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双百方针”和“反右”运动的再考察

程映虹
美国德拉华州立大学教授

一、“莫斯科中心论”和“中国联系”
二、“双百”方针对东欧的影响及中共对“匈牙利事件”的态度
三、“中国影响”在北越
四、中越两国当局知识分子政策的马鞍型同步演变
结论
【作者说明】
【注释】

1956和1957年的“非斯大林化”标志着冷战时期全球共产主义阵营的第一次严重危机,其间发生了很多重要事件。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上关于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报告震动了整个共产主义世界,在很多国家导致对共产党体制的挑战,特别突出的挑战是1956年底的“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其他东欧国家虽然基本上未发生由政治抗议引发的大规模暴力事件,但党内辩论和异议知识分子的声音还是非常普遍,同时也发生了工人罢工和学生罢课。在亚洲,中国知识分子对共产党体制的批评――尤其是在1957年春天的“整风运动”中的批评是众所周知的。在北越,知识分子直接向党国体制挑战,在1956年秋发起了“《人文》、《佳品》”运动,同时北越义安省农民发动了反抗越共“土改”和整个农村政策的武装暴动,在城市也发生工人和学生的骚乱。

值得注意的是,1956年11月,当苏联坦克开进布达佩斯镇压了匈牙利革命之后,整个苏联东欧的政治气氛发生了根本变化。但在中国,中共继续允许知识分子批评政府,这不但给苏联造成了压力,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了东欧党内改革派发出自己的声音。“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不久,北越政府镇压了义安省的农民暴动,用取缔报刊和发起批判压制了知识分子的异议;但到了1957年春,随着中共对知识分子批评的宽容和鼓励,越共的“反自由化”运动失去了势头,越南知识分子也恢复了对党的批评;直到1957年初秋,越共尾随中共发起了大规模“反右斗争”,结束了所谓的“自由化”。在东欧,中共的“反右”给了东欧一些党内改革派势力最后一击,“匈牙利事件”后残存的改革派人士最终在1958年初被清除,世界共产主义阵营的第一次大规模政治危机至此告终。

迄今为止,有关“反右”的研究基本以中国国内政治为主要背景,本文选择一个不同的角度,把中共的“双百方针”和“反右”运动放到国际共运的大环境中观察,着重分析1956年至1957年毛主义和“中国模式”在东欧和北越的影响。由此可以发现,中共的“双百方针”和“反右”运动之决策,不仅服务于国内政治目的,而且与中共的国际目标有重大关系;“双百方针”的提出,不单纯是为了“引蛇出洞”,也是中共在国际共运阵营里争夺领导地位的举措。如此才能充分认识“反右”运动的由来和毛主义的实质。

一、“莫斯科中心论”和“中国联系”

在叙述和分析“非斯大林化”或自由化运动时,人们常遵循“莫斯科中心论”。在这个模式的叙述中,处于边缘的社会主义国家最初对苏共批判斯大林的反应是震惊和困惑,但很快一些国家的党内外人士就利用这个机会发出那些通常不被允许的改革之声,由此出现了一场自由化运动。考虑到苏共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及一些重要事件的先后顺序,“莫斯科中心论”基本上符合历史真实,但有必要注意“莫斯科中心论”的一些盲点,其主要缺陷是,忽视和低估了那些并非起源于莫斯科的政治变化,这常常导致对一些复杂历史事件和对各国共产党之间相互关系理解的简单化。

“莫斯科中心论”还有一个重大缺陷,它强调在这场自由化运动当中受到挑战的主要是“斯大林模式”,却忽视了“毛泽东模式”实际上同样受到了挑战。在中国和北越,“土改”、“镇反”、“整风”、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对文学艺术创作的严酷控制,这些相似的政策与其说是“斯大林模式”的产物,还不如说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发明创造。这些做法通过思想、组织和人事方面的渠道至少对北越的共产党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1956年到1957年期间,这些毛主义的产物不但在中国“右派”的言论中,而且也在北越知识分子中受到了挑战。

今天回顾20世纪的国际共运史时很多人以为:“斯大林模式”(以农业集体化、工业化和党内清洗等为代表的建立极权主义体制的道路)在50年代中期受到了清算;而毛主义(以“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为代表的用“不断革命”来巩固和发展极权体制)的被批判始于70年代末,是“文革”的灾难性后果引导着人们开始否定毛主义,但毛主义关于“民主革命”和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很多政策还是“符合实际”的。这就是所谓毛泽东的“早年”和“晚年”之区别,也是其个人功过“三七开”的主要根据。然而,回顾1956年到1957年的历史,在国际共运阵营清算“斯大林模式”的同时,这个被“七分肯定”的毛主义实际上也受到了批判,尽管在程度和影响上与苏联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还不可同日而语。

本文从中共与北越党和一些东欧党的关系(中国联系)出发,考察共产党国家在50年代中期由“非斯大林化”引发的自由化,并强调“中国模式”或毛主义在这场政治巨变中的作用。这是一个至今被“莫斯科中心论”所忽视或低估的问题,即使是在信息自由的西方学术界也是如此。[1]

“中国联系”的内容非常复杂,它包含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中共的“土改”、“镇反”、“整风”,以及经过“延安整风”形成的知识分子政策和文艺政策, 这些对北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结果是北越在1956年到1957年间的“自由化”实际上不是反斯大林主义,而是针对这些毛主义的产物。但毛主义的这个侧面在东欧国家基本上未产生重要影响。第二方面是中共当时的“双百方针”、从1956年初到“反右”前宽松的知识分子政策以及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内存在人民内部矛盾等。这些政策客观上是对此前很多政策的修正,具有明显的“解冻”或“自由化”倾向,在实践中不但鼓励了中国知识分子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且启发、鼓励了东欧和北越党内的改革派和异议知识分子的活动。东欧把毛主义和“中共模式”的这个方面借用来作为对抗斯大林主义和苏共强权的意识形态武器。而在北越,异议知识分子则用毛主义和“中共模式”的这后一方面来对抗其前一方面。从这个意义上看,毛主义和“中国模式”在苏联镇压匈牙利革命后继续发挥着影响,直到中共发动“反右”运动为止。第三方面是毛主义和“中共模式”对其它国家共产党处理危机的方式之影响,包括毛泽东的“引蛇出洞”策略的国外应用以及对自由化运动最终的镇压。中共的“反右”给了东欧和北越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党内改革派以最后和致命的一击,从而宣告了斯大林死后共产党阵营内自由化运动的终结。

应该指出,毛主义或“中国模式”的这三个方面在具体政策倾向上虽然有重大甚至原则性差别,但在两个根本点上是相互联系且完全一致的。其一,在国内它们都是为了维护一党专政这个目标,不同的仅仅是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和途径。中共建政之初,还处于体制上的摸索阶段,尤其是在处理和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上更是如此,因此在一定阶段内表现出灵活性。那也是毛泽东掌权的26年中唯一的一次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控制上表现出灵活性的时期;其二,在国际上,它们都服务于在国际共运中推广“中国模式”和树立毛主义的地位这个总方针。在斯大林去世并受到批判、苏共领导地位受到“二十大”正反面影响的冲击的形势下,中共企图通过推广自己的模式来扩大它在国际共运中的影响、甚至和苏共平起平坐。

本文讨论的“中国联系”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其一是中共和东欧(一定程度上苏联也包括在内)从1955年到1958年初的关系;其二是中共和越共在相同历史时段内的关系。通过分析“中国联系”,不但可以看到一个“莫斯科中心论”无法解释的共产党国家政治变化的源头,而且可加深认识那个阶段的历史演变,进一步扩展分析的时间范围,比如,有必要将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报告之前和匈牙利革命被镇压之后的诸多事件也纳入研究。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和越南知识分子的抗争实际上是一种不同于波兰-匈牙利事件的政治抗议模式:波匈是有工人和市民大规模参与的政治暴力事件,特别是在匈牙利,政权更替成为公开诉求,知识分子最终被边缘化;而中越始终以知识分子的抗争为主,争取言论自由始终是主要诉求。

二、“双百”方针对东欧的影响及中共对“匈牙利事件”的态度

很多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在东欧事务中产生重大影响始于它在解决1956年10月和11月的东欧政治危机中。[2]当时莫斯科决定动用武力镇压波兰工人运动,中共反对,认为波兰问题主要是由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引起的,抵制了苏联所说的“西方阴谋论”;在匈牙利问题上,当苏联徘徊于镇压和放手之间时,中共先是持相似于对波兰问题的立场,但不久又变为催促苏联出兵镇压。近年披露的中方材料证明,从1956年10月下旬到11月初,中共和苏共之间的联系极为密切,中共积极参与了东欧问题的处理。

1、中共在波兰和匈牙利危机中的立场和参与过程

1956年10月,当瓦迪斯拉夫·哥穆尔卡在国内严重的政治危机中当选为波兰党的领导人之后,莫斯科认为他对苏联的态度暧昧,波兰局势可能失控,于是决定镇压。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于10月19日会见毛泽东,通报了苏联的立场。毛立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反对苏联干预波兰。毛于20日和21日两次召见尤金,通报了中方立场,凸显出北京的强硬。苏联方面于是邀请中共派高级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当面协商解决东欧危机的方案,中共立即派刘少奇和邓小平于23日赴苏。中共领导人到达苏联后,一直与苏共领导人保持密切联系,甚至列席了24日和26日苏共主席团会议。10月29日和30日是波匈事件的关键时刻。29日晚苏共领导人会见刘邓,说明波、匈局势大变,两国政府已要求苏联驻扎在这两国的军队立即撤出。刘邓说,波、匈问题虽然是由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引起的,但目前局面下苏军不宜立即撤回。这时中共代表团接到了毛泽东电话,毛主张苏联立即撤军,刘少奇马上改变主张,向苏方转达了毛的意见。次日,中共代表团接到了苏联派往匈牙利的副总理米高扬从现场发回的报告。报告称,随着苏军撤出,匈牙利已发生反革命杀人事件,匈政府和保安部队已瓦解。与此同时,中共也接到了驻匈牙利使馆和其他派出机构的相似报告。经过一天的讨论后,刘电告毛,认为匈牙利事件的“性质”已变,力主苏军镇压,得到毛的同意。不过毛说,最好再给反革命几天时间,让他们充分暴露,这是典型的毛方式。得到毛的同意后,中共代表团紧急约见苏共领导人,刘要苏联不要“放弃”匈牙利,邓小平则直截了当地要苏联军队返回布达佩斯,镇压“反革命”,夺回政权。但赫鲁晓夫说,苏联已错过了干预匈牙利的时机,现在苏军再返回布达佩斯,会被国际上看作是对外国的军事占领,所以苏联领导人决定不加干预。听到苏联领导人的这一决定,中方没有坚持。但11月1日晨,赫鲁晓夫前往飞机场,与即将启程的中共代表团举行紧急会谈,告知他们苏联又改变了方针,命令苏军开回布达佩斯(实际上在和中共代表团会面时,苏军坦克前晚已经开进了匈牙利首都)。[3]

中共方面的材料披露了苏共领导层在匈牙利危机中的动摇和犹豫,这可以在赫鲁晓夫自己的回忆中找到佐证。他说:“我不记得究竟有多少次我们在‘一举粉碎叛乱’还是抽身离开之间举棋不定。”[4]究竟中共在促使苏联下决心镇压上起了多大的作用,这是个很难判断的问题。但根据上面所引的中方材料,至少苏共领导人做决定时对中共的态度是非常重视的。至少可以说,中共对匈牙利事件在最后关头的强硬态度促成了苏联领导人下决心。11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支持苏联镇压,这是共产党阵营中最早对镇压表态的党报之一。1957年1月中旬,当匈牙利局势还很不稳定、面临巨大国际压力时,周恩来访问了布达佩斯,给了依靠苏联坦克建立的新政权极大的支持。

