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McCormick、萧功秦、刘擎:网上笔记:科索沃危机与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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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一(文稿): “五四以来的两个精神‘病灶’”(作者:朱学勤)
笔记二:老麦致老朱的信
笔记三:老朱致老麦
笔记四:老萧致老麦
笔记五:老麦致老萧
笔记六:老萧致老麦
笔记七:老麦致老萧
笔记八:老麦致老朱
笔记九:刘擎致老朱
笔记十:“妖魔化与西方主流媒体”(作者:刘擎)
笔记十一:老萧致刘擎
笔记十二:老萧致老麦、刘擎

【导言】

五月在中国总不平静。今年的“五四”八十周年恰逢科索沃危机发生,网上通信和意见交换直线上升。我们四个人有两个国籍,横跨大洋两岸,都是民间人士,却也忧心如焚,“函电”交驰。有编辑朋友认为,这些东西可能有发表价值,我们也在找地方发表,希望对缓解目前局势贡献一点历史认识和现实分析。我们还认为,既是“思想笔记”,就应该不加润饰,粗糙一些,尽可能保持这些文字在第一时间的原始面貌。现发表如下,仅作时间顺序编排,以方便读者阅读。

老麦,即麦康勉,英文姓名是Barrett McCormick,我们的同代人,只是国籍不一,现为美国马凯大学政治学教授,经常来大陆。他的汉语是八十年代在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学的,口语学得更好一些。导师胡福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者之一。老麦平时email通信直接用英文,这一时期的来信却夹有他自己的汉语翻译,读来也别有意味。

老萧,即萧功秦,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新权威主义著名倡议者。他和我因此而发生争辩,现在也不能说完全统一认识。私人友情却并未受影响,我们互称对方为“吾敌吾友”。此次危机发生,俩人观点却十分一致,他在电话中听说老麦的信,很感兴趣,要我在email上转发给他。他收到后,在课堂上给学生念了这封信,以证明美国人不全是“妖魔”。八十年代初,老麦是南京大学的第一批美国研究生,老萧当时是南大的第一届研究生,他们在乒乓房里成了朋友。此后他给老麦直接写信,本文最后以他给老麦的信结束。

刘擎,赴美留学生,上海人,念硕士时老麦为其导师。现已离开老麦所在的学校,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博士候选人。

老朱,即编者本人,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五四以来的两个精神病灶”一稿,五月四日当天曾在香港《明报》摘要发表,在这里是第一次全文发表。文责自负,但也应该感谢编辑提供版面。(朱学勤 一九九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笔记一(文稿): “五四以来的两个精神‘病灶’”(作者:朱学勤)

今年是在科索沃危机中迎来“五四”八十周年,又是本世纪最后一个“五四”纪念。部份知识分子和留学生在声讨北约的声浪中,出现反美反西方的激烈情绪。与八十年前那一代知识分子受巴黎和会、苏俄废约等外来刺激急剧转向左倾相比,十分相近。从深一层想,两者之吻合并非偶然,似有从“五四”以来就始终不能摆脱的某些思维惯性活跃其间。这就给今年的“五四”纪念挑出了一个题目,是否能摆脱以往的节庆气氛,沉下心来,平静反思八十年来知识分子观念生活中的一些负面因素?将近一个世纪以来,“五四”被认为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形成起点,每年都是从正面欢庆这一节日,却很少人从反面沉思这一起点中蕴涵的消极成份。因此,能否有勇气反思这一节庆的负面阴影,应该说,是检验世纪之交的知识分子是否已经比八十年前更为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首先要强调的是,今天知识分子视为圭臬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不是在“五四”时期提出的,而是属于“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而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却有着明显的历史断裂。用一个强符号“五四运动”来统摄这两个貌合神离的历史时期,是很不妥当的。新文化运动承洋务思潮、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而来。从上一个世纪中叶开始,中国人以英美为师,先器艺,后政制,终于把远东第一共和的近代宪政体制搭出了一个轮廓。至1915年,新文化运动提出“德先生”和“赛先生”,顺势而动,成绩斐然,但也不是没有缺点。比如,过于强调精神文化的作用,形成“文化决定论”,在打倒孔家店这一问题上留下了遗憾。虽然如此,以英美为师、融入近代民主潮流这一大方向却健康发展,还未逆转。

新文化运动是两种思潮交汇而成。一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这一派人坚持从严复那里开辟出来的英美方向,坚守渐进理性,积寸为尺,小步快行;缺点在于不耐制度层面的艰苦积累,对于那个刚刚露出轮廓却沾染有过多污泥浊水的远东第一共和体制不屑一顾,认为那些污泥浊水由中国文化所决定,要从中国文化的总根子挖起,政治刷新才有基础。胡适在政治理念上是渐进派,但在文化理念上却是激进派,他立志二十年不谈政治,要从百年树人做起,当然有受激于张勋复辟、政潮黑暗、国民冷漠这一面,应予以同情理解。其重视文化教育的苦心,即使在今天,也不能简单否定。但从思维方法说,认为世间有总根可寻,只有挖根改造才能开出崭新局面,已有一元论迹象,偏离了自由主义的经验论历史观。由此产生的文化决定论,遗患至本世纪八十年代大陆新一代启蒙运动,还有遗迹可寻。更为麻烦的是,文化理念上的这一激进姿态,与另一类从不同方向上过来的思潮冲动发生了局部重叠,由此发生两派人的短期合作,同时也埋下了日后分道扬镳、新文化运动与“五四”之间出现历史断裂的隐患。

后一派人大多从日本来,政治思潮以陈独秀为代表,文化思潮以鲁迅为代表。当时的日本所起作用相当于中间港,向中国转驳、输入从法国、俄国过来的激进革命思潮。1900年留学生翻译卢梭《民约论》输入中国是在日本;1905年孙中山《民报》发刊词中提出“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是在日本;1907年刘师培在《天义报》上第一次翻译介绍“共产党宣言”也是在日本;1905年至1907年朱执信主持《民报》与梁启超发生论战,还是在日本。此次论战中,朱执信社会主义理论之自觉,比1919年李大钊与胡适发生“主义与问题”论战时的立场,有过之无不及;更有甚者,孙中山二次革命后成立“中华革命党”也是在日本,其密谋性质的组织方式与俄国列宁主义建党路线(所谓布尔什维克路线)不谋而合,后来援俄为师改造国民党,即有此前缘。陈独秀、鲁迅等饱吸日本空气,自然形成其浪漫激进的革命理念,从他们的日、俄、法知识背景出发,要从根本上掀翻中国的老屋、铁屋,自然不满意于辛亥以后中国的舆情氛围,与从英美归来的胡适等人那一点文化决定论重叠在一起,于是同床异梦,短暂合作,这才有新文化运动。

