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以神州喻唇齿，忍看诸夏废君臣。
郑孝胥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的海陆交通已经快速走向现代化。
旅居天津租界、为前清逊帝溥仪进讲《通鉴御览》的六十八岁遗老郑孝胥，在一九二七年这一年，两度告假回上海“海藏楼”整理家务、探视亲友——或许因为南北大战波及上海，他放心不下这栋经营多年、藏书甚丰的住宅。
郑孝胥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这两趟旅程，一次主要走海路（轮船），一次主要走陆路（铁路）。
春天那趟南归和北返大致如此：三月三十一日，向溥仪“陛辞”；四月二日，登上轮船“唐山丸”号，三时开船；四日夜十时，抵达青岛；四月五日，从青岛开船；六日夜，至吴淞停泊；四月七日早上八时，泊浦东，到上海市内南洋路才九点。[1]一个月后他踏上了归程：五月七日七时，从浦东登上轮船“唐山丸”号；八日六时，从浦东开船；九日八时，抵达青岛；十二日，到达天津。[2]
冬天那趟南归和北返大致如此：十月二十四日午刻，登津浦火车，夜至济南，宿金水旅馆。二十五日八点半，登胶济火车，晚上七点半至青岛，宿东华旅社。二十六日，在青岛与友人会晤。二十七日，坐电车到港口登船，十二点开船。二十八日午后四点，到达上海。[3]将近一个月后他踏上了回程：十一月二十三日七点，从上海登上轮船“大连丸”号，八点开船。二十四日十二点，抵达青岛。二十五日夜晚，登上胶济火车，九点开车。二十六日七点一刻，至济南，即登津浦快车，晚上五点三刻，至天津。[4]
由此可见，那个时代的旅客，只要可以承担昂贵的旅费，仅用两三天时间就能跨越半个中国。而在半个世纪之前，这段旅程至少要花费一个月。
沧海横流事可伤，一角危楼倚斜阳
在天崩地裂的清末，郑孝胥是少有的文武双全、中西兼通的奇才。
郑孝胥于一八六零年生于苏州。那时，太平军的炮火已经迫近，尚未满月，家人就携带这名婴孩回到故乡福建闽侯。郑孝胥自小在这个官宦之家受到传统儒家教育，天资聪颖，七步成诗，日后成为同光体诗人之翘楚。二十三岁，中本省乡试第一名，同榜的陈石遗、林琴南皆一时知名之士。他娶了福建船政大臣吴赞成的女儿，并进入同治中兴名臣沈葆桢和李鸿章的幕府历练。一八八九年，郑孝胥考取内阁中书，以经济之才，有声于时，与文廷式、陈三立、张謇等齐名。这一年，他正好三十岁，赋诗自勉：“三十不官宁有道，一生负气恐全非。”有才华的人，难免自负。有清一代，已是西风残照，但不掩其“一生负气”的豪情壮志。[5]
一八九一年，因李鸿章之子、驻日公使李经方推荐，郑孝胥东渡日本，充任清国驻日使馆秘书，次年升任东京领事，旋调神户大阪总领事。在东洋三年，与其国士大夫交往，时值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快速走向现代化，郑孝胥考究日本富强之术，及变法过程，至为详审。[6]这段出使日本的经历，使郑孝胥成为遗老中罕有的“知日派”，也成为他日后出任满洲国第一任总理的重要资本。
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郑孝胥随使团下旗归国。张之洞邀请其担任洋务文案，后升任洋务局提调。戊戌变法期间，郑孝胥与维新派人士交往，以道员候补，派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并受到光绪帝召见于乾清宫，陈奏练兵之策。戊戌变法失败，郑孝胥南下，辅助张之洞办理京汉铁路及铁路学堂。又参与创办江南制造局，剔积弊，定章程。他在张之洞幕府八年，被张之洞称为“吾幕中范增”。[7]
一九零三年，岑春煊出任两广总督，调郑孝胥为洋务处督办、营务处总办。又督办广西边务，率湖北武建营三千人，驻龙州，稳定了边疆局势，招抚了当时还是土匪的陆荣廷。由此，郑孝胥以儒将风流自诩。
郑孝胥又与张謇等人发起“预备立宪公会”，推动立宪运动。他在上海张园发表演讲，批判“中国数千年以来皆是家天下之制度”，提出惟有宪政才能救中国，而实行宪政必须以高素质的国民为基础：“国民能自尊敬宪法、服从宪法者，其道德日进、资格日高，自然炼成大国人民一种高尚严重之风气，决无轻佻任性暴动野蛮之恶习。若徒有宪法而无尊敬宪法服从宪法之人民，则其国之宪法断不能独立，以得世界万国之信用。”[8]遗憾的是，中国的历史沿着另一个方向演变。