然而,中共在匈牙利问题上最后关头的强硬立场和后来对镇压的全力支持,其实只是中共当时对“非斯大林化”的立场的一个侧面。中共对“大国沙文主义”的批判,反对苏联企图出兵波兰,以及毛泽东在匈牙利事件的“性质”转变之前要求苏联撤兵,这些都说明中共在波匈问题或者更广泛的苏联东欧关系上有更复杂的立场。

2、“非斯大林化”使中共在国际共运阵营中崭露头角

如果扩展视野,考察“非斯大林化”的整个过程,特别是考察一些不太被重视的历史材料,就会发现中共立场和影响的另一面。如果用正统斯大林主义的标准来衡量,并把动机搁置一边,那么中共的一些政策无疑具有自由化倾向,从1955年起就在东欧国家的改革派领导人和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共鸣,其影响早于苏共“二十大”。在匈牙利革命被镇压后的半年多时间里,中共继续允许知识分子批评党和政府的政策,也仍然影响着东欧国家,直到“反右”运动开始。

有证据表明,中共对东欧国家的影响在斯大林死后不久就开始了。斯大林死后,苏联领导人由马林科夫为首发起了自称为“新路程”(New Course)的改革。在国内政策上,“新路程”主张适度减少对重工业的投资,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放松对主要日用消费品的价格控制,在政治生活上缓和政治镇压和恐怖;在对外政策上修正斯大林时期受到损害的与东欧各国共产党的关系,为斯大林时期各国党内一些受迫害和排斥的领导人恢复名誉和地位,尤其是恢复铁托的名誉(铁托于1948年被苏联操纵的“共产党情报局”开除,铁托被宣布为叛徒),赫鲁晓夫并于1955年5月访问了南斯拉夫。与后来苏共“二十大”造成的政治风暴相比,苏共的这些政策不过是和煦的微风,但它们确实起到了“解冻”被斯大林主义僵硬了的政治土壤的作用。

东欧党内的改革派也开始把这些政策引入本国的经济政策和党内生活中。为了从莫斯科的控制下得到更多的自治,一些东欧国家领导人转向北京寻求意识形态支持。它们的理由是,中国正处于同它们类似的发展阶段(从“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而苏联早已进入了社会主义的更高阶段。

东德是较早受苏联“新路程”政策影响的国家,东德党在1955年11月的全会上通过了按照“中国模式”对剩余的大型私人企业国有化的方案,对原业主提供相当于其资产50%的赎买金,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赎买而非全盘没收,允许原业主参与国有化后的管理(至少在原则上如此),这些都是中共革命有别于俄国模式之处。[5]1956年6月13日,东德党报Neu Zeit(《新时代报》)翻译并发表了中华全国工商联主席发表于《人民中国》上的文章“为什么我们资本家欢迎社会主义”,作为对东德私营企业主读者对“中国模式”之回应。该年9月,东德党刊Einheit(《团结》)翻译并发表了一篇中文文章,题目是“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新阶段”。同月,东德党总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应邀列席了中共“八大”,他回国后介绍中国情况时强调了中共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6]

波兰和匈牙利的共产党改革派领导人对中共的一些政策提法表现出更大的兴趣。例如,匈牙利原总理伊姆雷·纳吉对中共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7] 十分推崇。纳吉原来在斯大林时期受打击被下狱,“新路程”时期被平反和起用,1953年底担任总理,但不久又被党内以拉科西为首的斯大林主义者构陷,于1955年3月下台。下台后,纳吉感觉到政治气候会发生变化,于1955年底1956年初撰写了“为新路程辩护”的长篇文章,向党上书[8]。在这份匈牙利改革派共产党人的政治宣言中,对外政策这一章的标题是“国际关系的五项基本原则和我国外交政策的问题”,其主旨就是用中共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匈牙利的民族主权和从莫斯科的统治下独立的要求辩护,纳吉特别指出,它们的应用“必须被扩展到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之间。”[9]

苏共“二十大”后,随着斯大林主义受到公开批判,中共对东欧国家的吸引力不断增强。中共对自己的一些政策在东欧的反响以及苏联和东欧盟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心中有数的,对东欧国家斯大林主义领导人在“解冻”和苏共“二十大”后的困境也非常注意。为了扩大自己在国际共运中的影响,中共十分注意发展与东欧那些改革派人物的关系。

当时匈牙利外交部负责亚洲事务的雅诺什·拉凡伊(Janos Radvanyi)与中共驻匈牙利大使馆和大使郝德清的关系非常密切。据拉凡伊回忆,中共大使馆在匈牙利的党和政府机构内建立了非常有效的情报网,通过这个情报网,郝德清不但得知纳吉的上书,还通过在匈牙利党中央秘书处的关系得到了一份复制件。当苏联大使馆还在遵循过去的模式邀请“斯达哈诺夫工作者”(斯大林体制下的劳动模范)作客时,中共大使馆却对作家、艺术家、经济学家和记者的兴趣更大,常在大使馆用中国菜招待这些知识分子,他们当中有些人是匈牙利政府不信任的。郝和大使馆的其他高级人员以及新华社驻匈记者,常常外出考察匈牙利社会。当“裴多菲俱乐部”开始活动时,中共大使馆就通过自己的交换学生掌握其活动。这类活动在初期为中共了解匈牙利“非斯大林化”的进展提供了途径,在后期则为其判断匈牙利事件“性质”的转变提供了材料。[10]匈牙利事件之后,当匈牙利领导人再次访问中国时,毛泽东曾告诉他们,他当时每天都听取从中国大使馆和新华社发来的详细报告,这些报告帮助了中国领导人对匈牙利局势的转变作了正确而及时的判断。新华社驻布达佩斯记者为此获得嘉奖,大使郝德清后来也官运亨通。

1956年10月30日,苏联发表“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承认苏联在处理与“兄弟党”的关系中有过错误。这是苏联公开表示软弱和退让,其内部已决定不干预匈牙利危机。当时,毛泽东也主张苏联撤兵。11月1日中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响应苏共声明的文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苏联政府1956年10月30日宣言的声明”。该声明提到:“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同时又是以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团结在一起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就更应该建立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这种口吻表明,中共意识到这是历史给予它的向苏共领导权挑战的良机,所以它抓住机会明确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匈牙利知识分子正是从《人民日报》的这种表态中,判断中共站在他们一边。

然而形势瞬息万变,就在中共11月1日发表这项声明时,中共对匈牙利局势的判断已经改变(其间只差一到两天),苏共也决定出兵镇压。因此,《人民日报》刚唱完“和平共处”、“不干涉内政”的高调,两天后就发表社论,坚决支持苏联镇压匈牙利革命。显然,对视一党专政为生命线的中共而言,崇高的“五项原则”其实不过是个美丽的肥皂泡而已。

3、中共如何利用 “双百”方针在国际共运中赢得声望

195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双百方针”的文章,引起了东欧国家知识分子的强烈兴趣。该年9月,中共召开“八大”,所有东欧国家共产党都派出代表团列席,中共利用这个机会和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密切接触,发展关系,介绍“中国模式”。匈牙利代表团团长是改革派领导人雅诺什·卡达尔。他和纳吉一样,在斯大林时期被迫害,1954年恢复名誉并进入党的领导层,是苏共“二十大”后匈牙利乃至整个东欧阵营的政治明星。中共领导人对卡达尔非常感兴趣,毛、刘、周、邓等都会见了他并长时间谈话。10月1日,卡达尔再次带领匈牙利党政代表团参加北京的中共建政十周年庆祝活动。中共驻匈牙利大使郝德清抓住这个机会扩展中共在匈牙利的影响,他向匈牙利各界人士广泛散发了中共“八大”的材料,在匈牙利电台和报刊上介绍中共的方针,使得许多匈牙利知识分子认为,“双百方针”是中共诚心诚意实行的不同于斯大林主义的路线。11月初,当苏联军队开进布达佩斯时,很多匈牙利知识分子还误认为中共仍然站在他们一边。11月2日,匈牙利知识分子的刊物Irodalmi Ujsag(《文学报》)还写道:“西方和东方都站在我们一边。美国已经已经清楚地表达了对我们事业的信念,其他一些大国如中国和印度也是这样。”[11] 当苏军进入布达佩斯后,很多匈牙利知识分子根据他们过去对中共的印象,纷纷前往中共大使馆寻求庇护,但被中共大使馆拒绝。

虽然中共在最后关头全力支持苏联镇压匈牙利革命,但在国内政策上,“匈牙利事件”后中共不但未收回“双百”方针,而且毛泽东还在1957年2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表示出对民众当中的异议的某种容忍。1957年4月,中共甚至大力号召知识分子帮助党“整风”。中共在国内的这种放松控制和容忍自由化的政策,当时在一些东欧国家有相当的影响。

今天中国的不少研究者认为,1957年初春毛已决定“引蛇出洞”了。但那时东欧的知识分子和党内改革派对此毫无所知,对他们来说,中共在“匈牙利事件”后坚持“双百”方针、承认人民内部矛盾、鼓励知识分子批评党和政府,无疑是保护了“非斯大林化”的成果。所以,波匈事件后,一些东欧国家的改革派把中共看成是“非斯大林化”的“圣地麦加”,[12]中国成了暗夜中一座令他们向往的灯塔。

在东德,改革派领导人卡尔·施德万(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保罗·万德尔(书记处主管教育的书记)和容格·库辛斯基(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等人,纷纷称赞中共通过区分“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矛盾,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寻求和谐并鼓励对政府的批评。施德万说,中共真正懂得如何“创造性”地利用苏共“二十大”的方针。万德尔认为,中国是唯一的“把党和群众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当作头等大事的社会主义国家。库辛斯基公开号召在东德实行“双百方针”,说“让百花齐放,让它们表现出自己的色彩,因为每一朵花都用它们无数不同的色、香、形装点这个世界。这是对待科学家、作家和艺术家的真正进步的态度。”[13] 这些人的言行给东德党内保守派和斯大林主义分子造成了很大压力。总书记乌布利希原来对“中国模式”很推崇,“匈牙利事件”后他转向保守。1957年2月,针对党内要求实行“双百方针”的呼声,乌布利希回应说:”我们的主要问题不是让百花都放,而是有选择地允许那些正确的去放,栽培真正新的、有益的花,而对那些在鲜花的外表掩藏下的毒草绝不姑息。”[14]

在“波兰事件”中,苏联没有出兵,而是与改革派领导人达成妥协。改革派领导人哥穆尔卡在匈牙利事件后担任总书记,他企图在斯大林主义和改革之间保持一定的中间立场。1957年5月他在党的全会上说,波兰党怀着“深刻的同情”注视着中国的政策。他称赞中共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应用新的方法解决非对抗性矛盾”和“让百花齐放”,这些是“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中至今为止没有尝试过的”,因而是对“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15]一个星期后,波兰党的一份刊物发表的一篇呼吁移植“中国的百花”的文章表示:“人民内部矛盾――尽管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形式――在我国也存在。如果我们要通过说服和讨论的方法来解决这些矛盾,就必须同官僚机构作坚决斗争,改善国家机器,对政治和阶级盟友采用更灵活的政策。”[16]

4、 苏联东欧共产党保守势力对中共“双百”方针和“反右”的态度

自从中国提出“双百”方针后,莫斯科就抱怀疑、批评甚至焦虑的态度,尤其是在“匈牙利事件”之后。当中共决定公布“双百方针”时,陆定一受派遣前往苏联大使馆向苏方通报。这是根据中苏两党的约定,彼此有重要决定时尽量事先通知对方(尽管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时并未事先向中方通报)。据随行的陆定一秘书于光远回忆,苏联大使尤金听了陆定一的介绍后,找出列宁的一篇文章,意在用列宁当年对言论自由的禁止反对中共对公开批评的容忍。离开苏联使馆后,陆定一对于光远叹息道:“他们的教条主义真是根深蒂固!”[17]