1919年的巴黎和会是新文化运动的结束,也是“五四”的开始。此后,中国以“五四”运动统称新文化运动和这一年五月四日之后的一段历史,两者之间的断裂被一个独断符号遮盖,新文化运动提出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也被“五四”之后的民族主义浪潮裹胁而去。社会变迁从此折向另一方向,经济、文化、政治参照系从洋务运动以来的以英美为师,一变为“五四”以后的以俄为师。这是中国近代历史发生种种转折中最为严重的一次,称为天翻地覆,也不过份,可惜这一转折的严重意义至今还没有引起知识界的应有注意。现在能够看出的是,这一变就是半个多世纪,直到文革结束、改革开始,中国大陆才从以俄为师之歧路旁出,回转以英美为师的老路,回归近代文明的主流。众人所说“摸着石头过河”,只是说明这一回转在主观认识上很不自觉、思想清理很不彻底,挤着推着摸着甚至是拉着走,这才有二十年里又发生种种回潮、旋涡与悲剧,可谓一步三回头。从1919到1978年,曲折起转之间,“轰动”六十年,整整一个甲子,至少虚掷了三代人的血泪精华。

那一次近代中国转向歧途,起始于巴黎和会列强出卖山东权益于日本,以及苏俄突然宣布废止此前俄国政府与各国签定的所有条约。此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大规模左倾化,如果说还有一次,那就是在四十年代中期。前一次左倾化是受激于外,抗议西方列强的外交密谋,后一次则是受激于内,抗议国民党政府腐败及其造成的社会不公。事后平议,当年之抗议,皆应抗议,确实理直气壮,但抗议以后出现的历史曲折,为何都为众人始料所不及?从知识分子认知模式这一角度说,应该有一些教训。第一, 对社会不公的批判,能否分清两种批判立场?一种是从自由主义立场出发,旗帜鲜明地批判主要是由权力而不是由市场造成的社会不公,同时维护自由经济的空间与宪政民主的渐进路径。另一种是从激进革命的立场出发,在批判社会不公的同时,将自由经济和宪政民主视为社会不公的老根,要连根拔除“西方资本主义的罪恶”。第二, 对自由民主的价值追求,是否应该超脱对国际外交的期待?这一点因为与今天知识界对科索沃危机的反映直接有关。不妨多说几句。

苏俄片面终止前政府与各国的条约,其中对中国的欺骗与觊觎,已经为斯大林新沙皇行径证实,自不待言。即以西方民主国家而论,他们的外交活动既是其国家内部特定价值体系的外延,也有国家利益的具体盘算。如果不是这样,倒反而奇怪了。就东方国家追求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而言,不也是一样?“五四”那天,一代人上街游行,不就是因为自由民主的理想受到了民族感情、国家利益的冲击?总不能只允许自己有民族感情、国家利益,却不允许别人有这两样东西?因此,对西方民主国家的外交活动,该支持就应当支持,该抗议就得抗议,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勿将自己的价值追求栓系于西方政府的国家行为,而是定位于从西方历史中发源的自由、民主传统,前者如水流转,朝是夕非,后者有普适价值,恒定不易。民主也罢,科学也罢,只听说哪一国、哪一地区发明了科学、发展了民主,却没有听说过科学与民主只适用于哪一国、哪一地区。

“五四”一代人的迷误在于,先是将自己的民主自由价值追求栓系于西方某一国政府的贤人外交,如威尔逊的“公理战胜”,一旦发现对方在“公理战胜”下还有具体的外交盘算(或者确是贤人,却受制于内政外交的掣肘),立刻高呼上当受骗,不仅正当抗议此类外交运筹损害本民族利益,而且将此前的民主自由价值追求弃若蔽帚,掉头而去,跌入另类价值体系的怀抱。这种把民主自由的希望寄托于西方政府行为、首脑外交的心态,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把后者当“洋皇上”来崇拜。我们可以注意到,在国内政治生活中,落后国家的前现代知识分子──“士”,总是把“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社会公正期待寄托于国内的“好皇帝”,与相邻阶层──农民的“好皇帝主义”,一脉相承;当他们开始追求民主自由这些现代价值时,又把希望寄托于外,希望一个“洋皇帝”来解民于倒悬。区别只是在于,“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老式理想冀望于国内的“土皇帝”,民主自由的新式理想则冀望于国外的“洋皇帝”,其实是同一个“好皇帝主义”的内外两面。把民主自由的理想冀望于国外“洋皇帝”是自己的错误;因为这一错误冀望未能实现,又背弃民主自由的理想,则是拿自己的认知误区和“洋皇帝”外交密谋交织而成的混合型错误再一次惩罚自己,是错上加错。

上述教训中的错误认知,第一条是与民粹主义同根共长,第二条则与民族主义交相激荡。中国近代社会变迁之所以一波三折,国际地缘政治中日、俄为祸,横暴插入,当负主要责任,国民党政权抗战后的急剧腐败亦难辞其咎,不能全部归因于知识分子的观念选择。但从知识分子本身的反省来说,以俄为师标志的那股左倾力量,能够从政治思潮变化为思潮政治,挟政治之暴力,横行天下,确实有沉痛教训可寻。

民粹主义有两个历史来源,一是中国文化中的大同理想。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结构多半为两截,呈过渡期特徵:上半截为政治自由主义,下半截为经济社会主义。下半身的思想资源,多半浸润于儒家《礼记.礼运》篇里的“天下为公”理想。这一农业社会的大同理想,使知识分子殊难理解市场经济的特殊结构,及其为民主宪政所提供的必要条件。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列主义”,这个俄式社会主义在它的家乡就与上一世纪的俄国民粹主义难解难分,而中国人听到“一声炮响”,打中的恰好是自由知识分子的下半截──经济上的农业乌托邦,一个积累千年的巨大痒处,我称之为“千年巨痒”。社会主义的空想与农业乌托邦之“千年巨痒”是有同构效应的,两者一拍即合,一代又一代人就跌倒在这一同构效应里。民粹主义还有一个历史来源,即中国士农工商的前现代社会结构。一旦现代化起步,士农工商社会向工商社会演变,此前四民之首──士,多半不能适应这一社会转型,很容易与最为相邻的农民阶层发生相互扶持共同抵制的不平之鸣,不平之鸣多半还能占领导德抗议的制高点。民粹主义在近代中国,可以表现为“五四”前章太炎的文化复古,“五四”后李大钊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热烈演说──“庶民的胜利”,也可以表现为三十年代流行于上海亭子间左联作家和酸涩文人的“怀乡小说”,还可以成为世纪末“后现代”新左派思潮的一个来源,其内里追求与国际新潮学术接轨,外观则借用反社会不公这一口号在国内发生的道义激情。

