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海兵:“现代化研究”离科学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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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海兵
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管理系教授

一、【注释】
二、【参考文献

近几年,中国出现了测定“现代化进程”的“研究”热潮。中国科学院的一些学者陆续发表了有关中国现代化研究的报告。比如,2001年3月,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发布了中国及各地区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表[1];2002年4月,中国科学院研究员何传启又发布了“中国及各地区第一次与第二次现代化进程排序表”。[2] 这一系列有关中国现代化的研究报告在国内引起了很大反响,肯定者有之,否定者也不少。笔者属于后者,因为在我看来,这样的“现代化研究”离科学已经太远了。

如果说基因、纳米、战略等研究是真科学,而耳朵识字等特异功能是伪科学,则近些年我国一些学者所从事的对现代化进程的研究或许应被列入“虚科学”之列。“虚科学”者,大体是指其研究的问题具有大而空的特徵,研究方法机械有余而辩证不足,研究成本过高而效益极为有限,研究结论或者貌似创新实则哗众取宠,或者不具有发现的特质而仅仅是现有观点的另一种表述。

上述的“现代化研究”有以下一些具体特点。首先,其内容的抽象宽泛使得它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某个课题组的研究对象。比如,在当今学科林立的世界,我们不能设想有哪个课题组的研究对象是“科学”、“理论”、“数学”、“物理学”、“化学”、“经济学”、“知识”、“地球”、“宇宙”、“人类”、“社会”、“发展”、“中国”等等。诸如现代化之类的问题实际上等价于强国富民,任何一个课题组应该也只可能研究现代化的某一侧面、某个层次。比如,它可以研究中国的现代化战略或中国农业的现代化问题,但它不可能研究全面的或抽象的中国现代化。如果有哪个课题组说它可以包打天下,则其研究必然是肤浅的,甚至可以说一定是违反科学要求的。

对现代化的一般理解是:现代化乃不发达社会成为发达社会的过程和目标。作为过程,其首要标志是用先进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生产和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社会结构及政治意识形态也随之出现变化(其标志为政治民主、理性主义和科学精神、社会流动和现代化人格)。作为目标,它一般指以当代发达社会为参照系的先进科学技术水平、先进生产力水平及消费水平。[3]显然,任何以现代化为研究对象的单一课题组是不可能完成对整个现代化过程的研究的。同样也可以说,任何课题组如以“发展”为课题,其任务是无法完成的。即使是拥有7千专业人才的世界银行,每年都发布《世界发展报告》,也不是泛泛地研究“发展”,而是选择发展问题的某一方面进行研究,有一个可称之为课题的主题,比如消除或减轻贫穷、市场化改革、反腐败等等。

其次,上述“现代化研究”包含一些缺乏科学依据的计算。现代化进程是不可能象观察物理试验那样准确地计量测度的,至于把对现代化程度的测度精确到每一年,则更是匪夷所思。也许这会成为科学研究史上的笑料!牛文元先生认为,现代化的本质是动力、质量、公平;动力者乃高新技术产业、高附加值产业,质量者乃附加值高、集约化程度高、效益高,公平者乃社会公平程度、社会进步状况、贫富差异解决程度。[4]何传启先生认为,现代化涉及政治、经济、社会、个人、文化等方面,涉及文化的多样性、个人的个性化。[5]在他们的研究中,这么多彼此不可相加的方面不知道是如何被加总的?加总的权数又是如何确定的?权数的确定难度是不是比加总本身还大?比如,政治民主化程度与收入水平如何相加,每万人因特网用户数与每千人医生数又如何相加?同样的,上网用户中有人每天上网3小时,另一人每周上网3小时,他们之间有多少可比性?两个省市假如有同样的每千人医生数,一个是直辖市,医院林立、高级专家众多;另一个是偏远的农业省,小医院、小诊所众多,高级专家极少,这两个每千人医生数之间有多少可比性?更复杂的是,当不存在一个全社会认可的基尼系数值的时候,如何确定社会公平的程度?又如何加总所谓的人际公平、代际公平、区际公平?更何况这些现代化指标构成本身需随时间而调整(比如以前的现代化指标中没有上网率,而现在则必有;又比如,50年代时中国的农民们认为“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就是现代化,现在则显然不能再以此为依据了),其变动量值的综合在动态上还具有可比性吗?

牛文元先生指出:本研究“运用了自然科学的思维、原理、方法、工具,处理社会经济问题,得出的结论是严格定量并动态监测的”。问题在于,把社会科学简单地自然科学化而忽视两类科学之特质不同,这合适吗?当现代化主要是作为一种政治口号、一种非精确的学习过程与奋斗目标时,非要把它精确化,甚至精确到某一年、精确到小数点后面1位数[6],或者单纯套用自然科学方法来草率地定义、测量、计算社会科学命题,究竟是离科学近了还是远了?

