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君真:“世纪之交的中美关系”研讨会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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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中美建设性战略夥伴关系
二、关于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
三、两岸经贸政策比较:“以政主经”和“以经促政”的背后
四、对台海危机与北京处理方式的不同评估
五、两岸政治关系的症结:制度之争还是主权之争?
六、如何化解两岸的敌对状态?
七、两岸关系的前景

美国总统柯林顿今年6月访华前夕,全美中国政治研究学会与美国著名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于5月21至22日在华府联合举办了“世纪之交的中美关系”国际学术闭门研讨会。研讨会在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四楼会议室举行。

参加研讨会的有政治学会会员胡晓波、林冈、刘国力、万明、简三强和中心研究员江文汉(Gerrit Gong)、戴维忠,还有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李洁明、亚太政策中心主席Douglas Paal、布鲁金斯研究所客座学者Helmut Sonnenfeldt,传统基金会资深研究员Harvey Feldman(费浩伟)等。来自大陆的学者专家有全国台湾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姜殿铭、研究会常务副秘书长曹治洲、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李家泉、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陶文钊、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王家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北美室主任楚树龙、福建社会科学院现代台湾研究所所长吴能远和福建省亚洲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李建敏。来自台湾和香港的学者专家包括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兼国家统一委员会研究委员邵玉铭、国家安全会议研究委员陈必照、国立中山大学经济学研究所教授兼国统会研究委员林武郎、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兼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副秘书长明居正、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研究员裘兆琳、美国大西洋理事会顾问曾复生和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讲座教授兼系主任翁松燃。

此次研讨会专业化程度高,到会的多是知名的学者专家。各方学者深入交流,加深了相互了解,并在自由讨论的氛围中,各持己见,充份交流了各种观点,堪称“第二轨道”的对话。由于此会属于闭门研讨的学术会议,未邀请新闻记者,故亦未见诸于报端。笔者有幸躬逢盛会,特撰此文介绍与会者的主要观点,以便读者了解;同时也不揣冒昧,在若干问题上对与会者的观点作一些比较分析。

一、关于中美建设性战略夥伴关系

关于中美建设性战略夥伴关系的含义,与会者指出,在中文里“战略”一词容易让人联想到军事含义,但在英文中,“战略”和“军事”这两个概念有明显差别。所谓的“建设性战略夥伴关系”,强调的是过程和两国之间的战略对话(曾复生)。中美战略夥伴关系这一提法的由来,与1996年中苏战略协作关系的建立有很大关系(翁松燃)。在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下,美国朝野不愿看到美中关系落在其他双边关系发展的后面,日益倾向于同中国进行接触、对话而不是对抗;而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和愿意融入国际社会的姿态,包括《中国不当“不先生”》一书的出版,亦有利于中美关系的改善(王家骥)。与会者注意到,去年江泽民访美以来,中美关系的气氛明显改善,双方在人权、台湾、核不扩散、地区安全等问题上,减少了对抗摩擦或进行实质性的合作,这将有助于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楚树龙)。从美国的角度看来,中美战略夥伴关系的建立亦有助于增加对华出口和投资,平衡中日两个大国的力量,继续发挥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曾复生)。

关于中美之间的主要分歧,大陆学者认为,两国历史传统和外交地位不同,分歧主要是双方在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的利益冲突。楚树龙提出,中美在台湾和西藏问题上的分歧说到底是主权问题,而不是自由、民主或人权问题;在可预见的将来,中美两国既不会成为敌人,也不会成为朋友,更不会成为盟友,而只会是一种扩大互相合作、以合作为主体的夥伴关系。台湾学者则肯定价值判断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邵玉铭以其在美国生活廿多年的体验,强调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在美国社会中的重要性。林武郎以“不到四川湖南、不知辣椒的重要性”作类比,说明如果不到美国、就难以感受自由等价值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如果美国与北京讨论台湾、西藏问题时不提人权,势必会激起美国民间的反对声浪。

