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赴京与邓小平晤面
北京人大会堂受召见
就在我进入明报的前四年——1981年，正是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决策之初，经过了十年浩劫，正是所谓拨乱反正，走向正常社会之时，不仅全国人民，整个世界都在注视着这慢慢苏醒过来的巨龙。查先生也不例外，自从他离开家乡，定居香港以后的几十年来，他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那片土地。
那一年，查先生接到了来自北京的邀请，请他访问大陆，查问邀请者能否在访问期间拜访邓小平先生？日理万机的邓小平对查的请求立即做出回应，他表示愿意见见查先生，查闻之后很高兴，他甚至写信给内地亲友，请他们到杭州见面。总而言之，查良镛先生那一年的夏天便去了北京，而且是擕妻带子女一起去的。
七月份，香港正是酷热的天气，北京则是三伏天，热得扇子不离手。不过，在香港冷气机已经普及到每一个家庭，气温虽高，却不影响室内的温度。邓小平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通知查先生，18日上午邓小平将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查良镛和他的一家。查先生的心情激动可想而知，他穿上从香港带来的西装，打好领带，并嘱咐太太和孩子们也盛装以待。
北京人民大会堂是中共领导接见贵宾的地方，相当于总统府，到那种地方接受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接见，当然是要隆而重之。
查先生一家那天被专车送到人民大会堂，据说因司机的原因，竟然比预定时间晚到了一会儿，跟着，又被人领到福建厛门口，邓小平穿一件短袖衬衫，满脸笑容地在门口迎接他，站在邓身边的另一位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廖承志。握手寒暄之后，邓小平说的第一句话是：
“欢迎查先生回来看看，你的小说我读过，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
查此刻的心情一定非常兴奋，作为一名作家，作品被中国第一领导人读过，自然开心；其次，邓小平第一次与他见面，不但没有摆出君臣父子的架子，却宣称与他“已经是老朋友了”。查先生很谨慎地，也是出自内心地说道：
“我一直对你很仰慕，今天能见到你，很感荣幸。”
接着，查将同来的家人一一介绍给邓小平，邓连说“欢迎欢迎”，并详细问了孩子们的年龄，名字，在哪里念书等问题，就像拉家常一样。摄影师走过来，为他们拍下历史性的合照——查良镛，是港澳地区第一个受到中国最高领导人接见的人。
人民大会堂建于1959年，到1981年已经有二十二年的历史，虽然建筑结构不存在问题，但却没有现代的冷气设备，这恐怕也是令查意想不到的，那一天三十几度的气温，实在令查先生燠热难忍。邓小平见状便说：
“今年北京天气很热，你除了外衣吧。我是粗人，就这样的衣服见客，咱们不用拘礼。”
这恐怕也令从香港来的查先生意料不到，泱泱大国的一囯之主竟然称自己是“粗人”，还建议远来的客人除去外衣，“不用拘礼”。共产党人确是不同于港英政府，他们革命的时候就是要推翻一切旧势力，对于西方国家一直崇尚的尊贵西装从来不屑一顾（后来的历史却完全改写了），艰苦朴素才是革命本色，所以邓才讲出如此豪迈的话来。
邓小平和查良镛开始进行比较严肃的谈话，按照平时习惯，邓先抽出一枝熊猫牌的香烟地给客人——查良镛点烟，查见状忙说：
“不敢当，不敢当。”
这是客气话，更何况邓小平为他点烟，岂知邓小平还特别解释一番：
“有什么敢不敢当的？我们这样谈话已经是老朋友了。战争年代在部队里，小兵给我点烟，我也给小兵点烟，大家同生共死，点点烟有什么了不起？”
说完以后，邓小平给自己也点了根烟，吸起来。
这一段老邓给老查点烟的故事，查一直都记忆犹深，八十岁的时候还津津乐道地讲给年轻的记者聼。
说到查先生吸烟，令我想起一段往事。查先生与很多上一辈的文化人一样，有多年的吸烟习惯，但是八十年代末经医生检查，他的心脏开始出现问题，不过不太严重，于是查先生开始戒烟，有一次我在电梯里见到他，他的嘴里像是在嚼着什么，我忽然想起来，便问道：
“您是不是在戒烟？”
查点点头。但是他的心脏并没有因为他的戒烟，而健康起来。大约七年以后，他接受了心脏大手术。
邓说：当主席恐难长命
邓小平和查先生谈起不久前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那次大会上，宣布了几项人事变动，查先生说：
“邓小平先生，其实你是可以作主席的，但你坚持只做副主席，这样不重视个人名位的事，在中国历史上，以及世界历史上，都是十分罕有的。这令人十分敬佩。”
邓小平聼后微微一笑，接着点了枝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才说：
“名气嘛，已经有了，还要什么更多的名？一切要看得远些，看近了不好。我身体还不错，没有什么病，但毕竟年纪大了，现在每天只能工作八小时，在长了就会疲倦。”
邓对于查恭维他的那些话，并没有正面回应，不是有难言之隐，便是属于一句两句说不清楚的事。邓又说：
