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领命访问王光英
查生设宴招待红色资本家
1986 年秋天的一天，查先生宴请王光英夫妇，好像是在中环的上海总会，也请我一起参加，在座的还有刚被任命总编辑不久的王世瑜先生，查太太阿May，查先生多年好友関医生。
王光英是中共政协委员会的主席，1983年受命从北京到香港开辟第一闲以中资为背景的光大公司，王便是光大公司的第一届董事长。大陆虽说一直都有新华社这样的政府机构常驻香港，但大张旗鼓地用国家的钱来开公司做生意的，光大公司还是第一闲。
查先生当时已经是基本法草委成员，而且五年前在北京曾受邓小平的接见，对于王光英这样的“红色资本家”当然很有兴趣。
我跟王光英先生素未谋面，但北京人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王光美的大名的，她是王光英的妹妹，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妻子，刘少奇在文革当中受到残酷迫害致死，王光美则受其牵连，从文革开始便挨斗无数。王光英文革时被红卫兵称作“国舅”，也受到牵连，还在监狱里度过数年。
查先生很关心的是，王光英的公司究竟想在香港作什么规模的生意，王也很坦诚，提到与新加坡合资的投资项目，靠近蛇口的南投石油开发公司，很快就有十几个码头开工，其中两个码头可以泊三万以上吨位的轮船。还有一个三百万吨的炼油厰，正在在谈判中。
后来又谈到光大公司在香港的运作问题，王光英立刻表示出他的担忧：
“我们本来在公司成立时计划香港人大陆人的比例是八比一，后来情况变了，我们这儿出了鸡孵出鸭子的事，就是说，我们培养的人本来都不错，结果当了官就变质了，搞关系学，走后门。中央就问我：怎么老出事啊，我说这儿太肥了。”
王说到兴头上，更把光大的内部问题索性都谈出来：
“我并不隐瞒我们这儿有两次企图篡班夺权，不仅是我们这小范围，而是带有普遍性。这是事实，我不怕说出来。就算是见中央领导，我也是这样说。”
那一年，正是文革运动二十年（1966—1986），想当年，查先生在文革期间几乎每天撰写社评，揭露文革的真实面目，更由于明报记者对文革的详细报道，香港读者当年若想了解大陆文革情况就必买明报，因此令明报的日发行量突破了十二万，以后便稳定在十万份以上，成为香港不可忽视的一份大报。
当时在座的人里面，除了我对王光英有一点了解之外，应该说查先生对文革也是有相当深度了解的。于是，我们又聊起了文革。王光英说：
“在秦城监狱関了那么多人，我们家就占了五口，我，光美，光其，光杰和我母亲，我被関了八年，光美关了十三年。”
我提了一个问题：
“您觉得现在大搞经济建设，是否可以有效地阻止文革重演？”
王回答：
“过去我们闭关自守，妄自尊大，开放以后接触了新事物，使我们建设快点，这是一方面。但是光有物质文明还不够，还要有精神文明，就是有了物质文明以后的升华，要有一个正确的政策这才不会发生文革。”
亲自过问访问稿
那天那顿饭吃了很久，也聊了很久，我又问了王光美几个子女的情况。查先生显得非常开心，临走的时候，特别走到我身边：
“你去给王光英先生作个访问，我们会登在名廊版上。”
我那时的工作是检查报纸，写报告给查先生，我跟查说，名廊版有他们的记者作采访，查老板却说：
“你讲一口北京话，访问起来比较方便，还是由你来访问吧。”
就这样，“抗命不如从命”，我只有“领旨”，写了“王光英的一家”，并为王家拍了合照。稿写完了之后我交给查先生过目，他很满意，写了一张条子给我：
欧阳小姐：
访问写得很好，可用于名廊。请将删改稿抄一遍，原文太花，字房看不清，容易出错。请抄好后交王先生（世瑜）发，（连我的信）。
查
后来，这篇访问稿在名廊版上刊出，时间大约是1987年年初，用了整一版，并以彩色印刷，煞是漂亮，可惜我没有留下来。
一般来说，查老板是不会干预编辑部采访的事的，只要不违反他的原则，怎么写都可以。访问王光英却是个例外，可能也是他觉得我的北京话讲得好，又有在北京的文革经历，对采访比较有利吧。
不久，查先生又写了条子来，叫我去做外勤，就是在外面采访：
你的两大才能（文笔流畅，常识丰富），在加上普通话说得好，活动能力强，做外勤比之作内勤更有成就。我相信你做这新的工作，一定会大有贡献。
不过，报馆那时“阴云密布”，人人自危，我“撞来撞去”不得要领，结果“辜负”了查老板的厚望，未能做成“外勤”。
开放2018-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