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9

我家在北平有一所住宅,坐落在交道口北兵马司十七号。平时有不少亲族家人共居,是很热闹的。我回北平后当然先回自己家中,和亲族重聚。但燕京大学远在西郊,必须住校,因此我平时在燕大,周末则进城家居。最初乘三轮车往返,后来骑自行车,就更方便了。

我离开北平九个多月,回来后发现气氛完全改变了。此时,北平建都已成定局,中共和民主党派的重要人员都集中于此,一方面等待封官,一方面争取住宅。“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杜甫这两句诗恰好可以借来描写当时的北平。不久分官已定,北平城里到处流传着下面这个“顺口溜”(当时尚无此词):“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这一股怨气当然是从老革命干部胸中吐出来的。其实这是为了应付“统战”需要而采取的暂时策略,将不少高级职位分配给国民党降官、降将及其他党外人士。但党内干部纷纷不平,提出严重抗议,逼得党组织派出大批人员去做说服工作。我的表兄项子明还私下告诉我,毛泽东在党内讲话时曾用过一种说法:毛说,排斥党外人士加入政府是所谓“关门主义”,三国时关羽便是一位典型的“关门主义者”,他不肯联合孙吴以共同抗曹,终于失了荆州,败走麦城。这个说法很巧妙,所以我至今未忘。

上面是关于权力世界的事,下面再说两个一般社会上的小故事。第一是从城里去燕大的路上,我和三轮车夫闲聊,不经意中我说了一句:“你们现在翻身了。”不料这句话引起他满腹牢骚,他说:“翻身!我今儿是从床上翻到了地上。”原来那时百业萧条,三轮车的乘客也不多,难怪他对“翻身”两字的反应竟这样强烈。第二是表姐汪志华(项子明的二姐)在银行当小职员,有一天下班回家(北兵马司住宅),又哭又气。大家问她遇到什么不如意事?她说,今天银行失了一笔为数不小的钱,党委书记要对所有工作人员进行搜身,但党员和团员一律免而不搜。他的理由很简单:入了党和团的人都已经过了重重考验,他们的品德完美已有可靠的保证。未入党团者叫做“群众”,无论在政治上或道德上都低于党团员一等到二等。顾颉刚在上海也受尽了干部的盛气凌人,因此称他们“自居于征服者而迫人为被征服者”(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七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页253)。可见当时无论南北都是“道一风同”。这些都是小事,但在我心中留下的印象极深,所以五六十年都未忘却。后来我有机会读到顾颉刚、邓之诚所写的日记,与我的记忆大体吻合。

我非常喜欢燕大,不仅因为它是我父亲的母校,而且校园之幽雅在中国是数一数二的。我被分配在第二食堂中的一间宿舍,与另一新生同住。这座房子紧接着未名湖,我闲时即在湖畔徘徊或静坐,冬天湖面结冰后,我还在夜间跟着其他同学去湖上学溜冰。所以1978年11月随美国科学院所派的“汉代研究考察团”访问“北京大学”时,因恰好经过未名湖,我曾脱队去第二食堂匆匆一转,不胜今昔之感。

燕大是美国教会出钱创办的,创办人司徒雷登(John L. Stuart)在战后出任驻华大使前,一直是校务的实际负责人。我到燕大报到时,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1949年8月18日)一文刚刚发表不久,学校的处境似乎很窘迫,但我们这些新生并未感到任何不安。我进燕大时,它已没有丝毫外国的教会作风,相反,中国的政治气氛却异常浓烈。从前大学师生最厌恶的是校内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两种组织,因此1949年以前,民主自由派的人一直要求党团退出校园。不料此时的燕大除了专业课程表面上仍由各学系安排外,其余一切课外活动都在党团的控制之下,例如钱俊瑞、艾思奇等前来演讲,或对有问题的人进行“斗争”之类,一切功课都停止,以便师生全体参加。

原转载者注:本文转载时略有删节,特此说明,读者明鉴。
文章来源:微信号:译者秦传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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