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
现在，只有贤斌的书架为我提供阅读的便利了。
贤斌到了北京，然后也去其他地方，他结识和知道了许多朋友，都是最爱读书最爱思考的人们——李海、王丹、江祺生、杨海、杨宽兴、林牧、许良英、刘晓波、陈子明、刘青、刘念春、杨建利、陈青林，马少华，王希哲、任畹町、徐文立、秦永敏、卢四清、胡石根、康玉春、赵昕、王天成、王有才、吴义龙、祝正明、谢长发、唐元隽、冷万宝、廖亦武、萧雪慧、王林建、李必丰、佘万宝、汪建辉、袁亚娟、胡明军、杨伟、邓焕武、何斌、王明……贤斌由此知道该看些什么书，哪里可以买到。
那时候，因为当局喜欢把恋爱中的持不同政见者以非法同居之类的名目弄进监狱里去劳教，贤斌和陈明先果断地登记结婚。陈明先的寝室从遂宁中学继光楼的一层西换到一层东，现在又换到了第三层比较宽敞的房子里，贤斌自制了几排书架，把很多书堆上去。他们的书架对我格外开放。
贤斌外出回来，有时候跑我那里来，当然更多的是跑回遂中去，无论跑来还是跑去，我都能得到一些书籍。
米兰？昆德拉的《笑忘录》、《生活在别处》是陈明先的。我比较喜欢昆德拉的这一认识：恐惧和遗忘，是极权势力最有效和最后的武器。
但米兰？昆德拉在中国的流行和李敖在中国的流行一样，其实是过滤在先。李敖是台湾后极权政治人物的批评家而不是所有后极权政治人物和政治文化的批评家，它们可以消解台湾现代化转型对大陆社会的冲击，所以，中共是乐意李敖的文本的流行。那么米兰？昆德拉呢？米兰？昆德拉毫不吝啬他对后极权势力的反对者的冷漠：出风头、表现自己、徒劳无益、没有意义。米兰？昆德拉的这种冷漠，正好可以拿来做中国大陆极权势力削弱它的反抗者的武器。很多人熟悉和崇拜米兰？昆德拉这个捷克斯洛伐克人，但对他的同胞哈维尔无认知，党妈妈和它的文化官员有意思。
梁晓声的《九三断想》是贤斌从西安带回来的，扉页上写作“李智英”三个字，所以，那书是李智英先生的无疑。
《死城》和《证词》不是文本而是录音碟，我没有设备，只好看着他拿来又拿去，这是廖亦武先生比较早一点的东西。老廖和老汪他们办《知识分子》是1997年的事情吧，贤斌说，有一篇作品的主人公叫阿拉发威，阿拉发威的情人是两个对掐的妓女，分别叫郭沫若和鲁迅……我觉得有意思，无论是郭沫若还是鲁迅，都任由他们发威或助他们发威呢。
我佩服廖胡子老廖，他是高人，1989年那会儿甚至以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我们只知道写点标语或油印点小册子之类的东西，他竟然就对摄像头、磁带和光碟动脑筋打主意。别人用洋枪洋炮你还在画符念咒，别人F16、卫星定位、精确制导你还在练肱二头肌，你脑壳进水你只能算个鸟人！我要把我的敬意献给廖胡子。
《辛亥风云与保路运动》和《“富田事变”与反AB团》估计是贤斌在旧书摊上淘来的。前面一本使我窥见了立宪党人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的作用，我疑心人们多注意武昌起义而淡化四川的保路运动，目的就是要强化革命而冷落改良，保路运动更多的是立宪党人担纲，武昌起义可以视为革命的拨弄。顺着这个思路，我对“飞夺卢定桥”、“横渡大渡河”的奇迹能够明了，对抗战结束整编军队蒋介石先生遭遇的抵抗，以及1949年10月1日张澜等人忝列天安门城楼和随后西南的和平解决等等了然于心。而《“富田事变”与反AB团》使我明白，革命吃掉革命的孩子，并不一定发生在革命成功以后，这种事情，从头到脚，从开始到结束，从起根根发苗苗，一直在进行和要进行。为了建立一个新世界的革命热情愿望，就如此被挥霍干净沦落为虚妄。
那本与贾植芳有关的书叫什么名字我已经记不得了，其实有许多关于“反右”的书籍，我都不能记得了。我所记得的是，除了罗隆基、储安平等5位未被平反外，55万或70多万知识分子的命运仅仅“被扩大化”一说就烟消云散了。追究不得，一追究就追究到今日那些仍然头戴“改革”和“救星”帽的戏子们身上去了。罗隆基、储安平们，对不起哈。
