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毅然:中共小知党(四)——贤愚倒置(从瑞金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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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中共「六大」认为大革命失败源于领导层阶级成分不纯,推出工人总书记向忠发,强调提拔工农。1930年代初湘鄂赣苏区,“让一个是文盲的雇农当省苏维埃政府的教育部长。那时学生出身的知识分子是吃不开的。”11931年4月张国焘到达鄂豫皖苏区,不久报告中央:“(鄂豫皖)长期执行了非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党内充满了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商人、高利贷者,特别是在领导干部中。”张国焘提拔的鄂豫皖省苏维埃主席兼黄梅县委书记,乃一女文盲;新集鎮(光山县治)的苏维埃主席也是一个女文盲。2

延安时期

1938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工人、雇农毋须候补期;贫农、小手工业者一个月;学生、知识分子、职员、中农三个月。3工农比知识分子先天高出一头。延安响彻:“老子不识字,还不是革命吗?”4阶级学说搭建起“无知者最光荣”的价值逻辑。

1940年6月14日,萧军再次抵达延安,敏锐感觉中共的低素质,日记中吐槽——

我不再对这些共产党人现在的本身存过高的希求,因为我更深懂得他们了,他们大部分是平庸的,缺乏独立灵魂的,缺乏教养的……他们的能力也只能到这样的限度了。

总务科一些人们对民众态度恶劣,这和过去军阀军队的作风无大差。他们对于百姓无诚意、无真情,从来是功利性的「利用」。就是从无产者群队出来,他们一染上统治阶级的习气,也就变得可恶。5

1949年以后

1949年后,中共继续一路反知。陕西党政头头对知识分子的流行语:“看起来不顺眼,用起来不顺手。”6

1958年秋,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康生视察北京农业大学,发布指示——

学校最少要挂五块牌子:一、学校;二、工厂;三、农场;四、研究所;五、农林局。如能挂十几块牌子则更好。教授要按所种作物的产量评级,亩产一千斤只能当五级教授,两千斤四级教授、三千斤三级教授,四千斤二级教授,五千斤一级教授。7

按康生逻辑,白发教授只能下岗,青壮农民才能获聘一级教授。

县吏文化层次

1949年前后,大陆县级官员文化程度明显贤愚倒置。以四川两县为例——

1949~1984年,川东武隆县历任县委书记学历,小学3人、初中8人、高中1人、大学6人、不详7人。8

川东南富顺县,清代大学者段玉裁曾任知县,一向文化发达,宋代出进士67名;明代出进士139人、举人492名;清代出进士31名、举人315名、贡生477名。1836~1910年54任富顺知县,进士13名进士、举人6名、拔贡10名、贡生3名,22人不详。1949年底~1984年16位中共县委书记:小学4人、初中7人、高中2人、大专2人、大学1人;同期县委副书记39人,小学10人、初中19人、高中4人、中师(含简师)2人、大专4人。9

文革更形成庞大的工农官吏队伍,中共11届中委一大批劳模。1983年国家机关及企事业单位81万官员学历,大学6%,高中22%,初中以下72%。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李锐发现省级以下工农干部比重更大,呈「倒金字塔」:文化低的在上面,文化高在下面。——

据河北省过去的统计材料,139个县,县委一把手只有三个是大专毕业的。全国地级常委4000多人,大学文化程度的仅有209人,不超过5%。省委级好一点,全国统计达到17%。10

贤愚倒置的赤色逻辑,造有一支只懂政治不懂经济文化的工农官吏队伍。

工农实况点滴

1919年3月,李大钊所撰〈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

唐山煤厂的工人……把两星期的工在一星期做完,就去胡吃狂饮,乱嫖大赌去了。因为他们太无知识,所以他们除嫖赌酒肉外,不知道有比较的稍为高尚的娱乐方法,可以慰安他们的劳苦。11

刘少奇、李立三早年领导安源、武汉工运,深感困惑委屈,因为工会提出各种不切实际的要求,包括“工资加到骇人程度”、“自己组建法庭监狱”、“没收工厂店铺”等。当刘少奇、李立三向工人提出反对意见,遭到工人严厉斥责,骂为“叛徒”、刚从苏联回国担任安源工人俱乐部主任的刘少奇“苦闷欲死”,李立三则“痛哭流涕离开矿山”。12

中共之所以将工农神圣化,还不是“意在沛公”——动员工农入伙,为中共打江山?!

“伟大毛时代”

毛泽东时代终于创造出“人间奇迹”——贬斥百万士林(反右、反右倾)、饿死四千万农民(大饥荒)、最后“斗完别人斗自己”——反右傾、文革,打倒大批的先后入伙的“老干部”,更摧毁吾华文化根基,以愚为贤,以蠢为智,居然整出知识分子得向大老粗学习(五七干校),将国家最富貴的发展后劲——知识青年——全部送往农村(上山下乡),只要他们的体力不要他们的智力,停办大学……彻底逆文明而行,如此“反动透顶”的毛泽东,中共一直“三七开”,以至今天还有不少花岗岩级毛粉。

毛泽东留下的中国:文脉失传、价值失范、经济失转、政治失德、士林失声、百姓失安、童稚失教、官吏失望、山河失色…… 但毛泽东居然自吹“莺歌燕舞”?!

一时胜负在于力,春秋功罪在于理。历史最终体现“平衡”,毛泽东曾拥享的权势尊荣,今天翻转成浓烈“毛臭”。

11/25/2018 Princeton

注释:

1.钟期光:〈坚持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回忆湘鄂赣边区史实之二),载《中共党史资料》第8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1983年,页199。

2.成仿吾:〈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的罪行〉,载《中共党史资料》第4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页157~158。

3.〈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1938-3-15),载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49)》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91年,页467。

4.《谢觉哉日记》,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年,上册,页426。

5.萧军:《延安日记(1940~1945)》,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3年,上卷,页71~72;下卷,页9。

6.新华社:《内部参考》(北京)1955-12-29。

7.李凯源:〈大跃进奇闻拾屑〉,《炎黄春秋》(北京)2006年第8期,页64。

8.《武隆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109~111。

9.《富顺县志》,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页105~106、517、149~150。

10.《李锐论说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8年,页553。

11.载《每周评论》(北京)1919年第12号。转引自陈明远:《文化人与钱》,百花文艺出版社(天津)2001年,页21~22。

12.刘少奇:〈关于大革命中的“左”倾教训给张闻天的信〉(1937-2-20)。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11年,页45~53。

***议报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8.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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