波匈事件后,中共对自由化政策的坚持更加深了莫斯科的不安。1957年4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据参与会谈和接待的俄文翻译李越然回忆,伏罗希洛夫至少两次对毛泽东提出了对“双百”方针的不满,说他无法理解为什么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竟然被允许登载报纸上。他引了“匈牙利事件”作为自由化泛滥的后果来警告毛。毛的回答是:请放心,中国不是匈牙利,中共不想做“温室里的花朵”;如果反党分子想借机推翻共产党,他们只会落到暴露自己的下场。[18]

赫鲁晓夫下台后所写的回忆录里提到了苏联领导人对中共自由化政策和报刊上大张旗鼓地宣传“双百方针”的反感。他说,中国人“很会提出一些动听的说法”,他们“很会掌握提出正确口号的时机”。回忆中共的方针在苏联所造成的影响时,他写道:“我们自己的宣传干部问我应该怎样对中共的方针作出回应。‘我们的读者在报纸上看到中国正在进行的新运动,’他们说,‘这个百花运动已经潜入到苏联社会中了’。我们于是指示自己的报刊编辑和宣传干部不再报导这方面的内容,也不加评论。我们的立场是,中国的百花运动是中国为自己的内部需要而提出的口号,不适用于苏联社会。我们避免对这个方针作直接的批评,但我们也不表示支持……任何农民都知道什么样的花应该栽培,什么样的东西必须铲除。一些作物能结果,但味道苦涩,对健康有害无益,而另外一些则会疯长以至与窒息那些邻近作物的根茎。”[19]

赫鲁晓夫当时已经因“非斯大林化”而陷入麻烦,他当然不想为任何进一步的自由化政策付出更大的政治代价,虽然他理解毛不过是为了让那些坏分子暴露自己而“引诱人们说出他们真实的想法”而已。赫鲁晓夫也拒绝了毛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中存在人民内部矛盾的观点,尽管这个观点已在东欧国家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1956年6月2日,当中国正处于“反右”前夜时,赫鲁晓夫接受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采访。当问到他对北京提出的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在人民和领袖之间存在矛盾”的看法时,赫鲁晓夫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我们相信我们没有任何这一类的矛盾”。 [20]

1956年匈牙利曾受到中共很大的影响,匈牙利事件后上台的党的新领导层对中共“反右”前的路线和口号仍然心有余悸。1957年5月,就在中共极力鼓动知识分子向党提意见的时候,匈牙利党的刊物发表文章,总结历史教训,警告那些眼睛看着中国、心里想着在匈牙利实行“双百方针”的人。文章说:“近几个月中国――尤其是在文学、科学和艺术界――广泛开展的‘让每朵花都开放’运动正在匈牙利引起越来越大的兴趣……当这个运动刚刚开始时,曾经受到它导致思想自由化和压制马克思主义的指责……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知识分子非常了解,他知道他们的大多数是忠于社会主义的,所以他为‘百花’的口号辩护……在经历了过去的那场悲剧之后(指半年前的匈牙利革命――本文作者注),我们现在也许最好是对在匈牙利实行中国的方法保持警惕”。[21]

莫斯科对中国政策的警告、反对和禁止传播的背后有两个担心。其一是本国和东欧的政治稳定;其二是对中共借机在国际共运中向苏联的领导地位提出挑战,尤其是在莫斯科的政治威信受到“非斯大林化”和波匈事件损害的时候。周恩来在1957年初访问莫斯科时,在“双百方针”问题上受到很大压力,他利用在莫斯科大学接受名誉学位的机会公开表明了中共的态度。他说:“为了推动文学和艺术的发展,我们中国提出了‘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方针。当然,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发展和丰富社会主义文化,而决不是为了取消或者削弱社会主义文化,列宁从来也没有放松过对腐朽的资产阶级文化的尖锐批判。”[22]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苏联及东欧共产党保守势力的这种忧虑很快就释然了。1957年6月初,毛终于发起了“反右”运动,苏联及东欧国家的保守派松了一口气。东德党刊Neues Deutschland(《新德意志报》)的记者于7月12日从北京发回报道说:“这次运动的主要对象是‘右派’……现在那些过去站在‘右派’立场上的人都暴露无遗了”。半年后,乌布利希在东德党内发起“反对修正主义分子”运动,清除了支持自由化的领导人施德万、万德尔、佛雷德·奥森纳(政治局成员、意识形态工作领导人)和其他一些同情者,很多鼓吹在东德实行“百花”方针的知识分子也遭到清算。

三、“中国影响”在北越

与对东欧的影响相比,中共对越南的影响发生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里,能看到的材料也丰富得多。如果说中共对东欧国家的影响始于斯大林死后,而且受到苏联影响的限制,那么中共和越共之间历史上的关系要密切得多,甚至可以追述到20年代。

1、中共和北越共产党的紧密关系

胡志明和其他越南共产主义者曾经在“第三国际”指导下加入过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抗战结束后,很多加入中共的越南共产党人和军人回到越南北部,开展了抗法斗争。1949年中共革命的胜利为越南革命提供了直接支持,中共向越南提供了大量的顾问和物资,中共革命的模式对越共也有深刻影响。1951年3月的越共第二次代表大会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列作为党的指导方针,毛的像片也与马恩列斯并列;“中国模式”的“民族民主革命”和“人民民主专政”被确定为越南当时和未来的革命目标,“民族统一战线”也被称为动员各种力量――尤其是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实现革命目标的主要手段。此外,历史上越南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儒家思想和中国文化典籍一直是越南知识分子学习的对象,使用中文的能力是衡量一个知识分子文化教养的标志。因此,很多越南知识分子可以从中文材料中了解外部尤其是北方邻国的情况。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北越的“非斯大林化”和自由化与中共的关联远比与苏共的关联密切。东欧国家当时照搬“斯大林模式”造成的主要问题是过度强调重工业,缺乏日用品和农产品,斯大林时期党内清洗留下的案件和积怨,秘密警察的恐怖统治,最重要的是莫斯科的太上皇地位。需要指出的是,中共在批判“斯大林模式”给东欧国家带来种种严重问题的同时,对自己的模式在北越所造成的问题从来讳莫如深。在中共正式公布或间接透露的有关中越关系的文件资料中,充斥着中共如何在军事、经济、外交和人员上对北越的援助,但闭口不谈北越在50年代上半期如何照搬中共的“土改”、“思想改造”(“延安整风”)以及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这三大政策,给北越社会带来严重破坏的情况。

2、中共农村政策在北越的影响

北越在1946年到1953年的抗法战争期间,对其控制区的地主富农基本上是实行“减租减息”,同时没收法国地主和依附法国殖民当局的越南地主的土地,这是中共抗日时期土地政策的翻版。早在1949年,中共就开始催促越共按照中共模式实行“土改”,但胡志明和其他一些越共领导人以越南情况和中国不一样为由拖延抵制。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因此认为胡志明不愿按中共模式实行“土改”,在农村阶级斗争问题上表现暧昧。刘少奇在1963年一次反修正主义的内部报告中,以“老子党”自居,指名道姓地说,胡志明“这位同志历来右倾。我们建议搞土改,他不搞……后来把他搞到莫斯科去,我跟斯大林一说,斯大林把他臭骂一顿。他才下决心搞土改”。刘少奇提到的胡志明的那次莫斯科之行发生在1949年7月。

从1953年开始,随着对法战争的节节胜利,北越党加快了社会改造的步伐,开展了“土地改革”。当时北越党关于“土改”的宣传提纲中特别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革命在抗战时期(即民族革命)一直坚持了“减租减息”,而现在北越也还处于相同的历史阶段(仍在和法国殖民军作战),为什么却要实行中国在下一个阶段才实行的“土改呢”?越共中央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中国当时由延安和重庆两个政权组成民族统一战线,后者代表地主利益;而北越的情况不是这样,除了法国殖民者就是在西贡的保大傀儡政权,所以实行“土改”是有条件的。换言之,在北越,无人保护地主的利益,所以即使在“民族革命”时期也可以将他们打倒。

中共的顾问参加和指导了北越很多地方的“土改”,介绍了中共“土改”中“斗地主”的经验,比如在农村里划分阶级路线、用各种手段煽动对“地富”的仇恨、甚至用地痞和流氓充当打手等。越共干部在参加“土改”前都必须专门学习中共的“土改”政策和经验。直接领导这次“土改”的长征从1941年起就担任总书记,在越共领导人中地位仅次于胡志明。他受中共影响很深,不但把“土改”看成是在越南照搬“中国模式”的最重要部分,而且看成是他个人对北越革命最大的贡献,甚至有时把派往地方的“土改”工作队称为“我的”干部。

在全面“土改”之前,北越劳动党于1953年春节在农村发动了一场恐怖运动,为即将到来的“土改”铺平道路。这场运动以北越党中央的一道命令开始,名义上是打击那些没按照规定交纳农业和商业税的富户,但实际上几乎波及全体农民。运动开始后,干部组成工作组,带着棍棒、绳索和武器下乡,对那些未完成上交税收的农民严刑逼问,强迫他们交代逃税的后台和同伙,以及逃税的政治目的。使用的刑法包括在头颈上吊石块,用绳索拴住手或脚吊起来等等。这场运动很快就产生了滚雪球效应,把越来越多的农民卷进去成为受害者。后来运动失控了,逃税与否已不再受到关注,揪出反革命和镇压反革命成了主要口号。在很多地方,工作组和党的干部都只在幕后操纵,甚至原先被依靠的“贫苦农民”也遭到排斥,前台则由乡村的破落户和痞子主导。恐怖笼罩了越北农村,很多党员干部由于其家庭背景和对运动的抵制也成为牺牲品,甚至一个回乡探亲的北越政府部长也被当作逃税户而关押,结果夫妇双双不堪忍受折磨而自杀。当时有数万人被关押,直到1956年北越党被迫“纠错”时才被释放。

越北农村的这场恐怖延续了两个星期,有研究者认为,平均每个村有4到5人死亡。1953年2月底胡志明发表了讲话,对两个星期来农村运动的失控表示遗憾,向农民道歉,但并未否定整个运动。“群众的义愤”和“群众自发的行动”被党用来为恐怖和暴力辩护,“群众永远是正确的”、“群众可以自己领导自己”等口号也被用来在原则上肯定这场运动。这些实际上都是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观点。党取得对农村基层的控制权后,收集了那些抵制运动、参加运动不力或企图保护自己在农村的亲戚的党员干部名单,然后把他们全部送进“再教育营”,直到1956年夏天才在“纠错”运动中和那些被捕者一起释放。这场“反逃税”运动所造成的后果是,在北越农村造成了恐怖气氛和对党的绝对服从,为几个月后“土改”的全面展开铺平了道路。

北越的“土改”从1953年底国会通过“土地改革法”开始,到1956年底结束。在这场“土改”中,大量中农和富农被划为“地主”而受到打击,甚至被送上“人民法庭”乃至枪决。同时,越共还对“土改”对象的家属实行“社会隔离”政策,不允许这些家属与外界有任何联系,导致大批妇女儿童在家中饿死。这实际上是党的“消灭地富”政策的组成部分。在党内,很多反对这种“土改”政策的原“老区”党员干部受到积极贯彻新政策的外来干部的打击、惩处甚至杀害。

3、北越的“整风”和“思想改造运动”