辛亥年，郑孝胥调任湖南布政使，未及上任，武昌变起。清帝逊位诏下，郑孝胥慷慨愤激，誓守臣节以终。郑氏旧学造诣极深，经学、文学、书法、诗词皆有大家风范；亦参与过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当过外交官，讲求时务，精通新学，办学、带兵皆有成就。若早生三十年，他极有可能像曾国藩、李鸿章那样创建丰功伟业。然而，动荡的时代未能为他提供长袖善舞的舞台，他未能出任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全面施展其才干，清朝就在一场意外的兵变中落幕了。
此后，郑孝胥隐居上海，筑“海藏楼”，取其最佩服的苏东坡“万人如海一身藏”之诗句，人亦称其为“郑海藏”。据精通民国掌故的郑逸梅描述：“郑苏勘之海藏楼，在沪西南阳路，地约三亩左右，门前有大柳数株，楼为三层，环莳花木，楼前为广场，春樱秋菊发荣时，主客常游游其间。后于场南筑盟鸥榭，为饮酒论诗之处。场西又有一小亭，署名思鹤，其弟子朱莲垞拟购双鹤贻之，以郑北上而罢。”经过苦心经营，海藏楼成为上海文人雅士和前清遗老们游玩观赏、诗酒流连之胜地。
前清遗老因断绝仕途，很多人的生计陷入困顿。郑孝胥是经济条件较为优容宽裕的遗老之一，这源于他颇有经营之道。张謇如此品评上海三位著名遗老：“爱苍（沈瑜庆）不耐寂寞，又不会经营。子培（沈曾植）颇耐寂寞，亦不会经营。苏戡（郑孝胥）既耐寂寞，又会经营。”郑孝胥为书法家，卖字收入无人能及。《新语林》在介绍郑氏之时，即云：“国变后，鬻书海上，岁入数千金。”除卖字之外，他还有很多投资，比较重要的投资有：通州垦牧公司、大丰盐垦公司、苏路、浙路、华成保险公司、成范养鸡场、绥芬河金矿、东瓯矾业公司、道胜银行俄国国债票、北京自来水公司、政府公债以及上海、苏州、汉口各地的土地。[9]
辛亥后十三年，郑孝胥表面上不问世事，却一直在寻找帮助清室再起的机会。无论是卖字还是朋友之间唱和，他落笔皆用宣统年号，始终疾恶共和，未尝书民国纪年。
石烂海枯谁不灭，为君细说落星心
在“大隐隐于市”的十三年内，郑孝胥蓄势待发。他冷眼旁观袁世凯称帝，又如昙花一现般败亡；他没有像其他遗老遗少那样热心参与张勋复辟，他对张勋的能耐看得很清楚。北洋政府走马灯式地换人，逐渐走到穷途末路。
张作霖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打败吴佩孚，将已成政治僵尸的段祺瑞捧出来组建“执政府”。因宪法悬置、国会停开，无从选举总统，段乃称“执政”，大权掌握在张作霖手中。段祺瑞是郑孝胥的好友，看重郑的才干和名望，竭力劝说其加入新政府。遗老圈子中很多人认为：“如果郑孝胥成为内阁成员，这个地位将使他能够保护小朝廷的利益。”人们希望他接受任命，但他拒绝了。段祺瑞自行在报上公布任命郑孝胥为内务总长，但这一招也未能奏效，他仍闭门不出。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赞扬说：“郑孝胥从不在民国政府当官，也永远不会这么做，他不能一身去兼事二王。”[10]
庄世敦多次在溥仪面前推荐郑孝胥，“他既是位勇敢、虔诚的忠臣，也是目前中国最杰出的书法家之一”。[11]一九二三年，郑孝胥前往北京叩见溥仪。两人一见如故，所谓“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溥仪立即任命郑孝胥为“懋勤殿行走”，不久升任“总理内务大臣”。郑孝胥试图改革腐败的内务府，却在守旧派的杯葛下，很快去职。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五日，冯玉祥发动兵变，占领北京，软禁曹锟。继而闯入紫禁城，撕毁民国优待清室之条约，驱赶溥仪，掠夺宫内稀世奇珍。溥仪被迫移居醇王府，仍不安全。二十九日，庄士敦、陈宝琛安排溥仪进入德国医院，郑孝胥再用自己的马车将溥仪转送日本使馆：
于是大风暴作，黄沙蔽天，数步外不相见。余至医院，虑汽车或不听命，议以上乘马车……登马车，余及一僮骖乘。……余叱御者曰：“再至日使馆！”御者利北道稍近，驱车过长安街。上惊叫曰：“街多华警，何为出此！”然车已迅驰。余曰：“咫尺耳。马车中安有皇帝？请上勿恐。”既南转至河岸，复奏上曰：“此为使馆界矣。”[12]
郑孝胥为此题诗《十一月初三奉乘舆幸日本使馆》，字里行间不无自夸：“乘回风兮载云旗，纵横无人神鬼驰。手持帝子出虎穴，青史茫茫无此奇。是日何来蒙古风，天倾地坼见共工。休嗟猛士不可得，犹有人间一秃翁。”[13]在千钧一发的逃亡过程中，郑孝胥临危不乱，从此深受溥仪信任。用溥仪的话来说，两人的亲密关系“到了荣禄与慈禧之间的那种程度”。
随后，溥仪移居天津日租界，郑孝胥亦跟随来到天津，“侍讲席者凡七年”。以一九二七年为例，除了春天和冬天两次南下上海各一个月之外，郑孝胥与溥仪几乎天天见面，他每天都在日记中记载“诣行在”及“进讲”，主要为溥仪讲《通鉴御览》。