同样地,当政府把20世纪末基本实现“小康”列为施政目标后,有关部门很快行动,专门成立一个课题组,把“小康”精确化,提出了若干指标与标准,并得出结论说,1999年我国已实现“小康初始水平”的94.6%。[7] 这又是一种虚科学的范例。“小康”者,绝非现代概念,古已有之,乃“儒家所说的比‘大同’理想较低级的社会。《礼记·礼运》指……(其为)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之治。”亦泛指“经济比较宽裕。洪迈《夷坚甲志·五郎君》:‘然久困于穷,冀以小康’”。 [8] “小康”一词,本无现代定义,今人用之,唯比喻而已。至于把古人的“小康” 赋予“人均收入800美元”之类可以用于国际比较的现代理解,不过是一种宣传手法,本身并无任何科学依据。试想,依典籍,“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之治”谓曰“小康”,其时何来“美元”?时至今世,有人偶以800美元界定之,这本不是什么“定案”的说法,又有谁能论证750美元就算不得“小康”?这样一个比喻居然成了可以“定量测度”的“科研课题”,实在是对科学的嘲弄。科学应该研究真问题,而对“小康”的这种虚研究,充其量也只能归类为对政策和领导讲话的“注释”。经济问题研究圈里这类“注释”并不少见;然而,“注释”套上了“自然科学方法”的外衣就成了“科学”了?抑或“注释”之学也要进军自然科学领域了?

据何传启先生介绍,“中国现代化报告2002”这一项目由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与中国科学院联合资助,课题组由全国人大两位副委员长做名誉顾问,科技部部长、中国科学院院长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做顾问,这三位部门领导都为该课题报告写了序,审核过此报告。笔者不解:这一课题是如何立项的?如果审批项目、资助项目的领导者兼了被审批项目的顾问,难倒不属于自报自审自批,如此之申报、审批、资助程序还能公正吗?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这样的游戏还有规则吗?而拉领导做学术研究的顾问是科学的学风吗?事实上,把有限的科研经费用在像“现代化程度测定”这类虚空的项目上,除了制造宣传效果,还会有多少科学价值?何况,像这样的“研究课题”,即使不花政府一分钱课题经费,也不“动用”上百名科学家,照样做得出来,只是真正的学者不屑于为这种“虚科学”浪费时光。

何传启先生把现代化分为所谓的第一次与第二次,实际上是对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的模仿,可惜形似而神不似。托夫勒在20世纪80年代指出,人类社会在经历了第一次浪潮(农业革命)、第二次浪潮(工业革命)之后,现在正进入第三次浪潮(信息革命)。应该说,用浪潮来描述世界发展的历史与未来是恰当的,因为世界的发展是周期性的、波浪式的。如果把这种浪潮叫做现代化,则失去了对发展过程的本质和波动性的把握;至于把现代化分成所谓的“第一次”、“第二次”,就如同把富裕分成第一次富裕、第二次富裕,更是不伦不类,极为牵强。很显然,浪潮可以是一浪又一浪,革命也可以是一次接一次的,而从不发达到发达的现代化过程却不可能是一次又一次的,现代化只能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如果硬要把现代化分为两次,则第一次与第二次就应当有本质的不同,那么对同一个地区而言,其第一次现代化与第二次现代化之间是什么关系呢?两者是迭加的还是综合的?如果要综合的话,又如何分别测度界定呢?能说百分之几的识字率属于第一次现代化,而百分之几十的识字率就属于第二次现代化吗?倘如此,前一比例与后一比例又如何区别隔断呢?

上述的“现代化研究”往往用过多的指标(若干大组、许多类、几十个要素)描述现代化过程,这种混杂的测度往往既违反科学研究的规则又违背常识。比如,何传启先生得出的2000年我国各地区“第一次现代化”实现程度测定中,上海的“实现程度”是97%,贵州是60%[9];据此得出的结论是,上海、贵州两地的现代化程度仅有0.5倍的差距。实际上,若观察收入水平,上海与贵州的收入差距至少在3倍以上。据何传启的“现代化实现程度”测定,北京与天津、江苏与浙江的现代化程度几乎相同,山西与山东也完全等同。这样的结论似乎太匪夷所思、太偏离常识了。这类“研究”难道属于“学术”、“创新”?它除了说明计算的机械教条(僵化)还能说明什么呢?

何传启先生得出的1999年我国各地区“第二次现代化进程测定(现代化指数)”中[10],陕西的指数居然高于广东、江苏和浙江,山西的也高于福建、湖南,如此则谬误大矣。据常识判断,若广东、江苏、浙江的现代化水平不及北京的一半,则山西、甘肃、贵州至少应比广东、江苏、浙江低一半以上,但何先生的“现代化指数”却显示山西与广东、江苏、浙江差不多,甘肃、贵州也达到广东、江苏、浙江的60%以上。可笑的是,这样的结论居然被发表了出来,并且加上了“权威人士”的背书。按照何传启的算法,若把世界的“平均现代化指数”定为46,而中国的“现代化水平”仅达到为30,那么他把中国的状况称为“初等发达”之依据何在呢?既然46是平均值,则按道理“平均现代化指数”达到46以上可定义为发达,46以下可定义为不发达,46至60可称为“初等发达”,46至30应称作“低度不发达”,30以下应叫“高度不发达”。而何传启却把46至30叫作“初等发达”,真是令人莫名其妙。难倒仅仅是为了迎合某种需要(好听、不难听),就把“平均现代化指数”达到30的水平解释成“初等发达”,而把该指数为29的国家称为欠发达?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乃世人共知之事实,这个由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与中国科学院联合资助、耗资巨大的“重点”课题只是为了要得出一个“中国已经达到初等发达”的“标签”吗?倘若如此,由政府宣传部门直接宣布就可以了,“标签”是毋需“研究”的。