“整风”的越南文发音为Chinh Huan。北越“整风”的历史背景和中共的“延安整风”类似,都是对参加民族民主革命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不信任,要从改造人性入手建立高度统一的极权政党。很多参加过“延安整风”的北越共产党人回国后,把他们在中共那里学到的经验介绍过去。这场针对党内外知识分子和干部的“整风”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是毛泽东“延安整风”的翻版。按照台湾学者陈永发对50年代早期中共思想改造政策的简明概括,“中共的思想改造主要籍由两个方式:一是邀请知识分子参加土地革命,一是成立各种学习班或办理各种政治学习”。这两个方式在北越的“思想改造”运动中都被采用。

从1951年开始,“整风”运动在越北地区大规模展开,延续了几年。这两场运动波及北越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甚至那些在武装和地下斗争中证明了自己对党的政治忠诚的知识分子,也被强迫送进与外界隔离的学习班和特殊学校,经受系统的强化的思想改造。很多人不堪忍受压力和折磨而自杀,所以后来连剃须刀都被没收,在电力紧张的情况下,“思想改造学习班”的灯火昼夜通明,对被改造者严加监视。从1953年到1956年,大批北越知识分子被安排参加“土改”工作队,参与了农村人口“成分”调查、政策宣传和撰写通讯报导等工作,要求他们在此过程中既改造农村,也改造自己。

很多中国读者都知道,有一个叫洪水(原名阮山)的北越共产党人,参加过中共的长征和“延安整风”,曾任八路军的高级将领。他1948年回到北越,以少将军衔担任第四军区司令。他根据参加“延安整风”和解放战争期间“整军”的经验写了小册子,建议越共实行“三整”(整党、整干、整军)。由于洪水主张毛式“自力更生”,在军事方针和争取中共援助上与胡志明、武元甲等北越党、军领导人有矛盾,洪水后来回到了中国,他的“整风”建议没有马上在北越实行。但1951年以后,越共在中共顾问的参与下还是发起了“整风”运动。洪水的建议说明,中共“延安整风”模式在北越党政干部中早就产生了影响并形成了接受这种模式的土壤。

中共对越共的影响不仅表现为北越的“整风”中大量使用了中共的“整风”文献,而且“延安整风”与后来历次政治运动中采用的很多做法也有其越南版本。例如“硬戴帽子”,即不管受审查者如何否认,他必须承认他从未犯过的罪行,丝毫没有自我辩护的机会;还有“车轮战”,即连续多个昼夜对受审查者进行盘根究底的逼问,涉及到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直到受审者心理崩溃。北越“整风”中的另一个常用手段是“连环套”式的追究“反革命”动机。有这样一个案例,一位教师被怀疑为“反革命”,于是他的学生对他使用了这种方法,将他定为“反革命”。其过程是:你给了某学生一个他不应得的高分,我们就此认为:一,你以此在我们之间制造矛盾;二,有了这种矛盾学生就相互争吵;三,他们从此就不再进步;四,他们甚至会认为现在的教育制度不如法国殖民统治下的学校;五,他们会进而认为今不如昔,现在的整个制度不如法国殖民时期;六,所以用一个不符合实际的成绩,你就达到了为殖民统治者服务的目的;七,可以得出结论,你就是法国殖民主义和美帝国主义的走狗。[23]

在中共的“思想改造”中,认“罪”者常常在公开场合痛哭流涕表示自己的悔“罪”;在北越,这种方式演变为一种集体性的悔罪和施加压力的手段。在“思想改造”会议上,听取“悔罪”者认罪的人常常集体痛哭流涕,表示他们没有听从“胡伯伯”和“毛伯伯”的教导,让这个人犯了罪;或者是集体到一个还拒绝认“罪”的人那里,在他的门口大声哭泣,用这种方法逼他就范。这种方法在很多地方,尤其是集中了未成年“思想改造”对象的学校里,造成精神失常。

需要说明的是,在国际共运中,北越只不过是受中共“延安整风”模式影响的一个事例。马来西亚共产党在60年代也曾多次发动“整风”,让党员轮流去“学习班”,由一些从中国回来的干部介绍“整风”经验。毛泽东的“整顿党的作风”、“反对自由主义”等被作为马共的“整风”文献,每个人都要“活学活用,敢于在自己灵魂深处闹革命,把自己的肮脏卑鄙思想挖出来消毒,让自己放下包袱,轻装前进”。[24]马共内部在60年代末还发生了“肃反扩大化”的情形,大批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被杀害。[25]马共1989年放弃武装斗争重返社会时,大量受害者的家属前往马共营区追寻亲人下落,马共不得不专门发出文件,为这些受害者“平反”,追认其为“烈士”,并给每个受害者家属800美元的赔偿。

4、北越对知识分子的管理控制

和中国一样,北越共产党的革命吸引了大量怀抱民族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文学艺术家,他们在民族主义革命中非常活跃。如果说中国知识分子很难找到第三条道路的话,越南知识分子更是如此,因为越南除了法国殖民当局就是保大傀儡政权,而中国毕竟还有一个独立的国民党民族主义政权在与共产党争夺知识分子,还有大量的城市供独立知识分子活动。而民族主义意识强烈的越南知识分子在政治上除了北越共产党以外没有别的政治势力可以选择,除了前往北越根据地以外也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让他们作为民族主义知识分子而生存。这些参加抵抗法国殖民主义的知识分子被称为“抵抗知识分子”,很多人长期在森林中生活,与“越盟”(越共在抗法时期的名称)的干部战士一样落下了一身疾病。

如果说中共在革命中曾面临如何改造大量知识分子这个问题的话,那么在北越这个问题就更加尖锐。很多越南知识分子其实对以毛主义为模式建立的北越政权有反感,但在民族主义的两难处境中他们往往选择了前往北方、加入革命。北越50年代中期“自由化”的代表人物潘魁[26]曾对这种两难处境和无可奈何的选择有过一个比喻。他招待客人喝咖啡时,由于“越盟”控制的越南北部地区没有可以直接融于咖啡的白糖,潘魁就让客人嚼一些土产粗糖。他说:“这些土产粗糖代表爱国主义,它可以冲淡咖啡的苦味,而这种苦味就象党的领导。有了这种土产粗糖,我们就可以在忍受咖啡苦味的同时欣赏它的芬芳,因为这种芬芳就是我们知识分子的尊严。”还有一些知识分子把自己比作越共的“小老婆”,其含意是,不论你如何忠心耿耿,越共也永远不会“明媒正娶”,改变你的“身份”。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忍受不了“越盟”的控制和改造,于40年代末50年代初离开越南北方的“越盟”控制区,回到了越南南方。

为了控制和改造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北越实行了军事化管理,所有参加反法民族主义斗争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都归北越军队的总政治部管辖(北越政府一直到1955年2月才建立起文化部),接受军事纪律的制裁。北越军队总政治部完全是仿照中共军队的模式建立的,很多越共军队政治干部在中共军队中受过训练,受党的委派监督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工作。在总政治部下有一个军队文艺工作处负责具体事务。北越也有模仿中共的文化艺术工作者联盟(文联),但其权威无法和军队总政治部对文艺的控制相比。当时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甚至就住在军营里,受军事纪律的约束,外出要象士兵一样向上级申请离营证,社交对象也要由军队党组织批准。

在文艺思想上,与毛泽东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统一党的文艺方针一样,北越也把知识分子和文化艺术创作严格限制在为党的政治目的服务的范围。北越党的主席胡志明提出了“文化抗战化、抗战文化化”的口号,把文化完全看作是抗战的一条战线。北越党的总书记长征在1948年7月的第二届文化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作了“马克思主义和越南文化”的报告。他明确指出,西方文化中为艺术而艺术的腐朽倾向在北越革命中是不允许的,艺术必须为政治服务。这个报告后来成为北越文化工作的指南。北越党也有一个类似于中共文艺领导人周扬的角色,即中央委员、诗人素友(To Huu),他在1949年就提出,必须从文化领域中彻底清除旧社会的全部遗迹,要让艺术与政治结合,让作品的政治内容决定艺术形式,文艺工作者必须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指导创作。在越共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文艺家都首当其冲。

5、北越知识分子的异议思潮

和中国一样,正是在这些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共产党体制下最初的异议思潮。法国长期的殖民统治使越南知识分子能够接触到西方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人权观念,就像世界近代史上很多非西方民族从殖民统治下了解并接受这些思想一样。而中国儒家人文主义和精英文化的熏陶,使他们难以接受共产党革命中的暴力和粗俗。越南知识分子对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的历史非常熟悉。越共也利用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比中共在抗战结束前后对美国制度的赞美有过之无不及。抗日战争结束前,胡志明和武元甲等人不但热情接待空降到越北游击区的美国战略情报局人员,表示未来的越南要和美国建立亲密关系,而且多次向美国国务院发电报,表示越共的运动完全是民族民主性质的。1945年9月2日,胡志明在河内巴亭广场宣读的“越南独立宣言”中,第一段就完全引用了“美国独立宣言”的第二段,即那些“不言而喻”的基本人权(人人生而平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以及人民主权),并称这些是“不朽的原则”。胡志明还引用了“法国人权宣言”中的一段。《越南独立宣言》的主要部分列举了法国在越南的殖民统治如何公然无视这些普世性原则,践踏越南的人权和民族权利。如果把这些段落与“美国独立宣言”相对照,可以发现它们在结构上几乎是对称的,语言上也十分相近。不但如此,“越南独立宣言”的结尾和“美国独立宣言”也几乎完全相同。胡志明和“越盟”如此做的政治目的是向美国表示,越共的革命是受自由、民主、人权的意识形态的鼓舞,并非共产党革命,从而希望美国能支持他们在日本战败后防止法国殖民统治卷土重来。

据Kim N. B. Ninh的研究,北越党和知识分子间的分歧早在40年代末就开始了,但一直没有凸显出来。[27]北越共产党1954年从法国殖民统治下独立,结束了武装斗争,进入城市,并建立了国家政权。城市生活助长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情绪。[28]恰逢“非斯大林化”浪潮在各共产党国家蔓延,北越知识分子从1955年2月开始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当时,军队中大约30名作家和艺术家联名向中央委员会上书,要求废除军队总政治部对文化艺术工作的领导。这份上书的内容包括:“一,把对艺术和文学的领导权还给艺术家和文学家;二,在军队组织范围内建立作家和艺术家协会;三,废除现存的对文艺工作的军事化管理。”[29]领导这场上书运动的是年轻诗人和小说家陈寅。参加上书的有诗人黄琴(当时是越军总政治部文艺部的营级干部)、音乐家子朴等。在上书的同时,陈寅带领大约20名文艺家面见军队总政治部主任阮志清,提出3项保障艺术创作自由的要求。阮志清拒绝了这次请愿,当面斥责这些人受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侵袭。这些知识分子本来以为他们参加革命的经历已经使党相信自己的忠诚,这次请愿的失败使他们大受挫折,为以后向党发出更激烈的挑战埋下了伏笔。

