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

2001年的某一天,邓焕武老邓到成都找诗人廖胡子老廖,一阳作陪。谈及《沉沦的圣殿》,廖胡子说:“有些人和事情你的确没办法绕过去,要绕过去就无法书写。”他的意思是,在追述当代诗歌发展的历史时,就免不了要涉及西单民主墙,就免不了要涉及那些与民刊紧密联系的人、物和事件。几种比较有影响力的刊物都是从刘青、刘念春兄弟那套房子里面世的,太多的人从那里进出,刘青和他家的那套房子就无法绕过去。不能绕过去就要被共产党禁止和破坏,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即使是一个人的阅读史或者心灵史,我还是试图绕过一些有意义的人和事情,或者语焉不详,留待将来补缀。我的问题与老廖有所不同,我所担心的不在我的文本被禁止,而是担心当局动不动就因为我的原因将迫害的魔爪伸向他人。

记得我曾在《又流放:家破人不亡》中提及陈卫,1989年5月学潮开始时,他给他孪生的弟弟陈兵发电报:“拜托照顾二老,家中诸事也请担待是赖。”陈卫的意思应该这样来理解,“干革命的事情我独自干好了,你就别再往里掺和,家中也需要人照顾,我们各分担一部分吧。”因此,陈兵从开头就与陈卫的努力保持着距离,他所需要担当的是家庭的稳定。对于这样的朋友,我们是尽力不给他们添麻烦,共产党从来不忌惮冤枉和伤害更多的人,从而把我们孤立或推向边缘。陈兵和本篇文字原本是我试图要绕过去一个人和物事。

春熙路对面是百盛商场和王府井商城,在它们的背后有一条街道直通太升桥,那条街道叫太升路,是成都最大的手机市场。陈兵办有一家机电研究所,就在太升北路。那里离石油路非常近,因陈卫曾托付他关照我,我常常到他那里去蹭饭,或者看看他能不能给我找到一份工作。

1984年到1989年,我在小城遂宁求学,然后是十年的乡居日子,我已经犹如一件无观赏意义的文物。为了融入城市,陈总陈兵给我两项任务:长胖和说普通话。

爱美的女人在虐待自己,让自己瘦下去,再瘦下去。陈总却要我胖起来:“谁会雇佣一个满脸菜色的人去影响公司的形象?”我想也是。因为陈兵的介绍,我可以先得到一份工作,但我必须在短时间内胖起来。商议的结果,说是喝啤酒可以长胖,每天晚上喝一瓶啤酒,成为我的工作内容之一,每星期检查空酒瓶,至少七个。

空瓶子几十个摆放在石油路的房间里,我也长了一身贼肉,但那些肉全不够意思,一点也不往脸上去,我仍然是一个菜色的人。没办法,这项工作内容取消。想起阿珍的一次发笑,她说:“知道你为什么瘦吗?研究表明,你的头骨偏小。”阿珍的研究类似于火药、指南针之类的四大发明,停留在初级阶段,王小波先生在《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比较成熟:毛时代受孕而来的生命个体,大多偷工减料,难免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说普通话和长胖对我而言是同样的问题,我的脑储仓里原本应该有的负责汉语普通话听说的那些材料被遗漏了。

工作不多,我只有以多读书来减少自己的愧疚。首先是王小波先生的《我的精神家园》。该是与极权文化分道扬镳的时候了,我们要重建自己的精神家园,我们需要恢复人文精神,我以为这是一个沉重无趣的话题。但王小波先生以他的方式告诉我们,也可以幽默。幽默需要智慧,王小波先生不乏智慧,所以他能幽默,他就是那头特立独行的猪。

余杰的书看过好几本,记得的有《铁屋中的呐喊》、《火与冰》。余杰的魅力不在于他能够做得多么的好,而在于被有意识洗刷和普遍沉默的时候仍能够坚持对常识的言说,20世纪90年代初,国人当因有余杰的常识性言说和贺雄飞之类的努力而不至于感到羞耻。