简单地论断新左派思潮就是民粹主义,当然是不准确的,至少是以偏概全,只看到其外观上的口号。但是,从民粹主义这一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新左派的某些历史渊源,也不是没有一点意义。它能提醒人们,某些符号一变再变,却变不脱中国知识分子从前现代的“士”蜕变不久,对社会结构转型的隔膜与不适应,老在那个“千年巨痒”上搔来挠去,剪不断,理还乱。新一代左派朋友在时间上距离李大钊等人甚远,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出现的“新士”心态,与农业社会晚期的士大夫心态也有所不同,不能简单归类,但是两者对现代市场经济、尤其是对市场经济能给民主结构提供的必要条件(不是必要充份条件)的隔膜,却是相同的。他们在计划体制下的学院生活中,从观念到观念,不了解什么,就非批判什么,这样的批判锋芒,是大墙内养出来的批判锋芒,与计划体制有着本人未必自觉却因为不自觉而更显偏执的内在联系。至于他们的解构符号,从法国后现代理论翻译而来,也并不新鲜。这一个世纪里,中国知识分子一些趋新骛奇的新潮理论,大多从法国进口,世纪初即已如此,并非自今日始。他们的形而上符号可能已经进入后现代,但他们形而下的生活阅历,毕竟在计划经济提供的学院生活中关闭太久,这样一种新出现的“上半截”与“下半截”脱离,对新左派思潮的形成,究竟有何影响,至尽还没有得到应有注意。

民族主义来源于中国近代历史受尽外敌凌辱的集体记忆,但是它有两种表现形态。一是理性的民族主义,既能严守民族气节,又能与左倾排外划清界限。其最佳事例,是在“五卅”运动那种狂飙突进的方式之后,丁文江在谈判桌上居理力争,迫使英国当局放弃上海租界的领事裁判权。沉溺于国内意识形态教育而不知反刍的部份留学生,脚在彼岸海外,心在意识形态,大半是不会知道甚至是不愿了解这一类历史知识的。二是狂热的民族主义,借爱国而排外,借排外而媚上,百年内频频发作,至今没有得到清理。后者之肇祸,莫过于义和团扶清灭洋,以辛丑条约收场,民族危机跌入更深一重;此后中间一幕,是文化革命中火烧英国代办处,烈火熊熊,叠映出席卷世界的1968年左倾学生政治与扶清灭洋的荒诞联系;至本世纪末,在大陆特定政治环境中,终于出现“中国可以说不”那样的装腔作势、北大学生对克林顿提问时的拙劣姿态,以及此次科索沃危机发生,部份留学生放着海外的多元报导不看、却有意迎合大陆传媒的片面报导,提议成立“抗北援南军”、紧急呼吁朱扁基推迟访美等各种亢奋表演。

“五四”以来的历史教训当然还不止这些。事实上,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胡适对“五四”冲击新文化运动后发生的历史转折,事后是有认识的。一方面,他肯定“五四”是“全国青年的大解放”,“经此轰动”,“方才有中山先生赞叹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另一方面,他坚持认为,“五四”运动“实是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政治运动”。他的这个说法还有几分文化决定论,可以继续批评,但政治变革以运动方式“轰动”前进则会误入歧途这一点,却是很不容易得来的真切认识。与此相应的是,陈独秀在1942年去世前在江津的最后觉悟,如1940年3月至9月给西流的四封长信,也已对新文化运动中他首倡的“德先生”恶变为“五四”以后苏俄式“民主暴政”,有了足够的反思。如果鲁迅活得足够长,天假其年,让他能看到以俄为师带来的全部后果,以他那样疾恶如仇的性格,多半不会自外于反思的行列。事实上,三十年代后期,他与周扬等人的冲突,已经出现端倪。遗憾的是,上述被称为“五四”领袖的思想人物对“五四”本身的反思,却被有意无意地遮蔽,人们继续以他们的名义,年年欢庆他们已经开始反思或厌弃的那些意识形态化的符号。

“庆父不死,鲁难不已”。这里说的“庆父”,当然不是指人,更不是指留学生整体。我相信、也接触过留学生中沉默的大多数,他们以沉默保持着健全的理性,在沉默中观察一小部份人过于亢奋的表演。即使一些情绪上已经走向偏激的人,只要不是存心媚上排外,不管处于什么样的认识状态,也不是不可以坐在一起平等讨论。我这里说的“庆父”,是指民粹主义和病态民族主义这两个精神病灶,时时冒烟,常常发作。它们并不是什么后现代的富贵病、疑难杂症,而是前现代的常见病、多发病,“拖鼻涕、流眼水”而已。但是,新文化运动的断裂、“五四”之后的以俄为师、知识界两次大规模左倾,百年沉疴,萦萦大端,却都与这两个精神病灶直接相关。今年是本世纪最后一个“五四”纪念,再不清理,则可能将病症带入二十一世纪。百年之病,求下一世纪之艾?那我们就会在下一个百年中看到更为热烈的发作,热病之后,难免有更为沉重的历史代价紧随其后,那真是“鲁难不已”,伊于胡底了。(一九九九年五月四日)

笔记二:老麦致老朱的信

老朱:

This morning I finished reading your article. Various things had caused delay. I think you are a courageous man. I am afraid that it won’t only be foreign students who will be very critical of what you have to say.(我今天早上才把你的论文读完了。您好像很勇敢,我恐怕不仅是留学生会批评你的意见。) I have long struggled with the issue of nationalism. I would like to think of myself as an American patriot. I want America to be true to its ideals. I do not want an America that acts as an international bully, or where people are treated differently depending on the color of their skin. Some people think that this sort of thinking is not at all patriotic.(很久以来我一直苦苦思考爱国主义的问题。我感到自己是一个美国的爱国主义者。我希望美国应该符合美国的理想。我不要一个在国际上称霸的美国,也不要一个黑人与白人不平等的美国。有人说这样的思想并不是爱国的,是恨国的。)

Your article is certainly timely. I had thought that the war in Yugoslavia had the potential to do terrible damage to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but I certainly did not expect things to go as badly as they have. I am afraid that there are now tremendous opportunities for leaders on both sides to benefit from belligerence. Hard-line American leaders will portra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s being in favor of ethnic cleansing with an eye toward Tibet, will harp on spy scandals, will call any movement on the WTO negotiations selling out to dictators, and will underst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s responding to apologies by organizing mobs to throw stones at the embassy. But what they will really be after is damaging the President whom they could not topple with the Monica Lewinsky scandal.(最近几天我心里很痛苦。我早就预感南斯拉夫的战争会损害美中关系,可是没想到会有这么严重。我现在担心双方有少数领导人会利用这个可悲的局面谋取狭隘的利益。一些强硬派的美国领导会说,中国政府支持南斯拉夫政府的“种族清洗”,由于西藏的原因。他们也会喋喋不休地谈谈所谓间谍问题,还会说任何关于WTO协议的进展都违背美国利益。他们也会说虽然美国领导已经多次抱歉,但中国人对此的回应是向大使馆投石头。可是他们的最根本的目标就是攻击克林顿总统。)

Hard line leaders in China will not accept any apology as sincere and will not accept any investigation as thorough. Many hard line Chinese will welcome the status of victim to justify their patriotic righteous anger. I suspect that the loser is Zhu Rongji who is already under fire for having offered too much to the Americans who were too rude. I suspect that many of the people who want to damage Zhu Rongji would not be at all saddened to see the WTO negotiations halted or see his program of economic reform slowed. And if the demonstrations do ‘get out of hand’, then the process of restoring public order would allow them to silence many other critics as well.(而中国方面有些人不会把任何抱歉看作是真诚的,也不会将任何调查认为是彻底的。有些强硬派的中国人好像特别愿意处在受害者的地位,因为这样就有理由表达他们公正的爱国愤怒。可能在中国最重要的受害者是朱扁基。可能有一部份“爱国主义者”不会为WTO谈判的中断而悲哀,也不会为经济改革的减缓而担忧,他们更不愿意政治改革,一旦游行示威“失控”了,他们也会欢迎有机会来“治安”,从而使其它的批评也都销声匿迹。)