陈寅领导的上书和请愿是斯大林死后共产党国家中文艺领域“解冻”呼声的一部分。这种呼声政治上要求放松对文学艺术家的控制,艺术上要求解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即只准从正面表现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统治)的束缚,是知识界自由化运动的先声。一些北越文化界和知识分子的研究者认为:陈寅的活动与中国的“胡风事件”[30]有关;当胡风对中共文艺界领导人提出挑战时,陈寅正由越军总政治部派往中国,撰写反映“奠边府大捷”[31]的剧本,他在中国期间无疑对当时中国文艺界人士中议论纷纷的胡风观点有相当了解。和大多数参加革命的越南年轻知识分子一样,陈寅是在对日抗战结束时参加革命并开始创作活动的,1948年入党。在40年代下半期,他就表现出反对官方文艺政策――即胡风所反对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塑造模式化英雄人物的倾向。陈寅1951年参加过“整风”,是北越文化界中最早的一批接受中共“整风”方法的人,他对毛主义的一套和中共文化艺术界的情况非常熟悉,在北越文艺界同侪中有“中国大师”之称。陈寅和胡风在文艺思想和对官方文艺权威的态度方面非常相似,可以说是在相同的政治控制和文艺政策下一对孪生的异议分子。他1954年前往中国时,越共按惯例由总政治部派一位政工干部伴随陈寅,对他的创作活动横加干预,陈寅不久就与这位干部发生冲突。回国后在发起向阮志清请愿的同时,他发表了长篇小说“前仆后继”,他没有按照官方教条把战士的形像拔高,而是尽量使用现实主义的手法。与此同时他还发表了一篇文章,严厉批评和讽刺了越共文艺界权威人物、越共中央委员素友新出版的一本诗集。官方认为素友的这本书贯彻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文艺创作的样板。而陈寅在他的文章中不但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直接提出质疑,而且提出了“百家”的概念。他批判党的文艺机构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教条下规定写什么和怎么写:“为什么没有人去写政府机构?为什么没有人去表现爱情?为什么只准写工人农民出身的人物?现实主义应该鼓励形式和内容上的百家争鸣。”[32]

“百家争鸣”作为学术研究上的指导方针,是毛泽东1953年应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历史研究委员会主任陈伯达的要求,就郭沫若和范文澜之间在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上的争论所写的题词。这个说法不久就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传播开来,后来又成了“双百”政策的一部分。陈寅关于“百家争鸣”的提法是否与他在中国的经历有关?作为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越南知识分子,他有可能知道“百家争鸣”的典故。但更可能是他不久前在中国时对这个原则留下了深刻印象并受到鼓舞。

陈寅的上述言行可以看成是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下越南知识分子的大胆发泄。研究越南1950到1960年代党与知识分子关系的Ninh指出:“很明显,中国进行的对胡风集团的猛烈批判提高了越南党的警觉。”[33]随着中共开展“反胡风”运动, 1955年5月,陈寅被北越共产党“劝告”退党。1956年初,他又被送进“土改”工作队强化“思想改造”。不久,胡风被中共逮捕,1956年2月越共也逮捕了陈寅。一个参与决定逮捕陈寅的越共高级干部认为:“中国有一个胡风,我们很可能也有一个”。[34]在北越1956年9月30日出版的《人文》杂志上,刊登了一幅讽刺党的文艺界领导在越南抓“胡风”的政治漫画。这幅漫画的画面上,越共管理文艺工作的领导人之一怀青左手拿着胡风的书,右手把拿着反映“奠边府大捷”作品的陈寅当胸抓住。漫画里有这样的文字说明:怀青说,“同志们,这就是胡风本人!”陈寅说,“亲爱的同志和领导,我发誓我的名字叫陈寅。如果你们不信,可以去查我的出生证明。”[35]

6、“非斯大林化”和“双百”方针在北越引起的反响

陈寅被捕后不久,苏共在1956年2月举行了“二十大”,4月派遣米高扬去北京和河内通报“非斯大林化”的新政策。苏共的变化给越共带来了震动,它不得不重新考虑与知识分子的关系。米高扬访问河内后,越共以逮捕陈寅的决定未经高层批准为由将他释放(陈寅曾经在狱中自杀未遂)。5月,中共宣布实行“双百方针”,这立即激起了北越知识分子的共鸣。著名哲学家、新建的越南国立大学历史系主任陈德草立即安排人翻译了陆定一的讲话,准备在北越发表。陈德草在法国获得学位,用法文出版过研究现象学的著作,在西方哲学界很有影响。他于50年代初放弃在西方学术界的发展回到越南,参加了越共领导的反法斗争。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为了表示和自己的过去一刀两断,缩短与参加过武装斗争的越共成员的距离,陈德草曾故意不用蚊帐睡在森林里,让蚊虫叮咬,患上了疟疾,这是很多游击队员的常见病,几乎成了参加革命的标志。 [36]

据Bernard B. Fall的研究,北越党最初力图限制苏共“二十大”“非斯大林化”和中共“双百方针”造成的影响,但北越知识分子不久就冲破了上层的限制,引发了1956年夏秋的异议浪潮。[37]在自由化运动的初期,北越知识分子主要是讨论创作自由以及党对文艺的领导,但也涉及其他问题。8月1日到18日,越共被迫让文艺工作者举行了“第一届越南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北越原有中国模式的“文联”,但从未开过代表大会),议题是学习苏共“二十大”文件和中共的新文化政策,结果会议通过了要求党中央修改文艺政策的5项要求,包括立即翻译中共有关“百花齐放”政策的文件。[38]1956年7月底8月初,河内市议会举行会议时,与会代表也对越共各方面的政策(从食品短缺到税收)提出了严厉批评。

在国际国内形势下,越共被迫就40年代末以来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作总结和反省,于1956年8月底宣布采用新知识分子政策。这些新政策是:“一,最广泛地团结和动员知识分子的力量,完成新时期的革命任务;二,根据知识分子的能力使用他们并信任他们;三,在国家能够承担的基础上,保证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给予他们应得的报酬;四,继续帮助旧知识分子了解革命思想,训练新知识分子,不断地扩展他们的知识,扩充他们的队伍。”[39]在主要内容甚至措辞上,越共的这些政策与同期中共的政策惊人地相似。周恩来在1956年1月所作的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曾宣布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当前的问题不是知识分子是否应该信任,而是如何合理地充分地让他们发挥自己的专长,如何向他们提供更好的工作条件,如何在国家经济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保障和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准。周恩来的报告在北越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中有相当影响。越共中央党校的编译机构1956年11月翻译了周恩来报告以及陆定一关于“双百方针”报告,供内部传阅。由于很多越南知识分子都能直接阅读中文,所以中共文献在北越知识分子中的实际流传要早于越南文本的出版 [40]。

在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同时,越共派人前往中国考察“百花齐放”。到1956年秋天,随着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激化,共产党国家的异议浪潮不断高涨,越共中央开始全面修正政治经济政策,于9月初召开了“十中全会”,由于争论激烈,会议一直开到10月底。党中央于10月29日发表全会公报,承认在“土地改革”和其他方面犯了严重错误,绝大多数在“镇压逃税”运动和“土改”中被捕的干部、知识分子和农民被平反和释放。越共总书记长征成为替罪羊,引咎辞职,由主席胡志明代理总书记。直接主持“土改”的政治局委员黎范龙被贬为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胡越杭则被贬为普通党员。越南通讯社1959年10月29日的报道披露了越共在“土改”中的一些“严重的错误”,包括依靠坏分子不分青红皂白地选择斗争对象,“大量贫农和雇农受到打击,许多中农受损害,富农几乎全被划为地主”。越共党报《人民报》1956年11月1日的报道中也提到,“土改”中“很多地区用刑讯逼供,用伪造的文件将无辜党员干部和群众送进监狱”。不久黎笋从越南南方的党组织调到北方担任党的总书记。这一调动表明,北越党组织的错误已严重到要由向来处于被领导地位的南方党组织来帮助纠正的地步。此后,在黎笋的领导下,越共开始逐步摆脱中共的影响。 [41]

“十中全会”之后,越共随即开展了针对“土改”和知识分子问题的“纠错”运动。河内电台10月30日广播说,“十中全会”后,党的首要任务是民主化和改善人民生活,而过去一直列于首位的民族统一此时移到了第三位。[42]越共还召开了“700人大会”,传达中央全会精神。会上由军事领导人武元甲作报告解释中央的新政策。武元甲被认为和中共关系不深,与洪水在学习中国经验上有矛盾,在领导“奠边府战役”中曾经不理会中共的军事顾问,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比较开明温和。北越党选择他在这个时刻作报告显然是一种姿态。此外,越共主管文艺的素友和阮庭氏公开承认,犯了压制知识分子自由创作的错误,主持审查和逮捕陈寅的怀青发表文章说,他把陈寅定为“反革命”是毫无根据和完全错误的。

当时的北越驻华大使黄文欢曾回国参加1956年9月到10月的全会,并在会上被提拔进政治局。当他回到北京后,周恩来专门召见他询问北越“土改”中的错误是否与中共顾问团有关。黄文欢回答说,中国经验都是好的,错误是越南人自己犯的。这很明显是政治套话。[43]周恩来如此关心越共的“纠错”,显然是因为中共对北越党揭露出来的问题深感震动。

近年来中国学者开始对北越1957年的“纠错”运动作有限的介绍。如周新城主编的《越南、古巴社会主义现状与前景》一书,在肯定了“土改”中“贫困农民通过向地主阶级展开暴风骤雨般的斗争”分到土地的“成就”时也说:“到1956年夏季,越共发现土改中在镇压敌人、整顿组织、划阶级成分方面犯有严重错误,即扩大了打击面,错划了一些人为地主、富农,把在革命战争时期以‘白皮红心’面目参加革命的人,错打成阶级异己分子、钻进革命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于是开始纠偏,到1957年底结束。负责土改工作的越共中央总书记长征引咎辞职。”[44]这段文字对越共搬用中国模式造成的“错误”之后果介绍得极其有限,不但回避了中共对越南“土改”中“错误”的责任问题,而且对当时共产党国家中自由化运动和反斯大林主义的大背景促使越共“纠偏”这一点只字不提。

7、北越知识界自由化的高潮:《人文》、《佳品》运动

从1956年8月到11月,北越知识分子发起了“《人文》《佳品》”运动。这个运动主要以一批突然涌现出来的出版物为中坚,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人文》和《佳品》。《人文》是一份公开的政治性周刊,其刊名意指“人文主义”,但也包含中国儒家在文学和哲学的陶冶中修养人性之意。从1956年9月到11月,这份杂志只出版了5期,但刊登了大量尖锐的文章。《佳品》[45]则是具政治倾向的文学刊物。除了这两份最重要的刊物外,还有《百花》、《新地》[46]、《说真话》、《创造》、《新河内》、《新时代》、《祖国》等。这些刊物都是民办的,在报刊亭里出售,对官方报刊的销路造成强烈冲击。民办的明德出版社因出版《人文》和《新地》等刊物而令人瞩目。当政府机关通过压缩纸张的分配来限制其销路时,编辑部门号召读者捐款来解决问题。这些刊物或直接发起政治讨论,或用文艺作品的形式发表政见,其内容从党对文艺和知识分子的政策到官僚体制,政府的腐败无能,有的甚至讨论“党国体制”是否具有合法性 。

这些刊物发起的讨论引起了广泛反响,甚至扩展到河内人民代表大会和越南“祖国阵线”(越共的统一战线组织)的会议上。据Boudarel的研究,北越知识分子对共产党体制的尖锐批判超过了当时的中国,更超过了苏联的知识分子。北越知识分子的目标集中在三个问题上:自由与民主,法制和人权,以及在思想和研究的所有领域开放言论自由。[47]他们还借苏共“二十大”反个人崇拜的机会,对北越党在人民中灌输的对“胡伯伯”(胡志明)的带有家族长老温情色彩的个人崇拜提出挑战。