对于美国对华政策,与会者也有不同评价。大陆学者认为,美国在采取对华全面接触的理性政策的同时,也把崛起的中国视为对美国的潜在威胁,希望通过接触来“改造”中国,此仍属冷战观念(王家骥)。曹治洲提出,下一个世纪的国际环境将具有多级互动、大国互动、区域互动三个特徵,国际经济关系在整个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日益突显;虽然因冷战的结束和前苏联的解体,中国只是美国在解决区域性问题时才需与之打交道的国家,但中国连续多年的经济高增长显示了它正朝世界一流大国前进的潜力;中美两国同处于亚太地区,双方一方面应当多边互动,另一方面又要双边互动,这样才能确保中美关系的持续发展。

来自香港的翁松燃则认为,柯林顿的对华全面接触政策有偏颇之处。该政策假设中国已走上经济自由和政治民主的不归路,未充份估计到中国经济改革所面临的严重困难,也未考虑到中国领导人在政治制度取舍和后冷战时期世界秩序问题上,持有不同于美国的独特看法。该政策假设,只要美国对华采取更为现实、同情的态度,中国就会成为对美友好的国家;但中国作为一个经济迅速发展的潜在世界大国,加上其所特有的强烈民族自尊心和受屈辱的历史记忆,将无可避免地成为美国在下个世纪的天然对手。他认为,美国应采取对中国既不美化、也不丑化的“有条件接触”政策,以中国的行为是否遵守世界惯例,作为美国是否与之接触的标准。美方学者Paal与翁松燃的看法类似,对柯林顿的对华政策亦持谨慎、批评态度。他认为,柯林顿提前访华是不成熟的举措,不会给美中关系发展带来实质性的果实;虽然目前中美关系出现改善的势头,美国舆论界也不象一年前对华政策大辩论中那样,往往把中国当作美国的新敌人,但根据以往经验,白宫在改善中美关系时,不但不应牺牲台湾的利益,还应同步发展与台湾的关系,才不至于引起国会和舆论界的反弹,反而导致美中关系的倒退。

二、关于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

1996年的台海危机后,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变得相当重要。大陆学者一般都认为,妥善处理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关键;台湾已不是美国的“资产”,而是它的政治包袱;美国的《台湾关系法》是国内法,与中美之间的三个“联合公报”及1997年的“联合声明”背道而驰,应予废除;美国的对华政策充满矛盾,对台军售和《日美安保条约》明为防止台湾地区武力冲突,实为支持和保护台湾的和平分离;由于台湾问题的存在,中美两国的关系至今仍未完全正常化(李家泉,曹治洲)。

大陆学者还认为,美方一些人士表明不支持台独的态度,呼吁两岸恢复磋商,虽然有利于缓和海峡局势,抑制岛内分裂势力的发展,但美国反对北京对台湾保留武力使用权、坚持对台出售武器,其实际效果是鼓励台独势力坚持分裂立场,长期维持两岸分离局面;中美关系要发展,美国必须改变将台湾视为“不沉的航空母舰”的冷战思维,明确将台湾从《日美安保条约》所谓的“周边有事地区”中排除出去,将“新三不政策”写进中美联合声明,重新考虑对台军售问题,并支持中国统一(王家骥,陶文钊)。也有人谈到,北京对美国在两岸关系问题上的角色,并无太多期待,所要求的只不过是美国不要插手台湾事务,离得越远越好(楚树龙);美中要建立建设性战略夥伴关系,其基础是,美方坚守“一个中国”的原则、慎重区别美台之间的民间往来和官方接触关系、慎重对待对台军售、不将台湾纳入“地区导弹防卫系统”(姜殿铭)。

美中关系的改善是否会影响到美台关系的发展和台湾的安全利益,这一问题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曾复生提出,台北对中美战略关系发展的基本政策目标是维护台湾的经济繁荣和国防安全,台北不反对中美关系改善,所关心的只是,美国在向大陆出售武器时,要注意维系台海两岸的军力平衡。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也可让台湾民众明白,他们目前所享有的自主权,有可能因为台湾宣布法律上的独立而毁于一旦。翁松燃在说明他所建议的“有条件接触”政策的含义时指出,希望美国实行一条合理的对台政策,包括重视台湾在国际事务中的积极角色、纠正“台北务实外交等于台独、且将造成中美军事冲突”的偏见。他认为,台湾问题只是中美高峰会谈中诸多议题中的一个,不至于影响中美关系的大格局。Sonnenfeldt则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北京和台北的影响,还值得研究。鉴于美国公众不轻易支持美国卷入战争,而中国国力明显上升,美国必须善于跟北京打交道;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至关重要的问题,但其最终解决方案应由两岸政府和人民决定。

