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贝:我的老板金庸(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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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赴京与邓小平晤面

北京人大会堂受召见

就在我进入明报的前四年——1981年,正是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决策之初,经过了十年浩劫,正是所谓拨乱反正,走向正常社会之时,不仅全国人民,整个世界都在注视着这慢慢苏醒过来的巨龙。查先生也不例外,自从他离开家乡,定居香港以后的几十年来,他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那片土地。

那一年,查先生接到了来自北京的邀请,请他访问大陆,查问邀请者能否在访问期间拜访邓小平先生?日理万机的邓小平对查的请求立即做出回应,他表示愿意见见查先生,查闻之后很高兴,他甚至写信给内地亲友,请他们到杭州见面。总而言之,查良镛先生那一年的夏天便去了北京,而且是擕妻带子女一起去的。

七月份,香港正是酷热的天气,北京则是三伏天,热得扇子不离手。不过,在香港冷气机已经普及到每一个家庭,气温虽高,却不影响室内的温度。邓小平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通知查先生,18日上午邓小平将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查良镛和他的一家。查先生的心情激动可想而知,他穿上从香港带来的西装,打好领带,并嘱咐太太和孩子们也盛装以待。

北京人民大会堂是中共领导接见贵宾的地方,相当于总统府,到那种地方接受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接见,当然是要隆而重之。

查先生一家那天被专车送到人民大会堂,据说因司机的原因,竟然比预定时间晚到了一会儿,跟着,又被人领到福建厛门口,邓小平穿一件短袖衬衫,满脸笑容地在门口迎接他,站在邓身边的另一位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廖承志。握手寒暄之后,邓小平说的第一句话是:

“欢迎查先生回来看看,你的小说我读过,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

查此刻的心情一定非常兴奋,作为一名作家,作品被中国第一领导人读过,自然开心;其次,邓小平第一次与他见面,不但没有摆出君臣父子的架子,却宣称与他“已经是老朋友了”。查先生很谨慎地,也是出自内心地说道:

“我一直对你很仰慕,今天能见到你,很感荣幸。”

接着,查将同来的家人一一介绍给邓小平,邓连说“欢迎欢迎”,并详细问了孩子们的年龄,名字,在哪里念书等问题,就像拉家常一样。摄影师走过来,为他们拍下历史性的合照——查良镛,是港澳地区第一个受到中国最高领导人接见的人。

人民大会堂建于1959年,到1981年已经有二十二年的历史,虽然建筑结构不存在问题,但却没有现代的冷气设备,这恐怕也是令查意想不到的,那一天三十几度的气温,实在令查先生燠热难忍。邓小平见状便说:

“今年北京天气很热,你除了外衣吧。我是粗人,就这样的衣服见客,咱们不用拘礼。”

这恐怕也令从香港来的查先生意料不到,泱泱大国的一囯之主竟然称自己是“粗人”,还建议远来的客人除去外衣,“不用拘礼”。共产党人确是不同于港英政府,他们革命的时候就是要推翻一切旧势力,对于西方国家一直崇尚的尊贵西装从来不屑一顾(后来的历史却完全改写了),艰苦朴素才是革命本色,所以邓才讲出如此豪迈的话来。

邓小平和查良镛开始进行比较严肃的谈话,按照平时习惯,邓先抽出一枝熊猫牌的香烟地给客人——查良镛点烟,查见状忙说:

“不敢当,不敢当。”

这是客气话,更何况邓小平为他点烟,岂知邓小平还特别解释一番:

“有什么敢不敢当的?我们这样谈话已经是老朋友了。战争年代在部队里,小兵给我点烟,我也给小兵点烟,大家同生共死,点点烟有什么了不起?”

说完以后,邓小平给自己也点了根烟,吸起来。

这一段老邓给老查点烟的故事,查一直都记忆犹深,八十岁的时候还津津乐道地讲给年轻的记者聼。

说到查先生吸烟,令我想起一段往事。查先生与很多上一辈的文化人一样,有多年的吸烟习惯,但是八十年代末经医生检查,他的心脏开始出现问题,不过不太严重,于是查先生开始戒烟,有一次我在电梯里见到他,他的嘴里像是在嚼着什么,我忽然想起来,便问道:

“您是不是在戒烟?”

查点点头。但是他的心脏并没有因为他的戒烟,而健康起来。大约七年以后,他接受了心脏大手术。

邓说:当主席恐难长命

邓小平和查先生谈起不久前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那次大会上,宣布了几项人事变动,查先生说:

“邓小平先生,其实你是可以作主席的,但你坚持只做副主席,这样不重视个人名位的事,在中国历史上,以及世界历史上,都是十分罕有的。这令人十分敬佩。”

邓小平聼后微微一笑,接着点了枝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才说:

“名气嘛,已经有了,还要什么更多的名?一切要看得远些,看近了不好。我身体还不错,没有什么病,但毕竟年纪大了,现在每天只能工作八小时,在长了就会疲倦。”

邓对于查恭维他的那些话,并没有正面回应,不是有难言之隐,便是属于一句两句说不清楚的事。邓又说:

