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绍贝(自由撰稿人,汕头)

法国大革命是18世纪一次现代民主文明的剧烈爆发,也是一场现代性的空前试验。其民主试验的核心是“人民主权”、“舆论专政”。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阿莱特•法尔热的这本《法国大革命前夕的舆论与谣言》通过法国革命前的大量舆论资料(编年史、报刊、回忆录、警方笔录、大量的手写新闻,还有巴士底狱的档案),为我们勾画了革命前夕的法国舆论背景,为我们了解法国大革命的起源具有重大参考价值。

18世纪的法国舆论背景

18世纪的时事是由一介草民在炽热的公共空间发出的、经常被惩戒的言论构成的。此书通过勾勒普通民众在面对一些事件和王室盛举时或赞同或不满的政治形式,探讨公众舆论的存在,发现并确定它们的动机。“公众舆论”,从其常用的表达来看,“与议会民主制联系紧密”,这显然与18世纪的情况不符。那个时代民众与政治无关,并被千方百计隔离于政治之外。所有出自平民之口的观点都被视为疯狂的、冲动的和荒谬的,正如孔多塞在1776年定义公众舆论时所言,“它源于最愚蠢亦最不幸的那些人。”

早在启蒙时代,成立于1667年的巴黎警察总署,将大部分精力放在安插信息员身上,他们负责在某些公共场所(广场、小酒馆、公园和十字路口)窃听关于国王和一些重大时事的议论。警方的暗探和密探们(被民众成为“苍蝇”)走街串巷,无论是欢呼还是交谈,都会被他们写进报告里,按时呈报给警察总监。

1728年,法国政府发起对所有反对《乌尼詹尼图斯谕旨》的冉森派教徒、神甫和主教们的猛攻。有数百名教士及狂热信徒被捕入狱。警方暗探的报告开始充斥着四面八方的民众言论,他们最早意识到,一直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公众言论逐渐带有越来越明显的政治倾向。其实当时的人都知道,官方报刊所发布的“真相”早就被王室预先审查过了,因此它们与现实根本就没有关联。而手写新闻则提供另一种匆匆写就的与官方对立的信息,信息来源主要是国外,那里的审查制度没有那么严。

手写新闻的流行

警方一开始镇压手写新闻,小报的生产有时就会采用很不同寻常的秘密手段。当时有所谓“官方许可的小报工作室”,其实就是在警方的监管下工作,警方可以对其内容进行审查、扣押、删改和剪除。地点一般在屋顶阁楼、车间或是小酒馆的地下室。它会有一位编辑,一位“新闻主编”,一位编务,最为重要的是一批信息员(相当于记者)。也需要诸多抄写员负责誊写信息。这些抄写员被死死地监控着,因为他们素来有自己制造新闻的恶名,自己发明创造,或者给那些小故事加点料。这些新闻工作室最重要的就是信息员,既然手写新闻要有针对性地满足公众的好奇心,那么信息员要到处挖掘新闻,也会从全国各地招募人员。酒馆老板是合适的信息员,最受尊敬的是豪宅里的佣人、随从、跟班、门卫还有马夫们,只要给钱,他们就能经常提供所谓的“小道消息”,即那些大人物的爱情和放荡生活。至于那些驻外信息员,则把从荷兰或是其他国家的报纸上读到的新闻传递回来,并在关于法国外交政策的评论上添油加醋。

