包括工商企业和住房及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

高投资率和投资浪费确实一直是中国经济体制的特性。但是,我们不能只看投资总量,也需要进一步分析中国投资的结构,看哪些投资浪费了。一般发达国家的投资率大致是在20%左右,其固定资产投资的组成部份大致如下[4],住房占25%,基础设施及公共事业占35%,制造业及农业占30%,商业等占10%。中国的投资结构中某些部份高一些可能是必要的。例如,中国大陆在1950至1980年的三十年中,没有新建多少住房,而人口却增加了很多。那一时期中国像苏联一样,只注重重工业的发展,而忽视人民居住的需要;在“均贫”的政策下,民众只能将原有的住房大的隔小,连门洞墙角都变成了暂避风雨的棚户。而且政府又限制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不鼓励私人建房。因此,这么多年积压下来的未满足的住房需求很大,再加上近年来人口增加和移向城市,更是火上加油。因此中国的住房投资需求绝对高于一般发达国家占总固定资产投资25%的平均比例。

近年来各国有企、事业单位和政府机构都在修筑员工宿舍,住房情况已有改善,但是这项大笔投资的回收却是个大问题。因为过去坚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房租定得很低,等于是政府在补贴;这样,房子盖得越多,补贴的包袱便越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住房的租赁也必须市场化,房租的最低限应提高到至少可以以市场利息率收回建筑及融资成本、再加上维修费用。住房租赁市场化的同时,应将出租业务交给城市的房产公司管理,可由个人选租,这就不需要单位来分配了,愿住好房的便多出租钱,要省钱的便住次一点的房屋,而不按级别分配。这样就减少了管理、攀比、烦琐的手续和行政开支。

真正令人忧虑的,并不是平民住宅的大量兴建,而是沿海城市和开发区的“超前建筑狂”。北京的超级商场已有60个,上海在最近三年内已建筑了5亿多平方英尺的办公楼、旅馆、商场及高级住宅,现正在兴建的一座九十四层高的金融大楼将是世界最高的。这些房地产的投机热除了一部份是外资支持的,另一部份则是靠银行贷款,有权势的人或与他们有关系的人很容易从银行得到贷款用以作房地产投机[5]。这股热潮造成了建筑物的过剩,目前上海三分之一已建成的办公楼空着租不出去,各地的超级商场最近也是逛的人多、买的人少,较高级的住宅及房屋亦普遍滞销。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1996年底已建成但未卖出、仍然空置的商品房面积达6,600多万平方米,积压的房地产投资资金高达600亿元人民币,积压最严重的是北京和上海[6]。这种房地产的投资狂,很像八十年代日本的“泡沫经济”和美国的“储蓄与信贷社”(Saving and Loan Association)的危机,也是最近泰国金融危机的成因之一。泰国在过去十年中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8到10%,其经济繁荣的相当部份是因为对房地产(办公楼、大商场和高级公寓)的投资,这类投资一部份是靠外资,另一部份则靠银行借贷。最近泰国出口萎缩,外汇储备外流,房地产建筑过剩,无法偿还银行借款和支付外债本息,结果泰币大幅度贬值,58家金融公司及银行倒闭,因而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会及亚洲其他国家求助[7]。中国的房地产建筑已呈过剩现象,如果房地产投资回收有问题,银行借款难以偿还,则情况就可能相当严重,因为中国的国有企业也对银行有大量的欠款,无法偿还。

中国的国有企业虽有一半长期亏损,但这些企业仍然大量盲目投资,1997年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预计为18,070亿元人民币,约为全国固定资产投资预计总数的71.4%。在中国现行的“放权让利”政经体制下,工业投资的很大部份是由省、市及地方政府组织的,他们只考虑本地利益,而不考虑全国市场情况(私营企业则无此弊端),因此各地竞相重复建厂,而很多新建项目因全国市场饱和、本地市场有限,结果生产规模过小、生产能力放空、效率低下、成本高昂,无法与进口的同类商品竞争。例如,中国有123家小汽车和货车制造厂,但每年总共只生产147万辆各种车辆,只是美国底特律三大汽车公司年产量的六分之一。同样,机动自行车和电视机等产品的生产也是全国遍地开花,这种在程文中指出的“粗放式”重复浪费投资,已造成设备不能充份利用,许多工厂不得不部份停工(见下表)。

1996年中国工业设备的利用率(%)

001

资料来源:Schroder Securities,见Economist,June 21,1997.

