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1948年10月下旬离平赴沪时，北方的形势已在共军的控制之下。胡适10月22日从南京飞回北平，在日记中写道：“此次出外三十六日，真有沧桑之感。局势一坏至此！”（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页367.）我父亲便是在这一情况下决定暂迁上海的。这时火车早已不通，飞机又不能多携行李，所以我们改从天津乘船，这是我第一次航海之行。就我个人的感受来说，我在上海的九个多月是相当沉闷的。和在北平时不同，我人地生疏，又不会说上海话，简直没有活动的余地。但这几个月恰好是中国天翻地覆的关键时刻，我是在上海目击国民党崩溃及共军入城的。现在就记忆所及，略说当时大势。
我们到上海不久，淮海之战便结束了，国民党的现代化精锐部队在这一战役中几乎损失殆尽，接着便是和谈的呼声复起。从1949年1月蒋介石退位，李宗仁以代总统的身份与中共重开谈判，到4月中和谈破裂，中国大致处于停战状态。当时一般人自然盼望和平能够实现，但深知两党历史和“专政”本质的人，对和谈并不抱任何希望。2月4日，傅斯年给李宗仁的信说：“共产党本为战争党，以往尚如彼好战，今日走上风，实无法与之获得和平。”（傅斯年：〈致李宗仁书〉，载《傅斯年全集》，第七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页2495.）他因此断定：一、中共只与地方谈和，彻底消灭中央政权；二、绝对走苏联路线；三、必尽量摧毁以往掌兵符的人以及知识界领袖。他的预言事后证明是很准确的。
战争虽然暂停，但一般人民尤其是城市居民的生活状况仍急速地恶化。我在上海碰到了两种非常特别的生活体验，至今稍一回想，好像刚刚发生的事情。
第一是通货膨胀。那时金圆券贬值一日数十次，因此上海居民手中只要有纸币便立时到黑市去买银元。民间流通的银元有两种，一为袁世凯像，叫“袁大头”；一为孙中山像，叫“孙小头”。黑市钱贩子个个把手中的银元盘弄得锵然有声，口中则翻来覆去嚷着八个字：“大头小头，买进卖出！”我每天早上从家中拿着一两个银元到黑市去换纸币，然后飞跑到菜场去买当天所需的食物，因为跑得慢了，手中纸币便会降值不少。年岁已久，我的记忆已模糊，彷佛一个烧饼的价格便可以高到多少万元。这是经济崩溃的明确症状。
第二是黑社会的猖獗。由于内战关系，城乡之间的交通常在混乱状态中，影响物资运输，以致城市居民的日常必需品供不应求。黑社会组织便趁机而起，抢先霸占市场，将一切物资控制在手，然后以高价转卖给消费大众。这些黑社会份子当时在上海到处活跃，人称“黄牛党”，很多市民戏称它是国共以外的第三大党。举一个我亲历的经验为例，在上海看电影，电影院售票所是绝对买不到票的，因为所有的票都早被黄牛党买光了。我每次买票都只有向电影院前人数众多的黄牛党手上去转购，票价比电影院正式规定的要高好几倍。这更说明市场和一般社会生活都已失序了。当时上海警察局的人似乎也和黑社会打成一片，已没维持秩序的能力。
仅仅从上述的两个现象看，国民党的统治无法持续下去，已是很明显的了。和谈破裂，共军4月21日渡江，很快攻破南京。一个月之后，同样的命运落在上海的身上。用中共的说法，我是在上海“被解放”的。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既不恐惧，也无兴奋，把政权易手看作是平常的事。萧公权记他在离开上海前听人说：“共产党要来哉？呒底怕头！”（萧公权：《问学谏往录》，页204.）我可以为他这句话的真实性作证。这大概便是中国历史上所谓“民心已失”的状态。淮海战役后，殷海光为《中央日报》写社论，大声疾呼：“赶快收拾人心！”，然而已经来不及了。
但是中共拿下上海两个月左右，控制渐渐由松而紧，我父亲已开始听到新政权有探问他的迹象，这是因为他在东北与杜聿明的一段关系。情势陡然变得十分紧张，他必须赶快离开上海。在和谈的几个月中，我父亲也曾多次和朋友及亲戚讨论去台湾或香港的可能性。但是当时传闻，香港生活水平极高，我们住不起；台湾更是人地生疏，而且安全也无保证。避难的事便这样拖延下来了。现在形势逼人，不得不走，却只剩了一条险途，即坐船到舟山群岛，再转台湾。这是险途，因为不仅海上风浪难测，而且常有海盗出没。由于时间紧迫，我父亲携母亲与幼弟匆匆登程，我是唯一能代我父亲结束上海寓所的人——顶来的房子必须顶出，收回顶费，书籍和不少杂物也要装箱运回北平。我身为长子，义不容辞。到杨树浦码头送他们上船的一幕，真如生离死别，所以至今不忘。
他们是6月初离开的，我在月底便参加了燕京大学在上海的招生考试，侥幸考取了二年级插班生，一个多月后乘火车回到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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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微信号：译者秦传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