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是燕京大学末日的开始，再过三年，它便不存在了。我已在另处写过燕京末日（余英时：〈回忆一九四九年秋季的燕京大学——巫宁坤先生《孤琴》序〉，载巫宁坤：《孤琴》，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8，页3-27），这里不想重复，只想介绍一下燕大的几位教授，以及我在燕大所受到的冲击。
我最早认识的是聂崇歧先生，那是一年以前，我们全家去游颐和园，准备在那里过夜。因为我父亲和他是同学，我们特别绕路到燕大去拜候他，并向他借了一些被单和毯子。但是事隔一年，他已不记得我了，经过自我介绍，他才弄清楚我是故人之子。聂是山东人，苦学出身，专精宋史和历代官制。后来我在哈佛听太老师洪煨莲（业）先生说，哈佛燕京学社的引得编纂，聂先生的贡献最大。洪先生还特别称赞他的人品，1948年秋季聂先生到哈佛访问一学年，但因北平局势紧张，他顾念长兄一家，于12月便匆匆赶回。洪先生说他“孝友无双”。他在哈佛期间，杨联陞老师正在任教，杨先生注释利玛窦中国游记中的明代官制名称，得到聂先生的帮助不少。这些官制的民间通称以西文拼音写出，极难辨识。若非如聂先生那样对明制和掌故烂熟于胸，根本便无法还原。所以，杨先生后来在英文本《中国史讲题纲要》（Topics in Chinese History）中特别向他致谢。
1949年秋季，聂先生没有开宋史课程，他开的是必修课“中国近代史”，始自鸦片战争，用的教科书则是署名“武波”（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最近邵东方先生还在斯坦福大学图书馆中找到此书，并将封面影印给我看）。我最初还以为聂先生是应付当时需要，勉强讲授此课。最近读《邓之诚日记》，才知道聂先生早在1949年2月15日已表示要教这门新课，可见完全出于主动。邓还讥笑他“可谓发愤维新”（《邓之诚日记》，第五册）。依我现在的推测，他大概已认清“中国近代史”一课将愈来愈重要，与其让史学修养不够的人把它变成一个政治课程，不如由他承担起这个任务，仍能保持学术的水平。我的推测是有根据的，因为他讲授时虽不背教科书的基本线索，但对某些细节似乎另外下过功夫，深入原始史料，并提出重要的客观事实。我至今依稀还记得的是关于曾国藩打太平天国的部分。他当然也谴责曾国藩，但却讲了许多曾怎样起来组织地方武装和最初一再失败，有一次几乎自杀的经过。他说得源源本本，显然读了不少资料，有些是教科书上所没有的。他也没有用当时流行的“汉奸”、“刽子手”这类激情口号。
除了“中国近代史”外，我又选了一门“历史哲学”，讲的是史学理论与方法，由翁独健先生讲授。他是燕大历史系的高材生，毕业后到哈佛研究蒙古文和元史，获得博士学位。他颇爱好语言，回国后又学了满文，当时则在自修俄文。在这门历史哲学的课中，他指定普列汉诺夫（Georgi V. Plekhanov）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中译本为教材，但他说自己正在努力读俄文原本。我当时已听说过普氏和这部著作在俄国马克思主义史上的重要性，普氏在政治上虽反对列宁，但列宁还是承认普氏此书教育了整整一代的俄国读者。这部著作追溯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来源，除十八世纪法国唯物论（霍尔巴哈[Paul T. d’Holbach]等）、日耳曼哲学（黑格尔[Georg W. F. Hegel]的历史必然性）、乌托邦社会主义外，普氏还特别强调法国史学家基佐（François Guizot）、迭利（Augustin Thierry）、米尼（François-Auguste Mignet）等的贡献：他们把历史进程解释为各种社会阶级为不同的物质利益而斗争，这对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说有铺路之功。但普氏认为马克思不仅充分吸收了以上种种思想资源，而且扫除了其中一切缺点，从此奠定了社会科学的基础，因此他把马克思比之为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和达尔文（Charles R. Darwin）。普氏此书和翁先生的讲解确实为我开辟了一个新的思想世界，而且引起了我的好奇心，特别是关于法国史学家的部分。必须承认，我当时的理解是相当模糊的，不过兴趣确是很浓。以后我常常研读欧洲近代思想史，其根源在此。
翁先生在班上又介绍了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西方哲学史》（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英文本给我们读，他说罗书有两点长处：第一，书名《西方哲学史》是一种谦逊的表示，不取西方中心论的傲慢立场；第二，罗氏说明他同时注意哲学和社会、政治背景之间的关联，这也是此书的一个特色。大致说来，这门课并没有把我变成历史唯物论者或一元论者，但我以后研究思想史并不专重抽象观念，而往往寻求观念背后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复杂因素，也许是从这门课程中得到的启发。期终以论文代考试，我所写的〈墨学衰微考〉便是从战国到秦汉间的社会变动着眼。