大城市和开发区的超前建筑,以及工业的重复和盲目的“粗放性”的投资,都会造成资源的闲置与浪费,增加通货膨胀压力和银行的风险。中国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一向落后欠缺,需要大量投资,其在固定资产投资总数中的份额应该比发达国家高,但是应当审慎地选择项目,讲求经济效益。以三峡工程为例,这个目前兴建中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从1993开始工程投资已达1,920亿元人民币,即每天投资一千万元,这些支出已接近全部工程预算经费(2030亿元),可是大坝还尚未建筑。此外安置移民又须地方政府支付约400亿元,而淹没的良田及城市更是国民经济上的损失。但这项大工程的“产出”(发电、防洪等)则需二、三十年后才能开始,而投资回收则更是很多年以后的事,大坝淤积泥沙问题能否解决亦无把握。为什么不考虑在长江支流许多可以建坝的地方修筑较小规模的水坝呢?那样不需大量移民,不必淹没城乡,不用大量投资,又可早日“产出”,能以较小的投资取得较快的“产出”,更为经济,更少破坏自然环境和扰乱人民生活。象三峡工程这样的项目,如能重新考虑,尚不为晚。

3. 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虽然在九十年代上半期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可是在经济上却付出了很大代价。因为,它稳定社会秩序的手段是维持员工的就业和不断增加福利,可是这些都超出了它的生产和创收的能力,并不是生产力和效率增加的结果,结果亏损日增,现已有一半的国有企业亏损(两年前只有三分之一)。1996年首次出现全部国有企业亏损超过总盈余,而必须靠银行大量贷款才能支撑。现在银行信贷中有75%是国有企业贷款,其中至少有20%是呆帐,无法偿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1997年8月公布说,至该年6月底,国有独资银行逾期二年以内贷款应收未收的利息高达1431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8.4%)[8],国有企业连利息都不能按时付出,偿还本金自然更是无望。

中国从改革开始以来即高谈“企业自主”,想尽方法在不变更以公营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原则的前提下,让国有企业“自我完善”。可是近二十年来,不但未见实效,国有企业反而每况愈下,连银行大“输血”也填不满这些企业的“无底洞”;其生产设备陈旧又过剩,员工福利“大锅饭”无法刺激工人提高生产率;在所谓的“企业自主”下,企业的生产和销售并非完全以市场为导向,产品始终严重积压[9],亏损与积压使国有企业开工不足,先是要部份工人减薪休假,现在则已到了非辞退工人不可的地步了(即“下岗”)。据估计,目前城市的失业率已达15-20%[10],而官方预测,未来数年国有企业还要辞退一千五百万工人(约占国有企业职工总数的12.5%);同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继续涌入城市,寻找工作。据估计,进城谋生的农民已近一亿人,许多人在建筑业做临时工,虽然工资低,仍比在乡村的收入多。这些农民工的赡家汇款已成农村收入的可观来源,仅四川一省估计每年已达三百亿元,相当于农村总收入的五分之一。这样多的人在寻找工作,使“国家职工”渐渐失去了稳定感,“铁饭碗”终于难保终身。工人情绪不安,1997年已有数百起罢工事件。据报导,四川绵阳三家纺织厂宣布破产,厂中数千人上街游行,要求工作。现在,共产党对新成立的非法工会已发出了警告[11]。

