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8

我们在1948年10月下旬离平赴沪时,北方的形势已在共军的控制之下。胡适10月22日从南京飞回北平,在日记中写道:“此次出外三十六日,真有沧桑之感。局势一坏至此!”(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页367.)我父亲便是在这一情况下决定暂迁上海的。这时火车早已不通,飞机又不能多携行李,所以我们改从天津乘船,这是我第一次航海之行。就我个人的感受来说,我在上海的九个多月是相当沉闷的。和在北平时不同,我人地生疏,又不会说上海话,简直没有活动的余地。但这几个月恰好是中国天翻地覆的关键时刻,我是在上海目击国民党崩溃及共军入城的。现在就记忆所及,略说当时大势。

我们到上海不久,淮海之战便结束了,国民党的现代化精锐部队在这一战役中几乎损失殆尽,接着便是和谈的呼声复起。从1949年1月蒋介石退位,李宗仁以代总统的身份与中共重开谈判,到4月中和谈破裂,中国大致处于停战状态。当时一般人自然盼望和平能够实现,但深知两党历史和“专政”本质的人,对和谈并不抱任何希望。2月4日,傅斯年给李宗仁的信说:“共产党本为战争党,以往尚如彼好战,今日走上风,实无法与之获得和平。”(傅斯年:〈致李宗仁书〉,载《傅斯年全集》,第七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页2495.)他因此断定:一、中共只与地方谈和,彻底消灭中央政权;二、绝对走苏联路线;三、必尽量摧毁以往掌兵符的人以及知识界领袖。他的预言事后证明是很准确的。

战争虽然暂停,但一般人民尤其是城市居民的生活状况仍急速地恶化。我在上海碰到了两种非常特别的生活体验,至今稍一回想,好像刚刚发生的事情。

第一是通货膨胀。那时金圆券贬值一日数十次,因此上海居民手中只要有纸币便立时到黑市去买银元。民间流通的银元有两种,一为袁世凯像,叫“袁大头”;一为孙中山像,叫“孙小头”。黑市钱贩子个个把手中的银元盘弄得锵然有声,口中则翻来覆去嚷着八个字:“大头小头,买进卖出!”我每天早上从家中拿着一两个银元到黑市去换纸币,然后飞跑到菜场去买当天所需的食物,因为跑得慢了,手中纸币便会降值不少。年岁已久,我的记忆已模糊,彷佛一个烧饼的价格便可以高到多少万元。这是经济崩溃的明确症状。

第二是黑社会的猖獗。由于内战关系,城乡之间的交通常在混乱状态中,影响物资运输,以致城市居民的日常必需品供不应求。黑社会组织便趁机而起,抢先霸占市场,将一切物资控制在手,然后以高价转卖给消费大众。这些黑社会份子当时在上海到处活跃,人称“黄牛党”,很多市民戏称它是国共以外的第三大党。举一个我亲历的经验为例,在上海看电影,电影院售票所是绝对买不到票的,因为所有的票都早被黄牛党买光了。我每次买票都只有向电影院前人数众多的黄牛党手上去转购,票价比电影院正式规定的要高好几倍。这更说明市场和一般社会生活都已失序了。当时上海警察局的人似乎也和黑社会打成一片,已没维持秩序的能力。

仅仅从上述的两个现象看,国民党的统治无法持续下去,已是很明显的了。和谈破裂,共军4月21日渡江,很快攻破南京。一个月之后,同样的命运落在上海的身上。用中共的说法,我是在上海“被解放”的。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既不恐惧,也无兴奋,把政权易手看作是平常的事。萧公权记他在离开上海前听人说:“共产党要来哉?呒底怕头!”(萧公权:《问学谏往录》,页204.)我可以为他这句话的真实性作证。这大概便是中国历史上所谓“民心已失”的状态。淮海战役后,殷海光为《中央日报》写社论,大声疾呼:“赶快收拾人心!”,然而已经来不及了。

但是中共拿下上海两个月左右,控制渐渐由松而紧,我父亲已开始听到新政权有探问他的迹象,这是因为他在东北与杜聿明的一段关系。情势陡然变得十分紧张,他必须赶快离开上海。在和谈的几个月中,我父亲也曾多次和朋友及亲戚讨论去台湾或香港的可能性。但是当时传闻,香港生活水平极高,我们住不起;台湾更是人地生疏,而且安全也无保证。避难的事便这样拖延下来了。现在形势逼人,不得不走,却只剩了一条险途,即坐船到舟山群岛,再转台湾。这是险途,因为不仅海上风浪难测,而且常有海盗出没。由于时间紧迫,我父亲携母亲与幼弟匆匆登程,我是唯一能代我父亲结束上海寓所的人——顶来的房子必须顶出,收回顶费,书籍和不少杂物也要装箱运回北平。我身为长子,义不容辞。到杨树浦码头送他们上船的一幕,真如生离死别,所以至今不忘。

他们是6月初离开的,我在月底便参加了燕京大学在上海的招生考试,侥幸考取了二年级插班生,一个多月后乘火车回到北平。

原转载者注:本文转载时略有删节,特此说明,读者明鉴。
文章来源:微信号:译者秦传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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