Neither Zhu nor Clinton are perfect leaders. But both are better than the alternatives. And a world in which China and America are enemies is too bleak to imagine. But how to prevent this? If you have any ideas who to reach out to, what to say, how to encourage moderation and dialogue, please offer your advice.(朱与克林顿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领导人,可他们都比另一些可供选择的领导好得多。我不愿意设想一个美国与中国敌对的世界,那是一个太过黯淡的世界。可是怎么来避免呢?你有什么意见?希望促进中美关系的人应该说什么话?应该跟谁联系?怎么才能鼓励温和态度与对话?恭听你的建议。)

Barrett麦康勉,5月11日,13:16

笔记三:老朱致老麦

老麦:

我的文章摘要于五月四日发表,但是三天后,北约轰炸大使馆的消息传来,中国爆发有组织的大规模游行抗议,形势急转直下。生命高于政治,一切生命高于一切政治,我不能忘怀所有被强权政治屠杀的生命。既包括此次被种族净化政策屠杀的阿尔巴尼亚民众,也包括在轰炸中丧生的南斯拉夫平民,当然,更对此次使馆惨案中中国记者失去生命感到震惊。我认为,中国人到目前为止向北约提出的强烈抗议,要求他们作出公开、正式的道歉,调查事件真相,严惩肇事者,是合理的要求,是北约必须满足的要求。

中美关系受到损害,已经是不可避免了,但我不希望发展为不可挽回的损害。今天我们这里的新闻开始报导三天前克林顿和北约领导人的道歉,但与此同时,也报导了俄国代表团抵达北京的消息。俄国人可能是此次危机的最大收益者,如果让中国回到过去的亲俄反美时代,美国会受损害,但中国的民族利益将受更大的损害。“五四”以来的中国历史证明,对我们这个民族危害最大的是两个距离我们最近的邻国,一个是日本,第二个就是最近对我们特别亲善起来的俄国。

我不后悔我的文章,最近发生的事态是在证实而不是反驳我的观点。“五四”以后中国知识界为何转向以俄为师?历史惊人地相似。我并不为我的观点得到证实而高兴,相反是难过。我们这个民族多灾多难,而且同样的灾难往往会发生两次。我又一次看到了历史的刀锋在暗中逼近,很可能会把我们这个民族逼回到过去的错误年代。在这个意义上说,那些肇事的北约军官不仅仅是杀害我国使馆人员的凶手,他们很可能是扼杀一个民族发展生机的凶手。怎么能原谅这些愚蠢的家伙?是他们把那把历史的刀锋逼向了中国。

不要为我的处境担忧。尽管在网上已经出现漫骂我的文字,甚至出现“吊死自由主义者”的叫喊,以后一段日子这些文字还可能增多。但我的具体生活环境还没有出现阴影。我象往常那样坚持我的观点,并争取能说服更多的知识界朋友,包括持不同意见的朋友,我也愿意与他们耐心讨论。

我能理解你的痛苦。有些人正在幸灾乐祸,乐意看到中美双方的友好人士为此难堪,强硬派人士为此兴高采烈。你问我,有什么办法发出温和派的声音?我会留意可能出现的机会,只要大陆的传媒也能让这样的声音出现。我相信,你不会反对我在阐述我观点的同时引用你的这封信?以此证明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是“帝国主义”,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希望看到使馆悲剧,他们和我们中国人一样悲痛,一样难过。

老朱 五月十一日,17:45

笔记四:老萧致老麦

老麦:

你好!读到你给学勤兄的信,我确实十分感动。这几天我与你一样心中充满了忧虑。在两个伟大的民族之间产生严重的信任危机的情况下,从中得利的只能是双方中最不希望这两个民族友好的人们。而这种对抗只能使双方的保守派得到好处,使双方的开明派失利。我两年以前一直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抱积极肯定的态度。现在的事实使我越来越认识到过去观点的片面。最近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一位最近采访过我的记者引用了我说中国的民族主义具有很大的危险性的话。其实,所有的民族主义都是具有十分危险一面的。

中国人致命的弱点是由于中国人历史上所受的痛苦太多,由于中国人在长期专制下受的压抑太深,民族主义一旦被激发起来,极容易走向非理性,从义和团到北大三角地那些可怕的言论,似乎都表明我们这个民族远远没有成熟。而最令人担心的是某些近视的政治家们会受不了民族主义煽情巨大好处的引诱。民族主义这只潘多拉盒子打开以后怎么办?

美国人致命的弱点是太自信,太相信自己在道德上的Messianic Emotion(救赎主义的激情)。在冷战时期,美国人还多少受到一些约束,现在则是忘乎所以了。我真弄不明白,美国人为什么要把俄国人逼到死胡同里去?中国人中普遍存在的对美国人最大的不信任是,担心他们在搞垮南斯拉夫以后就来搞中国。因为中国的台湾、西藏问题与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有些相象,还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这两点足够使美国的理想主义者们进行一场十字军东征。这一层担忧是导致中国政府与民众走向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美国人能帮助中国人消除这一层误解吗?

我实在不能想象克林顿会指示打中国使馆,除非他突然疯了。但误炸的理由实在又不能使人信服,如果没有有说服力的理由,难以使中国人平静下来。问题就在这里。是不是有人越过克林顿,去做这件坏事?

在当今中国这样一个关键时刻,能理智思考分析问题的人,竟然并不多见,真令人感到不安。而在大洋另一边的美国报刊上,却有人在傲慢地宣称,我们已经道过歉了,换了别的国家早就接受了,还要怎么样?把你们的使馆房子修复行不行?他们不理解,两个处于深刻信任危机的国家,事情决没有那么简单。我正在写文章,希望把我对目前事态的认识告诉人们。当然我会寄给你。

我要在课堂上把你的信读给学生们听,让他们知道一个美国朋友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让他们了解一个美国人心情。人类各民族最大的不幸是彼此误解对方,让我们共同来为建立人们之间的理解而努力。你在信中问,为中美之间的理解能做些什么?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你是否能把我们三个人的通信译成英文,投寄给美国一家报社,我也可以把这三封信整理后寄给一家报社,让中国人与美国人都能知道我们的想法。当然还要与学勤兄商量一下。

功秦即日 五月十二日,3:27

笔记五:老麦致老萧

老萧:

很高兴收到您的来信。只要您觉得适合,怎么使用我的信都可以。只希望可以促进中国与美国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I am very glad to have received your letter. Please use it any way you see fit.) 我的看法与你相近。美国也有人不相信“事故”的说法。最近,有一个著名的美国学者Chalmers Johnson在一个电邮论坛中提出,轰炸中国大使馆可能是一个无赖的CIA人员组织的。Johnson设想,有一些人感到中国很危险、而美国还没有对这种危险作出足够的关注,所以愿意引发中美冲突。这不是不可能的,可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根据来支持这种说法。(My viewpoint is similar to yours. Recently a famous American scholar, Chalmers Johnson, posted a letter to an email forum which suggested that the embassy bombing could have been the work of a rogue CIA agent. There are people who think that China is a danger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who fear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not properly attending to this danger. Such a person might want to stir up conflict. However, so far there is no evidence to support this possibility.)