以上所分析的外资引进的减缓、“建筑过热”和“投资过多”以及国有企业亏损和工人失业,可说是九十年代后期中国经济的隐忧,希望执政当局能早日采行有效的改革措施与政策,使经济能在稳定中增长。诚如程晓农先生所说,“目前中国的体制格局和经济结构并不能支持经济的长期持续繁荣与稳定……积至今日,矛盾日益暴露、突出,已快到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程文第49页) 现在国营企业已濒临困境,工人正大量下岗,如果国有企业在金融方面拖垮银行、在削减过剩人员时造成更多失业,则谈论经济危机和社会不稳定,就并非杞人忧天了。

五、中国现行经济体制的定性

在谈“解决”之前,我们必须先弄清楚现行体制的性质。程晓农先生把中国现行的经济体制称为“半市场交换、半随意性行政干预的双轨制”,“计划经济虽已瓦解,但来自政府和垄断机构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不仅没有减少,而且变得更加随意化”(程文第38页)。程先生从经济、社会和政治三方面剖析中国的现行体制,非常深刻。他的认识和判断,本人十分同意。

其实计划与市场并不一定是冲突而不能调和的,指导性的或预测性的计划(Indicative Planning)、某些宏观与基础设施部门(如铁路和电力)的发展计划,都有助于各企业制定自己的发展计划。只有在斯大林式的中央命令型计划与管制下,从宏观经济一直到每个企业单位都僵硬地遵照中央计划,并在行政命令管制下进行经济活动,这才是与市场经济水火不相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减少计划成份、增加市场成份”,是一大进步;可是,执行计划的管制手段并未减少,这就是程先生所说的“随意性的行政干预”。其实,管制比干扰更为主动,更具有侵犯性(aggrassive),不少干部常说的“加强领导”反映的就是这种干预。所以我们也可以说,中国的现行经济体制是“半市场、半管制”的两头蛇,希望这“半市场、半管制”的体制只是过渡性的,最好尽快减少管制,以便最终仍能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

目前,在市场机制尚未健全并充份发挥其功能的情况下,一遇到问题,政府的反应就是“加强领导”,增加管制。例如两年前粮价上涨,如果是让市场经济来调节的话,让上涨的粮价刺激农民增产粮食或大量进口粮食抑制粮价就可以了,并不需要恢复粮价管制(有的地方甚至恢复了配给制度)。上面提到的住房分配与房租补贴,则是又一例。我认为,在经济体制的过渡时期,政府的主要工作应该是尽快大幅度地减少管制。世界各地都在进行Deregulation(减少政府管制),目的就是让市场充份发挥作用。在任何国家通过Deregulation促进市场化,都会触及个别利益集团的利益,在中国更会触及到特权阶级,因为掌握着管制权的人,能从管制中取得“租金”。中国的计划经济可能已解体,但“从中央政权到乡镇政权,过去行使集权式管理的庞大的党政部门和垄断性国有机构的组织架构并未解体…..一千多万的党政干部和两千多万的垄断型事业依然享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程文第38页) 因为政府财政制度不健全,各单位、各官员都在“创收”的帽子下,寻求本单位和个人能在管制夹缝中得到的好处,地方机构可以随意摊派或以发证等方法“创造收入”。程先生入木三分地说,这是“一种转型期特有的制度性文化”,“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不捞白不捞、捞了也白捞”,就是现在流行的哲学。这些问题必须尽快解决。

另外一种形式的特权就是国有企业员工的工资与福利高于集体、乡镇和私营企业(程文表8,第42页),至于管理人员的工资外待遇甚至“外快”就更不要说了。在以工人为最革命的阶级、为社会主义的忠诚维护者的政治原则下、和以国有企业为经济骨干的经济制度下,国有企业员工在几十年的“国家照顾”下,已成为“天之骄子”,“恐怕中国国有部门员工的优越感和稳定感最强”(程文第53页)。他们不愿从事艰苦和肮脏的工作,而由农村来的临时工来代做,他们的工资、低房租和劳保医疗等福利、工作的终身制,都表示他们享有特权。一提到“国家职工”和更高一层的“国家干部”(党官更是贵不可言了)两词,就代表了他们特殊的社会经济身份,是被羡慕的对象。这一“体制文化”已根深蒂固,弄得不好,会变成“特权资本主义”,那就与社会主义更是谬之千里了。

