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20世纪的最后时刻有些灰暗或太多灰暗,对于它的流逝,人们甚至连“毫不留恋”的想法也懒得在思想里闪现。在西部中国,有几位行为艺术家以某种方式记录这种无留恋的流逝瞬间。

21世纪如此地来临,没有大的欢喜,我们得忍耐。

忍耐些什么?忍耐多久?没有必要想太多,且走且看。一阳想。

元月2日,到广元一行。佘万宝君的亲友提着五斤蒜苗回锅肉去见广元看守所探望佘万宝君,我试着同行。万宝君依然身形高大,依然坚毅的脸显出些苍白。隔着铁窗,他谢绝了我递过去的围巾。彼此道着“保重”,然后分离。还能有什么办法?我们已经单方面誓言,弃绝暴力的方式去谋求国民无权利的生活的改变,我们就只得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和意志力去作那个暴虐的政权的人质。

回成都已经无事可做。胡明军说给我一本老诗人孙静轩先生的诗集《告别二十世纪》。在孙静轩老人的眼里,二十世纪的历史是专制和独裁者肆意戕害人类的历史,他要秉笔直书。在政协会议上,他和所有人握手,这种行为止于江泽民和李鹏。“不与杀人犯握手。”这是他的底线,所以他的诗作的发表只能在中共政权掌控之外的世界发行。“成都也就私赠的一、二十本。”胡明军说。

“彭明以嫖娼说入罪,王林建回了成都。”胡明军说。

“川大的学生领袖之一,很有见地的一个人,我和他长谈了一天一夜。可惜他要到北京游学,不能呆在成都。”贤斌如此介绍过。因为是贤斌的故人,我直接打电话过去。他说他已经回达川老家,春节后才能回成都。“商业后街后面有条栅子街,那里有家三一书店,每周星期六下午有讲座,我们今后可以在那里见面。一个叫孙文的人在那里,你就说是我介绍过去的。如果没有事,可以去那里看书。”王林建在电话里说。

按照王林建的指点,我于一个星期五下午去栅子街,在一棵高大茂密的皂荚树下找到了三一书店。

书店有三个店铺大,透明玻璃作外装饰,一架架书籍显现,有无穷的魅力。进店左侧是柜台,一位刚入中年的女士热情地招呼我进去。

店分前后两部分,前面是开架的书籍待卖,摆放得很别致。我略略地浏览了一遍,全是思想进步的社科类书籍。店门正对靠后是阁楼,几步楼梯连接着。上了阁楼,正中的墙柱前安放一个玻璃柜,一本《圣经》翻开在其中,一柄放大镜放置其上,让人沉思。四周的墙壁上有不少使人遐想的图片和诗句,以及一些可以随意翻看的书刊。那些书刊似乎经过严格认真的挑选,与别处的大杂烩完全两样。有一些桌子、椅子和十几个兰色花布包裹的圆形坐垫堆放着,想是为讲座时容纳更多听众预备的。

我要了一杯茶,说找孙文先生。温婉的女士说孙先生正忙,需稍待片刻。我说我不着急,慢慢等没事。

果然是片刻工夫,来了一位光头高瘦的先生,说自己正是孙文。

孙文兄误以为我到书店谋职,我告诉他我是王林建先生介绍过来预备参加讲座的人。

店里没有什么生意,我们坐着闲聊。记得他说的是“意识形态”和“信仰”两个话题。

书店是年前圣诞节开张的,恰逢又是一个星期六。据说影响很大很好,我没有恭逢起盛。眼看也就春节了,学术讲座得节后开展,我说我春节后会常来。

春节后回成都,我招了几位朋友去听讲座,感觉很不错,于是我们给更多人介绍,希望大家去那里相聚。

然而,听说,因为知道我的某些经历,店主人并不欢迎我去,担心我的存在会影响书店的生存。上个世纪80年代文化开放的时节,我自滞留于相对闭塞的小城遂宁,流行于许多大学而能提升人的认识的学术讲座与我无缘,其后的“二十一世纪沙龙”与“卡夫卡书吧”也只是耳热过。现在,我不会放弃眼前的机会。我是个资质愚钝的人,我以不言说来掩饰自己的笨拙。我只是去看看书,听听讲座,何致于会影响一家书店的生存。王林建和孙文兄叫我不必介意和理会,我便不理会,常常去。一次,我坐在一个人比较多的地方,听人们高谈阔论,店主人走过来,站立,偏着头对我说:“你不觉得现在是中国几千年来发展得最好的时期吗?”我不回答他的问题,我说过,我到这里来是听者而不是言说者,我知道,他也并非要听我说什么,他如此或许只是他的一种姿态而已,他并未停留,片刻离去。孙文兄对他的雇主的姿态似乎不高兴,说:“一个有起码认知能力的人,只要能到省政府信访办门口停留一会儿,看看那些上访者悲戚菜色的脸,和他的看法就完全不同。”人们沉静下来,没有言语。