“你们明报要我当国家主席。当国家主席，资格嘛，不是没有。不过我还想多活几年，多为国家人民办点事。一当国家主席，恐怕要缩短寿命。现在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有一百二十多个，每年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到中国访问，国家主席就要迎送，接待，设宴，这许多应酬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搞得多了就很累。”
邓说到国家主席，便说到“恐怕要缩短寿命”，令经过十年浩劫的人们不禁联想到当年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七十岁上惨死在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运动中，而且死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头发一尺长，连火化时的名字都被改成“刘卫黄”。邓小平讲上述话的时候，距离刘少奇的冤死不过十年而已。十年，历史的一瞬间。
况且，邓小平本人也是饱经忧患，三落三起的中共高层领导人，他深知党内斗争的残酷，所以，他才一语双关地讲出那些话来。对面坐着的是大陆未解放，便跑到香港去的查良镛，三十年来他一直关注着中国的发展，六十年代以后，他几乎每天亲自在明报上执笔写社评，成为香港人的舆论导向，这在香港众多报刊中都是非常罕见的。
但是，查却缺少解放后在大陆生活的经验，他不懂得大跃进带来的饥荒，不懂得反右运动中的“引蛇出洞”，不懂得文革时代知识分子的屈辱，这并不是他的错，可以说这是他的幸运。假如他没有避走香江，他那被枪决的父亲，将会带给他不知怎样的灾难呢？
邓小平似乎也想到了这个问题，他主动地问起这件事情。按当时的情形来看，邓主动提到这件过去了三十年的事，有可能是想为查父“搞平反”，因为那时（1981年）全国上下拨乱反正，平反冤错假案，很多人都是在那个时候（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被平反，或者恢复名誉的。而且，想统战查良镛，却不为查父平反是说不过去的。
然而，查先生却说：
“人入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父亲的命运是改朝换代之际发生的悲剧，自己已淡然不记前仇。”
如此大义凛然的话，邓小平也说不出什么，只说了一句当时最时髦的话：
“团结起来向前看。”
查父被镇反枪毙，不计杀父之仇
究竟查先生出身于怎样的一个家庭呢？据后来查先生自己披露，
清末时，祖父查文清先生曾在江苏省丹阳县任知县，是一位官声甚佳的人物。后因“丹阳教案”而辞官归里。所谓的“丹阳教案”——是因为当年有许多外国传教士界西方列强的势力欺压中国的老百姓，因此引发丹阳县数百名群众围攻教会，并纵火焚烧。朝廷受到外国政府压力，江苏总督要查文清将民众的首谋者处刑，但他却暗中差人通知为首的二人逃走，然后引咎辞职。表现了一种“舍身救民”的气概和正义之心。
祖父查文清公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无理压迫，不肯为了自己的官位利禄而杀害百姓，伟大的人格令整个家族都引以为荣。可惜查先生出生不久，祖父就去世了。祖父还曾设立了一座义庄，买了几千亩田地收租，租金用于资助族中的孤儿寡妇，使他们能平安过活；凡是上了中学、大学的人，每年都可以分两次领一笔津贴，如果有人出国留学，津贴的数额更大。
每年春天的清明节和秋天的重阳节，查的父亲必定带同他们兄弟几个上祠堂，见到任何人都相互拱手作揖。有时族中的白胡子老公公因辈分小，也会向四、五岁的小孩子拱手作揖，旁人看了甚是好笑。
查的父亲曾在上海震旦大学求学，但是还未读到毕业便辍学回乡了，在家乡，他办起了钱庄，丝场，茧场，大概是不懂得经营，生意依然没有多少起色，连当时年幼的查良镛也察觉到父亲为了生意而烦恼不堪。恐怕是家境富裕的缘故，查的父亲只懂得对人客气有礼，善于交朋友却不知道如何营商，是典型的江南秀才式的人物。
虽如此，查父仍然是乡间拥有大片土地的大地主，这情况一直延续到共产党接管了政权以后，从山东来的军人为了肃清地主富农，“打倒富豪分田地”，将查父判为“土豪劣绅”枪毙了。
十四年以后的1995年，查先生接受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的访问时表示：
“我当然很悲伤，但并没有怀恨在心，因为我已充分理解，这是大时代翻天覆地大动荡中极难避免的普遍悲剧。全中国数百万人在战场上失去了性命，也有数百万人在此后的各种斗争中失去了性命。”
1985年，查先生故乡海宁县的法院和检察院经过详细调查，证明当时他父亲被处死是一件冤枉的错案，正式予以平反，并出公文向他道歉。
其实，如果查先生1981年当邓小平接见他的时候，要求邓平反自己的父亲，并索回乡间被中共“共产”和充公的物品和房屋，邓也会答应的，这是统战手段。九十年代查良镛在离家乡不远的杭州盖起一所大宅。只是，此一时彼一时，查先生恐怕再也找不回当年家乡的感觉了。
查先生在谈到家庭的巨变时说：
“祖父、父亲、母亲的逝世，令我深深感觉不遭侵略、能和平生活的可贵，不论是国际间还是国家内部，最重要的是避免战争，让人民在和平的环境中争取进步，改善生活。暴力常是许许多多不幸的根源。”
