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伟
南开大学政治学系硕士研究生

一、温州民间商会的组织特点
二、商会的功能和运作
三、商会与政府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
【注释】
【参考文献】

一、温州民间商会的组织特点

温州民间商会是由当地工商各行业的民营企业家自发自愿组建而成的,以非营利性、自律性和服务性为宗旨的行业管理组织。[1] 第一批民间商会──温州市三资企业联合商会、食品工商企业同业公会、百货业同业商会诞生于1988年。1990年代以来温州民间商会发展迅速。现在温州民间商会分为两大类:

1. 在温州本地,温州总商会(1990年成立)是代表各行业利益的民间行业协会的组合,包括25个行业商会,如烟具行业协会(1991年成立,298家会员)、眼镜商会(1994年成立,500多家会员)、家具商会(1994年成立,260多家会员)、服装商会(1994年成立,1,100家会员)、五金商会(1995年成立,300余家会员)、橡胶商会(2004年成立,近百家会员)等。此外还有200多个基层商会,共有数万家会员企业。

2. 在全国各地还出现了代表温州商人利益的在地民间商会,如昆明温州商会(1995年成立,全国第一个合法登记的异地民间商会)、合肥温州商会(2002年成立)、大连温州商会(2003年成立)、贵州温州商会(2003年成立)、南宁温州商会(2004年成立,500多会员)、陕西温州商会(2004年成立,各行业600多会员)等。至2004年7月19日,异地温州商会已达93个,另有9个正在筹建中。

在温州本地,比较成功的民间商会都具有明显的行业性(如服装商会、低压电器行业协会、陶瓷商会等),商会成员既是同乡,又是同业,涉及的共同利益广泛,更有组织集体行动的要求,容易“一呼百应”。异地温州商会则是异地温州商人的小集团。温州人正是凭借小集团的团结、实干、灵活的比较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商界“以少胜多”、“攻城掠地”。温州人在海内外建立了170多个专业市场和40多万个销售网点,建起了众多的温州城、温州街、温州村、温州店,年经营额达1千6百多亿元。[2]

2002年10月成立的烟台温州商会在4个月内便发展了210家企业会员,代表6万多温州商人。2003年,通过商会牵头、成员自愿入股的方式,温州商会签下了占地2千亩、总投资25亿元的烟台温州城项目。[3] 武汉市江汉区温州鞋业协会管理的“武汉市大兴路鞋类专业批发市场”里80%的商户来自温州,短短7年就成为中南地区最大的鞋类市场。[4]

任何一个民间商会,无论其制度多健全,要使组织良好地运转,都离不开热心商会工作并有奉献精神的会长。绝大多数温州民间商会都是由该行业中骨干企业的负责人发起成立的。例如,2004年8月25日,由三环橡塑制品有限公司、亿诚贸易有限公司、南力树脂公司、大千密封件有限公司、申隆橡塑有限公司、东达橡塑厂等6家大橡胶企业筹建的温州橡胶商会正式成立,有近百家会员企业。三环橡塑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景温当选为会长,亿诚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娄晓笛等12人当选为副会长。[5] 2002年温州家具商会的会长则由浙江最大的家具企业──富得宝家具有限公司董事长林潘武担任[6]。温州其它20多个直属行业商会会长也基本上都由本行业的龙头老大来担任。

温州民间商会的经费来自3个渠道,即会员每年缴纳的会费和理事单位的赞助以及其他捐赠、资助,商会举办或参加各种交易会、博览会活动所获盈余,在新产品维权中向企业收取的费用等[7],其中相当多的经费来自大企业成员的捐款。各商会虽无明文规定,但每一位当上理事或正副会长的企业老总都会捐出数目不等的款项作为商会运作资金,“地位”越高,捐款越多,这已成为约定俗成的规则。例如,温州合成革商会成立时,会长赞助5万元、副会长3万、理事1.5万[8]。温州民间商会中运作最完善、号召力最强的是服装商会,其会员每年缴纳会费8百元、理事2千元、常务理事5千元、副会长1万元、会长3万元[9]。从2000年至2002年服装商会收入253万元,其中会费1百万元、赞助费为65万元。[10] 庄吉集团董事长陈敏当选为服装商会会长后一次就赞助了20万元。[11]

