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为社会造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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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28rcm 秦川雁塔 2018/11/18

任何地域的人们,隶属一个集体都会比单打独斗要强。人类在与自然的斗争中,深知协作的必要性,总是会形成某种社会关系的认同。打个比方说,再敌对的两个人到了火星上都形成相互依存关系。

只要有人的地方,为生存、为需求而聚合的现象就不会消失,出现形形色色各种共同体也就毫不奇怪了,人们走到一起的原因可以是政治的、宗教的、文化的,也可以是利益成员共同体的、慈善的、兴趣爱好的……比如波兰有啤酒党、德国有盗版党,不同的粉丝团体更是千奇百怪。用中国话说就是“有人的地方有江湖”。

“波兰啤酒爱好者”党

每一个社会结构都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它的功能除了满足人们不同的需要外,还具有抱团取暖阻挡住外来干预的功能,人群的组合就像水波纹一样从内往外一圈圈扩大。

传统社会或许有种种缺陷和弊病,但它是“斑杂”和有“缝隙”的,意即组织资源的多样化。任何政-权再垄断也不可能把边边角角都管起来。因为它的根基是分散的,那些权力触角伸不进来的法外之地,往往按照自己的规则运行,这样的社会可能有死角,可能政令不通,但是它就像蜥蜴,有“再生”功能,这其中隐藏了许多统治者根本就没有注意到的细节和事物。

德国盗版党

中央政权一向把这种社会组织结构视为“藏污纳垢”之地,为了使自己的统治不留“死角”可以直抵个人,就需要打掉这些中间环节,拆散非我的纽带关系,保证只能有一种认同。苏联政权为克服这种“异己”力量做了不懈地努力。

上台伊始,LN就说:“13万地主能管理俄国,为什么24万布尔什维克就不能管理。我们手中的武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就是不受限制的、依靠强力而不是依靠法律的政权”。季诺维耶夫说:“生活在苏维埃俄国的一亿人口中,我们必须吸引9千万追随我们,剩下那些无法沟通的,他们必须被消灭”。“一切权力高度集中于革命领袖之手,不能有其他组织配置”。“马列主义理论的力量在于它使党在任何情况下找到正确的方向”,这是其他社会力量所不具备的。

苏共领导人动辄提我要改造什么,我要取缔清除什么。他们实行的是“有罪推定”理论,把所有人都当作敌人一样防范,总认为自己找到了解决社会病症的药方,认为人人服从则天下太平。他们想当然地认为,自己能够设计出来最有利的局面。用行政命令管理社会,用强制镇压保持舆论一律,用权威驾驭局势,以“敌对势力对我形成包围圈”来动员社会,以清除“异教”的方式来保证意识形态的神化和步调一致。

正如马克思所说:“这种政府只能听见自己的声音,他也知道这一点,但是他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并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他往往陶醉在自己的幻觉中。后来LN承认,我们本来想扭转历史的方向,而结果是我们自己扭转了方向。有人总结道,革命的进行时是不断争取团结对象的过程,而到革命的完成时便是把他们一个个送上祭坛的过程。

俄国人对村社类小集体的依存感很强烈,自古以来村社所倡导的集体主义和平均主义,一方面在与自然环境的斗争中和抗击外敌侵略过程中曾经是巨大的凝聚力量,同时也是独立、自由个性成长缓慢的主要原因。村社共同体把对人的束缚与保护巧妙地结合起来,它上抗国家下压个人,在国家以强制手段搞“全盘集体化”时,村社的组织结构是小共同体敢于对抗大共同体的法宝。当局最忌讳在政权之外有很强认同感的纽带联系。

LN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顽强的斗争,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是最要不得的”。不论任何阶层,必须打掉他们赖以依托的非我关系。即便是被视为“宝贵红血球”的工人阶级也不例外。

1921年苏联政府用强力解散了不驯服的工会代表大会和工会委员会,并镇压了工人反抗。“现在我们仅仅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已经不够了,工会必定要国家化,必定要和国家政权机关合并起来……工人和旧社会之间没有一道万里长城,工人同样保留着许多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心理。工人在建设新社会,但他还没变变成新人,没有清除掉旧世界的污泥,他还站在这种没膝的污泥里面”。