上课的情形，溥仪有生动的描述：“他精神极足，每天半夜两点起床，练武术，写大字，然后吃早点，到张园时天还不亮。别人背后叫他夜猫子。……他旺盛的精力更表现在他的讲书上。常常在讲得激昂慷慨的时候，坐也坐不住，颤巍着站在我面前，唾星乱飞，以至痛哭流涕。”[14]幸亏这是在“行在”，若是在皇宫中，君臣之间礼仪森严，绝对不允许师傅手舞足蹈。[15]
郑孝胥还负责“行在”的外交事务。他出过主意，要溥仪去和过津的外国王族——英国、瑞典的王子们，以及外国的名流们接触。郑孝胥和日本领事、学者、军人都有交际。“总之，他不放过任何可以活动的门径，尽管失败了又失败，也不管有下文没下文。”[16]在郑孝胥的指导下，溥仪给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送过匾额，是郑孝胥拟的字，溥仪写的“举世无双”。墨索里尼是郑孝胥最崇拜的人，他也自比为溥仪的“黑衣宰相”。当意大利驻津领事转来墨索里尼回赠的照片，“他兴奋得秃头也发出了光”。[17]
郑孝胥也竭力联络各方实力派人物，如一九二七年一月七日的日记中记载：“诣行在。召见陆荣廷。”[18]次日，他又单独会见陆荣廷。陆荣廷曾任广西边防军“荣字营”统领，入民国成为桂系首领，与蔡锷联手发起护国运动。一九二四年，陆荣廷受“新桂系”李宗仁等的逼迫下野。此时陆荣廷已是闲云野鹤，郑孝胥仍加以笼络，盼其东山再起，帮助溥仪登基。然而，陆荣廷次年即病逝于上海。
一九二七年，康有为和王国维先后去世，郑孝胥对两人的评价截然不同。四月一日的日记记载：“报言，康有为以廿八日卒于青岛，上欲赐恤，陈宝琛谏，谓康宗旨不纯，且有‘保中国，不保大清’之说。奏曰：‘德宗赍志抑郁以终，实受康有为之害。戊戌之狱，他日当付朝议定之。’上然之。”[19]可见，作为“稳健的维新派”的郑孝胥，对作为“激进的维新派”的康有为不以为然。六月四日的日记记载：“王国维自沈于昆明湖。”次日又记载：“罗振玉为王国维递遗折。奉旨：予谥忠悫，赏银二千元。……清华学校诸生罢课一日。北京各报并记其自沈之状，众论颇为感动。梁启超亦为清华教授，哭王静安甚痛。”[20]郑孝胥专门为王国维题写了一首輓诗：“河清难俟浊难止，留得昆明一湖水。能令湖水共千秋，节义何曾穷此士。泰山之重鸿毛轻，天下孰敢轻儒生？云中袒背受戈者，谁信由于有不能。”[21]
“共氏三世”之说：共产灭共和，共管灭共产
对来自苏俄的马列主义输入中国的危害，郑孝胥这样的老派士大夫看得比五四的新派知识分子清楚明白。他评论说：“俄行共产制，举国皆为盗贼，至人相食。今犹欲倡世界革命，奇哉！”
一九二六年，党军挥师北伐，郑孝胥敏锐地觉察到“赤祸如拳匪”。一九二七年，随着战局蔓延，他在日记中有不少切中肯綮的评论。一月十日，他写道：“温毅夫之兄、父、子皆为赤党捕去，毅夫营救甚急。”[22]可见，党军所到之处，红色恐怖便尾随而至。三月一日又记载：“报言，张宗昌至南京，上海孙传芳将求去。党人欲攻安徽，意在断津浦路，若北军能自九江、南昌、萍乡循铁路攻长沙，彼将如何？”[23]不愧为曾领兵打仗的儒将，军事家蒋百里也曾向孙传芳提出过类似建议，可惜一开始但求自保的孙传芳未加采纳，等到吴佩孚败亡之后，才悔之晚矣。
党军暴力排外的“南京事件”，宛如小规模的义和团暴乱。郑孝胥在三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中记载：“报言，党军入南京，攻各国领事馆，英领事重伤，英医士死一人；英、美兵舰发炮攻之，华人及党军死伤二千人。”[24]张作霖在北京抓捕李大钊等共产党，郑在四月九日亦有记载：“北京围俄使馆，获赤党九十余人，李大钊、刘之龙、贾德耀皆被获。上海工部局围守俄领事馆。”[25]但是，他未能充分注意到蒋介石在上海清党的重要性，只是在四月十三日的日记中淡淡地写了一句：“是日，白崇禧解散总工会。”[26]此后，张作霖在北京成立“大元帅府”，自称“大元帅”，郑孝胥视之为中华民国的灭亡，六月十八日写道：“孙传芳等联名通电，推张作霖为海陆军大元帅，以今日午后三时就职。宪法、约法皆废除，共和民国以今日亡。南方党军亦一党专制，自称革命。”[27]
王国维有“以共和始者，必以共产终”之名言，郑孝胥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共和、共产、共管”之“共氏三氏”之说，尝试釐清现实的困境，提出未来的远景。“共管”一词最初源自一九一八年英美两国提出列强共同管理中国铁路的主张。一九二三年，山东临城劫车事件发生，列强主张共管中国的声浪不绝于耳。[28]郑孝胥作出预言：“共和生子曰共产，共产生子曰共管。共氏三世，皆短折。共氏遂亡，皇清复昌。”
针对一九二七年席卷大半个中国的血腥内战，郑孝胥在评论中不时加入“共氏三世”之说。一月十四日写道：“报载吴佩孚布告，所持政策亦剽窃‘排外’、‘护工’之语，张学良、王宠惠论汉口逐英人事，亦以收回租界为言，彼等皆染赤化，南北主义略同，实皆狂妄无知，殆甚于义和团。天实为之，以造成共管之局矣！”[29]郑氏此前一度看好吴佩孚，没想到吴佩孚也采取类似南方的左派政策，令其大失所望。