学期还没有结束，翁先生已被任命为北京市文教局长，这多少有点出乎意外。他问班上同学，有谁愿意随他去文教局服务？好像没有人积极响应。我说“意外”，是因为他在班上从不流露出任何政治倾向，也从无一句政治宣传的话，我们根本不知道他和共产党在政治上竟已达到如此互信的地步。我读《邓之诚日记》才发现他厌恶国民党，同情左倾知识人与学生，由来已久。但他似有一套明哲保身的本领，在国民党时代未引起注意，后来在共产党下面当官，也终能全身而退，没有遭到特殊的劫难。他是我离开燕大后唯一重会过的老师。1986年秋季，他在美国访问，他的女儿和女婿从波士顿开车绕道耶鲁，在我家中盘桓了一个下午。他这时对现实政治的态度是相当消沉的。他告诉我最近刚刚入党，为的是老年生活可以得到不少方便。
我选的第三门课程是“大二英文”，由西语系赵萝蕤教授主讲。我在巫宁坤先生《一滴泪》和《孤琴》两书的序中已分别写了不少关于赵老师和她的先生陈梦家的遭遇，这里便不多谈了。我只想补充一点，赵老师是用英文授课的，也要求学生在课堂上说和写英文。这对于我而言则是破天荒第一次，开始时很不适应。不过一个多月后我的英文口语、阅读和写作都有明显的进步，虽然离通顺之境尚远。在这一学期，我的英文真正打下了一点基础，所以至今感念不忘。
我的第四门课是“欧洲史导读”，主持的老师是一位女讲师（或助教，已记不清），这是一对一的指导，相当于西方的“tutorial”。我因读《邓之诚日记》才发现了她的大名——李文瑾。她为人极和善，引导我读书很有耐心。因为我是插班新生，她在导读之余也告诉我不少关于学校和历史系的故事。翦伯赞编辑庚子义和团史料，竟列清初记录书画的《庚子销夏记》为参考书，便是她告诉我的。又据她说，燕大当时有所谓“四大真空管”，翦即其中之一。“真空”指学问空疏而言。
关于翦伯赞，我在《邓之诚日记》中发现了不少材料，顺便再说几句。早在1949年2月12日，历史系主任齐思和便告诉邓，“本校社会系聘定翦伯赞任教，历史系从此多事矣”。1950年4月19日，齐又来和邓谈，说“翦伯赞非安分之流，宜加戒备”（《邓之诚日记》，第五册）。可见历史系旧人对翦疑忌之深，齐思和似乎知道翦来燕大必有政治背景。1952年6月30日，邓在日记中记他的姨太太（名半云）予翦以“臭虫”的绰号，因为翦“眉眼挤在一处”，像臭虫（《邓之诚日记》，第六册）。此后日记中即常用“臭虫”一词，我最初读之不解，最后找到了起源的一条日记，才恍然大悟。
翦伯赞在文革时夫妇双双自杀，结局很悲惨，这里谈到他决不忍再涵责备之意。我是要指出：他打进燕大并非个人行动，而是代表党来收拾所谓“资产阶级史学家”的。而这些“资产阶级史学家”也不全是呆子，他们早有所觉。
《邓之诚日记》的史料价值便在这里，细读这部日记，我们才能懂得翦在反右运动中所说的那些凶霸霸的话，例如“我们一进北京，资产阶级的教授们就准备了一个鸿门宴来迎接我们”（参见翦伯赞：〈历史科学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载《历史问题论丛》，增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页32）。
既然交代了《邓之诚日记》的史料作用，也应该对邓本人稍作说明。邓之诚（1887-1960）原籍江苏江宁，但生于成都，十一岁以后又旅居昆明十八年。他早年参加过反满的革命活动，后又反对袁世凯帝制，因此和陈宧（二庵）建立了很深的关系，其日记记载与二庵在北平往来的事迹极多。从政治背景说，他自始便反对蒋介石领导的北伐，对南京国民政府敌意甚浓。在学术思想上，他鄙视胡适及其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定居北平后，先后在北大、北平师范大学等校任教，1930年起则一直在燕大历史系讲授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明清史等课程。他虽然对共产党既不了解也不拥护，但在国民党败势明朗化时，则在日记中时时流露出快意恩仇的情绪。他可以说是一位文化保守派的老学人，而没有国民党或自由主义者的“反共”意识。因此，他的日记反而保存了许多客观事实。
我在燕大时只见过邓之诚一两次。《邓之诚日记》1949年12月19日记“晚历史系新生十余人来吃水角（饺）子”（《邓之诚日记》，第五册），其中便有我在。又因为他的儿子邓珂和我同年插班二年级，而我们两人又同好围棋，偶尔也有到邓府下棋，因此与老先生多见过一面，也未可知。不过无论如何，我不记得和他交谈过。他好骂人是出了名的，我对他敬中不免有畏，这是不必讳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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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微信号：译者秦传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