温州商会表现出一种相容性与排他性兼具的特点。一方面,温州民间商会希望吸收更多温州籍会员企业,扩大影响力,集合更多同乡同业的力量,创造集团收益;但另一方面它又排斥非会员的温州人企业以及非温州籍企业,表现出极强的“排外性”,因为它不希望非会员企业来争夺市场。曾有外地商人试图加入温州商会,但遭到拒绝,理由是“不会说温州话”。温州商会的出现,在很多地方闯开了异地商会登记的闸门。例如,昆明的温州商会在云南率先成立异地商会,随后湛江商会、潮汕商会、莆田商会、晋江商会等也相继成立。

温州商人在逐利的同时也极看重“名”。担任温州民间商会会长、副会长、理事的人通常认为,这些头衔表明自己在“圈子”里有实力、地位、影响,得到了同行们的认可;尤其是会长,可以广泛接触政界、商界、媒体等各界人士,扩大交际面和社会关系网,建立广泛的“人脉”。这自然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当然,当选会长也意味着大量金钱与时间的付出。例如,昆明温州总商会会长张国光每年三分之一的时间得用于参加各种会议、接待政府官员、出席大大小小温州企业的剪彩仪式以及处理各种纠纷。沈阳温州商会会长胡定海每年要为商会自掏腰包几十万元,因为“做会长的,这些钱应该掏得起,而且必须要掏,否则没有人看重你12]”。为商会工作可以满足自身的社会责任感、得到人们的尊敬,这对商会负责人来说是一种“社会性激励”。温州鞋革协会的纪权云说过:“在温州,商会、行业协会是知名度最高、最有面子的经济中介组织,……过去我们印名片都把董事长、总经理的头衔摆在最上方,现在变了,企业老板都愿意把所在商会的职务放在最显著的位置上。[13]”2003年,庄吉集团董事长陈敏当选温州服装商会会长后辞去了企业董事长之职,成为全国首位专职民间商会会长。他说,放弃董事长、当商会会长是为了公益,如果反过来再追逐利,“那没意思!”[14]。象陈敏这样的商会负责人在商业上成功后往往更看重“社会性激励”。

二、商会的功能和运作

温州民间商会主要承担行业自律、维权、组展、服务、协调、管理等6方面任务。普通会员从民间商会获得的服务主要有:借助商会协调和沟通与政府及其他企业之间的关系;通过商会维护企业自身合法权益;参加商会组织的评优活动、提升企业形象;参加商会组织的业务知识培训;获取商务、技术、管理、融资、会计、法律、质量检验检测等多方面的咨询服务;参加商会组织的考察、展览、共享行业的区域品牌;增加与同行的交流接触,为企业的发展积累社会资本。

温州民间商会的章程都明确规定了协会的宗旨、属性、会员条件、权利与义务、组织机构、负责人的产生、业务范围及财务管理制度等。对违约会员,特别是破坏集团利益的会员,温州民间商会有自己独特的惩罚办法。例如,温州合成革商会规定,召开会长办公会议缺席者,要自掏腰包请其他成员吃饭。[15] 烟具行业协会规定,理事会开会不准迟到,迟到者当场罚款200元交给出纳。[16] 服装商会规定,理事一年不交会费就视为自动退会。服装商会外贸服装分会则仿照政府公文作了如下规定:“对违反规约行为的单位,进行批评教育,以利纠正其错误。对继续违规违约的单位,按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直至追究法律责任。[17]”

温州商会在争取群体利益方面常常表现出大胆、坚韧的特点。

2004年,温州眼镜商会组织眼镜企业参加了上海、北京、纽约、米兰、巴黎、大邱(韩国)、香港等全球各地眼镜专业展。仅在香港一地,110家参展企业成交额达3千1百多万美元。该年9月,眼镜商会成功举办了“2004温州国际眼镜贸易展览会”,296家参展企业共签下276万美元订单。同期该商会还举办了“亚洲光学工商会联盟年会”,会长叶子建被推选为联盟主席。[19] 2001年底土耳其对进口眼镜实行监管和保护措施。2002年印度对中国出口的塑料镜片实行反倾销调查。为维护集团共同利益,温州眼镜商会组织企业应诉,经过抗辩和据理力争,土耳其政府宣布结束对中国眼镜的监管措施,并取消进口数量限制。2004年初,在印度镜片反倾销官司中,温州眼镜商会最终胜诉。