六、人民币的汇率问题

自从中国建立人民币浮动汇率制度、并成为出口大国后,国际上就一直关注人民币汇率的动向,这个问题值得专门讨论。[12] 中国于1994年初宣布取消外贸出口国家留成外汇制度,实行统一的结汇制,建立了以市场需求为基础的单一、有管理的人民币浮动汇率制度;那时确定的单一汇率平均约为8.62元人民币合一美元,很接近1993年调剂市场汇率的8.41元(最高时曾到10元以上)。这一措施增强了中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是后来两年出口高增长的主要原因。这个汇率虽说是允许浮动的,但实际上在汇率并轨后却很少浮动;近年来则略有升值,1997年4月已升至8.30元。但在这期间(1994-1997),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却远高过美国及日本(中国的主要出口市场)。如果我们按照中美两国相对物价上涨程度来计算,就会发现,人民币汇率是应该发生变化的。以1993年为基期,1997年1月中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为155.36,美国是110.13,即中国的物价水平较美国的高41.07%,即人民币对外价值(以美元计)偏高了约40%。如简单地以消费者物价指数为准来计算,人民币对美元的购买力平价应为8.2963×1.4107=11.7036元。

在较高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人民币仍能维持币值稳定且有升值,有两个重要原因。第一是中国对进口有较严格的数量管制。指令性的计划进口虽已减少,但并未被废除;进口受许可证管理的商品种类虽逐渐减少,但现仍有13种商品须有进口许可证,以免过多进口会防碍国内工业的发展或对国际收支有威胁;此外,机械与电子进出口局对15种机器及电子产品(如汽车、电冰箱等)也有进口数量限制;还有,在进口自动注册的制度下,多类产品(如石油、非铁金属、化肥、棉花等)亦须有进口许可证及受进口数量的限制,其中有些产品的进口基本是由垄断的国有贸易公司进行(计划进口),在自动注册进口的制度下,进口单位必须证明有市场的需要和有能力支付,这就形成了一种行政手段的干预,可以随意松紧。[13]在发展中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进口需求若不受数量性限制,而由市场决定,其增长率一般会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速度。但在中国,1993到1996年间以美元计算的进口总值年平均增长率只是9.9%(如以不变美元价格计算则更低),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显然,进口管制人为地限制了外汇需求。

第二个原因是大量外资的流入,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资,由1992年的72亿美元增至1996年的388亿美元,1993至1996年期间,外商直接投资累计达1360亿美元。这些外资的部份用于支付进口的机器设备和零部件等,在1996年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口占全国进口总额的三分之一。假如没有外资进入,中国需要进口这些物资,就必须使用本国的外汇;现在由于有外资流入,本国外汇省下了,便进入了外汇储备。所以这些外资的流入等于增加了外汇的供给,正是这个因素再加上进口限制减低了外汇需求,使得人民币汇率得以维持稳定。

从中国目前的外汇市场总供需和现有的充足外汇储备(约1300亿美元)来看,也许人民币的现行汇率可以维持;但从国际收支经常账来看,这是不利的,1996年中国的出口总值与1995年持平,可能就是一个警告。1997年上半年出口又恢复增长至26%,但据官方称,这是经过很大努力才实现的,是否是以变相补贴形式促进出口则不得而知。1997年8月份的出口增长率已减缓至15%。最近亚洲诸国经历了货币危机后,许多国家都把本国货币贬值,争相使出口回升。中国如仍维持现行汇率的水平,则可能削弱其出口竞争力。国际竞争力的削弱会表现在出口商品的价格与成本的关系上,如果国内生产成本上升而国际价格不变,则出口不利,必定萎缩,或需要财政补贴。

