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钟:渣甸山的黄昏:金庸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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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是闻名的武侠小说家,也是成功的资深报人。但因1988年香港“查良镛政改方案”风波而遭非议。本文以深入的论述方式引致业内关注。】

通常一位公认的成功人仕,是不太重视接着会出现的一次成功或失败的,尤其在一个稳定的社会,一次冲击很难动摇一个人已拥有优势。查良镛在他那渣甸山别墅俯视山下的民主浪潮时,相信很明白这个道理,他不会认错,也不会退却。

查良镛于今日香港,无论在文化界、商界以及政界都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人称“大侠”。一年前创刊的“资本杂志”,将他列入“香港亿万富豪榜”排名二十七,他是这个百人名单中唯一的作家(报人则有胡仙、东方及成报的老板)他名下的财富,估计达港币八亿,包括明报的股权、小说的版权及大量物业。

在查良镛的一生中,如果说有过一次危机,那是1967年香港左派暴动时。1988年2月北京“读书”月刊介绍金庸时,不讳言查良镛当时是支持港英“镇暴”的,因而被左派骂为“豺狼镛”、“大有必欲去之而后快之势”。最近,他也透露暴动时有人图谋火烧与枪击他,他受香港警方保护直至文革后。

随着文革结束,查氏六十年代以来的政治立场,不仅受到台北的欣赏,也为中共所谅解。七十年代,他成了台北的贵宾,八十年代又成了北京的贵宾,1985年更步入决定香港未来的立法殿堂。不料,在此踌躇满志之时,他的第一个政治作品:关于九七后的香港政制方案,却同三十年前他的武侠处女作《书剑恩仇录》的命运完全相反,刚一出笼就引起香港的抗议潮,大学生公然去明报门前烧明报,民主派举行示威游行和接力赛式的绝食,基本法被象征性的焚烧。也许,“查氏风波”也会像1986年香港反核运动一样,不用多久就会沉入历史,但此刻的大侠内心该是心潮难平,如果有某种危机感,亦不足为奇。无论如何,查良镛已经在香港历史最重要的半个世纪中占一席位。

现在,我们的视线不妨从主流方案的繁文褥节中转移出来,把查大侠当作一个典型,细说从头,也许另有一番景色。

新闻自由是香港人最珍惜的价值观。这是2003年50万人七一大游行的报导(明报)。
这次反23条立法示威导致董建华连任中途下台。
金庸主持的明报,在六、七十年代是香港新闻自由的一面旗帜。但是他后来在大陆发表的言论令人失望。

家庭与《大公报》时期

查良镛是他的学名,小名宜生。他的生辰名册记录是1924年2月6日,今年六十四岁。另一备考的出生年代是,查氏1981年见邓小平时,邓问他是否与赵紫阳同为六十一岁?查默认未有异议,故应为1920年生,今年六十八岁。查氏籍贯是浙江海宁,同香港船王包玉刚的故乡宁波,中间隔着一个杭州市。熟读金庸小说者当记得“书剑”的主角陈家洛,就是出生于海宁的名门望族。

查良镛的家世,最近有新的披露,过去的资料说,他家是海宁县袁花镇新伟村的大地主,祖家赫山房,母亲查徐氏是诗人徐志摩的堂姑母,查良镛由后母顾秀英养大,查有兄弟良铿、良钺,妹良鏽,父亲则未与闻。直到今年五月北京“团结报”,才报导查父查枢卿死于镇反而于1985年获平反的消息。

该报并透露了查父平反后,查良镛致浙江副省长的一封“感激异常”的信,并表示该案“牵涉甚多社会历史原因,大时代中变乱情况复杂”,谢谢再三。这是我们唯一可以看到的查良镛及家族的一次表态。按道理,如果杀错了人,殊无理由作此卑恭的谢词,何况一位善写仗义行侠故事的作家,除非真是案情“复杂”。值得留意意的是,查氏1985年6月20日获提名为基本法草委,查父之平反在同年七月廿二日,难免予人以统战的联想。

查良镛1948年随《大公报》来港,当时二十四岁。日军侵占江浙,他随家人去重庆,读完中学入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杭州《东南日报》当记者,后入上海东吴大学进修国际法,1946年,进入上海大公报做电讯翻译。

很了解查氏的罗孚曾回忆说,查氏1950年曾辞去香港大公报的工作北上京城,毛遂自荐于外交部,被拒后返港重入大公报“几乎不得其门而入”。家庭出身“不好”岂能做外交官的道理,查氏当时显然不懂,罗孚幽默地写道:“当年如果不是失而是得,还会有后来的金庸、今天有查良镛吗?”身陷囹圄的前新晚报总编辑罗孚写出这段逸闻,想必是感触良深吧!如果查氏不跳出左派圈子,留在香港成为另一个罗孚,上京做官最多也不过是另一个李后、鲁平罢了,谁又可以逆料呢?

