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
华西宾馆里实在没有多少事情可做了，我需要找到另外的工作。有朋友介绍说某处有两个工作岗位，我打算过去，但那时的王林建和文强都没事情可做，我让他们先过去，但他们最终没有呆下去，浪费了机会。
华西宾馆的生活结束于2001年3月，我再次开始了困顿的生活。第一要作是紧缩开支，关起门来而已。我知道府河两岸的风景又美丽起来了，府河更远处的风景更美丽，但那并不重要，我需要的是忍耐、相信和盼望。
5月的某一天，在三一书店遇到阿信，他问我怎样，我说我无事可做。他说知道了。肚子有点空，头眼有点昏花，第三日，他让我到梨花街他新的办公地去，说：“没钱了吧？别着急，正在给你找工作。”阿信给我三百元钱，我默默地收下，不作假意的推托。
春熙路派出所隔壁有一家星洋书店，我现在是里面的一个店员，日工作时间12小时，每五日可以休息一天，月薪450.00元。我的开支压力在电话费，其余不是问题，我将继续留在成都，这就不错了。遗憾的是，我再不能每周都到“三一书店”去喝茶，看天。
做书店店员是我少年时代的伟大梦想之一，遂宁市新华书店那个年轻店员的高大形象至今留在我的记忆里。现在，梦想变成了现实，我却感到有些痛苦：如此多而美的书籍，我只能忙着卖给别人，自己没时间或者不允许上班时间阅读。另外，我是新店员，想获得晚上免费守店的待遇未必能得到许可。
我不能完全约束自己上班时间不看一些东西，我的理由是在顾客非常少的时候可以看书算熟悉业务方便给顾客介绍。因为对书毕竟有些了解，所以，能得到顾客的认可，经我手销售的书并不少，其他店员也不与我为难，我利用间隙，读完了莫言《檀香刑》和贾平凹的《怀念狼》、《我是农民》。还有《孔子传》、《释迦牟尼传》和《穆罕默德传》，以及王跃文的《忘魂鸟》和《梅茨故事》。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就在我的面前，触手可及，我一次又一次地摩挲她：“我一定要阅读你，你等到起！”我给一些顾客介绍，卖出了两本，这足已安慰我，少了一些急着阅读的焦虑。
《只见皇帝不见人》和《独钓寒江雪》是那段时间出版的，因为萧雪慧老师的缘故，我推荐得很卖力，我买了几本送人，到最后连自己也没有留下一本。后来，萧老师亲自送了一本《独钓寒江雪》给我，并嘱我别再送人。我觉得自己的确应该藏一本好好阅读，或许写点什么，遗憾，放在石油路的书架上，最终变成了国安当局的收藏。
春熙路是比较热闹的地方，各色人等来往，我基本上能根据他们的身份介绍相当的书籍。由此，有一些回头客，包括教授、学生、职员、下岗工人等，他们甚至从其他店员那里打听：“你们的那位同事是干什么的？”大概是因为我比其他店员博学，介绍的书籍很对他们的心思吧。
星洋书店在西藏饭店后的批发市场也有店铺，有时候我也抽调到那里上班。一次，有两位中年学者模样的顾客在店里停留着，希望买到一些人文方面的书籍，我过去给他们介绍。其实，要买书的先生只有一位，另一位是陪同，我介绍了不少，但没有多少他们要买的。要买书的先生问：“你怎么对书籍这样熟悉？店是你开的吗？”我告诉他自己是店员，只是喜欢读书和写文章而已。临别时，我说可以互相留电话，他今后需要什么可以和我们联系。他说自己没有电话，只有电子邮件。我说我也上网，不影响联系。交换姓名和信箱，他看见我留下的姓名，说：“我知道你，在海外能看到你的文字。”我看他的姓名，知道遭遇的是旅居德国的翻译家芮虎先生。于是彼此客气和多说了一些话，并知道他是杨远宏老师的同学。我邀请他到一个叫“三一书店”的地方去购书并见杨远宏老师，他说已经定好明天就要回德国去的机票，只好等待以后的机会再联系。
我感觉成都的书店是个好地方，说不定就能碰见什么样的人，如果有机会，我会利用现在的条件，办一个有声有色的书店。老板似乎也很重视我的经验和能力，在同事大会上多次提到我的名字，并一再扬言要重用或提拔我。重用和提拔的话说了多次，我被不停地放到一些环节去熟悉情况，但这足足害苦了我：管理层的人员和老店员警惕起来，千方百计挤兑我这个即将被重用的新同事。我只好申请回春熙路去，那里的店员和顾客对我好得多。
下班过后，草草地吃了饭，躺在床上看《人类的故事》、《圣经的故事》和《苏菲的故事》，以及柏克的《自由与传统》，或者写点文章，等待另外的事情发生，不亦乐乎。
我曾给不少的朋友介绍了“三一书店”的情况，或者带他们去看或者玩。有一位朋友说可以在深圳那边办一个类似的书吧，当然要走资本运行的路子才好。我自然会成为那样的书吧的一位参与者，或许还有别墅和汽车等着我。2001年11月，我告别了成都的店员生活，预备到深圳去。
深圳是我愿意去的地方，但我更愿意留在成都。我说我把心留在这里吧。
深圳终未成行，我的身和心不必分离。成都，我不和您说再见。
2007年3月16日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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