店主人是一个基督徒兼书商,因缘了伦敦的三一学院,取了“三一”这样一个店名。如果是因为《圣经》或基督,想来还应该与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位一体有关系。而学术主持人孙文和林和生更多时候说的是“关注人文、关注人性、关怀人生”。“阅读,智慧的开始”大概是三一书店比较没有分歧的意见。因为这一些的总和,三一书店从书籍的陈列到学术讲座,从讲者到听众,莫不熙熙攘攘,人文荟萃。一时间,成为西部文化的一大盛景。我在那里见识着一位又一位智慧而人文的人们:陈庭湘、陈墨、杨远宏、李亚东、廖亦武、萧雪慧、刘小枫、张五常……我在那里结识了一位又一位心灵上的朋友,多年以后,我想念他们,我还将继续想念他们。

有一种说法,我已经忘记了她本来的样子,意思是,一个人愚笨的人,如果能够在众说纷繁中缄口两年,认真倾听他人的言说,必能有所领悟。因为愚笨和羞涩,我在三一书店里磨蹭了两年有余,并且听而不语,终也有所领悟。那时我开始写《中产梦想的破灭与宪政》系列,同时我努力于民运文化建设的实践。因为《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阅读和其它阅读、阅历,《文化发展的三个阶段》也在心中激荡和清晰。

我开始言说,轻声细语。在和人的交流中,我继续着自己的心灵完善和坚强,我继续使自己的智慧得到开启。由此认识了张涛和瘦老师等人。

美女张涛,是一位希望自己的心灵美好的好读分子,因为客气,也向我询问人文阅读的书目。我自然是拒绝,我自己也不博学呢。退回石油路静想,父亲和阿姐说我是书呆子,我之所以为今日之我,似乎与我的阅读经历有极大的关系,我似乎可以和应该写下我的阅读经历。

是的,当我第一次翻开书本的时候,我即开始在自己心灵的荒原上建筑着什么。当我进一步翻看一些书本的时候,我越来越明白,我要在自己心灵的土地上建筑一座坚固而美丽的城堡。

如果说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一个人的心灵史,那么,一代人的阅读史就是这一代人的心灵史。

我是20世纪60年代出生,1980年代成长,1989年浴血而来的异议人士、持不同政见者或者人权民运人士,如果多少还算有一点文化和自由主义倾向,应该也是一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我一个人的阅读史和心灵史正折射着我有幸和不幸忝列其间的一代人的阅读史和心灵史。共产党的一切文化张扬和禁止,无非是让国人成为其政治、经济、文化专制或者阶级斗争有意与无意的工具,而来自最真实生活的、饱含爱恨情仇的民间文化,以及通过各种方式或渠道进入我们视野的自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古两河流域以降的人类文化成就,无不在对共产党的文化毒害努力进行着持续有效的稀释和最彻底的消解。以此反观共产政权的历史,从苏区肃反到延安整风,从“洗澡”到“反右”,从“文革”到“反精神污染”,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到“反和平演变”和对人权的抗拒……其最主要的政治、文化运动,无不是对有良知、有独立操守和人格尊严的知识分子进行迫害的运动史。而我们社会的自觉的进步,恰好又正是一代又一代青年,从阅读开始到获得心灵的自由与坚强的努力而成就来的。

我应该感谢从三一书店和张涛而来的灵感,这样的感谢最好的方式就是写下和写完我的阅读史,我坚信,这件写作计划的完成,很有意义。

邓焕武老邓到成都找廖亦武老廖,我去作陪,同去的还有严家鑫女士的公子小薛。老廖送给老邓的是三本书:《沉沦的圣殿》、《低层访谈录》和《边缘访谈录》,送给小薛的是后两本。小薛说因为《沉沦的圣殿》与他父亲有些关系,所以希望得到一本,老廖说自己那里已经没有了,可以到三一书店那边一看,或许还剩有几本。老廖很得意,说:“二渠道出版已经开了一道口子,等他们发觉而要禁止时,书籍已经卖得差不多,剩下的该是盗版商的事情。”因为没有说我要去访,我一本也没有捞到,第二日赶到三一书店,打了老廖的旗号,我和小薛一人购得一本《沉沦的圣殿》。成都的国安其它本事未必具备,但对老廖的禁书很在行,所以,那本《沉沦的圣殿》在他们抄家时有了无法避免被掳掠的命运。

在三一书店遇上与贤斌比较熟悉的袁娅娟女士,她送我一本汪建辉的《情结人》,并领我到书架旁,指着一本《人间思路》说也是老汪的。我就买了一本《人间思路》。老廖在《边缘访谈录》中谈到老汪和他的《人间思路》,说她是一本不让人读完和读懂的书,我试着要读完和读懂《人间思路》和《情节人》,但事实证明老廖和老汪是正确的,那的确是不让人读完和读懂的书。好吧,我遵从作者的意愿,何必要读完读懂呢。但我由此不喜欢老汪的作品,我更喜欢袁娅娟女士的写作努力。《跟踪民运的二十一天》,那种本色让我肃然起敬。2005年三月,老汪的黑皮书《有没有》和老廖的《中国冤案录》、王怡的《美得惊动了中央》、康正果的《我的反动生活》在成都面世,很快被当局从王怡先生家查抄。所幸在查抄之前我得到了全套。后来听说,小袁以为或许那查抄与国安跟踪我至王怡家有些关系。我不知道那查抄是否与我有关系,我所要说的是,那本《有没有》中最精彩的部分其实还是袁娅娟的《跟踪民运的二十一天》,可惜书中的袁娅娟变成了袁娅,刘贤斌变成了文斌,多少会让不熟悉内情的人云里雾里。