“你们明报要我当国家主席。当国家主席,资格嘛,不是没有。不过我还想多活几年,多为国家人民办点事。一当国家主席,恐怕要缩短寿命。现在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有一百二十多个,每年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到中国访问,国家主席就要迎送,接待,设宴,这许多应酬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搞得多了就很累。”

邓说到国家主席,便说到“恐怕要缩短寿命”,令经过十年浩劫的人们不禁联想到当年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七十岁上惨死在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运动中,而且死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头发一尺长,连火化时的名字都被改成“刘卫黄”。邓小平讲上述话的时候,距离刘少奇的冤死不过十年而已。十年,历史的一瞬间。

况且,邓小平本人也是饱经忧患,三落三起的中共高层领导人,他深知党内斗争的残酷,所以,他才一语双关地讲出那些话来。对面坐着的是大陆未解放,便跑到香港去的查良镛,三十年来他一直关注着中国的发展,六十年代以后,他几乎每天亲自在明报上执笔写社评,成为香港人的舆论导向,这在香港众多报刊中都是非常罕见的。

但是,查却缺少解放后在大陆生活的经验,他不懂得大跃进带来的饥荒,不懂得反右运动中的“引蛇出洞”,不懂得文革时代知识分子的屈辱,这并不是他的错,可以说这是他的幸运。假如他没有避走香江,他那被枪决的父亲,将会带给他不知怎样的灾难呢?

邓小平似乎也想到了这个问题,他主动地问起这件事情。按当时的情形来看,邓主动提到这件过去了三十年的事,有可能是想为查父“搞平反”,因为那时(1981年)全国上下拨乱反正,平反冤错假案,很多人都是在那个时候(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被平反,或者恢复名誉的。而且,想统战查良镛,却不为查父平反是说不过去的。

然而,查先生却说:

“人入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父亲的命运是改朝换代之际发生的悲剧,自己已淡然不记前仇。”

如此大义凛然的话,邓小平也说不出什么,只说了一句当时最时髦的话:

“团结起来向前看。”

查父被镇反枪毙,不计杀父之仇

究竟查先生出身于怎样的一个家庭呢?据后来查先生自己披露,

清末时,祖父查文清先生曾在江苏省丹阳县任知县,是一位官声甚佳的人物。后因“丹阳教案”而辞官归里。所谓的“丹阳教案”——是因为当年有许多外国传教士界西方列强的势力欺压中国的老百姓,因此引发丹阳县数百名群众围攻教会,并纵火焚烧。朝廷受到外国政府压力,江苏总督要查文清将民众的首谋者处刑,但他却暗中差人通知为首的二人逃走,然后引咎辞职。表现了一种“舍身救民”的气概和正义之心。

祖父查文清公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无理压迫,不肯为了自己的官位利禄而杀害百姓,伟大的人格令整个家族都引以为荣。可惜查先生出生不久,祖父就去世了。祖父还曾设立了一座义庄,买了几千亩田地收租,租金用于资助族中的孤儿寡妇,使他们能平安过活;凡是上了中学、大学的人,每年都可以分两次领一笔津贴,如果有人出国留学,津贴的数额更大。

每年春天的清明节和秋天的重阳节,查的父亲必定带同他们兄弟几个上祠堂,见到任何人都相互拱手作揖。有时族中的白胡子老公公因辈分小,也会向四、五岁的小孩子拱手作揖,旁人看了甚是好笑。

查的父亲曾在上海震旦大学求学,但是还未读到毕业便辍学回乡了,在家乡,他办起了钱庄,丝场,茧场,大概是不懂得经营,生意依然没有多少起色,连当时年幼的查良镛也察觉到父亲为了生意而烦恼不堪。恐怕是家境富裕的缘故,查的父亲只懂得对人客气有礼,善于交朋友却不知道如何营商,是典型的江南秀才式的人物。

虽如此,查父仍然是乡间拥有大片土地的大地主,这情况一直延续到共产党接管了政权以后,从山东来的军人为了肃清地主富农,“打倒富豪分田地”,将查父判为“土豪劣绅”枪毙了。

十四年以后的1995年,查先生接受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的访问时表示:

“我当然很悲伤,但并没有怀恨在心,因为我已充分理解,这是大时代翻天覆地大动荡中极难避免的普遍悲剧。全中国数百万人在战场上失去了性命,也有数百万人在此后的各种斗争中失去了性命。”

1985年,查先生故乡海宁县的法院和检察院经过详细调查,证明当时他父亲被处死是一件冤枉的错案,正式予以平反,并出公文向他道歉。

其实,如果查先生1981年当邓小平接见他的时候,要求邓平反自己的父亲,并索回乡间被中共“共产”和充公的物品和房屋,邓也会答应的,这是统战手段。九十年代查良镛在离家乡不远的杭州盖起一所大宅。只是,此一时彼一时,查先生恐怕再也找不回当年家乡的感觉了。

查先生在谈到家庭的巨变时说:

