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小戎在望 修戈待袍泽 2018-12-25

(青年戴德生)

在那旧中国最后的时代,儒家最后的一批信徒们正在努力将已坍塌成废墟的中央帝国重新拼合在一起。自十八世纪后半叶,帝国便逐渐为动荡所困扰。既有发生在西南、西北边疆地区的少数族群的暴动;也有华北平原上信仰"怪力乱神"的白莲教、八卦教、天理教叛乱;东南沿海则有秘密会社洪门的枝叶在漫延。所有这些反叛的因素都来自儒教社会的边缘或者干脆就是反儒教的,镇压的成本越来越高而效率却越来越低,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它们终于汇成一股想要颠覆儒教秩序的洪流向整个中央帝国席卷而来。从东南的岛屿到西北的戈壁荒漠,从浡海湾到缅甸边境的崇山崚岭,几乎每一寸土地都未曾幸免。

洋人的轮船停靠在通商口岸的码头,对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来说,乱事从来不足为奇,倒是这些乘火舟而来,高鼻深目的人们,才是怪哉怪哉。在1855年,江南的春天并非一曲恬静的田原牧歌。战乱阴霾笼罩之下,连春日也不复往昔之明媚。

小刀会的乱事刚刚过去,两个"洋鬼子"背着沉重的书袋,从上海出发,经崇明岛和海门(当时仍是长江上一个岛,如今已与北岸相连),向南通一路行来。因为南通近效的狼山香火非常兴旺,他们想到佛教的虔诚信徒中去宣教,在上海的经历告诉他们:有宗教信仰的人比缺少敬畏之心者更容易接受基督的真理。

(宾为霖牧师不爱照相登上公众视野,这是他存世唯一一张照片)

年纪大的是苏格兰人宾为霖牧师,一位享誉欧洲和北美的讲道人,他的布道极具感染力,成千上万的人们为之倾倒。年近不惑的宾为霖并不为过去的"成功"所动,他决定到中国来传道,坚信"纯洁的品德是最好的福音传播方式"。然而在中国他并不"成功",他走村串巷,在大槐树下为村民们讲道,却闻者寥寥。

另一人是22岁的英格兰人戴德生,他来到中国才一年多,这位懵懂青年一下船就被古老国度杀了个下马威,小刀会作乱期间,人生地不熟的他被困在上海城内,又水土不服染上重病逃脱不得。靠着一片赤子之心,他在炮击、火灾、抢匪、饥饿和连绵不绝的寒雨中独自一人,藏身于坍塌的陋室内,奄奄一息熬过了肺炎的折磨。甫一康复,恰逢宾为霖来到上海,于是他马上与宾为霖搭伴前往南通。他要籍机从这位声名卓著的前辈身上学习圣洁修养。

戴德生装束古怪:青布长衫和蓝大褂,脑后一截几寸长的黑色小辫子。为了这条在后世称为"豚尾"的耻辱象征,他需要花五、六个钟头来打扮:先把自己的金发用墨汁染黑,再编出小辫来,日常举止需格外小心,免得身上被蹭得黑乎乎地。其他传教士们觉得他的做法有些滑稽,但很快便被证明戴德生这只初涉尘世的菜鸟才是对的。二人一路行一路布道,宾为霖依旧形只影单地在大槐树下对着几个在附近嬉闹的顽童徒废口舌,而戴德生则有数十听众,布道完毕后村民们还邀请他去家中作客,请他惠赐书籍。

(戴氏一门全为传教士,至今已是第七代,仍在台湾、南洋工作)

他们沿途路遇许多仓惶向上海方向逃难的人们,难民们告诫道:前方南通城的守军正在抢劫杀人。他们雇的挑夫一听吓得跟着难民跑了,二人只好自己背着全部的书籍和行李继续向前。当来到南通城附近时,一群当兵的迎面而来,不由分说将宾为霖捉住,继而又发现戴德生也是个"假扮成中国人"的洋鬼子,也被三下五除二捉住动弹不得。这群喝得半醉的兵痞一边商议如何"宰了他们"分财物,发现他们口袋里全是书,并没有多少值钱东西,又决定把他们带到"大老爷(知州)"那里讨赏。