为了摧毁沙俄旧的社会基础,各种民间组织被摧毁,创造出适合全能主义统治的基层结构。

1922—1928年,内务人民委员会禁止了120多个全国性社会组织的活动,并禁止成立任何新的民间社团。商会、同乡会……之类的组织统统被取缔,自治机构被撤销,包括在革命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贫农协会亦在其中,就连“无产阶级协会”这样的左派组织也不允许存在。

物理学会、地理学会、数学学会这样的机构经过改造以后,报备上一级机构统一管理,并设立党支部洞察思想动态。甚至大规模进行民族搬迁,以打破原来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

任何游勇散兵在这种单位化的环境中都无法生存,即便是闲杂退休人员都把他们变成嗅觉灵敏的哨兵,这样管理起来就方便顺手多了。

STL说,“保证党的领导”是这些非党社团“全部工作中最主要的和最最重要的一点”。说白了你只能作为官僚机器上衍生品而存在。铁幕国家没有社会,只有政府和政党,不允许政府之外还有其他的社会组织,服从原则是在科学原则之上的。托洛茨基就说过,国家可以“强制性的干预公民生活的一切方面”。

从1929年以后苏联工会唯一的任务是动员劳动者完成国家计划。到上世纪20年代以后可以说苏联没有一家真正的社会组织,所有的个人都是被国家“绑架”的人质,现实中人们没有任何选择的自由。30年代的所谓社会组织是200万党员、400万共青团员、1200万国防建设促进会会员、1700工会会员和300万工农通信员。社会主体的主动性被斩断,“对业余空间的侵犯、对日常生活实行无孔不入的政治化”是一种常态。

“净化社会”的结果是把原来的复合性主体社会都视为异己力量而取缔,剪除了传统社会的自治功能,使社会自救模式丧失、自愈能力和修复功能萎缩。新建的社会组织都必须严格地服从政权的命令,不能展现自我发展的个性,国家过分入侵社会剥夺了各个领域的独立性,导致了个人的消极被动,窒息了创新精神。

就像阿列克谢耶维奇在《二手时间》中所说的,组织上需要了解一个人前八辈子和所有社会关系的信息:“社会出身”是一株大树的树干,下面是许许多多宽大的履历树叶,只有每一片树叶是纯正的,才能保证树干的忠诚性。

《二手时间》

S.A.阿列克谢耶维奇(著)

父亲和母亲的社会出身,父亲父母的社会出身,妻子的社会出身,妻子父母的社会出身,前妻父母的社会出身,这些都必须要交代清楚,在填完24份表格以后没有一个人可以证明自己“根正苗红”。这样做的结果是为了“让人们充满无限的负罪感,觉得自己不清白”,一个填完无数表格的共产党员真诚地坦白说“同志们,我不是我们的人。”

苏联的社会改造是以控制为主。控制了所有的社会资源,使单位的触角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组织无所不管地伸向个人的私密空间。管控结果使社会像兵营一样整齐划一没有个性,却毁掉了一个正常社会应有的民间生长的土壤和运行机制,遏制了民间原有的活力,使它枯竭坏死。

然而同构性的社会结构既稳定也脆弱,它形成的“社会国家化”的单一化的致命弱点恰恰在于支点系于一处,就像没有承重能力的整体框架的建筑物,因为构建结构单一不分散,立在那里的时候光鲜高大,稍遇地震就会“呼啦啦的大厦倾”整体垮塌。

就如苏联民众给苏共中央的信中说,“你们的阶级专-制政体中形成的官僚主义的最坏方面,其中一个表现便是企图把一切都抓在自己手中,甚至包括原来一切顺利进行,而且一直仅有社会力量管理而无官方干预的事物。你们认为,就连小草也不能在阳光下自由生长,必须由政委和他们的部下采取措施帮助他们生长。这样一来,许多原先自行生长的东西都被践踏掉了。”