三一书店有时候安排作者与读者的见面会,有的作者见这里的读者群不错,就赠送书籍。记得一次是一位坐过二十年牢的老右派张先生携来他的《白乌鸦》和大家见面,张先生说,很多东西不敢写,甚至在眼前的文本写作中也没有流露更多的个人感情。这引起了也来参加讲座的陈卫的发言,陈卫的发言咄咄逼人,张先生到乐于接受,但另外一些人似乎觉得陈卫缺少宽容。尽管如此,陈卫的言说引得了一些有文化探索爱好的人的关注,孙文和其他一些人乐意他能在这里来主讲几个话题。我们核计了几次,没有结果了事。

李敖放言要拿诺贝尔文学奖,文本就是《法源寺》,我在三一书店买了一本,觉不到什么特别,瑞士的评奖委员会的看法和我也差不多,李敖终于没有进入诺贝尔家族。

石油路家中王天成先生送的那本《政治的罪恶》被抄家抄走,我只好在三一书店里买了一本,我希望有朋友到我那里时给他们推荐推荐,如果他们有太多激进的火气。

有都江堰的灌溉,川西平原上的成都自古繁华。和其它城市有些不同,这种繁华或许会因类似于明末清初那样的普遍屠杀的人类原因毁灭一时,却能于数个季节的转换后从灰烬中重生。因为此,我相信,成都是一个有灵魂的城市。

一个有灵魂的城市她非常神奇,我很难表述她的具体情形。如果我非得把它表述出来,那就是生活在其中的人民对自由美好生活的永不放弃的意志。

这种意志,我能够听闻的是“保路运动”和川军出川抗日,它们简直就是传奇,甚于传奇。这种意志,是共产党“反右”和“文革”及其集中营也不能扑灭的流沙河、周玉樵老人心中的文化圣火,是陈墨、蔡楚、九九们的野草情结和野草精神,是萧雪慧、廖亦武和刘贤斌们对人文、良知的最后坚守。

正是这样的神奇氛围,成就着三一书店的神奇。

有一位朋友,找到我在石油路的住所,说:“办一所学校吧,我们需要智慧。”这颇让我为难。及至走进三一书店或者坐在书店外的皂荚树下,我才感到释然,读书吧,那里有我们需要的智慧,以及获得自由与尊严所需要的一切。各地来看望我的朋友,我都把他们带到三一书店去,我说:“找到或成就你们城市的三一书店。”

然而,三一书店走到了尽头。或许是店主人有其它的经营打算吧,或许是其他的市场或非市场因素的分割吧,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她的倒掉。羚羊画廊、八宝书吧、素食斋、弘文书局和成都市图书馆的讲座等等,都无法弥补三一书店倒掉后的心灵空缺。

我在阿信那里得到米兰?昆德拉的《生活在别处》和《玩笑》,还有其它一些书籍,阿信说:“三一书店处理的,一元钱一本,只要是你喜欢的,就带走。”一位三一书店的朋友听说这件事有些遗憾,说:“处理书籍的时候,应该告诉大家。因为,三一的繁盛,是每一位参与者促成的。”或许有些道理。

三一倒掉了,我们一般去八宝街的八宝书吧。瘦老师捐出一部影碟机,我们在顾客寥落的时候看影碟。能够记得的有《国家的敌人》、《屋顶上的小提琴》、《日瓦戈医生》、《拯救大兵瑞恩》、《出埃及记》、《阿甘正传》、《勇敢者游戏》。那时侯我已经在做一个自己能够把握的网站,我撰写文章。瘦老师不断地让我看一些影碟,大概是觉得我办文化网站很有意思,但一般的文化创作难免长久地清贫,他希望我有一天写出能够换来钞票的影视剧文本呢。

孙文兄说,有某某报业集团背景的人邀请他到那边去主持一个文化沙龙,12月8日开张,我们一群三一的铁杆听众获得优待邀请。网友、书友碰头,说参加那个文化沙龙的文化界人士会很广泛,是推荐我和后土豆时代、阿廖合办的网站的好机会。计划很简单,那边的首场活动是诗歌朗诵会,我们把网站上网友的优秀诗作拿去展示。碰头结束,我下载了一些诗歌,然后找了家复印社把它们打印出来。时候尚早,却再无事情,不如回石油路。

我往住处走,进了铁门,正将自行车停在四单元楼下,一、二十名相识不相识的国保冲锋上来,如获至宝地抢走刚打印出来的诗作。三小时后,我提着没有皮带的裤子和他们离开。

那是2002年12月4日,下午。

别了,三一的朋友们,我要到那个叫做监狱的地方去。

别了,三一的师友们,我会怀念和你们在这里的每一个日子。

2007年3月16日-5月15日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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