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时是上海第二耐火材料厂的一名工人,按照排班,这天工作时间为下午两点半到晚上的十点半。在换工作衣时,我的一名同事告诉在场的所有人,人民广场有人聚会,并还有人在演讲。他说,他这几天上班来乘坐公交车,路经那里,都要堵塞一会儿。这个传闻对其他人也只是一个新奇的消息罢了,但对我来说,则如同惊雷震耳,激起我心中阵阵热情,迸发出种种遐想。我满怀着渴望与兴奋,心里一遍遍说着:终于来了。

时间是1978年11月最后几天。

我产生如此激烈的情绪,其原因还得从几年前开始寻找。因为我出生于一个被那个时代敌视的家庭,从小就被歧视,略懂事后,我已经明白一个生活的道理,远离任何牵涉政治的事情,尽管我喜爱读书,我也不读文学之类的书籍,更毋庸说政治书了。但命运却有它的安排。1975年春季,按照当时中学生毕业分配的规定,我被分配进第二耐火材料厂,经过短暂的学习,被安排进二车间成型小组。当我走进小组后,我才知道,这是全厂最苦最累的工作。不仅有极大的粉尘,就是在严冬季节,也一定汗流浃背,工作服上会因汗水干了而显出满背的白色盐花。无论寒暑,都是赤膊和短裤,外面穿着一套工作服。我虽然年轻,但并不强壮,这样繁重的工作,我坚持了三个月后,总算适应了下来。但另一种压力仍未过去。就在我将要走进小组的前一天,组长召开了小组会议,告诉各位组员,将有一名新组员要来,你们每个人不要多与他交往,而是要时时刻刻监视他。毛主席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尽管这个组长的话,并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是他那时是预备中共党员,正在迫切希望成为正式党员,所以他是不会松懈一刻,始终用他明察秋毫的眼睛注视着我,他甚至对我多抽几根烟,都要在心里问个为什么,并告诫组员,大家注意了。

而对我来说,能坚持每天干完工作实属不易,有一个念头始终缠着我,难道没有好的机械能替代这样繁重的工作,或者至少能减轻一些吗?我知道,我们使用的机械都是日本人留下的东西,已经有近四十年的历史了。我想不通,为什么现在还在使用?我很清楚,周围的人生活并不好,科技十分落后,一个社会理应朝这方面力求改变,但当权者却在侈谈政治的正确与否。我直到那时觉得应该看一下《毛泽东选集》了,看看所谓的中国伟大领袖到底说了些什么。我很快就将四卷雄文读毕,实在得不到一个答案。又去读毛泽东口口赞扬的马克思著作,因为他声称自己正是按照马克思的主张来行事的。好在那时书店里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东西,其他都是稀有之物。我很快就被马克思吸引,第一个感觉就是中国这个社会完全不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也就是说,这个社会不是按照马克思认识来行事,而是恰恰相反。更糟糕的是,我还在马克思著作的字里行间,看到了自由民主的光亮,于是我坚信是这个社会错了。原本出于对社会的注意,对民众的理解,对国家的忧虑,这样的意识当与马克思的认识相遇后,信仰居然为此而产生,我感觉自己已经站在云端,俯察这个古老的国度,我对这个国家以及民众的未来忧心匆匆。

我的内心如同万马奔腾,我相信这个社会与我有共同认识的人大有人在,于是我通过图书馆、书店,甚至在马路上,寻找与我志同道合者。我知道自己的认识和行为会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年轻人的使命感和信仰使我无所畏惧。经过一年多的奔波,我结识十多位与我年纪相仿的志同道合者,其中有三人那时与我比较投契,比我年长两岁的傅申奇【注1】以及同岁的王建伟【注2】和任某某。傅申奇是我在虹口区图书馆认识。几天后,我按着地址写了一封信傅申奇,他回了一封近万言的信件,信件中洋洋洒洒引用马克思多种著作中的片言只语。傅申奇在信件中以及以后,都重申一个观点,应该把马克思与列宁分开来,应该相信马克思而不是列宁。那时的傅申奇是上海动力机厂的一名工人。王建伟则是上海冶金矿山机械厂的一名工人,他平时喜爱阅读政治书籍,而那时能找到的政治书籍就是马克思、列宁等人的著作。他与我认识是通过旁人的介绍。我第一次按照地址到王建伟家拜访,与他在街上走了很长的时间,他们相互谈了自己的认识与想法,都感到相恨见晚,友谊一下子就进入深的层次。我又通过王建伟结识了任某某和张某某。任某某也是一名工人,平时喜爱书法和读一些文学书籍。由于我那时也爱读文学书籍了,所以与任某某十分投缘。

有多少个白天或晚上,我与傅申奇、王建伟等人聚在一起探讨中国未来的出路,我们自认为已经掌握真理,中国只能按照我们的认识才是唯一的出路。我们认为不仅是我们的认识,也是所有人的认识。我们认为,只要有机会的话,能登高喊出我们的心里话,就会有无数人响应,将在我们的身后跟从。我们知道,可能事情并不这么简单,我们可能会因此失去许多东西,甚至包括自己的生命,但我们气薄云霄,毫不畏惧,我们渴望一个机会。而人民广场的演讲,终于告诉我们机会来了。

我太兴奋,有着太多的遐想,好不容易熬到晚上十点下班,洗完澡匆匆往家里赶去。我的家是带有日式风格的建筑,门口两边有两个花台,里面有两幢房子,住着十多户人家,我的住所是在第一幢楼的顶端,是个阁楼,面积也只有12平米多一些,东面和南面各有一窗,里面安置着一张铁床,一张方桌和一张写字台,写字台一边有两只竹子书架,堆满了书籍。我一个人居住,这对当时我所认识的朋友来说,是个令人羡慕的环境。因为那时上海每个家庭都是挤满了几代人,没有一个人能享用独立的空间。为了便于读书和探讨,我慷慨地给了傅申奇和王建伟自己家的钥匙,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任何时候可以来,并使用这间房子。我到家,家里灯亮着,家里的人还真不少,有傅申奇、王建伟、任某某、张某某和唐某某,他们都得到了人民广场有人演讲的消息。大家都很激动,但大家都讲不清具体情况,于是一致决定立即赶往人民广场。

