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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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
中国著名学者

一、对改革必须进行批判性审视
二、单纯的“经济改革”能否通向成功?
三、改革必须注重社会公正
四、中国的“夹生饭改革”造成了“经济断裂带”
五、中国改革的历史选择
【注释】

从1978年至今,中国的经济改革已在各种阵痛中行进了整整20年,目前正经历着“边际效益递减”的痛苦历程。表面上看来,改革“边际效益递减”的主要原因是一系列经济领域的问题阻碍着进一步的改革,但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就会发现这些经济问题的根源却深植于非经济领域,单纯的经济改革无法冲破这些非经济领域里的障碍。从这样一种现实出发,笔者认为,中国若要继续深化改革,就需要思考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是否应当对改革进行批判性的审视和检验,这种检验和审视是否要超越意识形态的束缚?第二,一个国家的改革若单纯局限在经济领域里,是否明智、是否可行?第三,改革中应将社会公正问题置于何种地位,是否需要对改革的结果作价值判断?本文将先回答这三个问题,然后再进一步分析中国改革面临的历史性选择。

一、对改革必须进行批判性审视

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场改革,都可能出现种种问题和弊端。不能因为改革是必要的,就把改革中的问题和弊端也视为是当然合理的。为了及时消除弊端和解决问题,就有必要对改革进行批判性审视。同时,任何改革都是对旧秩序的一种颠倒和对社会利益的重新配置,势必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抵制和反对。也不能因为现实中有人抵制改革,就刻意回避对改革的批判性审视。

在八十年代改革刚全面展开时,从旧的意识形态出发、试图阻止改革的声音还有相当的市场,而支持改革的人们刚从“文革”的阴影中走出来,非常担心左的回潮,担心中国走回头路,所以对这种声音十分敏感。那时,按照对旧的意识形态的态度、按照对改革大方向拥护与否,人们经常被划分为改革和反改革阵营。

然而,在改革已经进行了二十年的今天,改革的基本方向已经不可逆转,而改革中的各种问题也日益暴露了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应当把任何对改革过程中存在问题的批评都视为“反对改革”,也不能把掩盖改革中弊端的做法美化为“支持改革”。批评改革未必是反对改革,爱之深才责之苛;如果现在仍旧把对改革持有批评意见的声音视为反改革,就过于简单化了;同时,对改革的认同也不应该再停留在表面口号上,对拥护改革者,也有必要看一下,他所拥护的是什么内容的“改革”。如果总是超越不了“左派”、“右派”、“改革派”、“保守派”之类的阵营划分,必然会阻碍我们对改革的反思向纵深拓展。

面对着改革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应该让有识之士通过各种渠道(尤其是公开的传媒)进行充份的讨论,以发现症结所在,以便对症下药。倘若我们放弃对改革进行批判性的审视和检验,只是一味采取“驼鸟政策”、回避对改革中存在问题的讨论,显然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只会延误纠正偏差的时机。

笔者认为,对改革的批判性审视应从四个方面进行。第一是对改革目标的批判;第二是对改革过程的批判;第三是对改革方略的批判;第四是对改革手段的批判。

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原来的平均主义社会在短短的十多年内,就迅速演变成贫富差距过大的不平等社会;更值得注意的是,当一部份人在改革中利用权力致富时,另一部份没有权力的人却被迫承担着沉重的改革的代价。这种格局的形成,在社会中引发了种种的不良反应,正累积成今后无法回避、也难以解决的社会矛盾。这种结果本来并不是改革的预设目标。中国在改革中明确提出了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从来没有宣称要允许社会不平等;相反,就象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在政策上也十分赞成社会平等。但是,在改革中却出现了和社会平等主张相矛盾的结果,极少数的特权阶层变得越来越富有。