查良镛到底棋高一着,这是他比那些时至今日尚无“突破”的港共老左派的高明之处。他先后在大公、新晚又大公,编国际新闻和副刊至1956年,然后又在左派长城影业公司待了两年,至1959年脱身创办《明报》,前后在左派营垒泡了近十年。

二十四岁到三十四岁这是人生无悔的青年十年,查良镛在1981年一次访问中谈到对左派机构作风的不满,他讨厌时时开会,自我检讨,一个剧本要大家讨论通过……但是,他到底熬了十年,磨炼了性情,也磨利了一枝锐笔。

婚姻与家庭

查良镛的婚恋家庭生活,可考者不多,据悉他前后有过三任夫人。结发妻子,人称“杜四娘”,乃江浙书香人家之女,她随查良镛来港后,不惯南粤生活,于五十年代初返回大陆。因此,查氏在五十年代熬了几年单身寡佬之苦。其中一个插曲是查氏在“长城”时曾追求过有倾城之美的明星夏梦,夏戏称查氏为“姚家阿姨”,于是查氏又多了一个笔名“姚嘉依”。查氏编导的“绝代佳人”,即由夏梦主演。那时,查氏写影评,用“林欢”笔名。

二任夫人朱玫,人称创业夫人,是明报初创时的记者兼编辑。大约在1966年明报从湾仔迁入北角现址之后,夫妇感情开始疏远,后来,移民英美。与查氏办了离婚。朱为查氏育有一子二女,均随其母在外国求学,查氏常前往探望,1981年查氏北游大陆,亦曾携其一子一女随行。

第三任夫人即现在这位不时露面的林乐怡女士。他们相识到结婚十余年。据说这位夫人也是金庸小说的爱好者。

同太平山下的大小富豪相比,查良镛的家庭生活看不到更多的戏剧性、他有选择,却没有那些风流文人的情丝缠身。他被描写成可以成天关在家里看书,极为内向的人,不喜应酬、不善词令、下围棋是他最大兴趣,无人对奕时甚至自己和自己下棋。年轻的查氏据说还学过芭蕾舞,在大公报的晚会上表演过独舞。

创办明报,金庸之名传四方

1959年,查良镛创办明报时,已经是一位盛名远播的武侠小说家,据说当时已有三万名金庸迷,这是他办报的动因之一。另一原因据他说是对左派的失望。“无谓打工受气”。

查氏写作的笔名除金庸外尚有林欢、姚馥蓝(Your Friend)等,明报出版后便只有一个“金庸”,七十年代在倪匡的鼓吹下,台湾搞过一阵金庸热、金学研究会。

小说畅销不说,写个电影剧本也可赚三千元(他在大公报的薪水才四百元),但是办报却谈何容易?初时只是四开如大陆“参考消息”式的小报,主要卖的是金庸武侠小说连载,几千份销路自然捱得十分艰苦,尝试过一段色情路线,也不成功。最初的十万元股本由查氏和沈宝新以八二比例凑集,工作人员除查氏夫妇与沈宝新外还有一个潘粤生。股本蚀得七七八八时,一度员工薪水只能付出八成。

不到一年,情况开始好转,但明报建立一张稳定的知识份子大报地位,销路取得大幅上升的原因,是成功地抓住了三个事件的报导与评论,即1962年大陆因大跃进灾难造成的逃港潮、1964年对中共发展核武器的辩论和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

在这三大事件上,查良镛旗帜鲜明,摆开与左派公开决裂的姿态,不怕“反共”“卖国”的大帽子,赢得了许多读者的同情与喝采。如果对此解释为一种商业手法是很不公平的,这三大新闻的成功,显示查氏当年过人的道德勇气与思维能力。尤其是对中共(陈毅语)“宁要原子、不要裤子”的痛击,是不少香港左派和民族主义者至今没有过关的问题。