一月二十六日，郑孝胥引用《顺天时报》之报道：“英国宣布陆军三旅赴上海为防卫军，少将敦肯为司令，印度、马耳他、香港皆调兵来沪，法、美皆派兵，唯日本称不同意。共产灭共和，共管灭共产，余言之数年，今将验矣。上海为世界第三商埠，并于纽约、伦敦，今为赤党所逼，不能不自筹防卫。日来中比，中日皆在北京议改约，此各国见好于北方之象。然度北方转骄，或有他变，则各国必大失望。盖自辛亥以来，列国助袁世凯而败，助段祺瑞而败，欲助吴佩孚、张作霖而皆将败；南方既为俄人所蛊，北方亦渐以排外为能，将成共管之局，谁能止之乎？”[30]
六月十日，郑孝胥又录五月初十《天津日日新闻》上一篇题为《英人提倡共管中国》的报道：“联合社英京特约通信：据政界要人表示意见，谓中国现局日形纠纷，旅外观察家曾留心考察一切，以为中国人须候长久时期方能解决内部纠纷。外国欲作军事的或外交的干涉以解决中国时局问题，乃不可能之事。其唯一方法只有组织国际共管中国委员会，由英、美、法、日、德、意六国各派代表一名为该会委员，以完全管理中国境内之军事。各委员之任期为三年，期内担任完全责任。首先，由各国代筹二百五十兆元以为行政经费。外交家或政客不得充当委员，委员人才须与美国商务部长贺华氏相仿佛。此外，又组织对该委员会负责之中外混合委员会，使中国人得在上述之会内受训练云。”[31]虽然郑孝胥反对“共管”，但这篇报道完全是乌托邦想象——列强哪有那么好心，自己掏钱出来“共管”中国并帮助中国训练管理人才，即便最仁慈的殖民者都不会这样做。
八月十六日记载：“报言，蒋介石通电下野……赤党固将瓦解，北方亦将有政争之变，大势必趋于共管矣。”[32]郑孝胥远观南方政局，对蒋介石下野一事完全判断错了。蒋介石以退为进，赴日与日本朝野谈判，并从江浙财阀那里得到军费，很快卷土重来。蒋之下野并非“赤党瓦解”的标志。
本年度最后一件大事为共产党在广州发起暴动。郑孝胥在十二月十三日的日记中记载：“广州农工作乱，省城陷，焚掠几尽，俄领事为之首，国民党张发奎、黄琪翔等皆遁。”十二月十五日又记载：“李福林攻广州，克之，党军宣言与俄绝交。”[33]
郑孝胥一生以民国为敌国，称之为“竖子乱中国”，更批判辛亥革命说：“辛亥纲纪绝，大臣为奸欺。伤哉亿兆人，投畀虎与貔。”无论北方的北洋政府，还是南方的党军，他都恨之入骨——当然，他深知后者危害更大。他反对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也反对北洋政府的五色旗，单单认同清朝的黄龙旗。五月十一日，从青岛到天津的轮船上，郑孝胥遇到一名能讲华语的、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人。这名俄国人说，他自汉口赴津，“汉口甚乱，数月不见五色旗，见之甚喜”。郑孝胥却严肃地表明其立场：“五色旗乃招乱之旗，余将举黄龙旗以灭之耳。”这个俄国人大概很少遇到此类“民国反对派”，只好点头回答：“诚然。”[34]
王道乐土何处寻：从中华帝国到满洲国
郑孝胥对民国的敌视，不仅仅是因为辛亥革命断送了他的仕途——入民国，北洋政府许多高官显贵都是其故人，他若愿意，做总长乃至做总理的机会皆唾手可得。他不认同民国，更多是由其价值观决定的：他赞同英国和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反对法国革命式的“暴民专制”。
跟张之洞一样，郑孝胥持“中体西用”之说。他不排斥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乃至宪政制度，但坚持认为中国文化本位不能动摇。民初思想史上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是，“激化”的思路一发而不可收拾，五四知识分子对传统中国文化展开全盘批评和攻击，同时提倡更深也更广地引进西方文化。在差不多同时期，和“反传统主义”相反的一种思潮也出现了——即面对日益增强的西化力所产生的文化守成反应，这个群体主张复苏传统文化的一些方面，同时坚信中国文化不但和西方文化相当，甚至更加优越。[35]郑孝胥就接近于这种“文化守成主义”。
在旧体制的中国，区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标凖是有无文化能力与道德能力。统治的本质，是一种由有德者进行民众教化的观念。辅佐皇帝进行民众教化的官僚，必须具备与之相应的文化能力与道德能力。科举所试的固定的诗文写作能力是为了检查考生有无文化能力，所试的儒家经书的知识是为了检查考生有无道德能力。科举合格者，其杰出的文化担当资格和道德资格为社会所认可，具有很高的社会声誉。[36]这就是郑孝胥所依托的文化及伦理体系，即便大清沦亡了，这群遗民也绝不放弃这套文化及伦理体系。郑孝胥愿意在商务印书馆兼职，推动商务印书馆出版古籍、整理“国故”，却不愿像王国维那样任教于新式大学，尽管他早年参与创办各类新式学堂，却看不起西式的大学，他的“守旧”比王国维更彻底。