和很多爱好人文精神的朋友们的书架相同,太升北路的那个书架上有朱学勤先生的《书斋里的革命》、钱理群先生的《拒绝遗忘》、秦晖先生的《问题与主义》和徐友渔先生的《自由的言说》。如果不能到成都,我想,或许我将和她们江湖相隔。不是不可能相逢,至少要迟缓很多,或者不那么完全。阿珍的同事问她何以让我出走时说:“他太孤独和寂寞,与其让他在困境中发疯,不如让他自由飞翔。”我的心灵里装载着一只鸟和鸟的愿望,唯有飞翔,才能把负担消解。阿珍,是我的知音。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也是那段时间的阅读。“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也有人在坚持和能坚持,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对今日、对未来保留一份信心。

因为陈寅恪先生的缘故,想买一本《柳如是别传》,不得,求其次,买了一本《柳如是传》。文笔不好,但有故事,因此也理解了陈先生的用心。

极权文化下的政治,是一只谁穿都夹脚的小鞋,所以人人都说“鞋呀,鞋呀。”这种文化背景下的政治里打滚,要么成为奴才或炮灰,要么成为任我行或者岳不群——反对万岁,成为万岁。书架上有金庸的《笑傲江湖》,认真地看了一遍。一阳的中国脚不可能特别,当然也免不了“鞋呀,鞋呀。”的叫唤,《笑傲江湖》却让他警觉,有些功夫,无论如何是学不得的。

阿信的书橱在另外一个房间,也丰富得厉害,但他宁愿送书给人也不愿外借。我想,读书人的朋友大多爱书,借而不还的时候就免不了越来越多,当书的所有者某一天需要再翻看时,却发现它已经不在自己的书架或书橱里,恼恨之余,恼恨多次,免不了发誓不外借了事。阿信或许有太多这样的经历。他送给我的书有《道德经与圣经》,没有作者的署名,很久以后,知道是那个与《河殇》有关系的流亡者远志明先生的。阿信还送给我一本王天成先生的《政治的罪恶》,可惜和王天成先生送给我的那本一样的命运,被抄家的国保们抢了去。他似乎参与过《特蕾莎修女》的发行,也送我一本,还说:“应该向特蕾莎嬷嬷学习,做小事。”特蕾莎嬷嬷做的是否是小事?阿信过去或者此刻的我做的又是否是大事?关于这一点,我有腹诽。但我没有和他交流,或许有点无的放矢。

我还是在阿信那里借到两本书,《阿甘后传》和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我是一个笨拙的人,我喜欢阿甘。阿甘是个美国人,美国人比较笨拙,所以我喜欢美国人。《古拉格群岛》是厚厚的三大本,那些被迫害的人真多,用作者的意思说,象水一样流进去,流进去。用中国的话语,应该是罄竹难书。太多太多,多到有故事变成无故事可说,我困倦了,水却没有困倦,继续流淌。求求你们,关一下水龙头吧!没有人来关水龙头,我等不到那结束的时候。我合上书本,那水还在流淌。很多个夜晚,我感觉到那水流进我的房间,把我和我的床漂浮起来,我害怕起来,从梦中惊醒。我没有把它们看完,还给了阿信。他问:“看完了吗?”我说:“没有,看不下去了。”我疑心他也没有把它们看完。

因为要筹备电视剧《王铭章将军》的缘故,办公室和书架移至一环路南三段的华西宾馆。但拍摄电视剧何其难,中共在电影和电视方面的审查之严格,远远超过了对书籍的审查。最初的运作似乎很顺利,四川方面的有关机关甚至希望它能够成为什么“五个一工程”,然而一到了丁关根那里就卡壳。丁大官人说:“国民党抗日已经拍了一部《血战台儿庄》,就够了,我们有钱就该花在宣传共产党抗日方面。”我们从小就被党妈妈灌输,国民党是不抗日的,这种灌输还得继续下去,真相就是如此被掩盖起来的。因为参与拍摄这样的一个电视剧,我躲在宾馆里看《燃烧的太阳——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日纪实》。朋友B说:“欧阳,什么叫一寸山河一寸血?仅此而已。”我把书放在一边,我半夜里醒来,我来回踱步,我想,那些知道真相的人们,这种事情也要掩盖,需要怎样的心思构造和勇气啊!我们这个自鸦片战争以来衰弱、失去自信的民族和人民原本可以藉此振作、振兴,却因那种特殊材料制作的心思和勇气斩断了根脉,中国,你病得不轻。