2002年6月,欧盟决定对中国出口欧盟的打火机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单个温州厂商的实力不足以应诉,于是温州烟具协会向骨干企业募集200多万元应诉。2002年7月协会召集打火机厂商开会,决定由东方打火机有限公司申请市场经济地位、由大虎等15家企业进行无损害抗辩。协会还聘请了比利时艾维律师事务所、法国基德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担任诉讼代理。2002年9月和12月,欧盟官员两次到温州实地调查,决定给予温州打火机企业市场经济地位。2003年7月欧洲打火机制造商联合会致函欧盟委员会,撤回反倾销申诉。3天后欧盟委员会决定终止反倾销调查。[20]

温州的鞋业生产规模大、优秀品牌多、行业配套齐全,因此温州的鞋业同行非常希望为温州争得“中国鞋都”的称号。但2001年4月这个称号却被授给了福建省晋江市。温州鞋业商会立即赶往北京的“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轻联”)和“中国皮革工业协会”(“中皮协”),向主管行业管理机构陈述温州的鞋业规模、数量、档次、质量、品牌等,发起了公关攻势。4个月后,受“中轻联”指派,“中皮协”组织全国行业专家团到温州评审考核,专家组实地考察后,2001年9月“中轻联”及“中皮协”正式命名温州为“中国鞋都”。[21]

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和侵权行为也是维护商会成员共同利益的重要任务。烟具协会和五金商会在这方面首开先河,剃须刀协会、灯具商会、制笔协会、鞋机商会也相继采取措施。打火机行业在温州刚刚起步时,一种新产品出来,大家竟相仿冒、相互压价,最后都亏本。于是烟具协会出面制定行业公约,成立维权工作委员会,谁仿冒,就砸谁的模具、没收谁的产品、补偿给被侵权者。至2003年上半年烟具协会的维权活动涉及900多种产品。[22] 2001年11月温州五金商会成立了“锁具维权委员会”,通过了《锁具维权条例(公约)》。公约详细规定了维权条件、受理范围、维权期限、申报程序、维权委员会的职能、处置程序及处罚措施、收费标准、工作纪律和注意事项等,并规定每月10日举行产品维权会,发布维权公告。[23] 到2004年该维权委员会共受理维权案件298个、处理侵权行为18件[24],责成侵权企业停止生产和销售、销毁模具,对不听劝阻者登报公布,针对个别情节严重者,商会还配合政府有关部门予以经济处罚,直至吊销营业执照。2003年3月,一家锁具企业模仿了温州派力锁业公司已获行业维权的外观设计,五金商会锁具维权委员会没收了该公司3副模具和数万只产品,并在当地报纸刊登公告责令其停止侵权。[25] 维权不仅促进了行业的良性竞争,也树立了商会的权威,增强了商会的凝聚力。

三、商会与政府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

温州商会认为,要为会员企业服务,最有效的途径就是与政府合作,“成为政府最好的伙伴”。各地温州商会无一例外地恪守“不谈政治”的原则,“民间推动、政府承认(默认)、避免‘抗上’”[26]的合作方式成为官商之间的默契。

2001年,温州合成革商会成立,特地聘请温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思爱、温州市政协副主席郑朴、温州市龙湾区委书记陈笑华担任第一届理事会高级顾问,同时聘请温州市副市长冒康夫、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王运正、龙湾区区长殷乐人、瓯海区区长刘允南担任第一届理事会名誉会长。[27] 尽管这些官员多数只是挂个名号,并不实际参与商会事务,但对商会来说,则自然“官场有人好经商”了。

温州市政府在酝酿和制定涉及地方经济发展的重大决策前,都要与民间商会商讨。例如,2001年初,在制定服装产业发展规划的过程中,市政府召集服装商会的数十家企业老板多次座谈研讨,经反复磋商制定了温州服装行业发展“十五”规划。温州的民间商会则通过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会员企业的困难和要求,促使政府重视、支持和解决。