中国的改革过程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偏差,不完全是改革目标方面的问题,也与过去20年的改革手段有密切关系。在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如何处理计划经济体制的两项遗产(过去高度集中控制的国家资源和庞大的国有资产),将直接关系到社会财富的分配结果。中国现在的“模拟市场经济体制”与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有一个最主要的差别,那就是资源配置并不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承担,而是由政府代行市场功能、进行资源配置。结果,当名义上代表国家利益的行政权力这只手介入国家的资源配置时,它被权力的垄断者们严重地扭曲、变形成特权阶层的利益之手,从而导致腐败现象丛生,寻租活动猖獗,过去由各级政府控制的资源和国有资产就成为各种利益集团寻租的“猎物”。虽然在意识形态上中国坚决反对私有化,但实际上,少数权力圈中之人已经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完成了私人资本的原始积累。

与以权致富现象同时出现的,是社会性的对金钱的追逐和“金钱迷幻症”。这又提出了检讨中国改革方略的必要性。中国的改革难倒只能经济挂帅吗?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毕竟不是一个巨型公司,国家领导人的职能也不是公司董事长,国家和社会的健康发展不能单纯围绕着金钱打转,必须要有更高层次的理念来导引。如果一个国家仅仅以经济发展和个人增加收入钱财为最高导向,只以金钱来解释成功,就会导致全民群情汹汹地追逐金钱,置超越经济利益的其他社会目标于不顾。如果一个社会中有半数的人追逐金钱,还有另一半的人仍致力于社会的健康发展,这个社会还不能说是病态的;但如果一个社会中的绝大部份人都将追逐金钱视为自己人生的最高目标,整个社会充斥着患了“金钱迷幻症”的人们,这个社会就只能说是病态的。

中国社会现阶段金钱至上的社会动力和权钱交易的社会活动规则,并不是个别人误导社会的结果,而是制度的产物。表面上看,中国目前有许多限制权钱交易行为的法规,但这些法规并未有效地遏制权钱交易。这涉及到笔者曾多次谈过的问题,即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社会活动规则方面的一个本质区别:发达国家制定法规时,过程长、难度大,需要经过反复争论才能出台,而一旦出台,则执行起来就毫不含糊;而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则都有一种通病,制定法规并不难,但执行起来却往往严重走样。中国近两年来平均每18天就出台一项新法规,整个社会却陷入有法不依、执法者违法的情形日益严重的局面,以至于中央政府不得不将反腐败的重点收缩到反司法腐败和军队腐败这两个重点领域。在全能政治下,真正影响社会活动规则的不是法规,而是权力结构和权力运用方式。在权力不受监督的情况下,政策法规往往不断被扭曲变形。

二、单纯的“经济改革”能否通向成功?

中国现在面临着一个可能令学者们感到困惑的问题,即是否可能通过单纯的“经济改革”实现社会进步?

近20年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的一些经济学家们开始系统性地研究经济力量与社会制度、政治安排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一般来说,社会发展其实就是人类扩张选择的一个过程,经济增长的基本目标也是扩张人类的选择。实现经济增长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扩大资源基础和积累资本,二是通过教育、提高人的素质并改善人力资本,三是改善制度结构。制度对人类社会的正常发展和进步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制度影响着信息和资源的可获得性、塑造了社会成员的动力、决定了社会交易的基本规则。成功的制度创新往往能积极正面地影响个人和社会的选择,并通过为社会提供更有效率的组织经济活动的途径,而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贡献,最后通常导致经济结构和社会基础的调整。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其实与所有发展中国家大体上是一样的,即如何才能成功地实现制度创新,并藉由制度创新来有效地扩大资本的积累并提升人力资源的素质。

如果按照以上思路来看,那么,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就不能仅仅从经济学角度去考察,更不能简单地照搬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概念和模型。因为,现代经济学发源于发达国家,其基本概念、模型和将它们结合在一起的理论,是以发达国家的现实制度基础为前提而建立起来的。在发达国家,用纯粹的“经济术语”(如总量概念的就业、失业、储蓄、投资,以及假设在市场机制有效情况下的需求、供给及价格决定等)进行分析,是可以得出合理的推论的。但是,如果把这些方法、概念、模型直接照搬到不发达国家,按照对发达国家经济的分析方法来研究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就结果可能出现严重偏差,至少也是脱离国情、偏离现实的。