例如,《人文》主编潘魁在他的一篇文章中,用伊索寓言的笔调影射胡志明是越南农家放置槟榔的石灰罐,这种石灰罐时间一长内部的石灰就越积越多,容积变得越来越狭长,直到无法使用,但却因使用年久而常被农家供奉起来。胡志明体型瘦长、年高,而且被崇拜,就象是这样一个老而无用的石灰罐。潘魁还说,不久前对陈寅的批判中,陈寅的一个罪名是在其作品中用了大写的“他”,长期以来,在北越这一人称代词只可以用来称呼“胡主席”。潘魁写道:“当我听到这个指控时,我觉得仿佛是在皇家宫廷里”。1956年10月,当北越自由化运动达到高潮时,潘魁正率领越南文化代表团在中国参加鲁迅逝世20周年的纪念活动。由于中共对鲁迅的推崇,鲁迅在北越也享有很高声誉。在北越自由化运动中,“鲁迅精神”成为异议知识分子向专制文化政策挑战的工具。在“《人文》、《佳品》”运动的高潮,选择这个运动的领袖人物前往中国去纪念追求知识分子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的鲁迅,这很难说是一个巧合,而有可能是越共向知识分子作出的妥协。潘魁在《人文》上发表文章谈创作自由,举了一系列事例,包括一年前写纪念鲁迅文章时受到来自权力机构的蛮横干预。潘魁在文章中质问道: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怎么创作?我怎么可能保持我的个性?”[48]显然,当时在北越纪念鲁迅有实际政治内容,与当时知识分子与党的矛盾有关系,并和知识分子中最具有挑战性的人物有关联。

在“《人文》、《佳品》”运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来自中国的影响。中共的“双百”方针和1956年对知识分子的新政策鼓励了北越知识分子。越共理论家和领导人搬用马克思、列宁的语录来论证越南历史也有那么几个“社会发展阶段”,很多越南历史学家对此感到十分厌烦,毛的“百家争鸣”说法正好给他们提供了理论武器。越南著名的历史和人类学者陶维英说:“在有关越南历史和国家形成的辩论中,很多研究者不敢提出那些不符合经典马克思主义以及党的领导人的意见的新观点。谁敢越雷池一步就会遭到离经叛道的指控,就只能闭嘴。在很多研究和讨论领域,很多人只有一个恐惧,那就是在无意中偏离了正统教条和官方思想规定的现成的路径。对于他们来说研究工作成了马戏团里需要高度技巧的走钢丝。”他大声疾呼:“我们必须采用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领域的政策:‘百家争鸣’!”[49]这些刊物和参与讨论的知识分子意识到,在他们背后有中国的自由化在撑腰。Ninh指出:“事实上,《人文》对中国和东欧的发展亦步亦趋,在越南回应中国的百花运动和波匈的自由化……《人文》的作者们意识到他们是一个更广泛的国际性运动的一部分。”[50]此外,仅仅从一些刊物的名称(如《百花》、《新地》等)上也能看出中国的影子。

其实,在“《人文》、《佳品》”运动中,受到最严厉批判的恰恰是越共从中共那里移植或借鉴来的东西,而不是离越南实际较远的斯大林主义。这与赫鲁晓夫推动下出现的自由化导致东欧国家批判苏联模式如出一辙。从以上叙述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通过“延安整风”建立起来的、以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的、经周扬等人贯彻推行的中共文艺路线之北越翻版在1955年到1956年就受到了挑战。北越知识分子提出,文艺要摆脱党的控制而独立,文艺家要有创作自由,他们和党之间应该是平等的。陈寅在1955年2月向党请愿时提出:“一个作家责任感的最高表现”是对真实的尊重和信念,它“超越一切指示和理论”;作家必须服从真实,不能为了政治需要而扭曲它。[51]潘魁则用直白的语言说:“文学为政治服务,政治领导文学和艺术,这已经变得天经地义了。但我们必须要问:如果政治要达到自己的目的,能仅仅依靠口号、旗帜、传单和命令而没有文学和艺术吗?要诚实地回答这个问题,(我想)政治必须拍拍文艺的肩膀,说‘我和你联系是需要你,需要你的艺术’。只要政治这么说了,文艺就会同意。但被政治所需要的文艺的功能只是文艺的一个部分。政治(连这一部分也)不能领导,文学和艺术必须要求自己的自由。因此,我想政治没有理由不接受一个(政治和文艺)双赢的结果”。[52]

越共从中国照搬的以“思想改造”为主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另一个在“《人文》、《佳品》”运动中被批判的重点。很多越南知识分子对“思想改造”深恶痛绝,他们敏感地认识到,在这种“改造”的背后其实就是反智主义和民粹主义,目的是把知识分子“搞臭”,这是毛主义的核心内容之一,与“土改”中对“群众”的“自发革命行动“的纵容出于同一根源。历史学家陶维安强调说,这种“改造”的实际结果是摧毁知识分子的自尊,甚至使他们耻于承认自己是知识分子。著名律师阮孟墙说:“当发现党对他们完全不信任时,参加抵抗斗争的知识分子……感到痛苦和失望,尽管他们为党作出了无数牺牲。是他们索取过多吗?他们提出要当部长或者大使吗?没有。完全没有……他们的大多数只不过要求根据他们的才能服务于人民,捍卫他们的荣誉和思想自由,他们相信这是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尊严最本质的东西。”很多自由化运动的参加者还对蔑视知识分子专业知识和才能的“外行领导内行”(这实际上是极权主义统治的表现,对它的批判也是中国“右派”言论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的做法大张鞑伐。有一首诗这样说:“喜欢说大话的领导人,虽然对文艺一窍不通,他却一直在说教和批评。鹦鹉学舌地背诵从书本上看到的他自己还没有弄懂的字句,他的心就像干木头,他的说教闻上去就像烧焦的米饭。当被问倒时,他拍着胸脯,挥舞着党的文件,一心只想把人吓倒”。

在“《人文》、《佳品》”运动中,异议刊物还大量揭露从1953年春到1956年的“土改”中对所谓“阶级敌人”滥施暴力、折磨和杀戮的情形。北越的知识分子指出,甚至在1956年9月越共已被迫承认“土改”中的错误、发起了“纠错”运动并大量“平反”和释放被捕者时,各地“土改”中的既得利益者和有血债者仍然利用他们在“土改”中获得的权力,以暴力来维护自己的地位,对被“平反”和返乡者施加报复。例如,1957年3月14日出版的《新地》杂志详细报导了一个案例:一个村庄的前村长在“土改”中被划为恶霸地主而遭逮捕,但在“纠错”运动中被重新划定为中农成分并被释放。就在他返乡途中,曾把他定为“地主”的新村长却纠结手下人将他处死。

1956年11月5日的《人文》杂志发表一篇文章,指出“在土改中,非法逮捕和关押、剥夺财产,对地主住宅的隔离(这造成了很多无辜儿童被活活饿死),所有这些都不是党的领导有失误所能解释的,而是因为完全没有法制。”[53]造成这种无法无天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党的专制和暴力摧毁了农村的秩序,建立了以“土改”工作队为代表的绝对权力。一个参加过“土改”的知识分子发表文章说,他当时被派下去报导农民的苦难和地主的残忍,但他看到的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他回忆道:自己所属的“土改工作队”队长进入一个村庄后没几天,就组织大会用枪毙一个“地主”来提高农民的“革命精神”,还要求工作队员通过与农民结婚来“提高思想觉悟”。这位知识分子表示:“我对这种行为表示怀疑,但我一声都不敢哼。他(队长)动一动指头就可以把我送进监狱!”[54]

越南哲学家陈德草尖锐地指出,在“土改”中,整个省和区一级的政权结构都被重新改造了,其目的是把“整个农民阶级痞子化”。[55]根据“土改”的教训,陈德草强调,“自由的本质是个人自由”以及“自由的内容”必须由“自由的形式”来保障这个自由主义的原则。他的观点对共产党所主张的自由首先是集体的和社会的自由以及实质的自由重于形式的自由构成了直接的挑战。他说:“自由的形式是个人自由……个人为共同体服务,但共同体必须建立在个人之上,在人民的法律范围内存在的个人自由的形式使得个人能够为建设共同体作出贡献。” [56]

在有关“土改”问题的讨论中,产生了对个人自由(权利)和法制的呼声,而实现它们的首要条件则是确保言论自由。《人文》杂志的最后两期曾为言论、集社和迁徙自由大声疾呼。当时河内还有很多殖民地时期或在法国受过专业训练的律师,他们从法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的角度,总结了“土改”的教训,甚至追究政府的责任。阮孟墙是当时的一位著名律师,他在1956年10月对越南国民大会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设立一个独立委员会调查“土改”中的“过火”行为;对干部的工作建立制度性的监察;把非官方的群众组织真正建成表达人民意见的渠道;实现建立在出版和新闻自由之上的言论自由。他强调说,在越南,政治权威至高无上,凌驾于经济和文化生活之上,这是导致“土改”中灾难性错误的主要原因。时任党的总书记的长征和农业部长等党的领导人虽然承认了错误,但没有触及制度性的根源。他说,作为律师,在这样一个党政结构中,他无法判断什么样的个人能够为这样大的错误承担“责任”。

参加自由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可以划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在法国殖民统治时期就长期坚持民族独立立场的老知识分子;第二类是比较年轻的的一代,他们的主要政治经历是参加“越盟”或越共领导的抗法斗争,包括党内的一些高级干部。上文提到的陈德草、阮孟墙、陶维安和陈寅等人,就是这两类人的代表。此外,还有很多知识分子站了出来。邓范努是著名生物学家,他曾经在战争年代帮助越共就地取材制造抗生素,以克服森林生活中的种种传染病;女诗人刘氏燕(笔名翠安)是越南著名作家,女性主义文学的代表者,她在30年代编辑了两份很有影响的妇女杂志,出版过爱情小说《魂》;长友则是40年代初把心理分析学引进越南的学者,他一直支持“越盟”的抗法斗争,尽管他反对它的很多具体政策;在年轻人中,文高是青年作曲家,北越国歌的词作者和谱曲者;在党内高级干部中,值得一提的是阮友灯。他是越共政府青年部副部长,在越共政治活动中非常活跃。当胡志明1945年在河内巴亭广场宣读著名的“越南独立宣言”时,他是广场上群众集会的发动和组织者,并以此成名。他也是陈寅1955年2月请愿的参加者和关键人物,后来一直利用自己的地位、影响和关系,推动着自由化,保护知识分子,与素友、怀青等文艺界的党棍发生过尖锐的冲突;在一些被越共按照中共模式封为“民主人士”的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中,出版家陈少宝具有代表性。他主持的明德出版社出版了《人文》、《佳品》和《新地》等刊物,为异议分子提供了阵地。

四、中越两国当局知识分子政策的马鞍型同步演变

当“斯大林模式”在东欧受到公开批判时,以“土改”、“镇反”、“思想改造”(“整风”)和“文艺为政治服务”为代表的毛主义模式,也在中国和北越受到挑战。当然,在严格意义上,毛主义的这些政策都可以在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中找到对应的内容,并非毛主义的独创。例如,列宁早就主张,文艺是党的一条战线;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政策也把大量农民划为富农并消灭。尽管如此,这一整套政策毕竟是毛主义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前的主要特色,而且系统地构成了毛主义的精华。在中共能够有效施加影响的北越,毛主义就是越共的精神武器。正因为如此,当苏联东欧的知识分子向斯大林主义发起全面挑战时,北越知识分子所推动的自由化浪潮直接指向毛主义,而非斯大林主义。需要指出的是,越南知识分子争取政治自由的努力与其中国同行的命运息息相关,而越、中两国当局应对这一挑战的举措也基本上同步同调,因此,1956年到1957年间中、越两国当局的知识分子政策呈现出有趣的马鞍型同步演变。

1、北越镇压义安省的农民暴动却允许知识分子继续“鸣放”

就在北越知识分子向党挑战的同时,1956年11月,北越农民向“土改”和党在农村的组织发起了暴力反抗。这次农民暴动发生在胡志明的老家义安省,1930年到1931年在这个地区发生的“义安-河静”暴动造就了越南的“苏维埃”运动。然而恰恰就在这个“群众基础”较好的“老区”,越共推行的“土改”政策令农民积怨甚深。1956年10月底,越共中央全会承认,在“土改”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这个消息传到农村后,农民并未因为党认错了而感恩戴德;相反,他们利用这个机会在11月5日发起了武装暴动,大约有2万多农民参加。越共被迫调动其军队中的精锐第325师,一个星期后才将农民暴动镇压下去,大约有6千农民被杀或被强迫迁移。当时,北越义安省农民对政府的反抗,在规模上或许仅次于“匈牙利事件”,但今天很多研究者对此知之甚少。