离开了商会,会员企业常常感到“人微言轻”;离开了政府,民间商会也常常无可奈何。一位商会负责人说:“我们不敢和政府‘顶’,企业更不敢;我们与税收、工商打交道,他们小则教育、重则处罚,我们不敢多说什么。[28]”因此温州民间商会对政府怀着复杂的心态,一方面它们希望利用政府为自己解决实际问题,特别是当这些问题超出商会能力之外时(如跨省、跨国的维权),另一方面它们又希望能摆脱政府对商会事务的直接干涉,维持民间性和独立性。

尽管温州商会以强大的民营经济和广泛的经营网络为基础,其影响力与运作方式在全国亦独树一帜,但它们仍然离不开政府的保护和支持。他们由于自己的经济实力而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乃至“特殊优待”,但其政治影响力却相当有限。鉴于现实状况,如果它们以政治诉求为首要目标,不仅政府会打压,会员企业出于现实考量也不会认同。可以说,至今为止,温州民间商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而且商会处于必须依靠政府的弱势一方。

【注释】
[1] 陈剩勇、马斌,“温州民间商会:民主的价值与民主发展的困境”,《开放时代》(广州),2004年第1期,第139页。
[2] 张祖,“解读温州模式”,《经营与管理》,2003年,第5期,第33至34页。
[3] 孟雷、种昂,“给商会权力”,《经济观察报》,2003年3月10日。
[4] 丁力,“温州鞋佬武汉显身手”,《中外鞋业》,2000年第2期,第107页。
[5] 王国珍,“温州市橡胶商会成立”,《中国橡胶》,2004年第18期,第18页。
[6] 叶正积,“温州家具商会行业,‘老大’当会长”,《中华工商时报》,2002年6月14日。
[7] 浙江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府研究室调研组,“中介组织与市场体制创新:温州民间商会的调查”,《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年第6期,第53至54页。
[8] 叶正积,“温州商会如何做大凝聚力”,《中华工商时报》,2002年6月21日。
[9] “温州服装商会体系解构图”,《经济》,2004年第9期。
[10] 王诗宗,“行业组织的存在基础和权力来源:对温州商会的社会合法性考察”,《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2期,第7页。
[11] 出处同注[8]。
[12] 余力、肖华,“解密温州商会”,《南方周末》,2004年4月15日。
[13] “后温州模式调查”(http://online.cri.com.cn/773/2003-2-10/)。
[14] 曹海东、张朋,“温州商会:第三力量的崛起”,《经济》,2004年第9期。
[15] 陈剩勇、马斌,“温州民间商会:一个制度分析学的视角”,《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第140页。
[16] “探访温州市烟具行业协会”(http://www.wzgcc.org/readnews),2004/09/15。
[17] “温州市服装商会外贸服装分会行业行规行约(草案)”(http://www.wzfashion.org/chinese/main/hghy.asp),2005/01/02。
[18] 秋风,“商会:经济新贵的聚合力量”,《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12月25日。
[19] 公春龙,“2004年温州市眼镜商会工作总结”(http://www.wenzhouglasses.com/shanghui/),2005/01/04。
[20] 郑作时、周大虎,“‘灭火’:中国入世第一案台前幕”,《南风窗》,2003年10月23日。
[21] 国彦兵、刘藏岩,“‘温州模式’的一个亮点:温州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企业经济》,2004年第8期,第122页。
[22] 出处同注[13]。
[23] 出处同注[15]。
[24] 出处同注[18]。
[25] 出处同注[13]。
[26] 出处同注[12]。
[27] “温州市合成革商会成立”,《中国皮革》,2001年第2期。
[28] 出处同注[15],第10至11页。

【参考文献】
陈剩勇、魏仲庆,“民间商会与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浙江温州民间商会的个案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9期。
杜亮,“杭州:一份关于民间商会的调研报告”,《中国企业家》,2002年第11期。
杜亮,“温州:民间商会的力量”,《中国企业家》,2002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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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光,“流动中的社会网络:温州人在巴黎和北京的行动方式”,《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3期。
余晖、贾西津、潘光军,“行业协会:为何难走到前台”,《中国改革》,2002年第6期。
张旭昆、秦诗立,“商会的激励机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当代中国研究
MCS 2006 Issu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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