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贝:我的老板金庸(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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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领命访问王光英

查生设宴招待红色资本家

1986 年秋天的一天,查先生宴请王光英夫妇,好像是在中环的上海总会,也请我一起参加,在座的还有刚被任命总编辑不久的王世瑜先生,查太太阿May,查先生多年好友関医生。

王光英是中共政协委员会的主席,1983年受命从北京到香港开辟第一闲以中资为背景的光大公司,王便是光大公司的第一届董事长。大陆虽说一直都有新华社这样的政府机构常驻香港,但大张旗鼓地用国家的钱来开公司做生意的,光大公司还是第一闲。

查先生当时已经是基本法草委成员,而且五年前在北京曾受邓小平的接见,对于王光英这样的“红色资本家”当然很有兴趣。

我跟王光英先生素未谋面,但北京人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王光美的大名的,她是王光英的妹妹,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妻子,刘少奇在文革当中受到残酷迫害致死,王光美则受其牵连,从文革开始便挨斗无数。王光英文革时被红卫兵称作“国舅”,也受到牵连,还在监狱里度过数年。

查先生很关心的是,王光英的公司究竟想在香港作什么规模的生意,王也很坦诚,提到与新加坡合资的投资项目,靠近蛇口的南投石油开发公司,很快就有十几个码头开工,其中两个码头可以泊三万以上吨位的轮船。还有一个三百万吨的炼油厰,正在在谈判中。

后来又谈到光大公司在香港的运作问题,王光英立刻表示出他的担忧:

“我们本来在公司成立时计划香港人大陆人的比例是八比一,后来情况变了,我们这儿出了鸡孵出鸭子的事,就是说,我们培养的人本来都不错,结果当了官就变质了,搞关系学,走后门。中央就问我:怎么老出事啊,我说这儿太肥了。”

王说到兴头上,更把光大的内部问题索性都谈出来:

“我并不隐瞒我们这儿有两次企图篡班夺权,不仅是我们这小范围,而是带有普遍性。这是事实,我不怕说出来。就算是见中央领导,我也是这样说。”

那一年,正是文革运动二十年(1966—1986),想当年,查先生在文革期间几乎每天撰写社评,揭露文革的真实面目,更由于明报记者对文革的详细报道,香港读者当年若想了解大陆文革情况就必买明报,因此令明报的日发行量突破了十二万,以后便稳定在十万份以上,成为香港不可忽视的一份大报。

当时在座的人里面,除了我对王光英有一点了解之外,应该说查先生对文革也是有相当深度了解的。于是,我们又聊起了文革。王光英说:

“在秦城监狱関了那么多人,我们家就占了五口,我,光美,光其,光杰和我母亲,我被関了八年,光美关了十三年。”

我提了一个问题:

“您觉得现在大搞经济建设,是否可以有效地阻止文革重演?”

王回答:

“过去我们闭关自守,妄自尊大,开放以后接触了新事物,使我们建设快点,这是一方面。但是光有物质文明还不够,还要有精神文明,就是有了物质文明以后的升华,要有一个正确的政策这才不会发生文革。”

亲自过问访问稿

那天那顿饭吃了很久,也聊了很久,我又问了王光美几个子女的情况。查先生显得非常开心,临走的时候,特别走到我身边:

“你去给王光英先生作个访问,我们会登在名廊版上。”

我那时的工作是检查报纸,写报告给查先生,我跟查说,名廊版有他们的记者作采访,查老板却说:

“你讲一口北京话,访问起来比较方便,还是由你来访问吧。”

就这样,“抗命不如从命”,我只有“领旨”,写了“王光英的一家”,并为王家拍了合照。稿写完了之后我交给查先生过目,他很满意,写了一张条子给我:

欧阳小姐:

访问写得很好,可用于名廊。请将删改稿抄一遍,原文太花,字房看不清,容易出错。请抄好后交王先生(世瑜)发,(连我的信)。

后来,这篇访问稿在名廊版上刊出,时间大约是1987年年初,用了整一版,并以彩色印刷,煞是漂亮,可惜我没有留下来。

一般来说,查老板是不会干预编辑部采访的事的,只要不违反他的原则,怎么写都可以。访问王光英却是个例外,可能也是他觉得我的北京话讲得好,又有在北京的文革经历,对采访比较有利吧。

不久,查先生又写了条子来,叫我去做外勤,就是在外面采访:

你的两大才能(文笔流畅,常识丰富),在加上普通话说得好,活动能力强,做外勤比之作内勤更有成就。我相信你做这新的工作,一定会大有贡献。

不过,报馆那时“阴云密布”,人人自危,我“撞来撞去”不得要领,结果“辜负”了查老板的厚望,未能做成“外勤”。

开放2018-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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