作为汉族士大夫，郑孝胥对满清王朝保持矢志不渝的忠诚和支持，甚至超过不少心灰意冷的满族亲贵。这种忠诚和支持的动机，跟曾国藩宁愿帮助满人的朝廷剿灭汉人的反叛集团“太平天国”一样：洪秀全要用西方的洋教取代孔子，作为孔子信徒的儒生不能袖手旁观；而革命党人的“赤色”意识形态，比昔日的拜上帝教还要可怕。
郑孝胥的国家认同是“中华帝国”，溥仪在回忆录中写道：
有时是讲我祖先的历史，有时却讲的是我未来的“中华帝国”：中华帝国，版图至少也要恢复到圣祖仁皇帝（康熙）朝的规模，那时京城要建三座，一在北京，一在长安，一在帕米尔高原之上……我帝国领土广大，财富无尽，东北有森林，中亚细亚有石油……要欢迎外国投资，聘用各国人才，实现门户开放政策，帝国不用花钱，但收兴旺之效……[37]
郑孝胥并不满足于在关外建立满洲国。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七日，郑孝胥与关东军司令官兼关东厅长官武藤信义在旅顺黄金台的关东厅长官别墅举行会谈。武藤第一次告诉他，满洲国将向“帝政”制转变：“满洲国的基石已日趋巩固，在明年的第二个建国日，可以实行帝政制了吧。”
郑孝胥回答说：“那当然好。只是按照我的想法，是否稍微早了点。对我而言，这确实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只是唯恐自己自满。中国内地有些人说我，自从成为满洲国总理后，便心满意足，好像忘了大业等等。若让执政登上帝位，我怕自己会因此而过早地沉浸于高兴和满足之中，我还是盼望执政早日在北京即位。”
长期担任溥仪随从翻译的林出贤次郎在“秘密会见记录”中评论说：“从郑孝胥口中说出的希望在北京举行‘皇帝即位’，是道出了‘复辟清朝’的愿望。可是对于关东军来说，根本从未考虑过在北京‘复辟清朝’，郑孝胥这样说实在稍欠慎重。”[38]这也正是郑孝胥与关东军立场的重大差异，这一差异导致他后来被免职。
溥仪在回忆录中引用郑孝胥的诗句“燕市再游非浪语，异乡久客独关情，西南豪杰休相厄，会遣遗民见后清”，说明郑孝胥“不仅要在满洲实行帝制，还想着回燕京，实现‘后清’的幻想”。[39]
被迫从中华帝国的立场退却到满洲国，郑孝胥只好用“王道”思想自我安慰，“满洲国以皇帝为中心，以王道为主义”。[40]他言必称王道，就像传教士提及基督信仰一般。他将“王道”视为东方民族因应西方列强势力的国际策略，以“王道”立国又可以消弭种族、阶级和旧有的国家之别，“王道”亦可消除革命、恢复秩序。郑孝胥认为，有了“王道”就可避免现代纷扰不休的政党政治，以及由此形成的“一党专政”，从而赢得与南京国民党政权的竞争。所以，当关东军战略家石原莞尔以“民族协和”规划未来满洲的图像，考虑组成“协和党”时，溥仪即表示“实行一国一党制乃误国之举”，强力反对组党，要求改为“协和会”。郑孝胥深表赞同，说溥仪的说法“有定见，甚可喜”，也以“孔教不党、王道无党”为由支持。[41]
郑孝胥倡导“王道”观念几近狂热。他将自己写的《王道要义》广为散发，每个来访者均赠送一册。一九三八年，郑孝胥在王道书院作开幕演讲，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公开演讲。他梦想在关外缔造一个优于关内的“文化中国”和“道德中国”。若满洲国在文化和道德上胜过中华民国，未来未尝不可能重新统一中国，那样的不世伟业甚至超过当年八旗劲旅入主中原。一九三二年八月，郑孝胥接受日内瓦记者采访，说出了心里话：“中国人民他日可合于满洲国，满洲国人民断不能再合于中国。子观大清之二百七十年与民国之二十年，征其历史，可以知矣。”换言之，满洲国不是一个新的国家，它继承了清朝的正统，更继承了纯正的中华文化。
一九三六年，日人来访，问及溥仪本为清帝，若民国灭亡后是否复职？这是一个敏感问题，郑孝胥巧妙地回答说，如果中国自愿放弃共和制度，“溥仪以满洲皇帝兼中华，如英王之兼帝印度可也”。[42]这样的回答，既可让日本人满意，也不放弃他的大业和愿景。在这个答案中，满洲国俨然如英国本部，中国则降低为殖民地印度，在文明的意义上，满洲国占有更高的“位阶”。