目前人民币的汇率虽说是浮动的,但实际上是“有管理的”。要探知真正的市场汇率应是何水平,首先应暂停“管理的浮动”;其次是要放松进口管制,让本国工业进口大量的现代技术的机器设备,同时让关税发挥适当合理的保护本国工业的作用,其实中国大量的外汇储备存而不用亦非善策。这些措施可以使外资外汇体制更市场化,而任人民币汇率随市缓慢浮动,寻求“自然”水平。如果人民币汇率要调整,主要目的可能是恢复国际竞争力。但人民币贬值也会使“商品贸易条件(terms of trade)”恶化,即必须出口更多物资才能换得同等数量的外汇,这是实质上的损失。因此,一般情况下,货币如需要贬值,幅度也不应太大。而且,只有在出口的需求弹性大于1的情形下,出口数量因货币贬值而增加的比率高过出口价格(以外汇计)下降的比率,总出口值才能增加,这在中国大概不成问题,因为中国的出口现在几乎80%是制成品。货币贬值后进口商品的国内价格会上涨,所幸中国目前物价水平稳定,问题不大,时机甚好。但是,要真正提高出口竞争力,仍必须靠提高生产效率、减低真实成本,这就要有一个鼓励生产积极性的制度,要改进企业经营、提高生产技术和不断对产品和市场销售的创新,以及宏观经济的合理与稳定。

结语

1992年后中国的经济繁荣和最近的“软着陆”是一难得的可喜现象,但在这繁荣的面纱下却隐藏着一些可忧的、难以解决的问题,如国营企业的亏损及改造、工人的失业、银行呆帐及三角债、投资的浪费与优先选择、超前建筑、财政赤字及白条与红包之弊端、地区发展不平衡和经济割据、贫富不均扩大、经济管制及贪污、实现法治题、社会阶层的协调合作和平等(而非阶级斗争)等等问题。我们希望在现在经济已经软着陆的有利条件下,能采取更果断、更有力的改革政策,而不拘泥于以公营和层层管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真意或最高理想是改进全民生活和维持社会公正,公营与管制不过是手段,如这手段不能达到理想和目的,就应该放弃手段,而不是牺牲目的。[14] (1997年9月)

【注释】
[1] World Bank, China: Country Economic Memorandum. October 26, 1997, p.171.
[2] The World Bank,”Residendnt Mission in China,” Economic Note, August, 1997.
[3] Economist(London), April 13, 1996; June 21, 1997; 及《两岸关系》杂志(北京)。
[4] Lewis,W. Arthur. 1995.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p.210.
[5] Li,Cheng, “Rediscovering of China;” North,James,”A Problem Builds in Shanghai,” in Washington Post, August 3,1997.
[6] 《华盛顿新闻报》,1997年8月8-14日。
[7] Economist(London),July 19, 1997; August 9,1997.
[8] Business Week, August 25, 1997, p.55,引自世界银行1997年7月的报告及中新社1997年8月14日电。
[9] 中国已积压了15亿件衬衫,但现在每天还在生产数百万件。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有一千万只手表卖不出去,两千万辆自行车和十万多辆汽车/货车等积存,见Washington Post, August 3, 1997.
[10] Washington Post, August 3, 1997;James North’s Article,引自世界银行官员的谈话;Bussiness Week, August 3, 1997.
[11] North,James,出处同上; Economist(Lonton), July 26, 1997, p.35.
[12] 《当代中国研究》(美国)1997年第2期曾载笔者的拙文“论中国外贸体制的改革”,其中第三节也谈到汇率问题,本节之分析是根据最近资料对去年该文讨论的补充。
[13] 参看World Bank, China, 2020, 1997,pp.85-88。
[14] 参看杨叔进,“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质问题探讨”,《经济研究》(北京)1994年第5期;“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与实质问题”,《当代中国研究》(美国),1994年第5期。

当代中国研究
MCS 1998 Issu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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