我认为,如果要理解克林顿的想法,就必须考虑他1998年去非洲的经历。他在非洲去过卢旺达。他在卢旺达也做了道歉。1994年在卢旺达有八十万人被屠杀了。在屠杀之前有不少人预告会发生这样的悲剧,可是克林顿当时决定不去干涉。因为他觉得美国的老百姓不会对此关心,而且其它国家(特别是法国)不会同意干涉,所以他觉得最好还是不干涉。不仅如此,而且当屠杀正在发生的时候,他也拒绝承认这是民族灭绝。他1998年到卢旺达去肯定是很痛苦的经历,他必须承认1994年的错误很大。过了几个月,他很可能觉得科索沃是相同的情况。(I think that if you want to understand Clinton’s thinking, you have to consider his 1998 experience in Africa. While in Africa he went to Rwanda, where he also had to apologize. In 1994 800,000 people were slaughtered in Rwanda. Before the slaughter many people predicted that something like this would happen, but Clinton decided that the American people were not concerned and other countries, notably France, were opposed to intervention, so Clinton did not intervene. Not only did he not intervene, while the slaughter was taking place he refused to admit it was genocide. A few months after this apology, he perhaps decided that Kosovo was a similar situation.)

即使这是他的想法,其政策的结果是不好的。不仅有中国人死了,也有其它一千多人失去了生命。最糟糕是损失这么大却还是没有解决问题,科索沃还是有百分之五十的人口被赶出家园。很明显,克林顿的政策效率很低,没有全面充份的考虑和计划。(Even if this was his thinking, the results of his policy have not been good. Not only were Chinese killed, but over a thousand Serbs as well. Worst of all, all of these losses have not solved the problem. Half of Kosovo’s population has been forced to leave. Clearly Clinton’s policy is ineffective, not adequately thought out and poorly planned.)

中国人看到北约在科索沃的政策会感到可能下一个目标就是中国了,我完全理解。我也完全同意科索沃的问题最好是由联合国来解决。可是很清楚,联合国不会采取有力的措施。假如克林顿与北约对此袖手旁观,会不会又有几十万人被屠杀?历史会如何评价克林顿?我想这是很烦恼的问题。忽视联合国、引起中国与俄国愤怒是非常危险的决策,但无视民族灭绝也是不能接受的。(I completely understand that Chinese might fear that they might be NATO’s next target. I completely agree that it would be best if Clinton and NATO had obtained permissioin from the UN before attacking Yugoslavia. But it is clear that the UN would not have agreed. What if there had been a second case of genocide while Clinton did nothing? How would history have judged him? Ignoring the UN and arousing the anger of China and Russia are dangerous policies. But ignoring genocide is also unacceptable.)

我想中国领导绝不会象米洛塞维奇那样大规模屠杀少数民族。中国老百姓也不会赞成任何民族灭绝,不论在科所沃还是在西藏。(I do not think that China’s leaders are like Milosevic who slaughters minorities. Nor do I think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approve of genocide, in Kosovo or, for that matter in Tibet.)

我最深切的愿望是,中国人、美国人和全世界都不仅能够互相理解,而且能够共同建设一个各个民族都受到尊敬的世界。我当然同意这些问题很复杂,而我的看法也许片面。但我希望通过与中国朋友的对话来纠正我的错误。(My deepest wish is that Chinese, Americans, and the whole world will not only find mutual understanding, but will also find a way to create a world where all nationalities are respected. Of course I agree that these questions are very complex and that my own thinking is prejudiced. I hope that dialogue with Chinese friends will correct my mistakes.)

老麦 5月13日,15:17

笔记六:老萧致老麦

麦兄:

你好!这几天来,中国人的情绪已经平静下来。事态已经向好的方面发展。看来,江与克林顿都不愿让事情走得太远。其实,他们都是温和派。在他们还掌权的情况下,使事态得到控制,对他们以及对两国关系都是有利的。但这一事件表明,两国之间存在着相互理解的困难。你的信中提到,克林顿在非洲种族事件上的态度如何影响到他对南斯拉夫问题采取积极干预的立场,这一点是中国人极少想到的。而这一点对于理解问题又十分重要。我想,中国与美国之间要相互理解实在太重要了。

我还想了解,即美国干预南斯拉夫,被不少人认为是走向美国干预中国西藏、台湾与新疆问题的第一步。接下来就会轮到对中国进行干预了。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很希望听到你对这一问题的意见。这一点也是激起中国政府与一般人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

功秦即日 五月十五日,11:03

笔记七:老麦致老萧

老萧:

我想美国攻击中国为促使西藏独立的可能性极小。中国与南斯拉夫的情况很不同。(I think that the chance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attack China to promote Tibetan independence are extremely small. China and Yugoslavia are very different.)

1. 南斯拉夫的领导米洛塞维奇的个人历史特别糟糕。在科索沃危机之前,他与他的支持者就已经在波斯尼亚犯下了类似民族灭绝的罪行。的确,美国是有人批评中国的人权问题,但是没有任何严肃的人会把中国领导与米洛塞维奇相提并论。(Yugoslavia’s leader, Milosevic, has a disastrous personal history. Prior to the Kosovo crisis he and people he supports had already committed crimes resembling genocide. Some people criticize China’s human rights problem, but no serious person says that China’s present leaders have committed any crimes on that scale.)

2. 由于南斯拉夫贴近西欧,就有不少西欧人特别注意。法国人、德国人开车开几个小时就可以到南斯拉夫过暑假。恐怕有不少人会觉得,要是非洲人或亚洲人作任何恶劣的事情就无所谓,可是在欧洲,标准就要高一点。北约没有干涉东帝汶、斯里兰卡或非洲的几个内战。(Because Kosovo is in Europe, many Europeans are particularly concerned. French and Germans can drive for a few hours to enjoy summer holidays in Yugoslavia. I am afraid that more than a few people think that while Africans and Asians can do any evil thing they like, the standards for Europe need to be a bit higher. NATO has not taken any actions over the tragedies in East Timor, Kashmir, Sri Lanka, or the various African civil wars.)

3. 美国外交政策也有一定的实际性。可能有些中国人感到中国还没“站起来”,可是美国领导很清楚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永久成员。而且,中国有核武器。南斯拉夫的经济也没有中国的经济那么重要。在美国现在甚至没什么人支持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更没有人愿意跟中国打仗。(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s at least a little practical. Perhaps some Chinese think that China has yet to ‘stand up’. But American leaders are very clear that China is a permanent member of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that has nuclear weapons. Nor is Yugoslavia’s economy as important as China’s. Basically, at present there is very little support for even economic sanctions against China, and even less support for war with China.)