在两岸学者有关美国在两岸关系中所应扮演的角色的讨论中,可以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北京一方面不希望美国干涉台湾问题,什么都不要做;另一方面又希望美国积极促成两岸谈判。而台北既反对美国插手两岸事务,“出卖”台湾利益,又希望美国对台湾提供必要的安全协助和保护。两岸既想争取美方的支持,又反对美国支持对方的心态,这反映出两岸对美国的期盼和担心兼而有之的矛盾心理。这是美国采取“创造性模糊”政策的结果,反过来也使美国有可能在两岸事务中继续采取低姿态的中立角色。在争取美国支持这一点上,两岸之间的角力是否属于零和游戏,关键取决于两岸能否化解彼此的政治冲突,以及美国是否采取同步交往政策。换言之,美中台三角关系能否维持目前的格局,取决于任何双边关系的发展,是否伴随着其他两对双边关系的等距离发展。

三、两岸经贸政策比较:“以政主经”和“以经促政”的背后

两岸学者均认为,经济交流有利于推动政治互动,化解双方政治关系上的症结;但对双方经贸政策的利弊得失,却各有不同评价。李家泉指出,两岸经贸政策有异有同,都有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考量,但侧重点不同。大陆方面是“以经促政”,台湾方面则是“以政主经”;大陆早已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挂帅”路线,转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台北的经贸政策却有“政治挂帅”之嫌,不符合工商界的要求。大陆学者认为,所谓的“以经促政”,就是通过密切经济往来,促进两岸政治谈判,拉住台湾,使其不往台独方向发展(李建闽)。

台湾学者则认为,台北在处理两岸经济关系时,不能不谈政治。外界对“戒急用忍”政策有批评意见,其实该政策只是限制5,000万美元以上的大陆投资案;而去年在大陆的台商平均投资规模只有50万,基本不受该政策影响(林武郎)。明居正指出,台湾对大陆的投资占其对外投资总额的60%多,依赖度太高;“戒急用忍”政策主要是限制台商对大陆的基础设施投资,该政策之提出,与两岸之间存在敌意有很大关系,在台湾工商界有60%的受访者支持该政策。翁松燃则提出,不管是北京的“以经促政”,还是台北的“以政主经”,效果均不大,其背后原因值得深思。

关于台商投资大陆对台湾产业升级有无负面影响,林武郎认为,关键看台湾本身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及大陆台商的投资领域。他认为,两岸经济虽然有竞争性的一面,但经济整合与合理分工在所难免,加强两岸经济交流的长远目标是推进中国的和平统一。若从台商本身的利益来看,目前在大陆的台商中,高盈利的占17%,盈利一般的占20%多,而亏本的超过50%;由于台湾经济对大陆的依赖性甚大,两岸政府签署投资保障协定已成为当务之急。大陆学者对此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若台商在大陆经营三年后、还要追加投资,就证明有利可图,而如果按照这一标准来看,赚钱的台商肯定超过50%;两岸虽未签署投资保障协定,但大陆的“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已足以保护台商的经济利益(李建闽)。

四、对台海危机与北京处理方式的不同评估

此次会议中两岸学者争论最热烈的问题就是,1996年北京在台海进行军事演习的动机及其效果。台湾学者均认为,北京的军事演习导致两岸敌对状态的加深;大陆学者则认为,虽然军事演习未必有助于促统,但有助于防止台湾进一步走向独立和在国际空间上取得重大突破,总比坐视不管强。