在发达国家,理性化的观念和行为早已在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制度中形成了,这样的制度能够有效地给经济发展以持续的动力,也能迅速而平稳地调整经济、社会结构。但在不发达国家里,市场机制处在不完全竞争的状态,甚至可能根本不存在市场制度,所以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制度和行为假设可能并不成立。若直接搬用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假定和术语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会脱离不发达国家的制度背景和行为观念模式。经济学是门经验科学,如果经济研究的对象是不发达国家,那么,现实的制度、观念与发达国家不同,相应的理论模式也就得跟着改变。

中国是亚洲国家之一,考察其他亚洲社会的历史及现状,有助于我们认清自己的问题。所有亚洲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存在着严重的社会阶层差异和社会不公。在19世纪以前,阶层差异往往与个人的家庭背景直接相关,人们因出生于不同的家庭而处于不同的社会等级中。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和殖民者的到来,导致了一个新的阶级──小企业家组成的中产阶级以及受过教育的新贵们的形成,为原来的阶层差异和社会不平等注入了新的内容。

在亚洲20世纪的历史发展中,这些受过教育的统治精英们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用暴力改变亚洲社会权力结构的社会革命中,少数精英成了号召者与组织者,而普通民众则既没有愿望也没有必要的能力参与现代政治活动。社会革命之后,以前的社会不平等依旧沿袭下来,社会等级观念仍然有很强的生命力。这些国家民众的绝大部份仍然将自己视为传统政体下的“臣民”,而不是现代社会中的“公民”。那种自上而下推行的政治现代化和民主仪式(如选举)等,往往实际上变成了使统治阶级的权力合法化的工具。

正如一些对亚洲各国选举制度作过深入研究的西方学者们所指出的那样,被视为民主政治中必不可少的公众选举,在现实中常常会因统治精英们向选民行贿而变成一种被操纵的政治过程,而民众在选举仪式中其实只不过是“观赏节目”的旁观者。一些国家的选民甚至将选举时期看作是可以通过出卖选票的交易而为个人挣得小额收入的时期。这样,选举过程中选民可能没有作出独立、真实的选择,而如此的选举也不会导致较大的社会或政治变化。在许多亚洲国家中,民众往往将政府的指令看作是行动的指南,习惯于社会条件的不平等和根深蒂固的社会等级体系。即使政治精英们拥有比普通民众大得多的“自由”或“特权”,大多数民众也习以为常、视之为当然。国家通常严格控制或管制着民间结社活动,使得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不易形成。任何一种社团(包括学术团体)的成立,都必须经过政府有关机构的审查和批准,而且政府往往不准任何社团参与政治性活动。

许多亚洲国家的统治者总是强调本国的国情特殊,借口自由、民主、人权等只是西方文明和历史的特殊产物,而排斥现代民主政治制度;同时,单纯强调以物质文明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现代化和工业化,认为社会的安定和现有权力结构的稳固高于一切。这就是所谓的“亚洲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当然,在这种政治社会结构中,推动经济现代化和工业化,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确实有促进作用,但却导致了权力的集中和更严重的社会不平等。经济发展的相当一部份成果都通过权力市场化而流入了少数特权者的口袋里,亚洲发展中国家元首的财产不断增加,通过权钱勾结、搜刮民财的中小腐败者比比皆是,而广大民众却被排斥在财富分配过程之外。在资源有限和社会不平等状况下进行的现代化和工业化,不仅没有解决这些亚洲国家原有的社会问题,反而使饥饿、贫困、暴力和下层人民生活悲惨的问题更为突出。人口大量过剩、城市和农村二元结构的对立与冲突、源于制度结构的社会性腐败、社会不公正、技术转移和发展的高成本问题、技术官僚的出现及政府机构的膨胀等,构成了制约这些国家进一步发展的“命运环境”。

中国的问题与上述的亚洲社会的问题有类似之处。因此,在中国若脱离经济问题的政治内涵来侈谈经济问题的解决,就有点象编织皇帝的新衣一样,可能是在制作伪理论,而现实的经济问题则永远得不到真正的解决。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里,从来就只有“问题”,而没有所谓的“纯粹的经济问题”。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这些“问题”往往相当复杂,通常被现代经济理论排除在外的一系列非经济因素,在这些不发达国家里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以西方社会为背景的现代经济分析方法的理论和模型,是把非经济因素排除在外的,但如将其用于分析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便会导致对现实的严重扭曲。