真正的科学研究应该是客观的,任何人为的拼凑都有违科学研究的基本要求。而没有科学理论指导的计算只能是乱算、胡算,只会成为历史笑料。实际上,此类关于各地区“现代化水平”的测定、排序,无非服务于宣传和新闻炒作的目的。如果冷静地思考一下,就会发现用“现代化指数”给各省市打分排序是幼稚无知的。首先,就象国家之间的比较要注意可比性一样,都市与乡村的比较、都会地区与农业省的比较就更要考虑可比性了。比如,大国与小国之间、大国与城市型国家之间往往是不可比的,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比较中国与新加坡的经济结构就是一种幼稚。同样地,把北京、上海、天津这样的城市与江苏、浙江、贵州这样的省份直接进行比较是不合适的,因为他们不具有可比性。要比较也应该是城市与城市(如北京与南京比,苏州与青岛比)、省与省(江苏与浙江比,山西与河北比)。甚至有些省份之间也往往不可比。比如,西藏属于高原,仅200多万人,江苏是平原,人口高达7千多万,两者就不具有可比性。忽略了可比性而机械地作算术上的对比,其结论必然是片面甚至扭曲的。

正由于地域之间的差异性,不同省市的现代化本来会有各自的特点,不能简单化地作整齐划一的比较。例如,有现代化就必有传统化(逆向现代化),二者是共生的。农业现代化的内容之一是机械化;但另一方面,田园经济、节能经济却并不以高度机械化为目标。况且,各地区的土地特徵不同,有的适合机械化,有的则不一定;有的地区专于大规模高产作物的种植,有的地区则专于发展土特产品,前者需要现代化农机设备,后者讲究的是传统技艺,能简单地断言后者在走“逆向现代化道路”吗?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相比,现代化并不是目标,至少不是最终目标,因此比较各地区的发展,最基本的、最具可比性的就是人均收入。如果“现代化研究”放弃了这样一个直观易行的核心指标,却故弄玄虚地另外设计一个含义不明的“现代化指标”作地区比较,显然是缺乏科学理论做指导的空算、虚算。至于最近流行的那种对“现代化水平”综合打分、然后宣布某城市离“现代化”还有若干年的做法,就更不适宜了。

科学要研究真问题、实问题,真正的学者要拒绝假问题、伪问题、虚问题。笔者希望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少一些诸如“现代化测定”之类的虚科学,多一些研究国计民生的真科学。笔者深信:中国的“现代化研究”热是一定会降温的,“现代化研究”这种所谓最新的“理论”注定只能昙花一现,也许是又一场学术闹剧。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什么样的机制在生产着这样的“虚科学”?

【注释】
[1] 《北京晚报》,2001年3月7日。
[2] 《南方周末》,2002年4月25日。
[3] 《辞海》,第3425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9月版。
[4] 出处同注[1]。
[5] 出处同注[2]。
[6] 在这类的研究中,居然得出了所谓“现代化实现程度”已达到72.3%,上海的“第二次现代化实现程度”为64%,北京为76%等等。国内有另一研究现代化的课题组甚至得出中国现代化综合指数为-0.1619或-16.19%,不仅精确到小数点后面2位数,且用负数表示,更是令人不解。见刘瑞等作者的“中国现代化标准探讨”,《宏观经济研究》,2001年第6期。
[7] 《中国小康之路》,第40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8] 《辞海》,第1340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
[9] 据何传启的研究,2000年我国其他地区“第一次现代化”实现程度的测定值如下:北京是94%,天津是93%,辽宁是87%,江苏是84%,浙江是83%,山西是77%,山东是77%,香港、台湾是100%。另据国家统计局公布,200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上海为1.2万元,北京为1.0万元,天津为0.8万元,辽宁为0.5万元,江苏为0.7万元,浙江为0.9万元,山西为0.5万元,山东为0.6万元,贵州为0.5万元;2000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上海为0.56万元,北京为0.46万元,天津为0.36万元,辽宁为0.24万元,江苏为0.36万元,浙江为0.43万元,山西为0.19万元,山东为0.27万元,贵州为0.14万元。
[10] 何传启先生得出的1999年我国各地区第二次现代化进程测定值(现代化指数)如下:北京76,上海64,陕西37,广东36,江苏34,山西31,福建29,湖南26,香港84,台湾80;高收入国家100,中收入国家30,低收入国家21,世界平均46,中国30;30以上为欠发达,30至46是初等发达,46至80是中等发达,80以上是发达。另据国家统计局公布,1999年陕西居民人均消费为1884元,广东、江苏、浙江人均消费分别为4760元、3594元、3877元,山西、福建、湖南分别为1833元、4066元、259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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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研究
MCS 2003 Issu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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