毫无疑问,这次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威胁到北越政权的基础,本来应该增加越共的恐惧,使它对任何异议更加敏感和不宽容,何况这次农民武装暴动正好与苏联镇压匈牙利革命同时发生。如果北越政权把这次农民暴动和城市的知识分子抗议相联系,在镇压农民之后强化对城市知识分子的镇压,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但让人意外的是,事实并非如此。在匈牙利革命和北越本国农民的暴动被镇压之后,北越党不但放松了对知识分子的压制,而且还允许他们继续“鸣放”。单从北越的国情出发,人们很难相信北越共产党1957年缓和对知识分子的压制完全是出于其国内政治的需要。当时正是中共置苏联和东欧对“百花齐放”政策的批评和抵制于不顾,号召知识分子在单位里和报刊上广泛向党提意见的时候。考虑到中共和越共之间联系的紧密,北越对知识分子的这种宽松政策或许很难说是偶然的。

2、当时越共对中共的政治依从

当时越共在国内政策上对中共意见的重视,可以从中共自己的出版物中找到充分证据。至今中国当局对历史上中共和越共之间的政治关系(此处指中共如何影响北越的内政,而不是指军事、经济和南北统一问题)透露甚少,但还有线索可循。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说:“日内瓦会议闭幕前夕,胡志明主席和越南劳动党中央要求中国对越南巩固和平、扩大土改、接管城市、恢复和发展经济等工作进一步提出意见,并派人协助。”[57]显然,中共自己也承认,它参与了北越“土改”的决策和实行,所以北越“土改”中的“扩大化”无疑与照搬中共模式有关。

北越镇压农民暴动的枪声未息,越共中央致电中共中央,请中共就下列问题提供意见:“一,对目前局势的看法和意见;二,为实现日内瓦协议而斗争的工作任务;三,越南目前的财政经济状况与今后经济工作的任务。”[58]其中第一项“目前局势”的含义非常广泛,当时共产党国家面临的“局势”中最重要的是“非斯大林化”和镇压匈牙利革命所产生的影响,而越南国内最重要的“局势”当然就是农民暴动和知识分子的抗议。

1956年11月18日到21日,周恩来访问了河内,对北越党表示支持。中共前高级外交官李连庆介绍了周恩来在北越的活动:周“针对越共提出的问题,谈了目前国际形势,兄弟国家的关系,中越两党和两国的关系,以及中国党近几年所办的几件大事和中国从这些工作中取得的经验和教训。特别强调了中国党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根据列宁主义的原则,贯彻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和纠正错误的长期性”。在与越共政治局会谈关于越南国内的情况时,周恩来说:“北方是人民民主的基地,必须大力巩固北方,才能争取南方,统一越南”。周恩来还说:“土地改革的成绩要肯定,有错误是难免的,纠偏不能抛弃正确的东西,这样才不会使自己处于被动,使群众失去信心。”[59]周与北越领导人会谈时显然涉及到北越“土改”的严重后果,他谈到中共近年来的“几件大事”和“经验教训”中,可能包括在苏联和东欧被拒的、但在北越却推动了知识分子异议运动的“双百”方针和对知识分子的宽容政策。

1957年4月,中共突然号召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帮助党整风”。与此同步,北越当局也放松了控制,允许异议运动再次活跃起来。

3、北越当局1956年到1957年对自由化运动之对策的起起落落

北越的自由化经历了一个马鞍形的过程:第一个时期从1956年8月到11月,随着匈牙利革命被镇压而中断;第二个时期从1957年春到夏秋之交,在北京维持“双百”方针的背景下,北越知识分子被允许重新“鸣放”;随着中共发动“反右”运动,北越共产党也彻底剿灭了自由化运动。

从1956年8月到11月,北越的自由化运动经历了“《人文》、《佳品》”时期。从11月初开始,紧接着苏联对匈牙利革命的镇压,越共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反击知识分子的文章,特别是一些催促政府采取行动的所谓“群众来信”。越共《人民报》在苏联镇压匈牙利革命后第五天发表社论说:“我们不应允许任何人利用民主的自由和表达的自由离间党和人民,诽谤我们的制度,在人民之间制造混乱,或者散布有害的、反动的思想。”经过约一个月的宣传,12月18日,根据北越政府主席令,河内市政府停止了《人文》和《佳品》的出版,关闭了出版这两份杂志的明德出版社,没收了市面上的这些杂志,还要求过去购买这些杂志的人将它们交出。这无疑是“《人文》、《佳品》”运动的重大挫折。当时国际上很多人都认为,就像在东欧一样,北越的自由化就此告终。英国《经济学家》特约记者在1957年1月5日发表了一篇题为“在中国的阴影下:胡志明的方式”的文章。该作者认为,《人文》、《佳品》是越共在“非斯大林化”的气氛中和中共的鼓励下放出的试探性气球,看看知识分子想走多远,党能容忍多久。“现在看来,无论如何这个实验是结束了。”

但令人意外的是,1956年11月到12月河内的政治风暴并未持续多久。两个月后的1957年初,《人民报》的反自由化运动就失去了势头,虽然不时地仍有批判文章发表,但不再象是一场大规模政治运动。所有在前两个月中受批判或牵连的知识分子都安然过关,除了个别人调动工作外,没有一个人被逮捕或开除公职,很多人只是作了自我批评。Ninh指出:这些知识分子“继续保留党和政府内的职位,在某些人那里甚至是领导职位,例如在出版社和文联执行委员会中”。如陈寅和黄琴仍然在文联下属的出版社工作。1957年2月,北越全国文联举行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的决议竟然出乎意料地没有提到“《人文》、《佳品》”事件,只是说要和“错误倾向作斗争”。就连被认为是党在文艺界代言人的诗人素友(时任文化部副部长)也在大会的报告中说,“在文化和艺术活动中,我们可以也应该有在共同基础上的不同的倾向,因为这是符合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的。所有观点和艺术倾向都可以而且应该从讨论中表现出来”。 [60]

1957年5月,北越文联出版了一份新的周刊《文学》(Van),作为新成立的作家协会的机关刊物。在这份刊物的旗帜下,那些《人文》和《佳品》的作者很快就聚集起来,重新发表对文联领导机构甚至党和政府挑战的文章,“那些在前一阶段对他们的批判看来丝毫没有起作用”。因此,1957年上半年北越的文化气氛和1956年底明显不同,越共不但没有强化批判运动,惩罚那些在1956年夏秋向党挑战的知识分子,反而允许自由化的倾向恢复和发展。《文学》虽然时不时地受到《人民报》的质疑和批判,但当局没有形成一个有声势的运动或迫使异议作者沉默。Hirohide Kurohara在他关于北越1957年文化政策的研究中认为,当时北越党有两条“灵活”的路线:“一条是尊重作家和其他知识分子……不强迫他们从事政治学习或体力劳动”,而在50年代上半期则是必须人人过关的;另一条是“在贯彻党的政策时采用温和的方法,力图通过说服和耐心讨论和知识分子达成共识”,在贯彻这一路线时,“那些执行政策的党的干部受到警告,要他们不得粗暴行事。”[61]这个被恢复的自由化运动持续了大半年。

1957年7月8日,越共领袖胡志明途经北京前往北朝鲜、苏联和东欧,此刻正是中共全面展开“反击右派进攻”的时候。8月底,胡途经北京回国。两次路经北京时,胡都与中共领导人举行了会谈。在胡志明公开的政治日程表上,他与中共领导人谈的只是越南南、北方为和平统一举行自由普选的问题,但人们很难想象,中共领导人会对从“双百方针”到“反击右派”的转变及其中之谋略不作任何说明。胡志明的中文非常好,[62]他在中国期间,只要翻开中共的报纸,“反右”运动就会有声有色地在他面前展开,毛泽东的“引蛇出洞”策略很可能会让他心有所悟。

1957年7月和8月中共刚发动“反右”,越共理论刊物《学习》便开始发表文章,发动对《文学》的批判,声称它的内容“极大地偏离了现实,偏离了生活、偏离了革命的责任”,为“资本主义文学的观点”提供了讲台。待胡志明回到河内,北越的政治气氛立刻为之大变,北越党开始部署全面反扑,完成在1957年初没有充分展开的政治运动。9月16日,胡志明回国两周后,他在北越《人民报》上用化名“陈力”发表文章(毛泽东也曾用《人民日报》评论员的名义在“反右”运动开始时发表过“这是为什么?”),标题是“粉碎右派”。胡志明用典型的毛式语言说:“右派是毒草。让我们把他们连根拔除,化作肥料,改善我们稻田的土质。”[63]

国际学术界一些研究50年代北越文化政策的学者,也从共产党国家政治形势的整体演变角度,指出中共对北越转向“反右”的影响。比如Kurihara认为:“苏共的二十大和反斯大林曾经促成了《人文》和《佳品》,中国的百花齐放也起了相同的作用”;但到了1957年夏,他们都改变了政策,特别是“中国的‘百花’运动已经变成了反右运动”。[64]

经过几个月的宣传和批判,1958年1月6日,越南劳动党中央通过了“政治局关于文学问题的决定”,要求把那些“颠覆分子”从文学组织中清除出去,对知识分子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再教育”。于是,《文学》周刊被取消。接踵而至的是一场持久的大规模政治运动,当局企图一劳永逸地清除北越知识分子中的异议人士和异议思想。越共没有正式使用“右派”之类的政治整肃范畴,而是用“反革命”、“反党”、“右倾错误”等罪名整人。1958年2月,首批172名参加了“《人文》、《佳品》”运动的知识分子被送进“再教育班”;3月又有第二批304名知识分子被送去。这些人中大约300人是作家和艺术家,其他人则是教育、文化和出版机构的人士或干部。与中共一样,越共让那些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如陈德草[65]、阮孟墙、陶维安、陈寅、黄琴等)在报纸上发表自我批判的文章,名义上是清除散布的“毒素”,实际是对那些“小”右派们显示党的威力,起震慑作用。《文学》被停刊后,新出版的《文学研究》由党的文艺“理论家”阮廷氏主编,1958年5月出版的第1期就刊登了大量“自由化”分子的自我批判。

越共对这些“自由派”分子的处理,也仿照中共根据“右”的程度不同而“区别对待”的做法。例如,上文提到的阮友灯、刘氏燕和陈少宝这三位被正式逮捕;其他人有的被开除出文联(如潘魁),有的人其文联会员资格被停止三年(如陈寅),有的被撤销行政职务(如诗人黄琴的文联执行委员会委员被撤销)。1960年越共当局安排了所谓阮友灯、刘氏燕和陈少宝等人“特务案”的审判,在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的情况下,指控他们是“法国间谍”,分别判处5年到15年的徒刑。北越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潘魁被下放劳动,就在当局准备给他安一个罪名加以审判时去世,他在“祖国阵线”机关报担任编辑的儿子不久也去世,死因不明。一个为越南的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奋斗了三代人的家庭就此悲剧性地告终。

除了集中打击“自由化”的带头人物,越共也全面整肃绝大多数知识分子。1958年夏,越共发动了大规模的“下乡进厂”运动,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无论在“《人文》、《佳品》”时期的“政治表现”如何,都必须去农村和工厂,在从事体力劳动的同时接受“思想改造”。近年在中国大陆对北越的“反右”运动也有一些有限的介绍,有一本书提到:“1957年,在文化思想战线上开展反修正主义的斗争,对在《人文》和《佳品》杂志上发表‘毒草’作品的人展开批判,把这批人定为‘人文佳品’集团分子,是党员的开除党籍,有的被开除公职、软禁,有的被劳动改造,有的被投入监狱,境况都很悲惨。越南实行革新(即改革开放,本文作者注)之后,打成‘人文佳品’集团分子中的某些人的作品又重新发表,但和中共承认反右扩大化和为多数右派平反不同,无论对他们本人还是对整个运动,越共都一直维持当初的结论,没有任何平反决定。[66]