真相可以被掩盖一时,但不可能长久、永远,所谓忠诚和严密的掩盖本身最终会成为有意掩盖和被掩盖两面的见证。想起一个叫卡廷森林的地方,昔日,它的密林忠诚地掩盖斯大林和苏共军队屠杀放下武器的波兰军人的真相,今日的卡廷森林,成为屠杀者的罪恶最强有力的见证。

我继续阅读,笑蜀先生编辑的《历史的先声》,那是建政以前的共产党对国人的承诺呈现。笑蜀并没有包藏什么祸心,而是有人在害怕,害怕的人不是怕别人,是怕他们自己。他或他们是害怕自己的一个或一群人!

我继续读下去,1980年代的《新华文摘》,非常齐全的一套,我在寻访一些人,我在探究一些事情,我在搜寻一些文字,我其实是在寻找体制内外的改革势力是否真有一个需要突破的对立城墙。是的,它或它们的确存在,矛盾和冲突在所难免,需要博弈啊,怎么来博弈?不说这沉重的话题,说说《新华文摘》中莫言的《丰乳肥臀》。我写《苕麦之乡:诗人西西》的时候,张炜就携他的《古船》以及四大爷的臀部与我相逢。四大爷的臀部很肥大,我想象它是如来佛的一个巴掌,可以把一切压在下面,生还是死,不需被压者考虑。他的江山很稳,如磐石。此刻,莫言请来的是人体的两个部位:臀部和乳房,能生育和能喂养一大群儿女的母亲。可是儿女成群的母亲,您的儿女在您面前肆无忌惮地对掐不已,您将何以自处呢?您将何以自处呢?

波尔布特和《红色高棉》并不是异国情调,即使加上朝鲜、古巴也不见怪。“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上空徘徊。”马克思如此说。如果同一个马克思站在20世纪50——90年代,他应该这样说吧:“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中国、柬埔寨、越南、朝鲜、古巴上空徘徊。”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洞洞,共产主义的受精卵,能生出的只能是阶级对立、政治极权、物质匮乏、精神极端贫穷的天空、土地和人民!我找不出例外,谁能替我或者我们找出例外?

高行健得诺贝尔文学奖了!如果他不是用汉语写作,如果他不是近距离的华人血统,他不会让“我党”或“人民”尴尬,说不定“我们”还会请他到北大或清华客坐客座。但是,没有如果,也没有说不定,只有禁书令和禁止。但先是电子书,几天之后就是香港来的文本。《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同时摆在我面前,我的感觉是,获奖的理由足够充分。和杨绛的《干校六记》一样,世界将因此理解那个叫“中国”的地方有什么事情发生,为什么发生,人的尊严和价值遭到怎样的呵护或践踏。仅此而已,也足够了。

一本在香港出版而被中共禁止发行的书籍,不出一个星期就能在四川省成都市买到,而书贩子可能是一个一字不识的文盲。人类各群体之间的篱笆越来越不可靠,权利和自由成为最普遍的生活观念,并获得值得去追求值得为之奋斗的实践努力,所谓禁止,多半要落空。国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阅读《灵山》、《一个人的圣经》和《六四真相》的。听说,现在的政府官员离“老子是文盲,老子一字不识。”越来越远了,他们也会越来越喜欢阅读,他们常常问那些书贩子:“有禁书吗?”书贩子说:“有,等一会儿。”倏而不见,倏而回来,交易达成。有时候,书贩子会说:“暂时没有。”买家就会说:“我把号码留给你,有好书的时候就给我打传呼。”禁止与自由就是如此博弈的。

我参与的工作总没有起色和结果,我最终成为一个多余的人,我缩回石油路9号,等待新的工作机会。记得是2001年5月的事情。

2007年2月25日于遂宁

注释

邓焕武人权民运人士,民运老将。现居重庆。

阿信本名邢宏伟,基督徒。1989年四川大学学运领袖之一,留校查看一年。1992年因胡石根等“自民党”案和陈卫等入狱,被关押近三年。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接下篇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