因为屡次打压,苏联整个的社会机体处在被动状态,并造成官民对立、以及体制内的无所作为“弱政治参与”和体制外的“泛政治化”取向的逆反状态。这种体制的特点是国家权力无所不在,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政社(会)不分。

这种社会泛政治化色彩决定了哪怕完全是非政治性的事物,也会具有或衍生出政治性质。其中尤其是东欧的环境保护运动,像切尔诺贝利大爆炸这样的生态灾难,自然会刺激起民间的环保运动。而剧变前体制的政治压制,却往往导致这些运动也不得不走向政治化。

如前苏联末期乌克兰、白俄罗斯的切尔诺贝利之后的反核环保运动,就成为后来的乌克兰鲁赫(人民争取改革运动)与白俄罗斯人民阵线(“复兴”)的先驱,保加利亚的“保护鲁塞生态公民委员会”等莫不如此。当时东欧的NGO或类似NGO组织主要有四类:

乌克兰人民运动——鲁赫

一是以生态运动为主体的公益NGO,鲁塞委员会——“生态公开性”组织堪为代表。

二是民族文化活动组织,其典型是1986年在基辅成立的“乌克兰文化俱乐部”。它最初是由一批学者与作家组成的研究协会,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成为最著名的民族文化NGO,并由民族文化活动发展为民族主义政治运动。

三是成员利益组织,这主要就是剧变前的各种非官方的独立工会、农会与其他职业团体。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波兰团结工会。

四是以推进人-权、公-民权利为宗旨的NGO,在东欧的条件下这几乎就是纯粹的持不同“证件”者组织。剧变前这类组织在不同时期曾出现过几次小高潮:1968年捷克事件与苏联签署赫尔辛基欧安会文件时,许多东欧国家包括苏联都出现过要求苏联履行赫尔辛基文件人权条款的组织,如大赦国际苏联小组、乌克兰赫尔辛基联盟等。戈尔巴乔夫时代这类组织更活跃,其中有不少,如1987年成立的匈牙利民主论坛等,后来都发展成了政党或政治运动。

这四类组织中除了最后一类明显带有政治性,具有向政党发展的逻辑外,其余三类组织在发达的公民社会中多数是非政治的。它们后来都发展成为后极-权社会的重要资源。

苏联到1989年底非正式组织达到6万多个。这些组织具有非商业组织的所有要素:组织性、私人性、非营利性、志愿性、自治性。正如俄罗斯社会学家斯克沃尔措夫所指出的,“第一批真正的根据公民意愿建立的组织在1988-1989年间就出现了”,但是后来它们的发展道路一波三折。

这里特别要提到波兰。波兰与苏联以及其他东欧国家的区别,苏、捷、匈等国的变革起源于共产党内部,波兰民-主运动很大程度上是权力之外的“草根运动”。它的一个来源是市民社会的传统,另外是知识分子的自觉意识。米奇尼克早就说过,自己的立足点不是在皇帝的餐桌上,而是在自身的行动中,改变国家吞噬个人的现象。保卫工人委员会说,不要打倒委员会,而是建设你自己,还原社会功能和承担起自身的命运。

波兰NGO制作的短片《耶稣也曾是难民》

他们强调说,我们的目的不是政治的而是社会的,所以他们乐意被人称为“社会工作者”。后极权社会的两个导向——公民社会化与民族主义化取决于我们的努力方向。

一般意义上的革命是获取权力,先抓到权力然后建设社会,在中欧人们一般是把“政权”与“社会”区分开来,政府更迭与重建社会各走各的路。他们说,旧的意识形态许诺人们一个美好的未来,为此要付出牺牲。而我们的做法是立即去做你认为的好事,不是为了明天,而是为了今天。我们是为自己活着,不是为他人,不要为了表面上的划一光鲜把社会像剪草坪一样推的一般齐。要站在人性的角度,摒弃单一化的形式,承认社会认同形式的多样化,让社会变得有血有肉,丰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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