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10

1949年是燕京大学末日的开始,再过三年,它便不存在了。我已在另处写过燕京末日(余英时:〈回忆一九四九年秋季的燕京大学——巫宁坤先生《孤琴》序〉,载巫宁坤:《孤琴》,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8,页3-27),这里不想重复,只想介绍一下燕大的几位教授,以及我在燕大所受到的冲击。

我最早认识的是聂崇歧先生,那是一年以前,我们全家去游颐和园,准备在那里过夜。因为我父亲和他是同学,我们特别绕路到燕大去拜候他,并向他借了一些被单和毯子。但是事隔一年,他已不记得我了,经过自我介绍,他才弄清楚我是故人之子。聂是山东人,苦学出身,专精宋史和历代官制。后来我在哈佛听太老师洪煨莲(业)先生说,哈佛燕京学社的引得编纂,聂先生的贡献最大。洪先生还特别称赞他的人品,1948年秋季聂先生到哈佛访问一学年,但因北平局势紧张,他顾念长兄一家,于12月便匆匆赶回。洪先生说他“孝友无双”。他在哈佛期间,杨联陞老师正在任教,杨先生注释利玛窦中国游记中的明代官制名称,得到聂先生的帮助不少。这些官制的民间通称以西文拼音写出,极难辨识。若非如聂先生那样对明制和掌故烂熟于胸,根本便无法还原。所以,杨先生后来在英文本《中国史讲题纲要》(Topics in Chinese History)中特别向他致谢。

1949年秋季,聂先生没有开宋史课程,他开的是必修课“中国近代史”,始自鸦片战争,用的教科书则是署名“武波”(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最近邵东方先生还在斯坦福大学图书馆中找到此书,并将封面影印给我看)。我最初还以为聂先生是应付当时需要,勉强讲授此课。最近读《邓之诚日记》,才知道聂先生早在1949年2月15日已表示要教这门新课,可见完全出于主动。邓还讥笑他“可谓发愤维新”(《邓之诚日记》,第五册)。依我现在的推测,他大概已认清“中国近代史”一课将愈来愈重要,与其让史学修养不够的人把它变成一个政治课程,不如由他承担起这个任务,仍能保持学术的水平。我的推测是有根据的,因为他讲授时虽不背教科书的基本线索,但对某些细节似乎另外下过功夫,深入原始史料,并提出重要的客观事实。我至今依稀还记得的是关于曾国藩打太平天国的部分。他当然也谴责曾国藩,但却讲了许多曾怎样起来组织地方武装和最初一再失败,有一次几乎自杀的经过。他说得源源本本,显然读了不少资料,有些是教科书上所没有的。他也没有用当时流行的“汉奸”、“刽子手”这类激情口号。

除了“中国近代史”外,我又选了一门“历史哲学”,讲的是史学理论与方法,由翁独健先生讲授。他是燕大历史系的高材生,毕业后到哈佛研究蒙古文和元史,获得博士学位。他颇爱好语言,回国后又学了满文,当时则在自修俄文。在这门历史哲学的课中,他指定普列汉诺夫(Georgi V. Plekhanov)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中译本为教材,但他说自己正在努力读俄文原本。我当时已听说过普氏和这部著作在俄国马克思主义史上的重要性,普氏在政治上虽反对列宁,但列宁还是承认普氏此书教育了整整一代的俄国读者。这部著作追溯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来源,除十八世纪法国唯物论(霍尔巴哈[Paul T. d’Holbach]等)、日耳曼哲学(黑格尔[Georg W. F. Hegel]的历史必然性)、乌托邦社会主义外,普氏还特别强调法国史学家基佐(François Guizot)、迭利(Augustin Thierry)、米尼(François-Auguste Mignet)等的贡献:他们把历史进程解释为各种社会阶级为不同的物质利益而斗争,这对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说有铺路之功。但普氏认为马克思不仅充分吸收了以上种种思想资源,而且扫除了其中一切缺点,从此奠定了社会科学的基础,因此他把马克思比之为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和达尔文(Charles R. Darwin)。普氏此书和翁先生的讲解确实为我开辟了一个新的思想世界,而且引起了我的好奇心,特别是关于法国史学家的部分。必须承认,我当时的理解是相当模糊的,不过兴趣确是很浓。以后我常常研读欧洲近代思想史,其根源在此。

翁先生在班上又介绍了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西方哲学史》(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英文本给我们读,他说罗书有两点长处:第一,书名《西方哲学史》是一种谦逊的表示,不取西方中心论的傲慢立场;第二,罗氏说明他同时注意哲学和社会、政治背景之间的关联,这也是此书的一个特色。大致说来,这门课并没有把我变成历史唯物论者或一元论者,但我以后研究思想史并不专重抽象观念,而往往寻求观念背后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复杂因素,也许是从这门课程中得到的启发。期终以论文代考试,我所写的〈墨学衰微考〉便是从战国到秦汉间的社会变动着眼。