在中国,由五个三中全会文件赋予政治合法性、并由“十五大”继续肯定其方向路线的中国经济改革,从其起源来看,就是政治行为,而不是经济行为。在改革中资源分配牵动着国家和社会的每一根神经,它实际上完全是在市场决定之前的权力分配的结果,根本不是产生于单纯市场活动中的经济行为,而是产生于政府行为。显然,要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就必须考察中国经济运行的现实制度环境,否则,简单套用现代经济理论和方法而得出来的分析结论对中国的公众(尤其是弱者)来说,可能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嘲讽。

中国的改革模式已经被称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但是,实际考察世界各国的发展史,有哪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是仅仅通过“经济改革”而成功的?现代化道路是一个制度创新过程,包含着三个层面:一是意识形态的创新,二是财产所有权的变革,三是政府行为的改革。这三个层面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某一方面的滞后,都会导致社会经济发展的失衡。

中国经济改革中所暴露出来的深层次问题,其根源都深植于非经济领域。近年来呈日益蔓延之势的贪污腐败行为,一方面表明现行制度确实存在着严重缺陷,另一方面还向我们发出了警示,即必须根本性地转变配置资源、动力、信息的制度安排。否则,经济活动将日益丧失效率和生产力,收益将越来越多地归属于各类寻租者而不是真正的企业家。这种舍弃经济问题的政治内涵、只就经济问题作文章的“改革”,说穿了就是一种“夹生饭改革”。它或许能收效于一时,但它所积累下来的问题必将以一种更为复杂的形式,使社会承担改革的代价。拉美国家与东南亚诸国的金融危机,其深层根源其实就是社会发展失衡。中国的经济改革自上而下地推行了20年,其实也就是将财产所有权的变革完成了一半;因为,在意识形态的创新和政府行为的改革这两方面,可以说仍然是任重而道远。比如,现在私有财产还不受宪法保护,为市场经济立宪仍然是个大问题。

在发展中国家里有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即其领导人往往乐于接受有关经济改革的建议,却不太喜欢听取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见,将制度性缺失归咎于官员个人素质,则更是常见的遁辞。在中国还存在着一种惯常的作法,即将次要问题升级为根本问题,并试图通过解决这些次要问题来化解根本问题。例如,自“十五大”以来,部份人认为可以通过扩展私人部门(即私有化)来达到社会发展的目标。不少地方政府的官员在此认识的误导下,进入了另一个误区,认为只要将国有企业尽快出售,就可以改变其低效率状态。持这种看法的人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产权重组(亦即所有制改革)只是改变了企业的激励机制,却并没有从根本上给企业创造出生存发展的一条生路。换言之,在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的今天,为改变财产权力和实现财产责任相分离而进行的产权重组,只是为企业的生存提供了基本条件,只有通过改变企业的社会制度环境,促使企业改变自身的运营机制,才是更为关键的因素。

事实上,自1998年开始,在中国亏损、倒闭的已不再仅仅是国有企业了,连市场经济的天然之物──民营经济(特别是私营经济)也开始大量亏损。民营经济的大范围滑坡,对整体经济将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其影响可能超过国有企业改革所造成的波动。基于这种现实,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西方私人企业制度运行的成功需要有相应的制度基础,中国目前的制度环境显然缺乏帮助私人企业制度顺利发展的因素。部份敏感的经济学家已经发现,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很可能不再单纯是国有企业的改革,而是中国整个经济结构的调整,而经济结构能否调整成功,则有赖于制度环境的改变。