总的来说,我想原来北约的领导并不支持科索沃独立。可是他们感到科索沃人绝对享有留在家生存的权利。到现在,有一批人说只要科索沃还属于南斯拉夫,科索沃人就不可能享有这个最基本的权利。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就是结束这个危机的关键。反正,西藏人可能有些困难,可是绝对没有这样严重。(Overall, I think that originally, NATO’s leaders did not support independence for Kosovo. But they did support the right of Kosovars to live in their own homes. Now there are some people that say that as long as Kosovo is part of Yugoslavia, Kosovars will not be able to enjoy that most basic right. How to resolve this problem is critical to resolving the current crises. However, while Tibetans may have some problems, they are absolutely not this serious of problems.)

台湾的问题要复杂一点。假如有一天中国政府突然觉得现在的情况不行,要用武力手段来解决问题,美国总统会不会支持台湾就很难说。问题在于台湾不仅有民主,也跟美国有历史关系。目前好像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尽量试图说服台湾政府不要刺激大陆,以免引起这样的危机。我想如果三方都维持耐心的态度,完全可以避免危机。(The Taiwan question is a little more complicated. If one da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ere suddenly to decide that they could no longer endure the status quo and resolved to use violence to resolve the problem, it is hard to say if the American president would support Taiwan. I think the current American policy is to try to persuade the Taiwan government not to do anything that would provoke this response from China. I believe that if all three parties can maintain a patient attitude,it will be absolutely possible to avoid a crisis.)

中国美国并没有任何不可调和的冲突。相反,两个国家合作对双方都会有利。可是美中谈判还是很复杂,需要双方的善意。恐怕没有善意就可能会有不必要的冲突。可善意好像越来越少见了。(China and America really do not have any conflicts that cannot be negotiated. To the contrary, both countries will benefit from cooperation. But Chinese-American negotiations require both sides’ goodwill. I am afraid that without that good will, there could be an unnecessary conflict. And goodwill seems increasingly scarce.)

老麦 5月18日,11:50

笔记八:老麦致老朱

老朱:

十分感谢你设法发表这些资料,完全同意。我看了我写的那一部份,改了几个字。由于我特别怀疑我的汉语,我也觉得送它到刘擎,请他把汉语与英语比较。Thank you so much for finding a way to publish these materials and completely agree with your plan. I read through my contributions and changed a few words. Because I am extremely worried about my Chinese, I have sent this on to Liu Qing and asked him to compare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很高兴,刚刚定过飞机票。现在的计划是八月五号到二十号留在上海。如果这样不方便或者你那个时候不在,请告诉我,因为时间还能够改。(I am happy to say that I have ordered airplane tickets. I plan to arrive in Shanghai Aug. 5 and stay until the 20th. If these times are inconvenient or if you will not be in Shanghai then, please let me know as I can change the dates.)

为了您能理解美国人对中国现在有什么看法,我想告诉你两个人的议论,都发表在这个星期的《纽约时报》上。在报导国际新闻方面《纽约时报》大概是美国最重要的报纸。星期一William Safire先发表了意见。他是保守派,批评克林顿,也批评中国领导,包括人权问题、中国间谍与美国核子秘密、中国政府给克林顿钱为他1996年的选举运动。按他的看法,中国领导是利用一个战争事故来谋利益,他说克林顿的抱歉已经过度了;中国领导说事情是故意的,这是对美国的诽谤,他们应该向美国道歉。他说克林顿对中国的政策是太软,含义是由于克林顿接受中国钱,他现在是中国的友好朋友。To help you understand present American thinking about China I have appended two people’s opinions. Both are from this week’s New York Times. The New York Times is probably America’s most important newspaper for foreign affairs. On Monday, there was an editorial from William Safire. He is a conservative, often critical of Clinton. He is also critical of Chinese leaders, including human rights problems, spying and nuclear secrets, illegal contributions to Clinton’s campaign funds and so forth. In his opinion, China’s leaders have used an ‘accident of war’ to further their interests. He says that Clinton has already apologized too much and that actually China’s leaders have slandered America when they say the bombing was intentional, so they should be apologizing to the US. He goes on to talk about spying, human rights, and illegal campaign contributions with the implication that the reason that Clinton is so soft on China is because he has accepted money from Chinese sources.)

第二篇文章是Thomas Bernstein昨天写的。他支持克林顿,说中国很复杂,美国人不应有太简单的看法,有些中国人包括一些领导提不恰当的批评,还有一部份人仍然欢迎美国旅行者和美国人来投资,他说,中国人恨我们,也爱我们。他还说,中国的经济成就将使中国人产生自信。他指出,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命令其他的国家怎么办事,肯定会招致反对,而中国政府是利用这个应有的自信,以转移人们对腐败和人权问题的注意。他说,民主化是长期的过程,美国的政策不能急。(The second piece appeared yesterday and is by Thomas Bernstein. He supports Clinton, saying that China is very complicated and Americans must not have a simplistic view. He writes that even while some Chinese including Chinese leaders were inappropriately critical of the US, others were welcoming American tourists and American investment. Chinese both love us and hate us. He continues to say that China’s successful economy has produced self-confidence. On the one hand, he points out that if America, as the world’s only super power, tries to tell other countries how to run their affairs, it will certainly arouse opposition. On the other hand, he notes that China’s leaders use this rightful self-confidence to stir up nationalism that distracts attention from human rights and corruption. Finally, he notes that democratization is a long-term process, so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have a long-term policy.)

我当然认为Safire是很危险的评论家,十分反对。可是他在美国国会有不少朋友。克林顿对中国的政策也有很重要的人来支持,包括商业人。可是克林顿需要中国领导的帮助。对克林顿的攻击已经很利害,基本上说他是背叛美国为了钱。要是他的政策没有好的结果,要是没有中国领导认识到为了搞好美中关系他已经吃了不少苦,他与别的有类似的思想的人可能觉得这个道路不值得继续。(Of course I think that Safire is a dangerous commentator and completely oppose his line. But he has a lot of friends in the American Congress. Clinton’s China policy also has a lot of supporters, including in the business community. But Clinton needs help from China’s leaders. The attacks on Clinton are already very fierce, essentially that he has sold out his country for money. If his policy does not bear results, if Chinese leaders do not recognize that he has suffered a great deal for trying to improve the relationship, he and others like him may well conclude that there is no value in pursuing that route.)

