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在北平有一所住宅，坐落在交道口北兵马司十七号。平时有不少亲族家人共居，是很热闹的。我回北平后当然先回自己家中，和亲族重聚。但燕京大学远在西郊，必须住校，因此我平时在燕大，周末则进城家居。最初乘三轮车往返，后来骑自行车，就更方便了。
我离开北平九个多月，回来后发现气氛完全改变了。此时，北平建都已成定局，中共和民主党派的重要人员都集中于此，一方面等待封官，一方面争取住宅。“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杜甫这两句诗恰好可以借来描写当时的北平。不久分官已定，北平城里到处流传着下面这个“顺口溜”（当时尚无此词）：“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这一股怨气当然是从老革命干部胸中吐出来的。其实这是为了应付“统战”需要而采取的暂时策略，将不少高级职位分配给国民党降官、降将及其他党外人士。但党内干部纷纷不平，提出严重抗议，逼得党组织派出大批人员去做说服工作。我的表兄项子明还私下告诉我，毛泽东在党内讲话时曾用过一种说法：毛说，排斥党外人士加入政府是所谓“关门主义”，三国时关羽便是一位典型的“关门主义者”，他不肯联合孙吴以共同抗曹，终于失了荆州，败走麦城。这个说法很巧妙，所以我至今未忘。
上面是关于权力世界的事，下面再说两个一般社会上的小故事。第一是从城里去燕大的路上，我和三轮车夫闲聊，不经意中我说了一句：“你们现在翻身了。”不料这句话引起他满腹牢骚，他说：“翻身！我今儿是从床上翻到了地上。”原来那时百业萧条，三轮车的乘客也不多，难怪他对“翻身”两字的反应竟这样强烈。第二是表姐汪志华（项子明的二姐）在银行当小职员，有一天下班回家（北兵马司住宅），又哭又气。大家问她遇到什么不如意事？她说，今天银行失了一笔为数不小的钱，党委书记要对所有工作人员进行搜身，但党员和团员一律免而不搜。他的理由很简单：入了党和团的人都已经过了重重考验，他们的品德完美已有可靠的保证。未入党团者叫做“群众”，无论在政治上或道德上都低于党团员一等到二等。顾颉刚在上海也受尽了干部的盛气凌人，因此称他们“自居于征服者而迫人为被征服者”（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七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页253）。可见当时无论南北都是“道一风同”。这些都是小事，但在我心中留下的印象极深，所以五六十年都未忘却。后来我有机会读到顾颉刚、邓之诚所写的日记，与我的记忆大体吻合。
我非常喜欢燕大，不仅因为它是我父亲的母校，而且校园之幽雅在中国是数一数二的。我被分配在第二食堂中的一间宿舍，与另一新生同住。这座房子紧接着未名湖，我闲时即在湖畔徘徊或静坐，冬天湖面结冰后，我还在夜间跟着其他同学去湖上学溜冰。所以1978年11月随美国科学院所派的“汉代研究考察团”访问“北京大学”时，因恰好经过未名湖，我曾脱队去第二食堂匆匆一转，不胜今昔之感。
燕大是美国教会出钱创办的，创办人司徒雷登（John L. Stuart）在战后出任驻华大使前，一直是校务的实际负责人。我到燕大报到时，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1949年8月18日）一文刚刚发表不久，学校的处境似乎很窘迫，但我们这些新生并未感到任何不安。我进燕大时，它已没有丝毫外国的教会作风，相反，中国的政治气氛却异常浓烈。从前大学师生最厌恶的是校内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两种组织，因此1949年以前，民主自由派的人一直要求党团退出校园。不料此时的燕大除了专业课程表面上仍由各学系安排外，其余一切课外活动都在党团的控制之下，例如钱俊瑞、艾思奇等前来演讲，或对有问题的人进行“斗争”之类，一切功课都停止，以便师生全体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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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微信号：译者秦传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