三、改革必须注重社会公正

改革过程中另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就是社会公正,但这却被一些人简单化地等同为必须支付的“改革成本”。人类历史上的每次改革(包括革命在内),其本质都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包括重新分配政治、社会、文化方面的权力以及财富等,而重新分配的原则必须要符合社会中多数人认可的公正原则。只有当一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认可变革中施行的重新分配原则时,这套原则才能在社会中具有道义上的合法性。在中国改革之前,分配原则是牺牲了机会均等而造成结果上的均等,但当时多数社会成员还是认为这种原则是合理的,并且接受了它。公平、正义等观念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演变的。改革开放以后,社会里原有的小农式公平观念被破除了,因此需要建立新的公平和正义观念,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对改革中社会公正问题的社会共识。

要讨论社会公正问题,必须先厘清的是,正义和公平等原则是否有国界。自从启蒙时代以来,正义、公平、自由、人权就已被视为人类社会的基本原则,有着国际公认的确切含义。尤其是社会公正的理念和原则,因其牵涉到社会财富的分配,它的含义有三点,一是起点的公正(即机会均等),二过程的公正(这涉及竞争规则的公正),三是结果的公正。社会公平的第一项原则机会的均等,在西方社会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已不成为问题,这些国家所苦的是结果的不公正。罗尔斯1971年发表的名著《正义论》,就反映了当时美国调整分配原则的需要。根据他的阐释,正义有两个基本原则,第一个是美国独立宣言中承认的原则,第二个差异原则主要强调以补偿的办法促使第一个原则的实现,意在关怀弱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世界各国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对西方现代文明准则的认同过程,所以,这些在西方社会中最早提出来的社会公正原则对人类社会有一定的普遍性。不管是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只要加入了现代化的进程,大概就不会对这些原则的基本要义有重大质疑。

但是,由于制度、文化、历史等方面的差异,各国所面临的社会公正问题也不尽相同,因此,每个国家要解决的社会公正问题的具体含义是有国别差异的,一个国家的思想家或社会科学学者必须对他们所处的社会现实作有效的解释和回应,在试图解决本国的社会公正问题时,不能简单地模仿照抄其他国家学者的论点。

中国改革过程中的社会不公直接表现为结果的不公正,而其根源就在于起点的不公正和过程的不公正。例如,一个在银行掌握贷款权的职员,或在国有土地管理部门掌握土地资源分配大权的公务员,就可以在致富的竞争起跑线上远远比平民百姓遥遥领先;可以拿到各种批条的特权阶层或与特权阶层有瓜葛的人,其致富的能量更远非普通民众可以相比;在股市、期货、房地产等几大泡沫经济领域中,也充满了各种权钱勾结式的“黑箱”操作。由于一些稀缺物品或资源供给中长期存在着价格双轨制,结果许多人都意识到,寻找计划调拨价与市场价格之间差额所形成的“租金”要比发现新市场、开发新产品、提高企业效率等简单容易得多,而且“利润”更大,于是越来越多的企业都放弃了提高经济活动质量的努力,转而进入钻营、投机的领域。

随着行贿受贿的风行,中国的社会里逐渐形成了一些分利集团,交易费用(贿赂成本)逐渐上升;“招标”“竞投”等表面上的竞争规则成了权钱交易的“装饰品”,整个经济活动过程完全处于不透明状态。在此情况下出现的财富积累大竞赛,根本不可能产生什么公正的结果;财富再分配的结局必然是,一部份人利用改革中的机会通过权钱交易大发横财,而由于他们的活动阻碍了经济的正常发展、加剧了低效率、亏损和经济结构扭曲,而最终产生的失业、下岗等社会后果,则以“改革的代价”为名转嫁到一部份普通百姓身上。

中国从80年代以来在“公平与效率”问题上争论的内涵,根本上与发达国家的“公平与效率”问题相异。在发达国家,在大体实现了第一公正原则(即起点的公正)的条件下,与“效率”相对应的“公平”是指结果的公平而言。而对中国这个正为起点及过程的不公正所苦的社会来说,一些理论家们老是过份地强调“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实在是完全不顾及社会科学所要解决的具体的社会公正问题因国而异。现阶段在中国,先得解决起点不公正的问题,让权力从经济领域中退位。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是“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这样的问题;中国目前出现的社会不公,不是因为过度强调效率、忽视了公平,而是因为权力介入竞争,结果既破坏了社会公正,也严重妨碍了效率。所以,对中国来说,正确的选择是,也只可能是,公正至上,效率自在其中。

