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2-20
不出所料，特区政府终于宣布不追究前特首梁振英收受UGL的大笔酬劳，一场官非可免，但梁振英切勿高兴得太早，因为真相仍未水落石出，律政司司长的解释又不知所谓，民间怎会轻易放手，社会舆论亦会公审下去，梁振英纵使法律上无罪，却难免继续背负污名。
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老实不客气，没延聘外界资深大律师研判案情，提供法律意见，便自行认定证据不足，决定不检控梁振英。但究竟是哪方面证据不足，令检控胎死腹中？
简略回顾案情，有两项事实至为重要。澳洲公司UGL给梁振英四百万英镑酬金，不论为的是要他帮忙收购梁所服务的戴德梁行，还是以此酬金换取他日后不跟UGL竞争，并担任其顾问，首先必须澄清的是，戴德梁行是否事前知悉此事，并且予以批准？其次，UGL其后按协议付款给梁振英，有部分数额若是梁上任行政长官后才收到，梁有否向政府申报收到这笔酬金？上述两方面只要任何一面是否定的，案件当有需要进一步追查下去。
不过，郑若骅的公布和决定并非从这两个基本事实问题开始。她所谓证据不足，是指没有证据表示戴德梁行不同意UGL与梁私相授受，并且指出，即使有这样的勾当，也符合该公司的利益，因为该公司当时正急于求售，而梁收了钱，又促成收购的话，符合公司的利益，又怎会反对呢。
郑若骅看来变身为梁振英的辩护律师，她彷佛不明白，这样解释，带有两种匪夷所思的含意。一是暗指梁振英收取酬金，但戴德梁行事前不同意，不过同意不同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帮了该公司。二是昭告天下，不论雇员或公司董事，未获雇主或董事局事先同意便收取其他人利益，只要证明对公司有好处，其手段便可以接受，法律上畅通无阻，不受制裁。
郑若骅的解释，既目无法纪，又僭建法律。根据《防止贿赂条例》第九条第一款，任何代理人未得雇主或主事人许可，索取或接受任何利益，以影响执行或不执行与主事人有关的事务，即属违法。但现行法律到了她手中，竟然说成只要证明结果对公司有好处便可免除刑责，究竟有何法律依据？没有的话，她的法律观点跟她家里的僭建物又有何分别？
另一郑若骅必须澄清的事实却又语焉不详的，是梁振英有否申报在行政长官任内收到UGL的酬劳，并且详述取得酬劳的交换条件。同样重要的是，即使曾经主动申报，但在其五年任期内，他每次作决定时，若与UGL直接或间接有关，他又有否申报利益。例如，据报道，他上任后曾委任UGL董事钱果丰续任地铁主席三年，而UGL一直是不少地铁工程合约的承办商，究竟任命钱之前，梁有否向行政会议申报曾经收受该公司的酬金，亦是案情是否涉及“公职人员行为不当”罪行的关键所在。
遗憾的是，郑若骅连案情的基本事实也无法提供，又凭什么说证据不足呢？假若她确实所知不多，所以未能提供，未免是过份庸懒了，反映律政人员调查四年以来，还未曾检阅戴德梁行董事会和特区政府行政会议的会议纪录。若说文件都看过了，却无什么发现，但起码也该清楚交代上述的关键事实，并解释何以无法检控，而不是信口雌黄，指鹿为马。
郑若骅舍正路而不由，不提关键事实，也不交代调查结果，却拿出没有证据证明戴德梁行反对梁振英收受利益，来为他辩护，实在莫名其妙，拙劣不堪。她掉失个人声誉事少，反正她的民望从来不及格，公信力可以报销，早已沦为特区政府的负资产。反而用如此歪理为梁振英辩白，恐怕更弄巧反拙，不仅无法还他一个清白，反令他日后继续受舆论审判，以至每次公开露面，记者都难免旧事重提。
除了环绕上述两项事实的问题，当然也不得不代大家提问：何以打工仔秘捞一千几百不申报可惹官非，梁振英却可以安然无恙？一个公职人员不申报个人利益和潜在利益冲突可以惹祸上身，而梁振英何以能置身事外？
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