许多人对于查先生的这种不计较“杀父之仇”，颇感意外和惊异，自己的生身父亲无辜遭共产党枪毙，竟然还可以淡定地跟邓小平说“人入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我已淡然不记前仇”的话。
我想，导致查表示这样一种态度，有两种可能的原因。
查是聪明人，他知道即便对自己父亲之冤死不依不饶，甚至向现政权“讨个说法”，又能如何呢？这里面有很大成分是出于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态，所以，索性自己定下调子，不再追究杀父之责。此其一。
自从改革开放以后，香港的查良镛先生已然成为中共重要的统战对象，查先生也以能够担当香港回归之前中共给予的重任（如基本法草委等）而倍感任重道远，“宾主”合作愉快。在这种情况下，查的内心中已经将杀父一事大而化之，“淡然不记前仇”。即使他感到悲伤，但如今他可以与中共最高领导一起抽烟，谈论国家大事，这比起追究其父的被杀，不是更加具有其深远意义吗？此其二。
查先生这一代人有他们对国家和个人的看法，他们认为，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只要国家富强，个人的一切都不在话下，包括父亲被杀这样惨烈的事情。
我想，虽说这是“大时代翻天覆地大动荡中极难避免的普遍悲剧，全中国数百万人在战场上失去了性命”，却不能说中共错杀了查父就是可以理解的，可以“淡然”处之的。如果这个立论可以成立的话，那末，从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犹太人每年都在以各种不同方式，纪念被纳粹分子杀掉的同胞，就完全失去了意义。
查先生的大义凛然，我可以理解，但“淡然不记前仇”却仍有推敲之処.仇者，报仇也，想来查先生早已化解了“前仇”，谈不到“报仇”了。不过，“不记”则非现代人的文化观，历史总是要记住的，尤其是那些视人民生命为草芥的惨痛历史，更加要牢牢记住，以防重蹈覆辙。
社会主义有几种？寻找出路
现在我们再回到1981年7月的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中，邓小平突然问了查先生这样一个问题：
“查先生，世界上有多少种社会主义？”
查回答说：
“我想自从法国傅立叶，圣西门，英国的欧文首先提出社会主义的理论以来，世界上已经有许许多多种不同的社会主义。邓副主席，请你指教。”
邓小平为何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也颇堪玩味。斯时，中国大陆已经走了三十二年的社会主义，结果，政治运动不断，党内斗争不断，人民生活困苦，国家经济几乎崩溃，当时党内党外善于分析的人们都在想着同一个问题：中国走的是怎样的社会主义，我们需要的哪一种社会主义？邓也不例外，他也在思索着这个问题，面对着来自香港的查良镛，他突然想“考考”这个大作家。
想来查先生也是做了功课的，他不慌不忙地将社会主义的起始人一一道出，却也弄不清到底有多少种社会主义。邓小平哈哈一笑：
“你说不上不要紧，哈哈，我也说不上。我看世界上的社会主义，縂有一百多种吧。”
说完，又递给查一枝烟。此次会面后不久，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上明确提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显然邓小平考虑到中国要走的这种社会主义，在他说的一百多种社会主义中也找不出类似的社会主义，于是，将其命名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和查先生又谈到明报的社评，邓说：
“你的社评我大部分同意，小部分不同意。我们的世界观不同，但大家都爱国，都希望中国强大，这一基本原则完全一致，我们有共同语言。”就这样一边抽烟一边聊天，气氛非常轻松，连当年新华社的报道都说：两人的交谈是坦诚的，用的不是外交辞令，没有什么转弯抹角的地方，有些问题甚至不无尖锐。
会谈进行了一个小时，查先生起身告辞，邓小平站起来，亲自送查离去，两人一路走一路谈，一直到了大厅外，还站着聊了一会儿。最后，邓小平热情地握着他的手说：
“查先生，以后可以时常回来，到处去看看，最好每年来一次。”
从那以后，查先生确是回大陆的次数频繁了，但是邓查二人却再没有单独见过面。八年以后的天安门事件，也令查由震惊到大惑不解，遂，愤然辞去基本法草委的职务。
受到邓小平的接见以后，查在回答明报月刊记者访问时说道：
“我一直很佩服邓小平的风骨，这样刚强不去的性格，就像我的武侠小说中的英雄人物，但是，邓小平更胜过我笔下的任何英雄人物。”
查在访问中多次提到邓小平是有“大智慧，大胸怀”的人，敬仰之心可见一斑。
查良镛是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单独会见的第一位香港同胞，中央电视台在当晚的新闻节目中播放了邓查二人会谈的消息，港澳地区及世界各地的新闻媒体都报道了此事。
两个月以后的九月，明报月刊同时发表邓查的谈话记录，和《中国之旅：查良镛先生访问记》，出版三天就全部卖完，再加印，又售罄，不得不第三次加印。风头之盛，真是一时无两。
开放2018-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