“祖父、父亲、母亲的逝世,令我深深感觉不遭侵略、能和平生活的可贵,不论是国际间还是国家内部,最重要的是避免战争,让人民在和平的环境中争取进步,改善生活。暴力常是许许多多不幸的根源。”

许多人对于查先生的这种不计较“杀父之仇”,颇感意外和惊异,自己的生身父亲无辜遭共产党枪毙,竟然还可以淡定地跟邓小平说“人入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我已淡然不记前仇”的话。

我想,导致查表示这样一种态度,有两种可能的原因。

查是聪明人,他知道即便对自己父亲之冤死不依不饶,甚至向现政权“讨个说法”,又能如何呢?这里面有很大成分是出于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态,所以,索性自己定下调子,不再追究杀父之责。此其一。

自从改革开放以后,香港的查良镛先生已然成为中共重要的统战对象,查先生也以能够担当香港回归之前中共给予的重任(如基本法草委等)而倍感任重道远,“宾主”合作愉快。在这种情况下,查的内心中已经将杀父一事大而化之,“淡然不记前仇”。即使他感到悲伤,但如今他可以与中共最高领导一起抽烟,谈论国家大事,这比起追究其父的被杀,不是更加具有其深远意义吗?此其二。

查先生这一代人有他们对国家和个人的看法,他们认为,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只要国家富强,个人的一切都不在话下,包括父亲被杀这样惨烈的事情。

我想,虽说这是“大时代翻天覆地大动荡中极难避免的普遍悲剧,全中国数百万人在战场上失去了性命”,却不能说中共错杀了查父就是可以理解的,可以“淡然”处之的。如果这个立论可以成立的话,那末,从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犹太人每年都在以各种不同方式,纪念被纳粹分子杀掉的同胞,就完全失去了意义。

查先生的大义凛然,我可以理解,但“淡然不记前仇”却仍有推敲之処.仇者,报仇也,想来查先生早已化解了“前仇”,谈不到“报仇”了。不过,“不记”则非现代人的文化观,历史总是要记住的,尤其是那些视人民生命为草芥的惨痛历史,更加要牢牢记住,以防重蹈覆辙。

社会主义有几种?寻找出路

现在我们再回到1981年7月的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中,邓小平突然问了查先生这样一个问题:

“查先生,世界上有多少种社会主义?”

查回答说:

“我想自从法国傅立叶,圣西门,英国的欧文首先提出社会主义的理论以来,世界上已经有许许多多种不同的社会主义。邓副主席,请你指教。”

邓小平为何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也颇堪玩味。斯时,中国大陆已经走了三十二年的社会主义,结果,政治运动不断,党内斗争不断,人民生活困苦,国家经济几乎崩溃,当时党内党外善于分析的人们都在想着同一个问题:中国走的是怎样的社会主义,我们需要的哪一种社会主义?邓也不例外,他也在思索着这个问题,面对着来自香港的查良镛,他突然想“考考”这个大作家。

想来查先生也是做了功课的,他不慌不忙地将社会主义的起始人一一道出,却也弄不清到底有多少种社会主义。邓小平哈哈一笑:

“你说不上不要紧,哈哈,我也说不上。我看世界上的社会主义,縂有一百多种吧。”

说完,又递给查一枝烟。此次会面后不久,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上明确提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显然邓小平考虑到中国要走的这种社会主义,在他说的一百多种社会主义中也找不出类似的社会主义,于是,将其命名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和查先生又谈到明报的社评,邓说:

“你的社评我大部分同意,小部分不同意。我们的世界观不同,但大家都爱国,都希望中国强大,这一基本原则完全一致,我们有共同语言。”就这样一边抽烟一边聊天,气氛非常轻松,连当年新华社的报道都说:两人的交谈是坦诚的,用的不是外交辞令,没有什么转弯抹角的地方,有些问题甚至不无尖锐。

会谈进行了一个小时,查先生起身告辞,邓小平站起来,亲自送查离去,两人一路走一路谈,一直到了大厅外,还站着聊了一会儿。最后,邓小平热情地握着他的手说:

“查先生,以后可以时常回来,到处去看看,最好每年来一次。”

从那以后,查先生确是回大陆的次数频繁了,但是邓查二人却再没有单独见过面。八年以后的天安门事件,也令查由震惊到大惑不解,遂,愤然辞去基本法草委的职务。

受到邓小平的接见以后,查在回答明报月刊记者访问时说道:

“我一直很佩服邓小平的风骨,这样刚强不去的性格,就像我的武侠小说中的英雄人物,但是,邓小平更胜过我笔下的任何英雄人物。”

查在访问中多次提到邓小平是有“大智慧,大胸怀”的人,敬仰之心可见一斑。

查良镛是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单独会见的第一位香港同胞,中央电视台在当晚的新闻节目中播放了邓查二人会谈的消息,港澳地区及世界各地的新闻媒体都报道了此事。

两个月以后的九月,明报月刊同时发表邓查的谈话记录,和《中国之旅:查良镛先生访问记》,出版三天就全部卖完,再加印,又售罄,不得不第三次加印。风头之盛,真是一时无两。

开放2018-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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