结论

从1956年到1957年共产党阵营的“非斯大林化”运动和自由化运动,应该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来考察。共产党阵营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相互作用的世界,而不是一种简单的“中心―边缘”的政治结构。作为共产党体制的主要模式,斯大林主义当时固然最有影响,但这并不排除毛主义作为另一种模式的存在和影响。对于研究毛泽东和中共革命的人来说,有必要认识到,毛主义早在“文化大革命”结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破产前20年,就在中国和越南受到很多知识分子的否定。换言之,共产党统治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或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对毛主义的批判,自195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不过,由于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是那场自由化运动的主流,也由于中国官方对历史记忆的压制、抹杀和对历史真相有选择的披露,才使得那段历史的这个侧面在中国大陆很少有人了解。

毛主义和“中国模式”当时的内容,既包括“土改”、“镇反”、“思想改造”和对知识分子以及文艺的控制,也包括在新形势下应运而生的一些新政策,如“双百”方针、知识分子政策的暂时调整和承认“人民内部矛盾”等。这两方面的政策彼此密切关联,它们代表了50年代中期国际共运发生巨大变化、苏共的老大党地位动摇时,毛泽东和中共在一党专政体制内寻求一种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的尝试――当然在这种尝试背后也有毛企图充当共产党阵营“龙头老大”的雄心。这些政策在东欧和北越的知识分子中得到强烈共鸣,促进了自由化的发展。“匈牙利事件”后,中共不顾苏联和东欧国家共产党当局的反对,不但坚持“双百”方针,提出“在人民内部存在着非对抗性矛盾”,还继续鼓励知识分子“向党提意见”。无论毛当时是否决定“引蛇出洞”,这些政策在客观上延续了“非斯大林化”和自由化,这在北越的案例中尤其明显。但最终这种对“自由化”的有意操控导致的是更悲剧化的结果:毛泽东的“引蛇出洞”策略和政策转变后对知识分子的整治手段是极其阴险和彻底的。如果说在东欧国家,异议运动在匈牙利革命后遭到了压制,那么,在中国“反右”运动是力图把中国知识分子的异议运动在社会各阶层中连根拔除。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阵营的第一次国际性危机并非结束于匈牙利革命的被镇压,而是中共的“反右”以及它在东欧和北越的影响。

从研究中共党史的角度来看,毛泽东在“反右”前采取的宽松的国内政策,不单纯是为了“引蛇出洞”,还有在国际共运舞台上沽名钓誉的策略性目的。中共运用国内政策为提升和巩固其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服务,始于波匈事件,终于“文革”。可以说,国内政策大幅度变动与在国际舞台上的表演相互配合,这既是毛泽东生前最后20年执政史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解读这段历史的一条重要线索。

【作者说明】

本文的初稿发表于美国的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994年第4期,487-517页)。中文稿作了大量增删。在越南名词的翻译上承段玉贞女士和陈黎琼先生大力帮助,特此表示感谢。陈寅(北越1955年到1957年的“《人文》、《佳品》”运动中的代表人物,有“越南的胡风”之称,1997年去世)的儿子陈崇武与作者交换了电子邮件,回答了一些有关他父亲的问题,在此也衷心表示感谢。本文主要依据的是英文和中文材料,作者衷心希望使用其他语言的研究者提出批评、修正和补充。

【注释】:
[1] 例如,Richard Hudelson的The Rise and Fall of Communism,Willie Thompson的The Communist Movement Since 1945 (Blackwell, 1998), Geoffery Swain和Nigek Swain的Eastern Astern Europe Since 1945 (Palgrave, 2003),Ben Fowkes的The Rise and Fall of Communism in Eastern Astern Europe (St. Martin’s, 1993),都没有提到中共在“非斯大林化”运动中对东欧国家的影响。越南在1956到1957年的“自由化”和中共对越南的影响,更是在“莫斯科中心论”的视野之外(除了少数专门研究北越1950年代的历史学家注意到这点)。Willie Thompson甚至说:“可以肯定没有哪个南亚和东南亚国家的共产党受到它(非斯大林化)的冲击,可能是因为它们都是建立在农民运动的基础上,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不深,它们的发展和东欧国家不同,较少受苏联的影响,对斯大林主义的记忆不那么深刻。”(P77)很明显,他把北越排除在“非斯大林化”运动之外,更不用说中共的影响了。
[2] 对这个问题的早期研究见G. F. Hudson的“China and the Communist ‘Thaw’”, Epilogue for Roderick MacFarquhar’s The Hundred Flowers Campaign and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Praeger, 1960)。最近的有关研究见陈兼的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3] 以上叙述综合了中国近年出版的回忆录和官方文件,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时任中共中央俄文翻译的师哲的回忆文章,载《百年潮》1997年第2期,第11至17页。陈兼的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第6章也有描绘。
[4] 《赫鲁晓夫回忆录》(The Thomas J. Watson Jr.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Brown University, 2006),第418页。
[5] 见William Griffith ed.,Communism in Eastern Europe:Continuity,Change,and the Sino-Soviet Dispute,(MIT Press, 1964), Vol.2,p.101。
[6] 出处同上。
[7] 中共在1954年与印度的一份联合公报中首次提出“五项原则”,在1955年印尼万隆召开的亚非国家会议上,周恩来再次正式提出这些原则,在中共的官方表达中,这五项原则常常伴随着一个定语“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中共之所以要强调这点,为的是打消亚非国家对中国输出革命的担心。至于这些原则是否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并不是中共当初提出它们的主要目的。
[8] 他在1956年春上书匈牙利党中央,同时送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安德罗波夫一份 。
[9] Imre Nagy,On Communism,(Praeger, 1958) p.23.
[10] Janos Radvanyi,“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and Hundred Flowers Cam paign”, China Quarterly 43 (1970),p.23.
[11] 出处同注5,第242页。
[12] 出处同注5,第103页。
[13] 出处同上。
[14] 出处同注5,第104页。
[15] S. Shneiderman, The Warsaw Heresy (Horizon Press, 1959) p.56.
[16] 出处同注2,第304页。
[17] 陈清泉,“陆定一推行双百方针始末”,《炎黄春秋》,2000年9月,第6页。
[18] 李越然,《国际舞台上的新中国领导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4,第 127至128页。
[19] 出处同注4,第271页。
[20] 出处同注2,第307页。
[21] 出处同上,第304页。
[22] 李连庆,《大外交家周恩来》,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第四部,第108页。
[23] Hoang Van Chi,From Colonialism to Communism:A History of North Vietnam, p.119.
[24] 方山编著的《马泰边区风云录》,21世纪出版社(2005)有一章的标题为“学习与党校”,专门介绍了有关情况。
[25] 见马共总书记陈平2004年出版的回忆录《我方的历史》(Media Masters 2005) 第28和30章。
[26] 潘魁是越南德高望重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他的父亲在1883年是河内总督,在法国占领河内前自杀,成为越南民族主义的象征性人物之一。潘魁本人早在1907年就是越南知识分子反法运动的领袖,40年代末50年代初他支持越共领导的反法民族主义革命,成了越共重要的统战对象,他的儿子也被任命为越共统一战线组织“祖国阵线”机关报的编辑。
[27] Kim N. B. Ninh,A World Transformed:The Politics of Culture in Revolutionary Vietnam 1945-1956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2), pp.121-161.
[28] 河内这个城市曾被认为是西方和殖民主义在北越的象征。陈寅进驻河内后,与一位信仰天主教的拥有房产的女士产生了爱情,党和军队不允许这种关系的存在,而陈寅却不愿为了党籍和军籍牺牲爱情。陈寅的作家好友、国家戏剧小组组长黄坎(他也参加了陈寅发起的上书和请愿活动)也由于和一个类似身份的河内女子产生了感情而自发要求解除军籍。
[29] Nhu Phong,“Intellectuals, Writers and Artists”, in P. J. Honey ed., North Vietnam Today,p.81.有关中共革命模式对北越的影响,可参看William J. Duiker,“Seeds of the Dragon:The Influence of the Maoist Model in Vietnam”,in Arif Dirlik,ed.,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Mao Zedong’s Thought (Humanity Books, 1997) pp.313-341.
[30] 胡风是中共在文艺界的老战士和理论家,他代表原来在国统区的共产党文艺工作者,从40年代下半期以来就与周扬等代表的延安文艺界领导有矛盾,中共建政后这种矛盾发展成为文艺界的正统和异端之间的冲突。胡风于1954年7月上书中共中央,批评当时的文艺政策和文艺界的领导人,尤其是批判他们坚持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希望能为文学艺术的创作争取自由。除了创作原则上的分歧,胡风对中共文艺界领导人的专横和官僚作风也深感不满。虽然胡风根本无意挑战党的领导地位,但他的行动确实表现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和文艺家长期以来在创作自由问题上的积怨,中共文艺界领导人不久就发动了反击。毛泽东本人将胡风及其追随者定性为“反革命集团”,于1955年发起了“反胡风”运动,胡风于6月被捕,直到“文革”结束才被释放。
[31] 指1954年越共在中共支持下打败法国殖民军的关键战役。
[32] George Boudarel,“Intellectual Dissidence in the 1950s:The Nhan-Van Giai- Pham Affair”,in The Vietnam Forum,Vol.13,p.158.
[33] 出处同注27,也见于George Boudarel的文章,见注26。
[34] 出处同注27,第140页。
[35] 虽然绝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中国的胡风对北越的陈寅有相当的影响,但陈寅之子陈崇武(出生于1963年,越南改革开放后赴美留学,现居法国,美术家)告诉笔者,他父亲在1955至1957年间的思想和言论主要是他自己思考的结果,和胡风没有很大关系,研究者们只是根据胡风与他父亲的活动在时间上的先后和观点上的类似而想当然地认为他父亲受到胡风的影响。陈崇武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没有任何研究者能提出确凿的证据证明,陈寅引用过胡风的观点。如果陈崇武的说法成立,笔者认为,既然陈寅和胡风在重大问题上不谋而合,恰恰说明毛主义的文艺路线在中国和北越同时受到了自发的挑战。文中提到的那幅漫画见http://www.historycooperative.org/journals/jwh/15.4/cheng.html。
[36] 有关陈德草参加越共领导的革命以及后来的遭遇,见Shawn Michel“Vietnamese Marxism,Dissent,and the Politics of Postcolonial Memory:Tran Duc Thao,1946-1993,”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61(2002).
[37] Bernard B. Fall,The Two Vietnams–A Political and Military Analysis (Westview Press, 1986) p.188.
[38] P. J. Honey,“Ho Chi Minh and the Intellectuals”,in R. F. Wesley ed., Vietnam:Anatomy of a Conflict (Peacock Publishers, 1968),p.160.
[39] Robert F. Turner,Vietnamese Communism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5),p.152.
[40] 周恩来报告的越南文译稿到1957年3月才出版。
[41] 70年代后期黎笋担任领导期间,中越两党正式分裂,以致于爆发中越战争。 1985年底,黎笋去世,长征接任越共总书记,在越南政治经济面临全面危机的情况下,主张模仿中共的改革开放,主持了越共“六大”,废弃了由时任政治局委员的老左派素友起草的政治报告。越共从此走上了“革新”道路。
[42] Ang Cheng Guan,Vietnamese Communists’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the Second

当代中国研究
MCS 2007 Issue 3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