满洲国并未施行郑孝胥的“王道”理想，但其现代化建设突飞猛进。满洲国是当时亚洲乃至世界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在日本战败前夕，满洲国的工业规模超过日本本土，从沈阳到大连的沈大线两侧工厂烟囱林立，城市连成一片，成为“绵长工业区”，沈阳铁西区被誉为“东方鲁尔”。[43]所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由于关内连年内战，赤贫的中国人口大量涌向关外，一九三六年一月，满洲国人口三千零九十七万，年底猛增到三千七百零一万，一九四一年达到四千两百二十九万。对于“关内”的普通中国人来说，移居“关外”的满洲国并不用承担“不爱国”的道德压力。在此意义上，满洲国算不算是实践了另一种“王道”呢？
人心渐悔机应转，残局谁收劫又来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溥仪离开天津，在关东军扶持下成立满洲国。郑孝胥则卖掉上海旧居“海藏楼”，表示断绝与中国的联系，义无反顾地踏上这条不归路，即便成为千夫所指的“汉奸”亦在所不惜。
溥仪晚年所作《我的前半生》一书，体现其被共产党“思想改造”的成果，对自己以及像郑孝胥等追随者竭尽侮辱抹黑之能事。书中谈及郑孝胥，完全是负面评价：“军、政、党、皇族、浪人，无一不拉，有缝就钻。一直到九一八事变，看出了命运主宰权在关东军手里，他才以闪电式的速度，不惜任何代价，把第一号经纪人的拍板一把夺过来，成了关东军的交易对手。”[44]
其实，郑孝胥早年出使日本，是“知日派”，而非“亲日派”或“媚日派”。在一九二七年，他两度劝说溥仪拒绝日本方面抛出的橄榄枝。三月八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上从容问：“大连可居否？”
奏曰：“不可。居一国肘腋之下，于外交为失势。且他日难避去奉之嫌。天津不宜轻动也。”[45]
在六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又记载：
上询问日领事约谈情形。
奏曰：“今乘舆狩于天津，皇帝与天下犹未离也，中原士大夫与列国人士犹得常接，气脉未寒。若去津一步，则形势大变，是为去国亡命，自绝于天下。若寄居日本，则必为日本所留，兴复之绝望矣。自古中兴之主必藉兵力，今则海内大乱，日久莫能安戢，列国逼不得已，乃遣兵自保其商业，他日，非为中国置一贤主则将启争端，其祸益大。故今日皇上欲图中兴，不必待兵力也，但使圣德令名彰于中外，必有人人欲以为君之日。”[46]
由此可见，郑孝胥并不主张溥仪依附日本，而建议“一动不如一静”。然而，即便是天津日租界的张园和静园，也不能让这对师生安静地“讲古”，时局的剧变不能不影响他们的心境。
一九二七年之后，国民党在南京建立的政权日渐巩固，一党独裁、特务横行；而共产党农村发起此起彼伏的武装暴动，“第二民国”民不聊生。关东军利用九一八事变，驱逐了败家子张学良，以满洲为日本帝国之“生命线”。日本不便将满洲当作台湾那样的殖民地直接治理，需要溥仪这个前清逊帝为之站台。溥仪被民国政府羞辱（冯玉祥部将其赶出紫禁城并偷掘清东陵），亟待报仇与复国。双方一拍即合。已七十一岁的郑孝胥，不得不接受人生中最后一个放手一搏的机会。
即便如此，郑孝胥心中仍有不足为外人道也的挣扎与痛苦。一九三二年九月九日，《日满协定书》签字前六天，突然传出郑孝胥对驹井德三（第一届国务院总务长官）的独断专横不满，闭居于私宅拒绝办公的消息。日本军部为该事件的处理方案绞尽脑汁，最后定下方针：无论如何也要輓留郑氏，派冈村宁次参谋副长火速前往长春劝说。但郑氏谴责驹井的蛮横，没有轻易答应。军部因签字仪式已迫在眉睫，不便更换总理，答应在签字仪式举行后将驹井调任，郑氏这才收回辞职意向。[47]
负责签字仪式的米泽书记官认为，郑孝胥此举除了抗议日方的强横之外，还有别的政治动机：“即畏惧由于签订条约而被冠以卖国贼之名，日后被中国四亿民众看作是放弃满洲的元凶。随着签字仪式日渐逼进，经过苦闷思索，决定提出辞职以逃避责任。”
米泽生动地描述了签字仪式现场的情形：“我拿着议定书，走进等候室，感觉和我握手的臧民政部长的手颤抖得很厉害，又看到郑总理脸部剧烈抽搐着，心中的疑问更强烈了。我决定，无论如何要尽快地完成双方签字。”
签字仪式在勤政殿举行。首先由武藤全权大使陈述日本承认满洲国的决定。随后，郑孝胥站起来致词，“郑总理蠕动着嘴巴，半天说不出话，脸部的肌肉剧烈颤动着，一脸要哭的样子，五秒、十秒、三十秒过去了，还是没有发言。让人充分感到其内心汹涌着错综复杂的情绪波涛”。米泽写道，签字时，“我像已等得不耐烦似地翻开议定书，没有让他先填日期，而是立刻请他签名盖章。随着一个、两个签名落笔，郑总理慢慢恢复了平静，似乎不会再有发生癫痫的迹象了”。[48]郑孝胥已然意识到，现实中的满洲国乃是日本军部的禁脔，而非他可以实现梦想的“王道之国”。
