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规则
中国是如何成为一个超级大国的
那是2000年，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还很乐观。互联网会打开世界的，他说。
“毫无疑问，中国试图压制互联网，”他说。“祝他们好运。那就像把果冻钉在墙上一样。”
他说，互联网最终会把中国推向民主。一个国家怎么可能控制如此自由流动的东西，同时还指望保持科技的活力？肯定是要付出点什么的。
他错了。
RAYMOND ZHONG 2018年11月19日
今天，中国拥有世界上唯一一些能与美国媲美雄心和触及范围的互联网企业。
在用智能手机付款取代纸币，把科技巨头变成消费经济的重要守门人这些方面，它比美国领先不少年。
它发生了一场创造性表达的大爆炸——短视频、播客、博客、直播——它们理应消除任何关于中国文化沉闷、因循守旧的观念。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把Facebook和谷歌(Google)拒之墙外的网络空间里。它受到成千上万审查人员的管控，在数据的采集、存储和分享上受到严格控制。
中国领导人喜欢他们自己创造的这个互联网。如今他们希望将这个国家的人才和科技能力引向一个更高远的目标：营造一种可以产生世界领先企业的创新驱动经济。
不久前，中国科技公司最出名的地方还是对硅谷的抄袭。
但灵感的流动现在是双向的。美国社交媒体管理者从腾讯和今日头条那里借鉴把用户粘在他们手机上的最新诀窍。
腾讯的微信是一个包罗社交、游戏、支付、买火车票等等功能的枢纽，引出了Facebook和Apple的那些功能越来越多的聊天应用。Facebook近日借鉴了TikTok，一个在西方青少年群体中风靡的中国服务，推出自己的一款极其相似的应用，可以制作搞怪的短视频。
如果西方人对此感到意外，那是因为他们误以为中国的威权主义统治是敌视科技的。
然而从某些方面看，中国科技公司受到的束缚比美国公司少。且看大数据在美国引起的反弹，对Facebook等巨头分拆的呼声，以及数码产品成瘾造成的忧虑。这些对中国公司都不是什么大问题。
在中国，几乎只有一条规则，很简单：不要危及政府。
因此，如新浪微博和百度这样的巨头听从了审查命令。不受欢迎的信念和意识形态被排除在外。
除此之外，一切都是公平竞争。创业公司可以以惊人的速度取得超大规模，也可以惨烈地失败。由于知识产权保护薄弱，他们可以肆意相互剽窃——这对奖励创新而言是一件坏事，但对于因此获得大量选择的消费者来说不是。
而资金正在不断涌入。
另一个优势是，如媒体、金融和健康医疗这样的的老牌行业一直由笨拙的国营巨头主导。这使得阿里巴巴和腾讯这样的互联网巨头能够轻松地融入这些商业领域。
两家巨头通过其移动支付平台创建了巨大的生态系统，进行着大量的商业活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被改变。购物。获取贷款。租自行车。甚至去看医生。
这种程度的影响力没有被中国领导层忽视。在共产主义时代，私营实体从未对民众的生活拥有如此大的影响。
为了管住科技，政府要求在公司中持股，并可以影响管理层。监管机构会谴责他们认为存在不良内容的在线平台——太粗俗、太轻浮、太恐怖，或者太奇怪。
这就是为什么科技公司要想在中国发达，最好是让自己能为政府所用。几乎每一个在中国的人都使用微信，于是这个社交网络就成了当局控制人民言行的极佳方式。商汤科技的面部识别技术驱动着视频应用里有趣的滤镜，它也在把软件卖给执法者。
这些公司面临的风险在于，政府要求增多，会消耗更多的资源，而这些资源本可以用在更好的地方，比如追求创新，或打入新市场。
研究机构佳富龙洲(Gavekal Dragonomics)的蓝龙(Lance Noble)说，在中国，政府的支持“可以是福，也可能是祸。”
纽约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