发展中国家通常所面临的问题和中国改革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社会问题都表明,社会公正直接制约着经济发展。在19世纪及20世纪上半叶,英美等发达国家为了经济的效率而让几代人承受了不公平的分配,这些国家的民众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如丧失尊严、品质恶化、金钱压迫、不安全感、社会动乱等。有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在前,现在发展中国家民众的福利意识普遍增强了,大家都很清楚地了解到,他们的贫困是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产物、而不是命中注定的结果,社会公平是一个可以实现的政策目标。当社会大众对社会公平的意愿明显提高后,如果统治集团仍然不愿意改善社会不公的状况,那么,经济社会中的种种不公平现象就会削弱社会的内聚力,破坏维系社会稳定的政治结构。也正因为如此,一些发展中国家虽然经历了多年的经济成长,但却连起码的政治稳定目标也未能实现,一直处于动荡混乱之中,最终威胁了政治精英们自己,菲律宾的马科斯和印尼的苏哈托下台只是其中的两例而已。亚洲一些国家不断发生社会动乱的现象表明,“亚洲价值观”的社会基础已经动摇,也许我们正进入一个调整“亚洲价值观”的历史阶段,即必须改变排斥政治及社会变革的现代化思路。在中国下一阶段的改革中,必须考虑分配制度方面的改革,并将社会公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目标。

四、中国的“夹生饭改革”造成了“经济断裂带”

中国的回避社会和政治变革的单纯“经济改革”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断裂带,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金融经济与实物经济的巨大断裂,二是实物生产与消费的巨大断裂。前一种断裂(金融经济与实物经济的断裂)源于金融体系本身的病灶。笔者曾作过份析,认为中国存在的金融风险隐患是南韩式、墨西哥式和泰国式等几种风险的混合,这些风险因素将使中国金融体系对内支付的链条随时都可能断裂,一旦发生金融危机,将比东南亚国家的金融危机更难应付。[1]

本文主要讨论第二种断裂,即实物生产与消费之间存在的断裂带。近几年来,市场疲软、有效需求不足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难题。究其原因,除了上述的金融状况恶化之外,还因为中国的实物经济和金融活动之间出现了巨大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是过去二十年中逐步形成的畸形的不合理经济结构的产物。

中国经济结构的不合理首先表现在产业和产品结构中,其主要特徵是如下。第一,产品结构落后、失衡;第二,产业的组织结构呈小而分散的状态;第三,各经济管理部门及所属系统自成体系、重复建设、互相封锁;第四,地区之间经济结构趋同化,新兴行业(如摩托车、汽车、家用电器等)在各省区的发展也是如此。产业和产品结构的不合理造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和产品积压,在家电、机械加工等行业,设备闲置率高达50%,1997年底全国的商品库存已高达3万亿元,其中1.3万亿属于非正常库存。

产能过剩和产品严重积压,完全是行政权力持续干扰资源配置所造成的恶果。而各级官员之所以对参与资源配置始终有如此强烈的兴趣,无非是受两方面的激励,一是为了累积政绩,二是为个人经济利益所驱动。只要这两大利益驱动机制依旧存在,只要中国的制度仍然允许或鼓励行政权力继续介入国家的资源配置,那么,经济结构就不可能达到合理状态。虽然中国一直强调企业改革和自主经营,也开始实行新的企业制度,但是企业制度功效的真正发挥必须以完善的市场制度为条件,中国现在并未创造出这样的条件。中国市场制度的特点是,产品市场比较发达;资本及其他生产要素市场的发展则很不规范;股票和期货市场完全是一种“政策市”,成了投机活动过度滋生的场所,根本不能对多种经济信号作有效反应,也不能为企业提供有效的服务。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企业只能根据片面、扭曲的市场信号作出生产经营决策,发生失误是很自然的。

经济结构不合理的表现之二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和产品的发展大大滞后,使得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中面临越来越大的考验。多年来,中国的出口产品以初级加工产品为主,至今劳动密集型、低档粗加工型产品仍占七成以上,这种出口结构经不起国际经济动荡的考验。东南亚国家最近的经济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出口推动模式过度膨胀的结果。中国由于汇率没有放开,躲过了这场灾难,但出口增长率迅速下降,接近零增长,对经济成长的拉动力急剧减小。

