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钟:金庸晚年的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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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传奇金庸(查良镛1924~2018)先生以九四高寿告别人世,江湖痛失大侠为之震撼。金庸一生功业,首在武侠小说,新闻业次之,从政再次。若从1949年算起,他是中国读书人、知识分子中最成功、影响最大的一位。

论定虽有歧异,视为“强人”应无争议。1955~1972完成《书剑恩仇录》到《鹿鼎记》十四部武侠小说,畅销华人社会数十年,成为香港罕见的文人富豪。没有超凡的才华与功力,绝无可能。1959年创办明报,到1993年出让业权退休,这34年也是中文报史的一个奇迹。从几千份的小报胼手胝足做到30万份的大报,不靠资助不靠哗众取宠,没有坚强的毅力与智慧,也无可能。80年代,金庸登上政坛,参与治港,双查方案一役,败于民主派,但赢得中共加持,成为香港政制保守至今的始作俑者。金庸从30~70岁,人生这段精壮的四十年,赢得荣誉、财富和名望,是一个东方不败的故事,也是自由香港的一项独家纪录。

1995年3月金庸(中)和金钟夫妇在香港朋友的喜宴上留影。

【乐此不疲的忠君思想

回望来路。1988年,我在《渣甸山的黄昏》一文中评金庸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中“不断地寻求着内心的平衡”,在忧患中保持清晰的判断,“在安乐中却不能自恃,包括对权力的诱惑。”——自从1981年邓小平高规格接待后,金庸政治上的“忠君思想”在统战的背景下不时显露。他的朋友作家陶杰透露,金庸当时的想法,是希望香港出现一个李光耀式的人物,不必急于选举,你要选也选不过共产党。亲共的廖瑶珠律师当时也认为,查良镛的想法和做法就是大陆的,“和许家屯没有什么区别”。1986年我发表《另一个周恩来》批判周的忠君思想,金庸在社评中批驳周对毛愚忠的看法,称赞周“顾全大局维系政权”,“不止是中共和中共政权的大功臣,更是中华民族的大功臣。”金庸对邓小平的崇拜入神更是无以复加。因此,后来他在浙江大学演讲主张新闻要学解放军,便令我觉得并不意外。

不过,细读其言,还是有意外之处。金庸不单说,“新闻工作者首要任务同解放军一样,也是听党与政府的指挥,团结全国人民,负责保卫国家人民……不受外国的颠覆和侵略。”而且,还指称,香港人珍惜的新闻自由是“新闻事业老板的自由”;并用大量事实“痛斥西方所鼓吹的新闻自由、人权大于主权的极端荒谬性。”金庸这样扭曲西方新闻自由,无异于自毁武功,遭到围攻不下于1988年。港人都知道他曾经如何感谢香港和香港的新闻出版自由,说没有香港就没有他的武侠小说;如果他留在大陆,躲得过反右,也逃不出文革……他曾经赞扬香港可以有四十份报纸,而不像欧美,不是千万富翁休想办报,等等。

开放杂志除了双查方案激起公愤,我有那篇评论外,和金庸交集不多。倒是先社长哈公和他有点过节:哈公原是金庸老朋友及明报出版社经理,也是知名怪论作家,他因在明报的专栏嘲讽中共被三次抽稿而罢写,引起和金庸的不快。但这段江湖恩怨,随着哈公离开明报和我筹办解放月报(开放前身),也就事过了无痕。金庸也肯定我们的杂志,并作为长期订户直到2014年纸版最后一期。当然,明报的中国评论的内部规定,是在老板掌握之中,不得逾矩。

1988年12月解放月报(开放杂志前身)评论查良镛政制方案。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金庸退休之后,在大陆有过很多活动。他的父亲在1985年获得平反,他有一篇俯首感恩的致谢信。称“这是大时代翻天覆地大动荡中极难避免的普通悲剧”,李勇君曾对金庸予以谴责。后来我们从《金庸传》(傅国涌着)获悉,金庸在香港知道父亲1951年在海宁县镇反中被处决,曾“哭了三天三夜”。弟妹知道金庸心中的痛,他们对他说到这段往事的冷静感到惊讶,他们推测作为政论家的兄长,以理智为先,“父亲的死和惨烈的国共内战中阵亡的一员将士没有二致。”1999年,金庸受聘为浙大人文学院院长,这显然是浙大党委书记张浚生的政绩。张原是香港新华社副社长,任职浙大后和金庸交往,多次相伴旅游。金庸对出任院长亦颇为自得。称院七个系,他懂六个,可以讲授,“这个院长我有资格做。”继任博士生导师,教授们议论纷纷。他们认为金庸对历史学基本不懂,做博导完全是误导学生。