我家离人民广场大约有10公里,我们坐公交到了人民广场。在那里,不少人聚在路灯下,路灯底座正好高了一些,有人站在这高的地方进行演讲。听众时而鼓掌时而喧哗。由于已是冬天,演讲人穿着草绿色的军大衣,带着冬季军帽,甚至还背着军用的布包,总之除了没有军人领章和帽徽外与军人没有区别。演讲的人有几位,也形成好几堆人群。演讲的内容,是有关中共最高决策者内斗以及他们对某些重大政治事情的看法,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一些“内部”消息;另一个内容,就是听众提出问题,让演讲者不得不表示自己的看法,而这样的看法往往与指责中共,特别是毛泽东有关。这在当时被大家公认为是件非常有危险的事情,因为中共建政以来,对于这样的言论从来不缺乏残酷打击的手段。用当时的话来说,是很容易给当局落下镇压的把柄。这就不得不使人怀疑提出这样问题人,是否怀有阴谋,企图制造事端而招来当局尽快地镇压。我们六人转遍了聚集的人群,傅申奇又在人群中遇见了他的老邻居彭某某。经过简短的商议,七人一致同意先返回我家,对人民广场的事态做进一步的商讨。

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到我家,已经在回去的公交上,相互交换了一系列的看法,也提出一些猜想,例如那些穿着军大衣的演讲者是谁?他们上海本地的,还是如传说来自于北京等等。到了我家里,已经有些想法成熟,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依据当时新宪法的规定,公民有结社的自由权利,决定结社。这社取什么名称,它的宗旨是什么?七人当时的初心是想通过每个人的努力使中国能够强大,使这个民族能够兴盛,于是取社名为振兴。至于社的宗旨是想通过宪法对公民权利的保障,追求自由民主来振兴中华。其行事有二,一是希望同意并接受社旨的,加入进来,一同探讨,共同磨砺;二是希望有志者也能学着我们的做法,组建其他社团。振兴社事项完毕,我们出于对人民广场事态的责任心,起草了一份注意事项。这份东西与振兴社无关,而是针对广场出现的情况提出自己的认识和看法,其主要之点,就是前面所提的,在演讲中,个别听众有意提出某些问题,逼着演讲者把话题引到“敏感”的政治问题上。我们认为这些个别的人,很可能怀有祸心,好让当局抓到把柄,引来镇压。结社启事和应该注意的事项两篇文章成稿后,需要用大字报的形式张贴到人民广场。幸亏我家中有大张的纸,还有笔墨。其中数任某某字写得最好,毛笔的抄写自然落在他的头上,我的字只是过得去,为了抓紧时间,也得承担。好不容易将两篇文章用大字报的形式誊写出来,我在煤油炉加起小锅,用家里的面粉搞成糨糊,等贴大字报时用。煤油炉开始的油烟,呛了一屋子的人。

上海十一月底的天气,特别早晚,已经非常寒冷,好在这七人热血澎湃。路上已经没有公交车,我们跑步到人民广场。七人都年轻,跑跑走走,相互激励又相互嘲笑,嘻嘻哈哈,十公里路倒也不觉得长。趁着夜色,我们在人民广场的一堵墙上,贴上了《结社启事》和《应该要注意的事项》,一共三张纸头。七人兴奋不可言状,我们认为自己做了一件应该做的大事。彭某某认为离他家较近,首先离去。而傅申奇、王建伟、任某某和张某某因为自行车停放在我家对面弄堂口,唐某某住在我家不远,所以六人坐着早班的公交车回了我家。下车后,唐某某兴匆匆地与我们告别,其余五人来到我家门口,发觉一件令我们吃惊的事情。

那时,自行车还是每家重要的交通工具,由于买一辆也近上百,是年轻人两个月的工资,所以自行车不仅是个交通工具,还是家庭的财富。傅申奇、王建伟、张某某和任某某是骑自行车来我家的,他们将车子停放在我家对面的弄堂口,自行车全不见了。自行车被偷了?而且是四辆,这在当时要算一起重大失窃案了。由于发生在我家门口,我自然要担起责任,连我在内三人赶到派出所报案。由于是清晨,值班的警察带着强烈的睡意,询问了事情的原由,并要求我们写下自行车的牌照号码。等我们写完,他的睡意也去掉了一半,提醒我们是否把自行车放到了别处,而自己忘了。当我们肯定说不可能之后,他认为一下子四辆自行车被盗是不可能的事情,他都没遇见过。自行车不见了,案也报了,他们四人一时也回不了家。一夜折腾,大家都累了,横七竖八在我的床上躺下。到了中午,派出所来了电话,说是自行车找到了。据派出所说,他们半夜巡逻时看见弄堂口有四辆自行车,为了安全起见,全部拉进了派出所,代为保管。原来是场虚惊而已。

我们振兴社的《结社启事》在人民广场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但能按照我们的提议去结社的一个也没有。有趣的是,有几个我们不认识的人,在广场上的人群中,自称他们是振兴社的成员,当然这已经是过了几天的事情了。

何永全写于2018年10月26日

1、傅申奇曾是上海争取自由民主的风云人物,多次被关押,现住美国纽约。

2、王建伟曾因煽动罪被判刑3年,现住上海。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11/1/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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