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11

最后我要谈一谈我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经过。我从来没有参加政治组织的意愿。我父亲曾在闲谈中提及他战时虽在考试院任参事之职,却一再婉谢加入国民党的邀请,这一态度对我发生了无形的影响。我从上海回到北平后,和项子明相见时竟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一种距离感,大概潜意识驱使我避开趋炎附势的嫌疑。在新政权下入党或入团,更是我作梦也没有想到过的事,因此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开国大典,我也没有去凑热闹。但是出人意外,大约在11月尾,历史系的团组织开始积极地发展我“入团”。最初一两次,我都以“不够资格”为理由婉言辞谢。不料他们紧追不舍,攻势一次比一次更猛。他们的说辞是很能打动年轻人的心的,例如:入团对于个人不但没有任何实际利益,而且要求个人作出更大的牺牲;团员在组织中,由于得到群体的帮助,更能发挥个体的能力等等。

后来经过自我分析,我认为有两个主要因素使我最后同意申请入团。一是我性格上的大弱点,往往因为顾全情面,不能斩钉截铁地对别人的要求一口回绝。我总觉得人家是一片好心,应该极力避免让人下不了台。这便留下了余隙,使对方永远觉得有机可乘。二是虚荣心,我并未以“入党”或“入团”为荣,但是看到团组织如此争取我,认定我有很高的“为人民服务”的潜力,一种自我陶醉的心理不免在潜滋暗长。我记得被说动之后,一连几天曾在宿舍的走廊上来回走动,低头苦想,相识的同学都看出我有满腹心思。其实这是内心在进行当时所谓的“思想斗争”;用中国传统的话说,则是“天人交战”,不过何方为“天”、何方为“人”,却很难分辨罢了。

我同意申请入团之后,大规模的调查便开始了。这又是我完全没有料到的事,因为我以为组织已对我有了充足的认识才发展我入团,而组织方面事先也未提过申请入团的复杂程序。调查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个别地向认识我的老师与同学调查我在言与行两方面有什么缺点;二是在个别调查结束之后,团组织召开一次全系师生大会,我必须出席听取大家的质询和评论,并一一当面回答和澄清。我已记不清此会的专门名称,当时只感觉这是专门针对我一个人的批判会。幸好我在燕大的时间很短,没有太多的毛病落在大家的眼里,最严重的批判也不过是说我有点知识上的傲慢而已。所以,我轻松地过了这一关。大概两三个月之后,我才在香港收到通知,申请已获准,等我回校后正式办理入团手续。

我在燕京时期既未正式入团,自然远没有机会仗组织之势以欺凌群众。但是在申请入团的时期,我在精神上发生了一次变异(这是事后自我分析所得到的认识,当时并不自觉)。这一变异表现在两个相关的方面:一是感染了一种宗教式的狂热情绪;另一则是“左倾幼稚病”。这两种精神变态互相支持,有时一触即发,造成个人的罪过。

这里我要讲一个从来没有对人说过的故事。1949年12月下旬,有一位安徽同乡到北兵马司住宅来访我的一位堂兄,适家中没有别人,我接待了他。他是一位基督教牧师,在安徽芜湖传教,那里也有不少余氏宗亲。他告诉我安徽的近况,主要是地方干部怎样杀人逼钱的残酷行为,以及穷人生活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更为困难等等。他的话还没有讲完,我的左倾幼稚病和狂热症已同时发作了。于是我声色俱厉地驳斥他的事实陈述,所持的理由大致不出刚刚捡来的宣传八股。他猝不及防,满脸错愕,狼狈而去。但我当时如饮狂泉,完全无法自制,不但失去理性,而且人性也已歪曲得所剩无几。大概十几天后,我去香港,在上海亲戚家中住了两三天,听到南方的情况比那位牧师所说的更为可怕。我虽然还勉强为之辩护,然而心中已后悔不应该对那位牧师如此粗暴无礼了。时间愈久,我的愧悔之感也愈益加深。六十年了,我每一思及此事便觉得无地自容。如果说这件事对我起过什么教训作用,那便是让我认识到人心中深藏着种种邪恶,一旦释放出来,整个人一定会被吞蚀掉。

全文完

原转载者注:本文转载时略有删节,特此说明,读者明鉴。
文章来源:微信号:译者秦传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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