陶文钊首先提出,军事演习的主要目的有三,即反对台独,宣示主权,以及不承认台湾总统选举的政治合法性、向外界表明北京对李登辉的不满。陶不否认军事演习的负面影响,但认为,大陆的强烈反应有助于让美方(包括美国的国会议员)了解北京在主权问题上的鲜明立场。李家泉也认为,北京军事演习的主要目的,是针对外国干涉中国内政和岛内的台独势力。他进而说明,美国准许李登辉以私人身份访美,但李登辉在康奈尔大学的讲话完全是政治性宣示,使北京担心美国政策可能进一步向有利于台湾的方向倾斜。李家泉提到,由于台北官方的误导,民间误以为北京打飞弹是反民主,故此造成了负面影响;但军事演习的正面作用在于打击台独的声势,李登辉的高票当选,恰恰是民进党候选人彭明敏的选票大量流失的结果。楚树龙强调,飞弹演习主要是打给美、日、东南亚以及台湾内部支持台独的人看的。在北京看来,台湾问题是美国制造出来的,只要稳住了美国这一头,台湾岛内的事就好办得多,李登辉再怎么活动,也未必能跳出北京的控制范围。

对于上述说法,台湾方面的学者表示难以接受。陈必照指出,由台湾人民首次行使直选总统的权力是一件可喜的大事,不管北京是否喜欢李登辉,李毕竟代表了台湾的民意,因此,台湾人民不会接受北京用军事演习来宣示主权的作法,反而会将北京对李的文批武吓归之于“天无二日”的传统政治思维。他还认为,战争往往来源于双方对对方的误判,两岸制度和价值概念的不同,是影响彼此关系和行为模式差异的重要因素。裘兆琳认为,即使北京飞弹是打给外国人看的,但台湾人民亲身感受,看得最清楚;而北京打飞弹招致美国航空母舰战斗群巡戈台海,这是否有助于北京不让美国干预台湾事务的目标,亦值得怀疑。她认为,北京若真想化解两岸敌意,就应把工作重心转到台湾内部。

值得注意的是,大陆学者关于军事演习具体目的之看法似乎并不完全一致,陶文钊认为演习不是针对美国的,而李家泉和楚树龙则认为,演习与台湾的总统直选没有直接关系。这些不同学术机构的学者们同中有异的看法,对北京的对台决策或许不无影响,似可由此推论,北京在决定军事演习时有着多重的策略考虑。

五、两岸政治关系的症结:制度之争还是主权之争?

对于两岸政治关系的症结,与会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台湾学者强调两岸的制度差异和台北扩展国际空间的必要性。他们认为,台湾问题是国共内战遗留下来的产物,中华民国仍然存在,而且将台湾治理得很好(邵玉铭)。台湾之所以有很多人反对统一,是因为无法接受“一国两制”的统一模式(林武郎),因此,两岸统一问题的症结在于制度差异。在达成“自由民主统一中国”的最终目标之前,台湾不但要考虑安全问题,也要考虑发展问题;如果北京一味打压台北的外交空间,可能迫使岛内新生代选择非理性方式,寻求台湾的国际发展空间(曾复生)。陈必照根据近年台湾不同机构所做的民意调查数据指出,支持台北推行务实外交的受访者高达70%左右,说明了务实外交的重要性。根据上述看法,两岸之间似乎即存在制度之争,又有主权之争。

与此相反,大陆学者则认为,“一国两制”已包容了制度上的差异,两岸关系的症结在于台北是否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两岸的政治分歧主要应是主权之争。吴能远指出,台北在1991年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后,重新调整大陆政策,将台湾界定为主权独立完整的国家,推行务实外交,两岸在政治上遂渐行渐远;双方不仅缺乏互信,而且事实也证明,北京对台北推行“台独”的疑虑并非没有根据。姜殿铭指出,“一个中国”的原则,曾长期是国共两党的共识;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台北逐渐偏离该原则,甚至公然提出两岸是“互不隶属的两个主权国家”,才导致两岸关系的紧张。

从两岸学者的争论中可以看出,双方其实有一个共同点,即两岸实现统一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目前两岸争执的焦点在于,统一前的过渡时期应维持何种两岸关系,才能既满足北京维护主权完整的要求,又满足台湾的国际空间需求。若两岸不能在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则双方的敌对状态就无法根本缓解。

六、如何化解两岸的敌对状态?