一个又一个的演讲、座谈、论剑,金迷们都想听他讲武侠,他偏要讲历史。金庸不是一个口若悬河的人,也不善于做秀造势。八秩老人,疲于奔命,记者问他何苦,他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尤其是2003年“华山论剑”那一场,要乘滑杆登上1600米的北高峰,和司马南一班名嘴舌战,封山八小时,出动六百多警察。结果“金老连咳带喘,吐字不清,甚至老泪纵横……”经过几年大学与社会红不让的磨练,他多次被呛学问不够,感到压力,他想解脱的方法是补足学术的不足。恰好剑桥大学要给他一个荣誉文学博士学位,仪式完即申请入读该校博士学位。校方感到为难,三个月的折冲,才接受这位博士学生。金庸埋首穷经两年多功夫,拿到剑桥的硕士博士学位。2010年在香港接受博士证书,已经86岁。

在人生的老迈阶段,金庸徜徉在鲜花丛中,优游于大陆山林。他不必日写小说夜写社评的拼搏,他自认是“既得利益者”。我们看到的不是身份的改变,而是他的言论,并无自省地向“中央”靠拢。他的精神支柱依然是强烈的“民族大义”,彷彿是回归到他的五十年代。在港共文化圈的那个青春十年,意识形态的浸淫恐怕是无法度量的“意底牢结”。1988年5月有一个细节: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逝世,备极哀荣。金庸的唁函与众不同,对费的恩遇充满深情。我非常纳闷,费是六七暴动斗委会副主任,他们烧死抗共的播音员林彬,而金庸也是列入锄奸暗杀名单的“豺狼镛”。二人从生死决斗的主场分道扬镳二十年,还谢什么恩?——于是我写了一篇激怒港共的《费彝民逝世之谜》,数落费的一生劣迹(附录金庸唁函)。其实,金庸自六十年代反共以来,其政论中仍有左派的不少局限性,尤其在外交上,他不讳言亲英而反美,观念上和战后兴起的民族自决、宪政民主、人权与后国家主义等理论相脱节。

【对武侠小说的矛盾心理

金庸的文风和待人接物比较温和随意,观察他应付大陆受到的捧场,也有节制谦逊印象,没有那种入禁苑不可一世的吃相难看。他的谈吐也表现相当的透明度。他对自己的镇山之宝——武侠小说——有难以掩饰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以此为荣,笑傲江湖,另方面又多次调侃自嘲,说他的小说只是“娱乐性的通俗读物”“没有太大害处的娱乐品”,不是“真正的文学著作”。他知道正统文学史上,鲜有描写武打神功的武侠小说的地位。他最想的头衔是历史学家,而不是武侠小说家。当然,也有不少人对金庸新派武侠小说有非常热烈的推崇。当遇到很有分量的贬损,他不会沉默。例如北京作家王朔将金庸小说列为港台“四大俗”之一时(另有四大天王、成龙与琼瑶),他作文反驳。

最大的一次冲突是1959年12月胡适在台湾的讲话。胡适劝记者多看侦探小说,因为侦探小说是以科学的方法去求取真相,他说“现在许多人看武侠小说,其实武侠小说实在是最下流的。”金庸看到新闻报导后,立即在明报以社评《最下流之胡适之》大骂回头。借胡适曾贬斥过《水浒》和京剧,瞧不起中国人,然后指胡适投靠美国台湾,才是最下流——胡适这番言论并非针对金庸,因为台湾一直明禁武侠小说。《明报》当年才创刊,比金庸大三十多岁的胡适(1891~1962)已是中外驰名大学者,三年后去世,是大新闻。可是金庸只在明报第4版登一个豆腐块,而不久前还骂胡适是“鸡鸣狗盗之徒”。

这件事被认为是金庸口碑甚佳的社评中最大的败笔,不仅挟私轻佻,而且完全是共党的戾气与手法。那是金庸刚刚离开港共系统之际的“少不更事”,后来当他声誉渐隆,成为两岸朝野的贵宾时,显然,在历练中学会了内敛之道,挂出“有容乃大、无欲则刚”为办报的招牌。现在,当我们评估金庸留下的遗产时,中共已经为他盖棺论定,赞扬他对香港“顺利回归”的贡献,甚至高度肯定他的武侠小说“浓烈的家国情怀”,早已选入高中教材——赞美侠骨柔情的娱乐品,升格为一个人欲横流、男盗女娼社会的装饰品。

(2018-11-6 纽约)

开放2018-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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