张紫阁的《馨香泪酒祭吴宓》和着杨绛的《洗澡》、《干校六记》来看，你才能真正体会到什么叫斯文扫地。斯文扫地了，中国，你不在黑暗里，你不在野蛮中，你还能在哪里？你还能在哪里？任斯文扫地盛行的人们，你们不对掐，你们不互相撕咬和不互动刀兵，那么天理何在？公理何在？哈里路亚，哈里路亚！我喜欢杨绛，我不喜欢钱钟书；共产党不喜欢杨绛，共产党喜欢钱钟书。
留给人们颜面的只有《顾准文集》。“我们有顾准。”那是可以说幸好有个顾准在，否则，什么王八弹也敢称思想家，什么王八蛋也敢成大师，什么王八蛋也敢逃避忏悔自己的罪孽。“言必称希腊”，曾经是毛泽东氏敲打受过民主思想比较深的知识分子的一根棍子，顾准不怕棍子，他抱住希腊不放，所以他有今日的美誉。
《甘地传》、《哈维尔自传》和马少华的《苏东巨变》，以及曼德拉和南非黑人们的胜利，使我很容易理解眼前“公开”、“理性”、“和平”、“合法”、“非暴力”、“宽容”和“互动”的努力。用理性而不是同类的鲜血来檫亮自己眼睛的时候到了。我说：“好啊，贤斌，就是这样的东西。”
《晚钟——紫禁城最后的改革》很恶劣，为袁世凯和慈禧太后的平反呼喊，其实是给今日的屠夫加冕的鼓噪和谄媚。韩国人要审判全斗焕，因为韩国人知道，杀人犯终究是杀人犯，他们的改革只是想要涂抹掉自己手脸上的人血的改变。社会的进步、社会的文明发展，早已经不必须人血来献祭了，以人类同胞个体生命为牺牲，为杀人犯开脱，这是对人类智慧的蔑视。我呸！
《情义无价》是刘丹虹写的吧，逃亡和帮助逃亡的故事。“望门投止思张俭”，“抚尸哭叛”是我乐意见到的。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要选择兴盛或衰亡，权利的实现和利益的调整吁求是理所当然的，压迫异议，那也是强权且愚昧狭隘一方的动物性反应。那么，是衰亡还是兴盛？只看暴力倾压、杀戮飞溅时，人们对逃亡者或被宣布为叛逆的一方的态度和行为。我们经历的变故如此大，而关于这场变故的文本及其呈现是如此的稀少，我有理由让自己成为一个悲观忧郁的人。
贤斌在外面行走，也引得热心基督事业的人们的关注，他们千里迢迢到遂宁看他，然后两次转到我家来访，送给我一本袖珍版《新约》。风尘仆仆，衣衫暗淡，身体劳顿，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但他们的眼光彩照人，他们宣讲《启示录》时声音和美，令我肃然起敬。共产党拼命压缩各宗教的生存空间，我要有一本《圣经》的渴望就得持续许多年，现在，这个愿望终于实现。几个月里，我流连于《新约》的阅读，外出时常把她带在贴胸的衣袋里，后来，她被又来抄家的国安们搜走了。
《论法的精神》、《社会契约论》，是一套丛书里的两本，贤斌买了全套。但就是这两本，悠着看，也花费我不少时日。这样的丛书他有几套，整整齐齐地放在书架上，煞是壮观。
1998年是北大诞生100年的日子，陈平原等人拼命为北大精神正名，《自由主义——北大的传统》贤斌也买了一本，那些文章，可以让人看得废寝忘食。北大是中国自由主义的重镇，要抵制极权文化的垃圾，北大需要继续努力才行。
该说《联合国法律人权读本》了。共产党讲阶级和阶级斗争，所以，他们视人权为异端，为毒蛇猛兽，视关注中国人权、追求人权在中国社会传播和实现的人们为敌人、为寇仇，务必要铲草除根，务必要把他们弄进牢笼里去。万般无赖下签署了那些国际社会普遍遵从的人权文件，他们也不准备实行之，所以《联合国法律人权读本》也成了他们抄家时的目标，国安们掳着就往外装，不管我有没有看完。
我们只是这个社会中最爱读书最爱思考的人们，但我们的书不安全，我们的人也不安全，监控、抄家、失业、监禁成了家常便饭。无良的人们却在撰写盛世太平的乐章，唱喏谢主隆恩。
注释：
陈明先：女，中学教师。刘贤斌的妻子。2005年获首届“受难者家属奖”。
2007年1月11日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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