明报的成功,当然不是金庸一人的功劳,一班老臣子都克尽其责,如潘粤生、雷坡、陈非、韩中旋、王世瑜、司马长风、丁望、林行止等人,现在这些人或留任、或另立门户、或过世,都是独当一面的大将之才。

但是,近几年,明报已失去昔日的风光,销量也从最高三十万份一路回跌,金庸为挽回局势进行内部整顿。年轻人和老职员的关系不协调,从不炒鱿鱼的低薪政策亦引来不满,三年不加薪,逼人不得不辞职。另一方面,又实行高薪政策。月薪数万、年薪百万地挖角、拉人,让“学院派”当家,造成内部派系滋生。

和中共的关系

这次主流方案事件,公众对查良镛最严重的指责就是他和中共的关系。坦白地说,他是否投共?谁也没有证据。但是,办报方向的摇摆已使不少读者变得很敏感。最近大陆朋友说,他们看到“参考消息”那样快地转载明报指控方励之的文章,都认为是明报和中共的一种合作。据传明报内部对中共的批评曾规定若干界限,有一次漫画家尊子询问能不能点名批评邓小平,金庸回答得很妙:“你不是已经画了吗?”很多人说,一张在大陆若有上万份销量的报纸,它敢得罪中共吗?

我们不能假定查氏的财富欲望已经满足,但他是一位有信念的文化人却是更重要的事实。1981年7月,查氏应邀访问大陆,接受当局国宾式的“最好待遇”,仔细读读他返港后发表的谈话,会感到查氏对邓小平政权有一种绝非客套而是由衷的认同与回归感,他坦称对邓“一直很仰慕”“一直很钦佩邓小平的风骨”,这是真心话。

最近查氏公开说他“曾与中共斗争二十年”,应对此话加以注释:所指中共,实为中共极左派。明报六十年代起对中共周恩来为代表的一派的支持,从未改变过,查氏把邓当作周的传人而礼拜是合乎他的逻辑的,这应是明报即查氏倾中政策的深层原因(笔者在周恩来逝世十周年时,曾与明报就评周的问题有过论争)。

明报在七十年代后期要改变导致巨大成功的反共形象,金庸有无一番内心挣扎?一个传说是有关于他转向佛门的解释,一说与他的家庭遭逢有关,一说是他处在中共关系的痛苦抉择之中无法超脱。他见了邓小平归来说:“近年来我信佛教,对一生所犯的各种错误内心惭愧,更加盼望努力对别人好些。”错误何所指?这是值得推敲的。

查良镛常被人推崇为学贯中西,但实际上他是非常传统的中国知识份子,一个有专业外语能力的报人却潜心于古代题材的武侠小说创作近二十年,他对周邓的崇拜,同士大夫传统的忠君情怀没有二致(忠君也是周恩来的政治特色),他对明报的治理并无多少西方企业精神可言,现在他终于走上了一个更高的理想层面:参与治港。

我们终于透过查氏的家庭和事业,看到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如何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古老模式中不断地寻求着内心的平衡。然而,他也未能克服一种常见的弱点,在忧患中能保持清晰的判断和危机感,并有所承担,在安乐中却不能自恃,包括对待权力的诱惑。

直到最近,他还发誓九七时一定不做行政长官和议员,过去决定从政时也表示停写社论,尊重新闻自由,不占同行便宜。但是,为了推销他的主流方案,维护他的英明形象,又不惜执笔鼓吹,而且,和左派文汇报紧密配合发表一篇又一篇拥查文章。廖瑶珠(知情的草委之一)更指陈他在广州和中方合谋制造主流方案,三十年前他厌恶的政治方式,竟又重现在他今天的政治活动之中。而面对记者协会要求他辞职的声明时,甚至不顾一向保持的绅士风度,对两名记者进行个人攻击,并指记协“捣乱”,一再表白自己的大公无私,为国为民。也许,查良镛再也不是一名报人和作家了。

人说查良镛之发达一世够运,政治上他又何尝不是够运?在九七的夕阳晚照中,渣甸山的查氏花园别墅比北角的明报大厦更具象征价值。1967年危机中,有港府警方保护他,他并未逃离香港;在今天的危机中,他的保护者也许更强有力。

查良镛已近黄昏之年,但是美丽的夕阳令他欲罢不能,他说香港不能少了他这个为香港长期服务的人。他无心另作选择。但我们很熟悉,这种救世主般的使命感是北京式的,而不是香港式的。

(注:本文原署名牧夫,是本刊主编金钟早期常用的笔名。)

开放2018-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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