就化解两岸敌对状态而言,台湾学者强调应尊重两岸分治的现实,大陆学者则强调“一个中国”的原则。邵玉铭指出,两岸中国人其实都尊重“一个中国”的原则,但没必要界定其具体内涵,以免徒生滋扰。他认为,北京从原则决定论出发,强调统一的神圣性和必要性;台湾在讲原则时,则更重视现实状况,例如根据现实可行原则不推行台独路线,强调改善两岸关系应从基层做起,除了推动两岸经贸交流外(求利),也重视文化交流(求义)、争取签署文化学术交流协定,以便义利并重。两岸若能签署结束敌对状态协议,只要在一个总的文件中声明双方均愿维护中国主权即可,不必把政治性问题写入每一个文件。

陈必照亦认为,改善两岸关系应从较容易的议题开始;与其在敏感的主权问题上争执不休,不如先谈双方管辖地域之间的具体问题。他提出,北京既要改善两岸关系,就不应该阻挠台湾进入非政府国际组织;既要跟台湾各政党共商两岸关系的前途,就不应拒绝未来可能成为台湾总统的陈水扁以台北市长的身份访问中国。裘兆琳提出,既然北京能致力于建立中美战略夥伴关系,也应将台湾视为真正的夥伴,化敌为友;两岸应从双方的共同利益着眼,携手共进。例如,北京不但不应反对台北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原子能总署等国际性功能性机构,而且应主动伸出援手,以向台湾人民表达善意,这才是化解两岸敌对状态的解套办法。

就台湾的国际空间而言,邵玉铭提出,双方是否可实行外交休兵,就限制各自领导人前往对方的邦交国访问、解决台湾参加国际组织等问题,展开政治谈判。他还提出,既然在台美断交之前,北京驻美联络处可悬挂五星红旗、并不认为涉“两个中国”之嫌,那么现在台北追求一定的外交空间是否也同样有合法性?北京欲向台湾推销“一国两制”,是否应至少将其装扮得更精致、宽容些?邵玉铭对北京主张两岸平等协商、却又不承认两岸的“对等”地位这一点,也感到难以理解,他认为,平等就是对等,甚至更强调同等性;他还提出,当北京宣称台湾在统一后可享有高度自治权时,不应有恩赐心态,而应以台海分治为思考的出发点。翁松燃则再次提出他与沈君山等人关于设立“中华两岸联合会”的设想,建议通过该政府层级的联合机构来处理两岸最终解决统一问题前的相互关系。

大陆学者认为,“一个中国”既是两岸关系未来发展的目标,也是处理目前两岸关系的准则(陶文钊)。王家骥指出,北京所坚持的基本立场是,“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台北的国际空间问题,可以、也只能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予以解决;台北希望两岸确立国家与国家之间对等关系,这很难为北京接受。大陆学者表示,美国学者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曾于今年1月提出,两岸在正式开始谈判统一前,可先签订维持现状50年不变的中程协议。但北京接受这个建议的可能性并不大。

李家泉提出,“一国两制”的香港模式,是内地和香港人民共同探讨的结果,运作一年来颇为成功;“一国两制”的台湾模式也应由两岸人民共同探讨,研拟基本法;如果将香港模式硬套到台湾,他本人也不会同意。他还特别说明,外传北京已在制定台湾基本法,这根本不可能,其实只不过是大陆有个研究生以此为博士论文选题而已。

姜殿铭表示,邵玉铭的发言,有不少可取之处。对于邵玉铭关于北京既不承认台湾为政治实体、两岸又如何谈判的问题,姜殿铭特别说明,北京其实从未否认台湾是政治实体,所反对的只是“对等”二字。明居正提出,“江八点”首次不再提及反对“一国两府”,但李鹏在纪念“江八点”发表两周年谈话时又提到反对“一国两府”,是否意味着北京对台政策收紧了?对此,姜殿铭和李家泉均表示,北京对“一国两府”从来都持反对态度,在这点上并没有政策变化。王家骥指出,如果“一国两府”指的是对等的两个中央政府,北京当然不会同意。