老麦 5月20日, 1999

笔记九:刘擎致老朱

学勤兄:

你好,读过你的“科索沃危机与五四”,真是“以史为鉴”的力作,我转发到网上的一个讨论小组,大多数留学生还是赞赏你的观点。今天老麦又转给我你们三人的“网上笔记”,让我校对一下他的中文翻译,我帮他做了些修饰,只是为了更清晰明确。我读得很感慨,如果中美双方能像你们这样对话,我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最近许纪霖转给我不少文章,有些激烈抨击美国媒体的虚伪。这两星期以来我每天都看几个小时的媒体报导,对这种指责有不同观感。我的一点议论(即“妖魔化与西方主流媒体”)附在后面,供你参考。

刘擎 五月二十一日,21:15

笔记十:“妖魔化与西方主流媒体”(作者:刘擎)

几年前曾有《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揭露美国主流媒体如何丑化中国形像,在大陆相当走红。最近,由于中国驻南大使馆被炸而引起民众示威爆发以来,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媒体再次成为抨击的对象,美、加两国都有爱国侨胞抗议媒体对大陆游行的歪曲报导。近日又在《明报》副刊上读到甘阳先生的大作《自由主义与爆炸》,其中指责“美国媒体堕落为美国战争宣传部”。这一切都不得不令人发问:西方的所谓“自由媒体”是否完全没有客观公正可言?

其实不仅是中国的爱国侨胞,西方自己的知识分子对媒体的批评从未停止过。最近就有著名左翼思想家乔姆斯基在接受美国Radio Nation和加拿大广播公司(CBC)采访时批评“主流媒体”很“虚伪”、实际上被大的利益集团所操纵。但是,令人寻味的是,所有这些尖锐的批评却恰恰是通过媒体发表和传播的。甘阳先生在文中引述的哲学家罗尔斯对广岛投掷原子弹的诘难意见,想必不会是私下用EMAIL发给他的吧?如果不是媒体反映了民众的呼声、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压力,美国联邦邮政总署未必会收回原子弹五十周年的纪念邮票吧?

有人会说,我们指责的是西方“主流媒体”。什么是主流?采访乔姆斯基的Radio Nation和CBC是不是主流?甘阳先生开篇引用的文章发表在《新共和》上,这算不算主流?美国之音(VOA)是代表美国政府立场的,可在美国本土不能播出,因为政府卷入媒体被认为违背新闻自由的原则。老实说,我留学北美八年也没搞清什么是“主流媒体”,或者准确地说,搞不清持什么观点才算主流。美国毕竟没有“联邦中央宣传部”,没有统一的宣传口径。所以愚笨如我者,想要听出来个清晰的“主旋律”,真没那么容易。

美国的CNN算是主流了吧?但我看到的是,在北约开始轰炸行动的第二天晚上,南联盟的外长就在CNN的黄金节目“Larry King”中慷慨激昂地讨伐北约轰炸,向美国人民宣布这是野蛮的入侵、是违犯国际法的罪行。中国使馆被炸后第三天,CNN的下午谈话节目就有新华社记者作为特别来宾对此进行控诉。当天的讨论中,有现场观众问,中国需要什么样的道歉,怎样做才会被中国人民看作是真诚的道歉得以接受?这位记者用“很慢”的英语说了很久,而主持人和大家都一起洗耳恭听。这时有一位美国观众发传真到演播室表达“异议”,导播把他的几句话用全屏幕打出:请设想一下,如果我们美国的大使馆被中国误炸,我们会如何反应?对方给我们道歉就行了吗?(大意)。使馆被炸后不到两个星期里,中国驻美李大使在ABC等“最主流”电视台“大战铁嘴”至少已有三次了吧?

如果这样的主流媒体可以被称为“战争宣传部”,那么他们从业人员也实在太不称职,至少要请邓立群同志来从头教起吧。相比之下,中国的民众从媒体中知道了多少事态的动向?有多少中国人知道,克林顿在事发后不久就给江泽民打“热线电话”而一直被拒,直到克林顿在吊唁册上签名时由李大使告知江主席现在可以接电话了,中美元首才得以通话?

南加州大学的一位美国教授曾对我说,在克林顿性丑闻被大肆炒作的时候,他正在开会讨论《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便拿出当天美国的几家大报和《人民日报》对克林顿事件的报导相比较,大家一致认为美国报纸对克林顿的“妖魔化”远比《人民日报》厉害得多。由此得出结论:美国媒体不是对中国有特别的敌意,谁都可能被它“妖魔化”一下,连自己的总统也不能幸免。今天,美国媒体对总统的“妖魔化”刚刚过去几个月,就突然被甘阳先生“委任”为总统的“战争宣传部”,不知他们是否会“受宠若惊”。

我并不天真地相信西方媒体“自由客观公正”的神话,因为我同样也看到一些失实和歪曲性的媒体行为。当代德国思想大师哈贝马斯认为,实现理想的理性社会的关键在于建构理性交流的公共言论空间。在哈贝马斯向往的世界来临之前,所有的媒体都受到各种各样的操纵,纯粹意义上的“自由公正媒体”绝不存在。但必须指出的是,正因如此,我们才应该特别区分不同的媒体在什么意义上、以什么方式、在怎样的程度上被什么力量所操纵。道理很简单,我们不会因为“没有人是绝对健康的”,就人人都去急诊室;或者,反正也痊愈不到“绝对健康”的水准,乾脆取消医院了事。因此,“中外皆然”就变得太轻率了,有“天下乌鸦一般黑”的虚无感。美国的媒体当然也是被各种金钱、权力力量所操纵,但却不是(在体制上)直接由美国政府所控制,这个区别不是无关紧要的,而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不要忘记,也有无数人在为相对自由公正的媒体而不断斗争,这包括一些独立的知识分子、正直的新闻从业人员,以及集结起来的美国普通民众,包括弱势族群的成员。他们的斗争也不是毫无结果的,否则,我不会在CNN上看到那条“异议人士”的字幕。所以,作为左翼的知识分子,在谴责美国政府不义之举的同时,不要把他们一起侮辱了。

笔记十一:老萧致刘擎

刘擎兄:

读到你对甘阳文章的评论,我觉得写得很好。海外的知识分子批评新左派的思想谬误,有一种独特的优势。因为新左派以西学中的左派思潮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对西方文化又作情绪化的解读,往往很容易使那些具有狭隘民族主义倾向、而又不真正了解外面世界的国内知识分子感到情绪上的满足,于是就会化腐朽为神奇,似乎由此取得了话语上的优势。

我不想猜测新左派们鼓吹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究竟为了什么、他们为什么要浪费我们民族为走向健康的发展道路而支付过的高昂的“学费”。但一个真正对民族前途负责的中国知识分子如果不起来反驳他们,那就太自私了。有些国外留学的朋友觉得自己远离祖国,在文化沟通与交流方面不能做什么具体有益的事,现在真不必如此看了。你们所起的解惑作用,可以从你写的文章中体现出来。这种作用是我们国内的知识分子有时想做,而不一定做得很有力的。

国内相当一部份知识分子在这场危机情景中的表现,表明中国知识分子整体上还实在很不成熟。有一位知识分子公然声称,“中国历史地、义不容辞地要在二十一世纪站出来与美国抗衡”(大意)。实在不知道他是不是准备下一次要批判邓小平的“不要当头”是“对帝国主义的投降主义”,此类投机分子与海外新左派内外呼应,真不知想把中国引向何处!