才任职半年，郑孝胥即向溥仪提出辞呈，获得挽留。“国务总理大臣”的职位，表面上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实际上是“容隐处此，徒靡岁月”。他想干大事，却只能管琐屑小事：“任总理已八阅月，所为者特司官部吏之事，而疲于奔命，颇自惜其精力消磨于无用之地。”
一九三五年五月，关东军司令长官、日本驻满洲国大使南次郎与郑孝胥展开会谈，宣布由关东局总长长冈隆一郎出任掌握满洲国国务院实权的总务厅长，并以长冈为中心进行“内阁改造”。郑孝胥无法抗拒日方的安排，只能提出一些卑微的要求，“现在内阁已工作三年，阁僚们立下了很大的功劳，因此在让各位退职时应给予相当的待遇，保住他们的面子，退职以后根据需要给予合适的职务，这次就当暂时休养”。至于他推荐的继承人蔡运舛，日本方面根本不予考虑。“对郑孝胥总理有关继任者的人事提案，南次郎大使用非常简单的话便打发遮掩过去。作为关东军司令官，表现了决不会轻易按照满洲国方面的想法来办事的态度。”[49]让郑孝胥难以接受的是，日方选择的继任者是张景惠——张比他更加顺从。[50]
关东军对满洲国事务的全面控制，就连《满蒙问题解决策略》的起草者石原莞尔都叹为观止。石原曾主张日本直接占领满蒙，在一九三零年五月的《满蒙问题私见》中指出：“我怀疑支那人是否有建设近代国家的能力，不如在我国的治安维持下让他们自然发展。”[51]七年以后，作为九一八事件始作俑者的石原莞尔重返满洲国，其战略观点已发生了转变，他主张不扩大对华战争，并给予满洲国自治权。[52]
退休不到三年之后的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八日，郑孝胥病逝于新京（长春），享年七十九岁。溥仪下令给予国葬之礼。郑孝胥不用再经历第二次亡国之痛——随着日本战败，满洲国沦为苏俄军队的肥肉，以及国共内战的战场，“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结局何其悲哀。
郑孝胥的长子郑垂、次子郑禹，同任总理秘书官。一九三五年，郑垂暴毙身亡，给郑孝胥沉重打击。郑禹在一九四二年任奉天市长，满洲国解体后，下落不明。直到三十多年后的一九七七年才证实，在日军大崩溃前夕，郑禹搭乘保证不受攻击的远洋客轮“阿波丸”号，企图逃命，不料为美国海军误击而沈没海底，包括郑禹在内的乘客全部殉难。[53]郑孝胥也不用第二次经历“白发人送黑发人”了。
[1] 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四），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页2139-2140.
[2] 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四），页2143-2144.
[3] 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四），页2162.
[4] 《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四），页2165.
[5] 蔡登山《叛国者与亲日文人》，台北：独立作家，2015年版，页13.
[6] 叶参、陈邦直、党庠周合编《郑孝胥传》，上海：上海书店，1989版（据满洲图书株式会社1938年版影印），页2.
[7] 叶参、陈邦直、党庠周合编《郑孝胥传》，页3-4.
[8] 徐临江编著《郑孝胥前半生评传》，北京：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页171-172.
[9] 张笑川《郑孝胥在上海的遗老生活》，见《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12年第2期。
[10] 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台北：博雅书屋，2009年版，页370.
[11] 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页384.
[12] 郑孝胥《海藏楼诗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页324.
[13] 郑孝胥《海藏楼诗集》（下），页323.
[14] 溥仪《我的前半生》，北京：群众出版社，2015年版，页211.
[15] 雍正朝明定皇子入学礼节，“师傅受揖，坐而授书”。当过同治和光绪两朝帝师、后来位居宰辅之位的翁同龢，授课时始终一丝不苟、谨言慎行。高阳《翁同龢传》，台北：远景出版公司，1993年版，页37.
[16] 溥仪《我的前半生》，页211.