经济结构不合理的另一个表现是,市场供给和消费需求之间横亘着巨大的鸿沟,需求清淡、消费无热点、供给过剩,近两年来政府用尽了各种办法、试图启动内需,都难以奏效。这道鸿沟遏止了经济增长,成了今后经济发展中新的“瓶颈”。 需求清淡与收入分布不公有直接关系,虽然全国居民的储蓄已突破5万亿元大关,但并未转化成有效的消费需求,因为这5万亿金融资产的40%以上集中在10%的高收入者手中,而占人口多数的中等收入者的消费能力却难以提升。同时,在中国这个拥有9亿农民的国度里,农民收入偏低,农村人口占全国的四分之三,消费力却不及全国的四成,这也使全国的消费需求欲振乏力。同时,市场上的商品中低档、劣质、滞销产品占很大比重,这些产品即令是在需求水准较低的农村市场上也没有销路。中国目前的消费需求不足、产品过剩现象,与发达国家在高收入、高消费状态下出现的商品相对过剩有着本质的不同,只有认清这一点,才能准确判明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

在任何现代经济体系中,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都必须保持相对的平衡。这首先是因为,金融体系的可信度和稳定性,归根到底是建立在货币资产能转化成实物的基础之上的,一旦对金融体系的这种信任动摇了,则整个金融结构随时可能崩溃。第二,位于金融金字塔上端的金融投机会产生虚拟财富,其真实价值取决于这种投机活动能否不断从金融金字塔的下层汲取金融资源、以持续扩张。拉鲁什的实证研究表明,过去美国、德国、日本和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成功的原因在于,政府并不迷信金融资本万能,而是坚持实体经济必须约束着金融体系;但后来日本开始迷信和放纵金融资产的盲目扩张和投机,结果其实体经济就难以避免地跌落到长期的低靡不振中去了。

拉鲁什曾尖锐地指出,在中国“天真的人们以为漂亮的办公楼和宾馆构成经济增长,但实际上大部份是浪费,把可用于生产基础设施现代化的宝贵资源耗费了,而这一切与中国境内外房地产市场及其它金融市场虚拟资本的增长密切相关。这种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增长不平衡在短期内可能为经济表面上的繁荣所掩盖,但是当金融部门的‘纸上利润’超出实物产出的增长时,则金融危机就以‘智利奇迹’或‘墨西哥奇迹’的骤然终结方式表现出来”。

以上种种的危机徵兆表明,中国确实已处于巨大的经济危机边缘。如果这种情形发生在别的国度,早就已经爆发了由金融危机引发的全面经济危机。但是,目前中国的经济危机仍然处于潜伏状态,其原因在于还存在着以下三个条件:第一,中国政府对银行的控制率几乎达100%;第二,“中国老百姓老实,对政府的信任度相当高”;第三,金融行业没有对外开放,国内外资金无法在国际市场上自由流动。这第一和第三两个条件将在中国“入关”之后逐步消失,而第二个条件正被某些人视为防范金融危机的坚实“防波堤”。应当承认,中国老百姓的态度确实是中国出现目前这种“稳定局面”的基本因素,但如果竟然将“老百姓老实、不会闹事”视为社会安定的主要基础、甚至作为制定政策的出发点,那就实在太过荒谬了。因为,再老实的人民也无法长期接受一种不公正的社会现实,即权力、特权和财产的分配全然不顾社会道义上的准则。面对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之间的巨大断裂,中国除了必须制定应付危机的短期策略之外,还必须考虑改变改革的方略。

五、中国改革的历史选择

中国从一百多年前就开始了现代化,其迄今为止的进展及绩效实属有限,这迫使我们必须对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进行深刻的反思。