"大老爷"却端出点心来招待他们,还回他们被抢走的东西,陪他们在南通城内游览,以此告诉手下这两位洋人冒犯不得,原来这位"大老爷"曾经在上海当过县令,眼界颇为开阔。

可以想见,如果是中国百姓的话,即便被兵丁杀了,大老爷也会不闻不问。官府对洋人和中国百姓的高低眼,在中国渐渐培育出一种病态的排外情绪,那些人不恨直接压迫自己的官府,而忌恨被官府"优待"的洋人,这种心态和当今一些汉人忌恨穆斯林如出一辙:第四等的奴隶最恨的不是奴隶主而是第三等的奴隶,心理学家们会对此给出何种解释呢?至少在中国,这并不是偶然现象。

年轻的戴德生心中生出一片单纯的想法:要想赢得中国人民的好感,就必须象他们一样,发服之变远远不够,更需要去承受与他们同样的苦难,包括中国官府的压迫!

(戴德生和第一任妻子玛利亚)

一年后,戴德生辗转汕头之后落脚在宁波,到处都是战乱制造的流民,南通遭遇的小小风波于他不过家常便饭,在这个国家他已历经了多次生死别离和欺骗。乱离之中他象中国难民一样奔波劳苦,无枝可依,甚至性命都岌岌可危。他的职务是宁波医院的医生,一年后成为医院主任,并与甬江女校的女教师玛丽娅小姐结婚,生活仿佛安定了下来。可是戴德生的内心却无法安定,他一直在酝酿一种新的传教方式:当时的传教士们受不同差会派遣,传教士们从差会那里领取任务和津贴,这些差会远离中国,发出的指令往往偏离中国的现实状况,捆住了传教士们手脚致使事倍功半;许多差会财政也不稳定,时常被迫举债;况且不同差会之间还时常为些无关紧要的分歧争执不休。

戴德生的计划是建立一个全新的机构,以传教士本人为主体,靠自愿捐赠支持、不分教派协同努力。

于是戴德生主动解除了与差会的关系,成为一名独立传道人。当时中国亦有几个独立传道人,他们往往小有家资,凭籍家产支持在中国传道。而戴德生却一贫如洗,他需要的远不止是勇气,更需要纯洁的信心。生活过得平和无争,每天清晨将昨夜准备好的七十份早餐向穷人们派发;然后到医院去出门诊;中午布道;下午手术并抚慰病床上的住院患者,晚上处理其它事务并预备次日的工作。战乱使疫病越发泛滥,医院人满为患,宁波医院只有他一名医生,带领着八名医助夜以继日地工作,全靠远方不认识的捐助者寄来支票支持。他们过着清心寡欲的生活,尽管时不时陷入柴米告磬的窘境。

(传教士在中国北方的荒野上)

神奇的是,每当无米下锅之际,总会有陌生的金主寄来雪中送炭的支票,在宁波期间,医院和救济难民的早餐从未停摆过。到了1859年,劳碌过度的戴德生病例了,医生认为他必须回国休养数年,不能再如此操劳,否则性命堪忧。于是戴德生在李秀成攻占宁波之前离开了中国。他回国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攻读医学博士学位,更重要的一个,是他心中伟大的理想:成立一个超越差会教派,赋予传教士本人更大的自由和自主权,把捐献和传教士本人直接联系起来,传教士无需对差会负责而直接上帝与人民负责的宣教团体。那便是后来的中华内地会。

年轻的戴德生将超越他无数优秀且经验丰富的前辈而堪称伟大。古老封闭的东方民族将迎来全新文化血液的输入而得蒙新生:超越阶层、种群、亲族和私人恩怨的博爱情怀;无人可以自以为义的谦恭本能……

和浮在历史尘埃表面的俗世功业相比,戴德生为这片东方古老土地带来了最宝贵的财富:这古老民族历经数千年业已衰颓的道德和赤诚情感。中华内地会的事业虽为尘世所蒙蔽,而其必将万古长青,因为他在超乎于一切尘世的功过祸福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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