“德不孤,必有邻”。当中国面临这场危机与新的选择的关头,我无条件地支持你对激进的民族主义的批判。我们都热爱自己的祖国,为了中国的利益,也为了世界的和平与安宁,我们都应该反对霸权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中国人如果为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功利目的而支持米罗塞维奇,到头来只会迎出一个中国的“米罗塞维奇”登台亮相。说不定中国未来的“米罗塞维奇”会挥舞“回到文化大革命与大寨田去”的老左派意识形态大棒,与投机者相结合,反过来对付那些天真的新左派。当然,主张新左派观念的朋友与极端民族主义者并不是一回事,许多坚持新左派理念的朋友确实出于知识上的真诚。但我确实看到新左派的浪漫情结与民族主义之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联系。

功秦 五月二十一日

笔记十二:老萧致老麦、刘擎

老麦、刘擎兄:

前几天我给本校大学生上“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课后我专门延长了一小时,联系最近发生的美国轰炸中国使馆事件和“五八”游行,给学生讲了民族主义思潮的政治影响问题。在课上,我还把一个月前《中国日报》英文版上克林顿与江泽民向民众挥手致意的大幅照片展示给同学们看。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难道中美二十年来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关系从此就要结束?难道我们希望看到双方希望友好的人们从此将处于困境,而双方希望关系恶化的人们将从此兴灾乐祸?我还把老麦写的信读给同学们听,让他们知道,美国人决不是铁板一块,正是有着许多象老麦这样的美国朋友,在为中美关系的恶化而感到焦虑不安。我还谈到了一个知识分子在关键时期的责任。当时我确实十分激动。我的这一堂课使学生们颇受触动,他们还希望与我再进行一次讨论。

说实在话,中美关系的恶化,美国的那些原教旨主义者确实要负很大的责任。他们绝对不了解中国,又自以为是地保持着对他们新教式理念的忠诚。把中国复杂的问题简单地化作一个抽象的符号,一种传统的“白种人的负担”,然而他们却有着话语霸权。好多事情都是他们首先发难,中国人中的民族主义情绪就这样一步一步被激活了。然而,以牙还牙的民族主义就是好东西吗?两年以前,我本人认为,中国转型时期的民族主义可以作为国家凝聚力的新资源,对此我曾有过乐观的期待。现在看来,我的看法过于简单。民族主义固然在弱势国家受到威胁时具有聚结人心的自卫作用,然而,在和平时代解决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的复杂问题时,民族主义往往有以下几个致命的缺陷。

首先,民族主义本质上是诉诸于人的亲缘本能,它主要是一种非理性的情绪状态,而不是理性诉求。在具有这种亲缘本能的同群体一致对外的群体运动状态中,任何过激行为由于“法不责众”,因而都是最“安全”的。因此极端主义者很容易把这种集体行动引向极端。尤其在发展中国家的各种矛盾使人们正常渲泄的渠道受到压抑的情况下,这种非理性宣泄就成为最“安全”的爆破口。这种激进行为的暗示作用与示范效应,会使群体行为在互动过程中“后浪推前浪”,于是一发不可收拾。“五八”事件便可充份说明这一点。如果政府不是及时控制,其后果难以设想。其次,民族主义是通过把其它民族作为对立面来凝聚人心的,就其本质而言,它是一种内在的“大我主义”,它必须以“大我”与“大他”之利益的互不相容、“非此即彼”作为前提。而每个“大他”就其自身而言又是“大我”,在这一互动过程中,宽容、妥协与谅解是没有插足之地的。其结果使人类怨怨相报,这种恶性循环只会变本加厉。

再次,在情绪化状态下,以民族利益至上的简单化的口号将会成为压倒其他一切理性声音的优势话语,任何不够激进、极端的声音都会被攻击为“投降主义”、“为敌作伥”、“第五纵队”、“内奸”而受到压制。人们不应该忘记,反对义和团围攻外国使馆的袁昶、许景澄,就是被慈禧太后以“语多间离”的罪名杀头的。当然,中国人反对北约轰炸中国使馆而示威游行的行动,不能与义和团非理性的行为相提并论,但极端民族主义的非理性的优势话语,对理性现实态度的“高屋建瓴”则与此相似。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对人们心理的控制,反过来又会激起另一方的非理性态度的反弹,并使另一方中的理性现实的声音同样受到压抑。这种情况就会使双方互动过程中的非理性的强硬派得势,使现实主义的温和派受困,反过来将使任何理性解决问题的机会变得更为渺茫。前几天一家美国报纸记者对我电话采访时,我就谈到,在这种恶性互动过程中,如果对民族主义极端化势力放纵的话,江泽民、朱熔基和克林顿这些为建设中美战略夥伴关系而努力的温和派最终将在国内保守的强硬派的强大压力下受困,而诉诸于民族主义话语的鹰派则可从中渔翁得利,在二十年来风风雨雨中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中美友好关系将由此而毁于一旦,而美国国会山里的那些自以为是“理想主义者”的人正等着这样的机会。考克斯报告于前几天正式发表,真是雪上加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也可以说是不幸而言中,出现了我所担心的“鹰鹰互动、温温受窘”的情形。

第四,在极端民族主义支配的精神氛围下,最大的得益者是机会主义者。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利用民众的情绪、转移人们对经济改革与社会问题的注意力。正如老麦所指出的那样,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以及其他不少前苏联国家,都出现过民族主义和反对经济改革的机会主义者相结合、形成阻碍经济改革的政治势力。从近年来国际上的大量事实来看,民族主义的煽情作用往往被机会主义者利用,而凡是煽起极端民族主义的国家,没有一个在经济发展上会有好结果。当然,这种情况在中国目前还没有出现,至少中国政府在“五八”事件后还保持了相当的理性。但一些激进民族主义泛滥的国家的前车之鉴,值得我们国人深省。可以肯定地说,中国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历史上饱受西方侵害,从来就不缺乏滋生极端民族主义的文化温床。在不久前的“五八”事件中,我们学校有的女大学生甚至幼稚地提出“不学英文”,这种温床之存在就可想而知了。

当然,北约轰炸中国使馆是极为严重的事件,无论怎么说,中国人都是值得国际社会同情的受害者,中国人当然要表示自己的义愤并作出自己的反应。至于采取何种反应方式,则并不是没有选择的余地。如果把“五八”事件中的激进民族主义行为视为受害者理所当然的权利,那无疑意味着要把极端民族主义从潘多拉盒子中放出来,其结果将会如何呢?我给你的那封信不知怎的上到华岳网上去了,正是应了那句话,EMAIL中无私信。这样也好,让更多的人能了解国内一个知识分子的真实想法。令人惊讶的是,那些附在我的信上的帖子,没有几个是严肃谈问题的,真有点象是“随地吐痰”似的。网上文化一定意义上也从侧面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心态,不知其他民族的网上文化是不是也是这样。有朋友说,这些帖子的作者大多是失意的绿卡族,也有的说是学理工的中国学生,但不管怎样,都是我们的同胞。同胞啊同胞,什么时候我们能心心相印?

当代中国研究
MCS 1999 Issu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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