林冈认为,北京近来在对台政策宣示时,对一些可作不同解释的概念有时不予澄清,是有其原因的。除“江八点”未提反对“一国两府”外,中共十五大报告对“反对分治”和台北的“国际空间”略而不提,其原因恐怕是因为“两府”和“分治”,都可以作出与台北不同的解释,如“两府”可理解为一个中央政府、一个地方政府,“分治”亦可理解为台湾在统一后享有高度的自治,而“国际空间”也是一个较灵活的概念(大陆学者就曾把台北当局所追求的“国际空间”与台湾民间所要求的“国际空间”区别开来)。会上还有人指出,目前大陆致力于推动现阶段两岸关系的发展,但两岸间要真正实现政治缓和不太容易;两岸要实现统一需要相当长的时期;目前双方争议之所在,是“一国两制”强调主权和领土完整时、也坚持只有一个中央政府,至于到底是实行“两制”、“三制”还是“几制”,其实并不是双方争论的焦点。

七、两岸关系的前景

台湾是否会走向台独,这是大陆学者颇为关注的问题。不少台湾学者认为,北京不应因台湾有10%的人支持台独,就把台北的务实外交视为台独。由于台湾实行政党政治,对台独问题难免有不同声音,但大陆没有必要过份担心台湾会走向台独(邵玉铭)。北京应把“目的台独”(所谓的“真台独”)和“工具台独”(所谓的“假台独”)区分开,后者只是以台独诉求为争取选票的工具,并非真正认同台独理念。至于台湾未来的发展,在国民党主政的情况下,统一的可能性尚存;倘若民进党执政,则很难说。虽然许信良曾表示台独党纲已成为历史(性)文件,但民进党内既有不同派系,又极力消灭中国意识,若由其主政,两岸统一的前途是较为渺茫的(明居正)。林武郎则根据他本人与李登辉及其家人的多年交往,强调说,他从未听李或其家人亲口提及“台独”二字。明居正还补充说明,台湾人民对统独的看法,与大陆内部改革及现代化的进程有很大关系,两岸应加强交流,建立互信,签订和平协定。

两岸是否可能展开政治谈判呢?李家泉认为,两岸关系从蒋介石主政时期的“隔海对骂”、蒋经国时期大陆方面的“单方喊话”,演变到李登辉时代的“各说各话”,且正向“同席对话”发展,说明了两岸政治谈判势在必行。林冈则认为,两岸若在未来举行政治谈判,可能将无可避免地涉及台湾的国际空间问题,实际上两岸直接“三通”之未能开放、敌对状态之未能终结、对“一个中国”原则的不同解释,都涉及两岸对台湾主权的定位和国际地位的岐见。即使两岸能举行谈判,能否在短期内化解政治纷争,李侃如所谓的“一国三制”的方案能否为双方所接受,这些还都很难说。

会议期间,有人提到,台湾的新新生代对中国未来统一的可能性持较为乐观的态度。根据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近年所作的一项调查,20至29岁的受访者,希望维持现状、等待未来统一的比例达28.8%,而30至43岁、44到59岁、60岁以上这三个年龄组内持相同看法者的比例仅分别为18.7%、16.7%和17.3%;约有14.5%的新新生代受访者主张急独或缓独,而44到59岁年龄组此一比例为14%,30至43岁年龄组的比例为16.6%。如果台湾的新新生代并不见得更倾向独立、对未来统一的可能性又较为肯定的话,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岸的政治分歧可望在未来得到根本化解。

在八十年代,北京曾将两岸和谈统一的希望寄托于主控台湾政局的大陆籍国民党。李登辉主政后,北京又一度认为,在李身上反而没有国共内战的历史包袱,有利于问题的解决[注]。但从近年两岸主权之争的现状来看、再考虑到上述民调的结论,在台湾的新新生代主导政局发展后,或许中国最终实现统一的可能性反而会比较大。事实上,两岸关系的症结,除了制度差异之外,与两岸的主权之争有更密切的关系。目前台湾的主政者考虑到中华民国过去所享有的重要国际地位,恐怕很难放弃两岸主权对等的诉求;而新新生代生长于台湾面临外交孤立的八十年代,他们未来与大陆方面打交道时,可能更容易接受两岸在主权问题上实际上很难对等分享的现实,而将注意力集中在大陆的政治民主化和世界及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等问题上。如果此一推论可以成立的话,那么,中国的最终统一恐怕尚须假以时日,非短期所能奏效。

[注] 见杨尚昆1990年9月24日会见台湾《中国时报》记者代表团时的谈话,载《中国时报》1990年9月25日。

当代中国研究
MCS 1998 Issu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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