[17] 溥仪《我的前半生》，页211.
[18] 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四），页2129.
[19] 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四），页2139.
[20] 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四），页2146-2147.
[21] 郑孝胥《海藏楼诗集》（下），页345.
[22] 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四），页2129.
[23] 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四），页2136.
[24] 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四），页2138.
[25] 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四），页2140.
[26] 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四），页2140.
[27] 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四），页2149.
[28] 林志宏《民国乃敌国也：政治转型下的清遗民》，台北，联经出版，2009年版，页333.
[29] 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四），页2130.
[30] 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四），页2130-2131.
[31] 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四），2147-2148.
[32] 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四），页2155.
[33] 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四），页2167.
[34] 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四），页2144.
[35] 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页4-5.
[36] 佐籐慎一《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页9.
[37] 溥仪《我的前半生》，页210.
[38] 中田整一《溥仪的另一种真相：秘藏日本的伪满皇宫最高机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页33-34.
[39] 溥仪《我的前半生》，页285.
[40] 叶参、陈邦直、党庠周合编《郑孝胥传》，页49.
[41] 林志宏《民国乃敌国也：政治转型下的清遗民》，页345-348.
[42] 林志宏《民国乃敌国也：政治转型下的清遗民》，页340.
[43] 满洲国的首都长春是亚洲第一个经过专家规划设计的现代城市，整个城市掩映在绿海之中，有“城市山林”和“森林之都”的美称。长春是亚洲第一个全面普及抽水马桶和管道煤气的城市，也是第一个规划地铁的城市，从一九三八年开始，在长春规划一百二十公里的环城地铁和有轨电车道路，还有环城高速公路。长春主要街道的照明和电讯线路采用地下管线，是亚洲第一个实现主干道电线入地的城市。一九四三年，东北以占中国九分之一的土地和十分之一的人口，生产了占全中国百分之四十九点四的煤，百分之八十七点七的生铁，百分之九十三的钢材，百分之九十三点三的电力，百分之六十九的硫酸，百分之六十的苏打灰，百分之六十六的水泥，百分之九十五的机械，形成了庞大的人造石油、特种钢等当时领先世界的尖端科技企业。一九四五年，全中国工业总产值中，东北占百分之八十五，台湾占百分之十，连年内战的“一穷二白”的中国其余部分只占百分之五。
[44] 战后，溥仪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之战犯，接受长期严酷的“思想改造”。之后，以贱民身份在“新中国”苟延残喘，至一九六七年文革爆发后的第二年悲惨地死去。溥仪《我的前半生》，页209.
[45] 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四），页2136.
[46] 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四），页2149.
[47] 中田整一《溥仪的另一种真相：秘藏日本的伪满皇宫最高机密》，49页。
[48] 中田整一《溥仪的另一种真相：秘藏日本的伪满皇宫最高机密》，页50.
[49] 中田整一《溥仪：另一种真相：秘藏日本的伪满皇宫最高机密》，页101-102.
[50] 张景惠为奉军实力派人物，其资历与声望完全不能与郑孝胥相比。任命张景惠为满洲国第二任总理，对郑孝胥来说，或许是一种羞辱吧。张景惠出身豆腐匠，与张作霖结拜为兄弟，投身绿林，同张作霖一道建立奉系武装。一九二六年，张作霖到北京组织安国军政府，张景惠任陆军总长。九一八事变后，张景惠成立“东省特别区治安维持会”，投靠日本。一九三二年，又成立东北行政委员会，发表“独立宣言”，宣布同南京国民政府脱离关系。三月一日，东北行政委员会发表“建国宣言”，宣布“创立满洲国”，张景惠被任命为满洲国参议府议长兼北满特别区行政长官。后又出任军政部总长，授上将衔。一九三五年五月，张景惠接替郑孝胥出任满洲国国务总理大臣，此后一直任至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后，张景惠被苏联红军逮捕并押往伯力。一九五零年，被苏联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有一段轶事记载：一九五五年，中共军委副主席贺龙元帅视察抚顺战犯管理所，与张景惠交谈。贺龙问张景惠多大岁数？改造得如何？张景惠回答：“八十四岁。”贺龙说：“听说你改造得不错，能不能唱个《东方红》呢？”八十四岁的张景惠认真地唱了一遍：“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虽然不可能唱腔优美，贺龙对此却很满意。若此时郑孝胥在狱中，断然不会有如此卑琐之举。一九五九年，张景惠在狱中病逝。
[51] 俞天任《有一类战犯叫参谋》，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页131.
[52] 石原作为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的副手，拜会了溥仪。他目睹满洲国的现状，对关东军的专制与当初建国理想之间的巨大差距感到惊讶。他建议说：“先发制人的关东军此刻应赶快收敛锋芒。军部应立刻撤回对满洲国的内部指导，完成满洲国的独立。”然而，更激进的东条英机不接受石原莞尔的建议。中田整一《溥仪：另一种真相：秘藏日本的伪满皇宫最高机密》，页163-164.
[53] 蔡登山《叛国者与亲日文人》，页25.
——《纵览中国》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Monday，September 3，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