毫无疑问,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是工业化。从工业化历程的角度来看,世界工业化过程可被分为四代,即第一代是以产业资本为轴心的英国工业化,依靠金融资本进行工业化的德国、美国为第二代,由国家承担工业化使命的日本和苏联为第三代,而第二次大战后获得成功的新兴工业国家或地区(NICs)的工业化为第四代。在以美国和日本为中心的国际分工体系中,新兴工业化国家充份利用了这种国际分工的机会,除了获得资金以外,还获得了技术、设备和市场,同时也有效地借鉴了发达国家的制度建设经验,从而得以创造出经济成长的奇迹。

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过程相当漫长。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的洋务运动可以被视为早期的工业化运动;自本世纪50年代开始的以重工业为主要内容的工业化,可以被纳入苏联式的第三代工业化模式;自80年代开始,中国又以后来者的身份开始加入第四代工业化。在这段工业化进程中,中国基本上算是附上了其中三代的骥尾,但所建成的整个国民经济现代化体系却仍然十分薄弱。拉鲁什在他的《中国的复兴──未来一百年的紧急计划》中,比较了中国和一个世纪前的德国在实物资产指标上的差距,然后警告说,中国的经济特徵是“包装在薄薄一层比较现代化的科学和工业‘外壳’之内,而构建在前工业化落后的巨大基础之上”。确实,中国的第一产业仍停留在前工业化时代那种落后的基础之上,而第二产业的尖端部份其实也只是“组装”型。

中国应当痛加检讨的,不仅是工业化道路本身的问题,而且应当深刻反思除了工业化以外的其他现代化的进程。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当中国行将进入本世纪末之际,在本世纪初就已折磨着中国的几大问题,如人口、教育、农业内卷化(边际效益递减)、社会不公正、政府的贪污腐败等,无一不以更复杂、更难解决的形式凸显在我们面前。这一切都是源于中国的制度环境。可以说,中国的“制度环境”产生了一种结构性力量,左右着政府行为、企业行为以及目前的改革走势。大家虽然知道其结局不一定妙,但在这种结构性力量的作用下,还是不由自主地朝着人们主观上不希望出现的结局狂奔。

中国已经不能再沿着现有的改革思路走下去了。一百多年前,中国的现代化思路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设定的目标是“富国强兵”等;而始于20年前的经济改革,也基本上是以“体用”式思维(马克思主义为体,西方科学技术为用)为改革的指导思想。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格局是只重视国家的生存权和经济发展,而放弃了在意识形态创新和政治制度变迁方面作出根本性的努力,从而也就决定了中国这个“后发型现代化”国家虽然在现代化道路上步履蹒跚地走了一百多年,也还是世界现代化道路上的迟到者。

历史表明,发展中国家在开始推进现代化进程时,所拥有的资源比发达国家当初起步时确实要少一些,而人口则要比发达国家多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在努力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有长远的眼光,必须考虑为企业构造合理的制度环境,为市场制度设定行之有效的法律框架。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曾对发展中国家提出警告,“一个明显的事实在经济学著作中令人难解地被隐藏起来,即发达国家的科技进步对不发达国家发生了、并正在发生一种总的说来有害其发展前景的影响”。因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不仅在发展水平的量上存在差异,而且在发展水平的质上也存在着差异。还有的观点认为,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只是落后了若干年,这种“时间滞差论”的理论基础是“发展阶段论”,而“发展阶段论”却是建立在形而上学的偏见的基础上的。

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已经追赶了一百多年,现在最紧要的使命是,真正认识到导致中国落后的实质问题是什么。如果只是着眼于引进一些先进技术,而不是在构造适应于现代化的社会制度环境上下功夫,这就仿佛是在沙滩上建造大厦,所追求的充其量也只是一种跛足的现代化。如果坚持这样走下去,恐怕再过一百年,中国也仍然是个现代化道路上的落后者。中国的学者必须要有足够的理论勇气,从政治、经济、哲学的角度对有关贫穷、分配、财富增长等各种问题进行批判性的审视与检验,并建立新的价值理念体系,从而推动中国经济─政治结构的历史性变革。

【注释】
[1] 参见笔者的文章“世纪之交中国面临的金融危机”,(香港)《二十一世纪》1997年12月号。

当代中国研究
MCS 1999 Issu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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