学期还没有结束,翁先生已被任命为北京市文教局长,这多少有点出乎意外。他问班上同学,有谁愿意随他去文教局服务?好像没有人积极响应。我说“意外”,是因为他在班上从不流露出任何政治倾向,也从无一句政治宣传的话,我们根本不知道他和共产党在政治上竟已达到如此互信的地步。我读《邓之诚日记》才发现他厌恶国民党,同情左倾知识人与学生,由来已久。但他似有一套明哲保身的本领,在国民党时代未引起注意,后来在共产党下面当官,也终能全身而退,没有遭到特殊的劫难。他是我离开燕大后唯一重会过的老师。1986年秋季,他在美国访问,他的女儿和女婿从波士顿开车绕道耶鲁,在我家中盘桓了一个下午。他这时对现实政治的态度是相当消沉的。他告诉我最近刚刚入党,为的是老年生活可以得到不少方便。

我选的第三门课程是“大二英文”,由西语系赵萝蕤教授主讲。我在巫宁坤先生《一滴泪》和《孤琴》两书的序中已分别写了不少关于赵老师和她的先生陈梦家的遭遇,这里便不多谈了。我只想补充一点,赵老师是用英文授课的,也要求学生在课堂上说和写英文。这对于我而言则是破天荒第一次,开始时很不适应。不过一个多月后我的英文口语、阅读和写作都有明显的进步,虽然离通顺之境尚远。在这一学期,我的英文真正打下了一点基础,所以至今感念不忘。

我的第四门课是“欧洲史导读”,主持的老师是一位女讲师(或助教,已记不清),这是一对一的指导,相当于西方的“tutorial”。我因读《邓之诚日记》才发现了她的大名——李文瑾。她为人极和善,引导我读书很有耐心。因为我是插班新生,她在导读之余也告诉我不少关于学校和历史系的故事。翦伯赞编辑庚子义和团史料,竟列清初记录书画的《庚子销夏记》为参考书,便是她告诉我的。又据她说,燕大当时有所谓“四大真空管”,翦即其中之一。“真空”指学问空疏而言。

关于翦伯赞,我在《邓之诚日记》中发现了不少材料,顺便再说几句。早在1949年2月12日,历史系主任齐思和便告诉邓,“本校社会系聘定翦伯赞任教,历史系从此多事矣”。1950年4月19日,齐又来和邓谈,说“翦伯赞非安分之流,宜加戒备”(《邓之诚日记》,第五册)。可见历史系旧人对翦疑忌之深,齐思和似乎知道翦来燕大必有政治背景。1952年6月30日,邓在日记中记他的姨太太(名半云)予翦以“臭虫”的绰号,因为翦“眉眼挤在一处”,像臭虫(《邓之诚日记》,第六册)。此后日记中即常用“臭虫”一词,我最初读之不解,最后找到了起源的一条日记,才恍然大悟。

翦伯赞在文革时夫妇双双自杀,结局很悲惨,这里谈到他决不忍再涵责备之意。我是要指出:他打进燕大并非个人行动,而是代表党来收拾所谓“资产阶级史学家”的。而这些“资产阶级史学家”也不全是呆子,他们早有所觉。

《邓之诚日记》的史料价值便在这里,细读这部日记,我们才能懂得翦在反右运动中所说的那些凶霸霸的话,例如“我们一进北京,资产阶级的教授们就准备了一个鸿门宴来迎接我们”(参见翦伯赞:〈历史科学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载《历史问题论丛》,增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页32)。

既然交代了《邓之诚日记》的史料作用,也应该对邓本人稍作说明。邓之诚(1887-1960)原籍江苏江宁,但生于成都,十一岁以后又旅居昆明十八年。他早年参加过反满的革命活动,后又反对袁世凯帝制,因此和陈宧(二庵)建立了很深的关系,其日记记载与二庵在北平往来的事迹极多。从政治背景说,他自始便反对蒋介石领导的北伐,对南京国民政府敌意甚浓。在学术思想上,他鄙视胡适及其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定居北平后,先后在北大、北平师范大学等校任教,1930年起则一直在燕大历史系讲授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明清史等课程。他虽然对共产党既不了解也不拥护,但在国民党败势明朗化时,则在日记中时时流露出快意恩仇的情绪。他可以说是一位文化保守派的老学人,而没有国民党或自由主义者的“反共”意识。因此,他的日记反而保存了许多客观事实。

我在燕大时只见过邓之诚一两次。《邓之诚日记》1949年12月19日记“晚历史系新生十余人来吃水角(饺)子”(《邓之诚日记》,第五册),其中便有我在。又因为他的儿子邓珂和我同年插班二年级,而我们两人又同好围棋,偶尔也有到邓府下棋,因此与老先生多见过一面,也未可知。不过无论如何,我不记得和他交谈过。他好骂人是出了名的,我对他敬中不免有畏,这是不必讳言的。

原转载者注:本文转载时略有删节,特此说明,读者明鉴。
文章来源:微信号:译者秦传安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