一旦局势紧张,进入被镇压的时期,手写新闻的制作就不那么容易了。1662年,路易四十还颁布了一条法令,禁止手写新闻,抓捕记者及送报员,将他们投入监狱或流放。但这样的镇压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消失多少报纸就又会诞生多少新的,更何况送报员本来就是乌合之众,无法控制。从路易十四去世到1743年,氛围发生了变化,法国政府改变了手写新闻的监控方法,只有被证实为恶意中伤的人才会被捕。这是新闻传播的黄金时代,得到批准而成立的新闻作坊遍地开花,唯一的限制就是要把他们的作品呈送警察总监。这个监控方法的好处在于,警察总监握有修改的权力,可以成为“舆论领袖”。警方通过手写新闻来达到两个目的:它派出自己的信息员和“苍蝇”们徘徊在新闻作坊周围,以便让自己了解信息情况。警方还可以自己编造新闻,把它们写进要给他们检查的手写新闻中。他们会插入一些他们喜欢的谣言来替换掉他们不喜欢的,于是在警方与新闻传播者之间形成了一个怪圈,使得信息以一副半真半假的面孔出现。更不寻常的是入狱后抄写员们的作用,一旦抄写员或者新闻作者被关进监狱(指主教专用监狱),在高墙之内,他们会重建一个新闻作坊,泰然自若地在那些原本应该反对他们的人的保护下继续工作。

在严格的审查之下,巴黎人更愿意相信那些在暗中流传的小册子,而不是政府批准出版印刷的东西。新闻是一场战争,每个人都参与其中,每个人都叫嚷着他披露的新闻是确凿无疑的,但最新消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揭穿此前的新闻,早上还是英雄,到了晚上就彻底成了狗熊;而到了第二天醒来,前一天晚上的新闻又让英雄恢复了名誉。手抄新闻多么像我们互联网刚刚起步时期的情形,网络的信息总是各类谣言和真相混杂,今天被当成真相的,明天可能就被证实是谣言。

舆论对王室态度的转变

1744年是路易十五统治中最重要的一年,从漫长的摄政时期的结束,到国王碌碌无为的统治,人民等待的时间太长了。民众在欢欣雀跃中给国外取名“被喜爱者”的雅号,可是当国王长成后,人民“伤心地”发现,国王根本就不在乎他们,路易十五不像之前的法国国王善于讨好民众,民众很难在公共场合见到他,即使出现在公共场合的活动中,也不会轻易让人靠近,侍卫们总是把公众赶得远远的。国王从不接触那些得了瘰疬的人——旧制度下的法国,任命相信只要国王接触得了瘰疬的人,病人就会康复,也不领复活节圣体。更令民众对路易十五失望的是,国王带着自己的情妇沙托鲁夫人出征,对王后有不公正待遇,公众舆论开始从爱戴国王转而批判国王的情妇和对国王不满。

1757年发生了达米安刺杀路易十五事件,一名身份低贱的仆人侵害神圣的国王,举国关注,法国境内外各种新闻报刊迎合大众对信息的渴求,对案件整个过程做了大量报道。路易十五在刺杀中仅受轻伤,很快痊愈重新理政,但这件事影响深远,路易十四精心打造的国王神圣不可侵犯的形象动摇了,舆论和大众心理一点一点地改变着被强加的君主形象。达米安的刺杀激活了当时的想象,让国王之死的念头重新活跃起来。有个名叫尚帕涅的威尼斯大使仆人公然大放厥词:“谁能阻止我杀了国王?”爱之深者恨之切,民众终于从对国王的爱转变成了对国王的恨意,杀了国王的人能挽救君主制并得到它的敬意。由此可知,法国大革命达到高潮时,发生审判处死国王路易十六并不是没有更深远的舆论背景的。

到1760年时,法国各种言论、文字、檄文、小册子已经开始具备独立的生命,严酷的惩罚抵挡不住前进的潮流,政治已是全民皆可分享之事,谁都可以谈论与批评,无论地位高低,都可以说话和思考,尽情发表自己的看法,从前舆论关注民众与国王的关系,从这时起,路易十五渐渐变得不再重要了,唯有政治成为让每个人都感兴趣的事。从1768到1775年,那些因言论获罪而被关押入狱者,当然也批判国王,但批判中夹杂着高亢的请愿声,要求国家给予民众言论自由,反对专制政府,可以说通向大革命的社会舆论和思想准备已经基本完成了。

本文节选刊于2018年6月24日《南方都市报》A0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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