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传统,不是孔老夫子的儒家传统,而是王朝循环、再循环。在中国历史上,孙中山第一个打破了王朝循环。在孙中山后,毛泽杔发动文化大革命,复辟了王朝传统。毛泽东当了国家主席、党主席、军委主席还不够,还想当皇帝;而继承毛泽东的邓小平,有两个儿子邓朴方、邓质方,从没有想让他们以“血统论”,继承皇位。

如果中国没有邓小平的1982年宪法,2018年的中国的国家元首,应当是邓朴方,什么江泽民、胡锦涛,根本就没有份.习近平可能还只是省委书记。

习仲勋一生遭受毛泽东迫害,邓小平在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中,受到毛泽东第二次打击。习近平不同于他的父亲习仲勋。邓朴方也没有继承邓小平的所有方面,他们各自继承了他们父亲的某些方面。他们两人的区别是,邓朴方从来没有忘记文革灾难,肯定他父亲四十年前倡导的改革开放,而人们听不到习近平对他父亲在毛泽东时期遭受的迫害和苦难的反思。他们两人的作为也表明,文革提倡的“血统论”并不成立。不久前,邓朴方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讲话时称,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进程,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摆脱了桎梏,突破了籓篱。邓朴方在讲话中希望“我们一定要有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保持清醒的头脑,知道自己的份量,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坚持立足国情,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谋划一切工作”。邓朴方称他的父亲启动的“改革开放是对人的解放”。在今天中国面临新危机的时刻,邓朴方大声疾呼,指出,中国不能倒退到毛泽东时代,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发出了中国近十年来最强音。

华国锋坚持对毛泽东的“两个凡是”,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没有“真理标准大讨论”,没有天安门事件的翻案,邓小平就不可能复出。邓朴方的朋友、中国人民大学教员孙长江,在40年前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中起了重要作用。〈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是南京大学的胡福明,但实际上,早在胡福明前,中国人民大学教员孙长江就给《光明日报》写过同样内容的文章。光明日报〈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稿子,是孙长江为胡福明的稿子修改后才正式发表的。可以说孙长江是这篇文章的实际起草者之一。孙长江是邓朴方的好友,三十多年前,孙长江要我陪同他去见邓朴方。因为我在1978年9月“天安门事件”翻案前三个月,在《光明日报》撰文,为“天安门事件”大声叫好,我也是邓朴方《三月风》杂志的撰稿人,所以,邓朴方乐意我们一起见他。

文革开始后,邓朴方受到邓小平牵连而遭到迫害。1968年初他被监禁在北京大学东门外的灰色大楼达四五个月,常遭虐待。邓朴方为出逃跳楼,致使下半身完全瘫痪。现在的中国,有极少人,要为文化大革命翻案,要想回到毛泽东时代,经受五十年苦难的邓朴方,怎么可能容许中国退回到毛泽东时代?

邓朴方最近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讲话,就像他父亲在四十年前一样,面对“两个凡是”,提倡实事求是,再此发出“改革开放”的呼声。邓小平自己说过,他的一生,有“六四开”就够了。在邓小平去世时,我就在《苹果日报》撰文,谈邓小平一生“六四开”。在今天,“六四”仍然是中国的一个“结”,一定要解开。邓小平“改革开放”和1982年宪法实行国家元首“限任制”,是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贡献,不容否定,如果中国能够直面“六四”,善待天安门母亲、善待所有六四受难者,解开“六四结”,让正义的阳光照耀中国大地,厉行法治,中国就能一步步走上康庄大道。

最近人们关心的两个讲话,一是邓朴方“改革开放”的讲话,二是近习近平在港珠澳大桥开通仪式上的讲话,两者相比,形成鲜明对照。

10月20日,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晓松在澳门跳楼自杀,人们非常奇怪的是,为什么习近平学邓小平南巡,在港珠澳大桥开通仪式上讲话,只讲了一句话,宣布港珠澳大桥正式开通。这句话,不应由中国国家元首讲,而应当由港珠澳大桥开通仪式的主持人讲。人们以为,习近平原本出席大桥开通仪式时,会见到郑晓松,而郑晓松在离桥近处的澳门跳楼自杀,难道是郑晓松的阴魂不散?

为此,我要为郑晓松的死而说几句话,也要为中国的所有贪官说话。在人权问题上,我要为中国贪官说几句话、为他们争取“不死的权利”。中国不仅是“民不聊生”,而且是“官不聊生”。“官不聊生”也是灾难,因为“官”也是人,他们也有起码的人权。实际上,中国今天所有“官”,在四十年前,没有一个不是“民”,没有一个不是“平民百姓”,他们与我们一样,也受过毛泽东的苦难。“贪官”应受法律惩罚,不能逼供,要按法律量刑,不要让他们在电视上亮相,在媒体上遭受践踏,他们还有人的尊严,不要太“厉害了”,逼迫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跳楼。现在中国摧残人权问题上,正在重蹈史太林三十年代的覆辙。有史太林三十年代的大清洗,就有苏共二十大的赫鲁晓夫反史太林的秘密报告。2022年中国共产党也要召开二十大。中共二十大,是不是会步苏共二十大后尘,中国也会出现一个赫鲁晓夫式的报告?

出处:香港《苹果日报》2018-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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